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十三章 誰才是真正王牌

　　如果說這時候建文帝最大的心病是什麽？削藩應該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青年皇帝朱允炆還是少年太子的時候，他就對虎視眈眈的藩王叔叔們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和擔憂。

　　他曾經就此事請教過一生什麽難事都沒難倒的朱元璋，可朱元璋卻在這個難題麵前顯得束手無恥。對付別人，朱元璋有的是手段和辦法；而對待自己的子孫，他也會優柔寡斷。

　　祖孫倆就這個問題交流了看法，並說了一些諸如“以德懷之，以禮製之”這樣務虛的話，最後達成了統一共識，那就是在別無路徑可以選擇的情況，可以痛下殺手，削地削藩，以兵討之。

　　如果真像朱元璋預測的那樣，自己的子孫走到兵戈相向的那一步，那麽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朱元璋當初封王封地之舉，就屬於沒事找抽型。禍根其實早就埋下，朱允炆不幸當了那個引爆者。由於引爆條件不成熟，最後被爆得死不見屍的人成了建文帝朱允炆。所以說削藩並不是建文帝擅作主張，也不像朱棣後來所指責的違背“祖製”。

　　其實伏筆早在朱元璋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打下，當然朱元璋沒有料到的是，暴風雨會來得這樣快，這樣迅猛。對於這一點，作為當事人的建文帝比誰都清楚。正因為他始終無法擺脫來自內心的恐懼，他才覺得削藩大事要非做不可。不但要做，而且要短平快地做。年輕的書生在一幫老書生的協助下走上了義無反顧之路，儒家理想主義的大旗還沒有在帝國的上空呼啦啦迎風招展，他們就已經上路了。

　　一切都在表明，建文帝連一分鍾都等不了。兩大劍術高手過招，講究的是穩準狠，最忌諱的是心浮氣躁。而建文帝既不穩，更談不上準，狠也欠缺火候。

　　有時候我們會做出這樣的假設，假如沒有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這“三駕馬車”，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可曆史隻有鐵板釘釘，容不得半點馬後炮。

　　如果能有更多的路徑選擇，朱允炆還是會走上這樣一條路。這和他的人生際遇以及書生性格有著很大的關係。朱允炆生於宮廷，長於宮廷，就像現在的大學生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就參加工作。這樣的人就算飽讀詩書也會與社會脫節，工作經驗接近於零。

　　朱允炆曾經在朱元璋的晚年有過一段見習理政的時光，但是對於帝國的一把手來說，那短暫的實習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朱允炆是個天性溫和之人，是個文弱的書生。如果他不是生在皇家，他算得上芸芸眾生中的一個好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好人，朱元璋走得很安心，他認為朱允炆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將大明王朝帶向一個巔峰時期。朱允炆對如何消除諸藩對中央權力的威脅充滿了猶豫和疑惑，為此他在登上皇位的第一時間，就開始尋找自己的政治夥伴。

　　生在帝王家是一個人的幸運，也是一個人的悲劇。朱允炆是個書生，內心的敏感要比一般人來得強烈，正因為強烈，所以也更加痛苦。當他走下朝堂，捧起一本書，四十五角仰望天空的時候，會不會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政治場上波詭雲異，隱藏著多少凶險與殺機。他有幸加入了這場政治的輪盤賭，可他忘了政治有時候翻臉比翻書還快。

　　作為一個帝王，一個錯誤的決定會要了無數人的命，一個正確的主張也同樣會改變無數人的命運。朱允炆親眼目睹了洪武年間，那大案套要案，要案連大案的連環殺戮。權力就是一把無情刀，而對於朱允炆來說，這把刀不是刺向自己的敵人，就是刺向自己。

　　放眼整個帝國，到底誰人是敵？誰人又是友？長期居於深宮的朱允炆陷入了深深地迷茫。朱元璋在洪武年間幾乎將開國功臣殺戮殆盡，但他還是為自己的孫子留下了黃子澄、齊泰、方孝孺三個大儒。

