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十二章 跑偏的“三駕馬車”

　　洪武三十一年（1398）閏五月初十，朱元璋在南京明故宮西宮病逝歸天。皇位繼承人皇太孫朱允炆隨即便將朱元璋的遺詔頒示天下，大明朝廷內外一片舉哀；閏五月十六日，朱允炆下令安葬了他的皇祖父朱元璋。

　　同一天，朱允炆宣布正式登基即位，並發布了登基詔書。這個略帶憂傷的年輕人從這一刻開始，就不再是以一個書生的眼光去打量他眼前的帝國，而是投入其中。

　　時隔不久，建文帝朱允炆又頒發詔令，將朱元璋晚年提拔和重用的文臣齊泰由兵部左侍郎提升為兵部尚書、黃子澄由翰林院修撰提升為太常卿，同參軍國事；接著他又將時任蜀王世子的老師方孝孺召為大明翰林院侍講。

　　上麵三人組成了建文時期的“三駕馬車”，左右著帝國的政治格局。

　　齊泰是應天府溧水人，也就是今天江蘇溧水人。起初名叫齊德。洪武十七年（1384），中天府鄉試第一名，相當於今天江蘇省高考狀元，在古代叫做“解元”。次年會試，又考中進士。先後在禮部、兵部任職。

　　洪武二十七年（1394），因為連續九年任職沒有過失，被選中陪同朱元璋參加祭祀郊廟的儀式。這一次，朱元璋賜他一個新名字，叫“齊泰”，從此他就不再叫齊德了。

　　能夠九年工作沒有失誤，能得到皇帝親選陪祭，又被皇帝賜名，這在當時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齊泰的仕途也就一帆風順，從兵部郎中擢升為左侍郎了，相當於從司長升到副部長了。工作九年，就從一般幹部升職到副部長，也算是平步青雲了。

　　齊泰為什麽能夠升遷得這麽快呢？說起來他確有過人之處。

　　據說有一次，朱元璋偶然問起守邊將領的情況，齊泰竟然一個不漏地講了出來。朱元璋很是吃驚。再問圖籍之事，就是地圖的情況，齊泰居然立即從袖子裏拿出一本手冊獻上。朱元璋翻開來一看，上麵簡要地記繪出邊防要地情況，十分清晰。朱元璋不由地為他的才幹感到驚訝。朱允炆當皇太孫時，就聽說了這些事情，也認為他是有用之才。所以登極之後，就把齊泰升為兵部尚書，讓他參與朝廷的機務之事。

　　黃子澄是個比齊泰還要厲害的人物。他與齊泰是同榜進士，會試第一名，就是全國統考的第一名。他曾經與朱允炆曾經有過一個君臣約定，兩人在削藩問題上達成一致。建文帝朱允炆剛被立為皇太孫時，諸位皇叔沒有幾個心中服氣。朱允炆曾經密詔黃子澄於東角門，他向齊泰請教：“皇祖萬歲後，我新立，諸王都是我的長輩，他們地位尊崇又都擁有重兵，若其多行不法，我該怎麽辦？”

　　黃子澄言道：“您的那些皇叔隻有一些護衛軍，如同纏足自守，沒什麽了不得的，若為不法，朝廷派六師去鎮壓，誰又能抵擋多久？”並以曆史上漢七國之亂的典故開導皇太孫說：“您大可不必擔憂，雖說勢力有大小強弱之分。但隻看是否順乎情理，便可知其勝敗。”

　　朱允炆聞言大喜道：“今日得先生之言，我再也沒有什麽可以憂慮的了。”從此直接稱呼黃子澄為黃先生。

　　朱允炆即位後便任命黃子澄為太常卿兼翰林學士，跟齊泰一起參與國政。朱允炆一直惦著與黃子澄的約定，他再見到黃子澄就迫不及待地問：“先生還記得當初咱們在東角門說的那些話嗎？”