　　黃子澄是最先接近建文帝朱允炆的人，不是他有多麽了不起，而是他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東宮伴讀，也就是太子的老師。在中國古代權力係統當中，東宮伴讀並不是一個小角色。尤其在帝國命運走到一個轉彎地帶，他往往能夠起到扭轉乾坤的大作用，當然這也和個人能力大小有關。在這個職位上想要默默無聞都很難做到，如果太子能夠在將來的某一天順利繼承大統，那麽他這個東宮伴讀很有可能會拽著新皇的權力尾巴扶搖直上，隻手遮天也未可知。

　　正因為這種利害關係擺在那裏，東宮伴讀往往是太子的鐵杆粉絲。在太子接任帝國權柄的道路上，他們會逢山開道，遇水搭橋，與太子結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親密關係。而當時的黃子澄與朱允炆就結下了這種非一般的關係，朱允炆有了“難題”，也要去請教黃子澄。

　　有一天，朱允炆坐在明皇宮的東角門，臉上布滿了憂愁的神色。這時候，黃子澄走了過來，師生二人就在東角門定下削藩的政治主張。兩人當時隻是務虛，本沒有碰撞出多少智慧的火花，更談不上具體的實施辦法。

　　時過境遷，現在朱允炆已經是大明的皇帝，沒有誰能阻擋自己對武力削藩的向往。他決定實施師生二人當年定下的主張，用漢景帝的武力削藩的方式，將分散在藩王手中的權力一一收回。武力削藩不是無理取鬧，它需要一個理由。論輩分，這些藩王都是自己的叔叔，他們既沒有造反，又不能亂政，雖然有人在背後說他們圖謀不軌，可抓不到把柄，也不好削奪他們的權力。

　　建文帝想解決藩王問題，但又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所以他在極小範圍內秘密地進行削藩問題的討論，沒想到小範圍的活動卻引發大範圍的關注。朝中那些政治嗅覺靈敏的官員也參與到削藩的專題研討中來，由此在帝國的中央權力結構中形成了三方不同的意見。

　　一方削藩強硬派。這一派呈梯隊作戰模式，在最前方搖旗呐喊的是黃子澄和齊泰等人，而背後謀篇布局的是方孝孺，建文帝則是最大的支持者。按照黃、齊、方三人的意思，既然已經開始磨刀，那索性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藩王勢力連根拔除。

　　另一方是削藩溫和派。這一派雖然不反對削藩，但他們還是為暴力削藩蒙上了一層溫情的麵紗。他們覺得這些藩王都是先皇的子嗣，做法不可過於冷血。他們不讚成連根拔除，認為可以借鑒漢武帝對待藩王那樣實行“推恩令”。也就是在各個親王原有封國領地上，除了嫡長子繼承親王頭銜外，其他的兒子也都給封地和郡王頭銜，長此以往，郡王會越來越多，他們的封地會越來越少，自然力量也就越來越薄弱。這麽做既保證了帝國權力根基不會被動搖，同時也保全了皇族之間的親情。客觀地說，這一派提出的方案非常符合實際，且操作性強。

　　還有一方是削藩反對派。這一派的觀點也很明確，那就是不但不能削藩，還要對那些藩王們做到有禮有節。這時候輿論大環境已經在逼藩王造反。為了緩和矛盾，建文帝應該立即打消削藩的念頭，擺出一副與他們修好的姿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戶部侍郎卓敬秘密上奏建文帝：燕王雄才大略，極似太祖，且兵精馬強，北平又是戰略要地，宜及早剪除，杜絕後患。否則，待其準備就緒，浩浩大軍建瓴南下，難以挽回危局。

　　建文帝在看完卓敬的奏本後，並無聲張。但沒有不透風的牆，建文帝削藩的政治謀劃還是外泄到了諸藩王那裏。由此可見，當時朝廷削藩已經不僅僅局限於建文帝和三兩個君臣之間的謀劃，而藩王們在京城的勢力已經無孔不入，就算是最高機密也逃不開他們的耳目。

　　朱允炆君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當中，那藏於內廷的竊竊私語還是引發了藩王們極度的不安與警覺。他們並不願意做待宰的羔羊，更何況他們手裏有兵還有槍。你在京城磨刀，我就可以在邊疆搞搞軍演。藩王們恃仗軍事武力，不斷地向中央施壓。藩王們之間互相串聯，眾口一致，將矛頭對準武力削藩派的主幹齊泰和黃子澄。

　　他們提醒建文帝，不要受外人蠱惑。他們這麽做，也是為將來徹底翻臉尋找一個可以說服天下人的借口，無非就是“清君側”。為江山社稷計，就要將皇帝身邊的小人都除掉。

　　這些藩王們越施加壓力，建文帝就愈加堅定他的削藩決心。既然已經箭在弦上，那索性就衝著靶心而去。對於建文帝來說，那些削藩強硬派就是他的政治盟友。在他還未登基的時候，就在試探自己的老師黃子澄。

　　黃子澄雖然隻是個儒學書生，但是在宮廷裏呆了這麽多年，什麽場麵沒有見過。他當然明白在當前的局勢下皇帝問這句話的用意何在，建文帝曾經命他與兵部尚書齊泰同參國政。何為同參國政？也就是共同商議國家大事。建文帝重提當年東角門二人密議削藩之事，他很快就領會了其中的深意。

　　黃子澄找到齊泰，他跟齊泰說：“齊尚書，當今皇上年少，在治國方麵沒有什麽經驗，可他的那些叔叔們手握重兵，多行不法，照此發展下去，恐怕我大明危矣。你我都曾受先皇之重托，承蒙當今皇上之厚恩，理應為國分憂啊！”

　　齊泰也是聰明之人，當然能夠聽出黃子澄說話的意思。他馬上回答說：“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你我如今都是大明股肱之臣，就理應要報效國家。隻是削藩之事關係重大，處置不當，恐怕會後患無窮。”

　　君臣三人最後經過一番合計，決定先從燕王朱棣的親弟弟周王朱橚的身上下手。

　　其實黃子澄和齊泰在商議具體削藩時意見還不統一，黃子澄說：“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總體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定要把燕王拉下馬來，而到了實際的實施過程中，齊泰主張首先擒燕，黃子澄不僅不同意還發表了上述的高論，這種打草驚蛇的做法居然得到了最高當局的首肯。從後來的種種大政方針的取向看，雖然建文帝是齊黃並用，實際是更傾向於黃子澄的看法，畢竟是東宮的交情在那裏擺著。

　　然而，這時候卓敬別有一番議論，卓敬給建文帝上奏折說：“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年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製。夫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卓敬的核心在於不動幹戈的情況下先以遷徙的辦法消禍亂於無形，應該說是相當高明的一招。而這樣做理由光明正大，即使燕王一百個理由也不會不同意，更不會拿出祖製靖難的招牌說事。可是，這麽一個“天下至計”竟然得不到建文的任何響應。

　　卓敬這個人在當時也應該是天下奇才，就連後來殺害他的明成祖朱棣也不得不承認“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的事實。

　　朱元璋生前對卓敬是非常看好的，可惜建文帝並沒有給予他足夠的信任。

　　建文帝選擇周王作為削藩的第一道突破口，還有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周王府裏有人在這個關節點上站出來告密，周王朱橚在密謀造反。

　　朱橚不是一個懂政治的人，準確地說，他應該更像一個學者型的人物，是植物學家和方劑學家。他曾經根據元朝宮中遺事，寫有《元宮詞》100章，並參與編寫科技著作《救荒本草》。就是這樣一位學者型的藩王，不專心搞學術研究，偏偏跳出來想要學人家造反。建文帝正愁找不到借口向藩王們下手，那就先拿周王朱橚開刀。

　　建文帝正要準備下手之際，告發之人又提供了一條更為重要的線索：周王要謀反，背後有燕王朱棣在撐腰。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麽朝廷削藩從周王下手是再合理不過。而朝廷一旦對周王采取行動，這就等於斬斷了燕王朱棣的手足。所以建文帝要動周王，按照常理來說，燕王朱棣不會坐視不管。

　　要是朱棣出兵來救，那麽他就會背上謀反者的同謀的罪名；如果朱棣不出兵而是出麵為周王說情，那也能將其算作同謀。這樣以來，無論朱棣怎麽做，建文君臣都能夠找到收拾他的理由。自古以來，皇帝想要收拾誰，還沒有碰上找不到理由的時候。

　　周王朱橚和哥哥朱棣是由馬皇後收養的，在藩王當中，他和自己的哥哥燕王朱棣年齡是最長，資曆也是最老的。親兄弟之間的關係要比其他的兄弟關係親一層，朱橚與朱棣之間幾乎是無話不說的。有了朱棣的撐腰，朱橚並不安心隻做一名學習型藩王，他居然也動起了做皇帝的念頭。