　　黃子澄當然沒有忘記，自己曾經說過話。他也給朱允炆吃了一顆定心凡：這事情我沒有忘記，既然說過，我就要去兌現當初的承諾。

　　下麵再來交代一下“第三駕馬車”方孝孺，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是個清官。明朝初年，每年布政使司都要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的財政收支情況，如果地方上報表冊所列的財政收支數額與戶部掌握的不符，表冊就要被駁回重做。很多布政司離京師路途遙遠，來回要倒騰數月，因此，有的計吏就預先持空印文書前來，遇到駁回的就重新填寫。這種做法本是沿襲了元朝的習慣做法，可以說是由來已久。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聽說此事卻勃然大怒，認為這種做法是拿皇帝當冤大頭來忽悠的舞弊行為。借著這件事，朱元璋大肆整頓吏治，從上到下殺了一批官員，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就是其中一位。這個事件就是明初的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

　　在這場血腥殺戮過去之後，方孝孺遵照父親生前的安排，師從宋濂繼續學習。我們知道，宋濂也是當年朱標太子的老師。如果這麽推算，方孝孺算是朱允炆的師叔。可惜的是，宋濂並沒有得到善終。在朱元璋清洗丞相胡惟庸集團時候，年邁的宋濂受到牽連，獲罪自殺。

　　父親和恩師相繼死於朱元璋的鐵血政策之下，這給了方孝孺很大地打擊。

　　洪武十五年（1382）十二月，由於大臣的推薦，朱元璋下令讓方孝孺進京。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奉天門召見了方孝孺。這次見麵，方孝孺不凡的談吐和舉止令朱元璋非常滿意。這是一次簡單的殿試，朱元璋當場讓方孝孺以《靈芝甘露論》為題，寫一篇文章。這是方孝孺的長項，他下筆千言，一揮而就。朱元璋閱後，讚歎其為世間少有之異才。

　　朱元璋還回頭問身邊大臣揭樞：“方孝孺和你相比，怎麽樣？”

　　這次方孝孺能夠得到朱元璋的接見，全賴揭樞從中推薦。揭樞搖頭道：“方孝孺的才學是臣的十倍。”朱元璋聽後微笑不語，可見他的內心也是認同的。

　　朱元璋還讓方孝孺去見了當時的太子朱標，對朱標說：“這是一個有才華的君子，加以曆練，他日可以輔助你（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

　　在與朱元璋的第一次見麵，方孝孺給皇帝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方孝孺本以為就此可以借著這種美好的印象步入仕途，去完成父親未競的事業。理想雖然豐滿，但是現實卻依然骨感，結果令他大失所望。朱元璋隻是給了一些精神鼓勵和物質獎勵，就讓他返鄉待業。

　　雖然沒有撈到一官半職，但是方孝孺這個名字已經深深地烙在朱元璋的內心。

　　後來，方孝孺被仇家所牽連，卷進了一場官司當中，被逮捕至京。朱元璋看見名單中有方孝孺的名字，就將他免去處罰。

　　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因朝中大臣的推薦，再次受到朱元璋的召見。朱元璋還是說：“現在不是用方孝孺的時候。”礙於朝中大臣一再舉薦，朱元璋就授方孝孺一個漢中府學教授的職位，隻是個剛入流的從九品學官。以方孝孺的才學、人品和知名度，九品學官顯然是不公平的。其實朱元璋心中有數，他是想將方孝孺留給自己將來的接班人。

　　而方孝孺這時候已經做好了準備，畢竟對於一個三十五歲的男人來說，正是成就事業的黃金時期。

　　朱元璋死了，孫子朱允炆繼承皇帝位，就是明惠帝。這時候又有人向他提及方孝孺。經過洪武年間的血腥清洗，這時候的帝國權力係統可以說陷入了人才荒。朱允炆就把方孝孺從漢中召來南京任翰林侍講，第二年又將其升為侍講學士，職務級別雖然不是很高，隻是從五品，但卻很有實權，建文帝非常倚重於他。

　　君臣二人的關係亦師亦友，每遇國家大事猶豫不決，朱允炆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方孝孺。可以說，方孝孺成了朱允炆智囊團的一名政務高參。這種依賴性並不僅僅局限於政務方麵，就連平日的讀書學習，遇到疑難問題，明惠帝朱允炆也會去請教方孝孺。皇帝上朝處理政務，對官僚們的提議，有時就命方孝孺當場批答。同時方孝孺還是修撰《太祖實錄》領導小組組長。燕王朱棣起兵後，朝廷討伐他的詔書和檄文都是出自方孝孺之手。