　　朱橚在暗中做起了準備，打算找個時機造反。可還沒等他付諸實施，一場大災難正悄然來臨。他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的親兒子朱有爋會告他謀反。按照大明的規製，周王的大兒子朱有爋被立為世子，也就是未來周王府惟一合法的繼承人。可作為周王的次子朱有爋並不這麽認為。他聽人說了，最近建文朝廷正準備對尾大不掉的諸藩王下手了，自己何不乘機去上告，將父親周王朱橚的不軌謀反行為全部講給朝廷聽。這樣既可除掉兄長及其支持者父親周王，自己就可以穩穩地坐上周王府第一主人的位置。

　　周王次子朱有爋上告周王謀反，建文朝廷聽說後喜出望外，這樣的事情來得太及時了。

　　建文君臣經過反複商議，決定派曹國公李文忠的兒子李景隆帶兵北上，采取聲東擊西的策略，給周王朱橚來他個突然襲擊，確保削藩能夠首戰告捷。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這是帝國新舊權力集團交替的時間段，雖然用的還是洪武的年號，但這時候建文帝上台後已經有三個月了。建文朝廷放出風聲，說是接到北方密報，蒙古地區的一些北元殘餘勢力最近有南向的跡象，為加強北方防務，防止北元的南侵，今朝廷決定派李景隆為大將軍，率軍北上。

　　客觀地說，建文君臣唱得這出戲並沒有跑調。李景隆的軍隊是一路向北，周王朱橚沒有什麽疑心，因而也就沒有做好負隅頑抗的準備。但當李景隆的軍隊經過開封，快要走過時，他們突然轉向，迅速包圍了周王府。

　　周王朱橚還沒有反應過來，就做了俘虜。李景隆馬上取出皇帝朱允炆的詔書，當眾宣讀。接著就將周王府一行人押往京師南京，周王及其諸子被廢為庶人，流放到荒遠的雲南蒙化並被關押起來。

　　建文帝削藩首戰告捷，給當時建文朝的政治帶來了很大的積極影響，也表明了建文帝是一個很有抱負、很有作為的帝王。

　　建文帝廢了周王，馬上就將周王所犯的罪行寫成敕書，然後頒給諸王，讓他們來給周王議罪，這一招也的確夠狠的。誰說書生不懂得治國謀略，建文帝此舉可以說是一舉三得。

　　一是拿祖製來壓服藩王。按照祖製：藩王有罪，皇上主持，諸王集體議定；

　　二是博取天下人的信服。向天下公開周王的罪行，昭示皇帝武力削藩並不是師出無名，而是周王造反，逼我動手；同時也在敲山震虎，讓其他藩王都要循規蹈矩，沒事不要學周王自取滅亡；

　　三是敲山震虎。建文帝拿周王開刀，是項莊舞劍誌在沛公，他以此來試探燕王朱棣的反應。

　　京城的暗哨不斷傳遞來皇帝要削藩的消息，而朱棣在北方的風沙中睜著頭狼似的眼睛冷冷地注視著京城的方向，他的心比北方的冬天還要冰冷。從北京到南京，千裏的路程難道自己這一輩子都無法逾越嗎？

　　他想不到的是，一身書卷氣的朱允炆下手會這麽狠，剛上台就要自己的叔叔們開刀。周王朱橚已經被拉下馬，下一個會不會輪到自己？作為諸藩之首，他是無論如何也躲不開這場劫難的。

　　回想起三個月前父皇朱元璋剛死時，文弱的朱允炆戒備森嚴，就連他們這些藩王叔叔回去奔喪都不讓帶軍隊，誰知道那份所謂的遺囑是不是朱元璋欽定的。

　　朱棣無數次地在自己的內心做過算計，在這樣一場你死我活的權力博弈中，可以說是步步驚心。如果真要與朱允炆撕破臉皮，也不是現在。抵抗中央，那就是造反，就是全民公敵。不光要具備一定的軍事武力以外，還要出師有名，否則他朱棣就可能成為千夫所指的亂臣賊子。失道寡助，這仗還沒等到開打就已經輸了七分。更何況他的三個兒子這時候還在南京為朱元璋守孝，等於是留在朱允炆身邊做人質。現在出兵，搞不好就賠了兒子又折兵。

　　朱允炆想借著周王之事激怒朱棣，這一切並沒有逃過燕王朱棣狼一般犀利的眼睛。

　　正在朱棣如坐針氈之時，南京方麵已經將周王的罪詔送到了他的手上。他讀出了罪詔的弦外之音，每個字都像插在自己心頭的一把刀。

　　朱棣醞釀了很長時間，決定以儒製儒。既然自己的侄皇帝任由一幫儒生擺布，動不動扛出儒家大旗，那自己索性就和他玩一場以儒製儒的好戲。

　　朱棣在給呈給建文帝的敕書中做出了這樣的表態：如果周王所作所為形跡曖昧，希望陛下能夠念及親情，將其饒恕，以此來成全骨肉之恩；如果周王造反之事已經坐實，先帝早已定下的祖訓，我們這些做臣子的還有什麽話好說呢？隻希望陛下能夠能夠遵照祖製，識大體顧大局。（惟望陛下體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明太宗實錄》卷1））

　　這句話顯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建文帝看了這封敕書之後，念及骨肉親情，竟然萌生了不再削藩的念頭。

　　朱允炆的文弱個性又一次暴露無遺，他將治國當作三歲孩子過家家，想玩就玩，不想玩就不玩。要知道當時的政治鬥爭已經到了相當尖銳的地步，隻是對立雙方還沒有撕破臉皮而已。一旦停下來，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帝國權力核心層已經擺明了削藩的態度，這時候忽然罷手，朱棣和其他藩王又怎能信服。他們隻會認為這是緩兵之計，更大的風暴將會隨之襲來。

　　在這個問題上，黃子澄和齊泰二人還是還是看得很通透。無論最後的結局是悲劇還是喜劇，拉弓就沒有回頭的箭。他們反複地規勸建文帝：當斷不斷反為其亂。建文帝迷亂的心又逐漸堅定起來，將削除不法藩王的行動進行到底，剪除藩王集團的勢力。

　　建文朝廷投入無限的熱情來對待削藩這件事，官員也紛紛找機會站出來告發諸藩王所犯下的不法之事。當然這些官員也不是滿嘴跑火車，那些雄霸一方的藩王很多時候也的確過於囂張。當年朱元璋為了保障自己後人的福利待遇，在帝國的體係中有要求：藩王的地位雖然皇帝和皇太子，卻比那些帝國官員們的地位要高多了，也就是說這些帝國官員往往受製於藩王。

　　在如此高下懸殊的權力體製麵前，帝國的權力枷鎖對於藩王們來說，往往是形同虛設的。朱元璋如此袒護自己的子孫，那麽官員們也不願意沒事給自己找事。藩王常常作出僭越帝國法度之事，所轄地區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如今建文帝“開門納諫”，而且納的都是檢舉藩王的諫言。官員們放下先前的心理負擔，紛紛出來檢舉和揭發。

　　京官們忙著從地方收集情報，地方官員也沒有閑著，整個大明權力係統彌漫著削藩前的緊張空氣。於是有告齊王的，有告岷王的，還有告湘王的。湘王朱柏也是個文雅的讀書人，性情收斂，並不招惹是非。這次也被人告發，一時又無法為自己澄清。覺得自己身為藩王，地位尊貴，哪裏能夠受得了獄史的羞辱。讀書人犯起，思忖再三，關起家門自焚而死。

　　在朱允炆看來，不管你是安分守己的藩王，還是包藏禍心的藩王，兩者並無本質上的區別。作為帝國的一把手他所關心的隻是分封製的存與廢，隻要分封製一日不根除，藩王們就有擁兵自重的資本。對於帝國中央權力集團來說，這樣就存在著極大的風險。分封製的廢除並不是簡單的事情，一旦發動起來，就要考慮到由此引發的一係列後果。

　　在建文帝削藩之前，至少他應該考慮到三個方麵的問題：第一，是不是所有的藩王都要削廢？第二，削廢藩王如果分批進行，那麽誰先誰後？第三，削廢是一削到底，還是淺嚐即止？

　　可是朱允炆的削藩卻是亂拳打死老師傅，毫無套路可言。首先，最應該削的偏偏不敢碰；其次，趕上誰就削誰，毫無計劃性；再有就是削與廢同時進行。不止是削去軍權，就連藩王本人也廢為庶人。“庶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在明朝時期，“庶人”專門指那些被廢的皇族。藩王們本來都是朱元璋的皇室血脈，可建文帝卻要削其權，奪其皇籍，直接將他們貶為“庶人”。周王被廢，就叫“周庶人”；代王被廢，就成了“代庶人”。

　　朱允炆就這樣毫不客氣地將自己的皇叔們都掃地出皇室，將他們從藩王直接貶為普通老百姓。這種做法顯然是防衛過當，奪權本來就已經觸動到了藩王們的利益底線，如今又加了一道削奪皇籍，更是讓藩王們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時之間，帝國上下滿城風雨，人心思動。

　　這種做法最為直接的效果，就是把所有藩王的力量都推到了燕王朱棣那邊去。

　　從建文帝上台後的第三個月削奪周王開始到建文元年六月岷王朱楩被廢，在這短短不到十個月的時間裏，建文君臣使出連環殺招削奪五王。

　　建文朝的政治權柄雖然有“三駕馬車”拖著前行，卻也隻是虛幻之象。此時的帝國人事結構存在著很大的漏洞，配置極不合理。無論是齊泰、黃子澄，還是後來的方孝孺，他們都不具備軍事才能，用兵對他們來說隻能是紙上談兵。建文帝也是一個書生，四個書生合在一起，頂多是一群書生。

　　一幫書生對波詭雲譎的帝國權力鬥爭不嫻其道，最終隻能任由別人牽著鼻子走。建文帝的軟弱及其智囊決策層的偏激，讓削藩從一開始就失去了準星。麵對多項選擇，無論是建文帝還是他的智囊團都缺少真正理性而智慧的判斷，原本主動的優勢就這樣轉化為劣勢。

　　建文君臣動手削藩的速度並不算太慢，在朱元璋死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建文帝就示意黃子澄和齊泰等人研究此事並且付諸於行動了。但讓人費解的是，太祖賓天，諸王奔喪，對於建文帝君臣來說，這本來是朱元璋在冥冥之中為他們創造的一個大好機會，可建文帝卻輕易放過了這樣的機會。

　　建文帝朱允炆明詔諸王不得來京奔喪，燕王朱棣走到淮安之地又折回了北京。建文集團白白流失了一個大好機會。

　　實際上，朱允炆本人不是沒有考慮到利用諸王來京的機會削奪他們的權力，主要是他的削藩思想始終處於一種搖擺不定的狀態。左半邊腦考慮的是奪去諸王手中的兵權，右半邊腦又不想丟了皇族親情和皇家的臉麵。這種糾結的心態貫穿了建文帝削藩的整個過程。

　　如果建文君臣能夠利用朱棣等人來京奔喪的機會，將各路藩王一舉拿下，也就沒有後來的征戰殺伐，皇權易主。可建文帝朱允炆並不想驚動皇祖的陵寢，他更沒有勇氣去打破儒家信奉的那一套道德規範。再聯係到建文帝後來討伐燕王時所下的明令：勿使朕有殺叔父之名。便會知道建文帝的主導思路是，削藩可以，但是要讓我就此背負道德惡名則不可。

　　建文帝雖然有憾於藩王的權力之於中央集權的威脅，然而，他並不想使自己複古的思想流於葉公好龍的形式，他試圖通過仁政和說教來掩蓋政治活動中必須采取的鐵血政策。

　　在武力削藩行動之前，建文集團存在著從誰身上先下手的問題。實事求是，齊泰的主張是站得住腳的。但最終建文君臣還是認同了留下巨大後患的黃子澄方案——吃柿子專挑軟的捏，首削最大敵人——燕王的弟弟。在發出信號後，並沒有馬上對朱棣動手，給予敵人以喘息的機會，終至災難降臨。這是建文朝削藩開始時兩個最大的失誤。

　　建文君臣怕朱棣，但又沒辦法繞過這道坎，一次次削奪朱棣的兄弟藩王，一次次地打草驚蛇，毒蛇在草叢裏蟄伏著，也在暗中湧動著，建文帝與蟄伏的朱棣接著就要開始更多的較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