　　在年輕幼稚的建文皇帝當政四年中，比皇帝大二十歲的方孝孺充當著朱允炆精神導師的角色。意氣風發的朱允炆對學識淵博、人品出眾的方孝孺寄予了無限的信任與期望。四十歲剛出頭的方孝孺正值一個男人幹事創業的巔峰期，他的政治的藍圖正在徐徐展開。

　　眼前這個青春勃發，仁心宅厚的書生皇帝，對他這個老師尊崇有加。朝堂和諧，君臣同心。他們在成全對方的同時，也在成全自己。

　　建文帝執政的四年時間，正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一步步走向人生巔峰的四年，也是他一步步滑向權力深淵的四年。

　　在建文帝朱允炆打造的帝國上層權力結構中，齊泰、黃子澄和方孝孺猶如並駕齊驅的“三駕馬車”。三人都不是吃素的，均是帝國的飽學之士，更是書生中的道德標杆。他們的言行引領著天下讀書人唯馬首是瞻。

　　朱允炆本來就是性情溫和之人，而他所倚重的這“三駕馬車”，更是文人中的典範。自古以來，書生治國並不缺乏飛揚的激情，也不缺乏理想化的施政綱領，往往缺乏的是對於政治全局的一種掌控。

　　而這時候，彌漫在帝國權力空間的書卷氣，使得朱元璋留下的鐵血政治來了個急刹車。

　　建文時期的“三駕馬車”，定下了朱允炆執政時期以儒治國、以禮治國的文人調調。

　　建文帝與三人組合進入了一個你儂我儂的蜜月期，君有情，臣也盡心。朱允炆的執政理念與他的皇爺爺朱元璋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而這種不同完全是顛覆性的不同。朱元璋奉行的是個人專製和鐵血規則。而對於齊泰、黃子澄和方孝孺“三駕馬車”來說，建文帝對他們的倚重與信任，給了他們無窮無盡的動力。可惜的是這種動力並沒有及時轉化為治國的效率，文人的高度熱情換來的卻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冒進，這在無形之中就拖了帝國前進的後退。

　　“三駕馬車”跑得雖然十分賣力，卻讓人感覺有跑偏之嫌。而留給他們的時間是有限的，跑得越賣力，離他們的終極目標就會越遠。

　　“三駕馬車”左右了建文帝朱允炆短暫的政治命運，雖然齊泰、黃子澄和方孝孺聯手打造了“建文新政”，但哥三個在具體分工上卻各司其責，齊、黃致力於削藩，方孝孺忙於推行新政。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方孝孺是建文帝執政期間的總設計師，總攬全局。建文帝的這種做法改變了朱元璋時代那種獨攬大權，一個人說了算的專製局麵，無形中擴大了臣屬的權力範圍。

　　用後來明成祖朱棣的大臣姚廣孝的話來說，方孝孺是天下讀書人的種子。

　　既然是種子，就要發芽開花結果。在治國方麵，方孝孺傾向於複古，能夠以《周禮》製度來重新界定大小諸司的品級和階勳。

　　在官僚製度的改革上，朱允炆與帝國的前任領導朱元璋唱的是反調。朱元璋實行的是“右武抑文”的做法，這是一種讓人非常糾結的做法。他一邊大肆殺戮開國的那些功臣勳將，一邊又以文臣學士作為主要的仕進對象，對帝國的權力結構實施文職化。

　　朱元璋對文臣學士及士大夫階層是沒有什麽好感的，甚至處於一種敵對狀態。他創設的廷杖製度，可以說就是為文官量身打造的。稍有不滿意，當場扒下褲子，摁到在朝堂之上廷杖翻飛，血賤玉階，肉飛金陛。文官們本來就是一群顧臉又顧P股之人，這般肆意肆意摧殘和侮辱，簡直讓他們生不如死。

　　與朱元璋相比，朱允炆顯然要比自己的爺爺朱元璋溫柔得多。這種溫柔更多是對殺氣過重的帝國製度的修正。這種製度上的軟化除了朱允炆的性格使然，更多是來自於方孝孺等人的影響。作為“讀書人種子”的方孝孺更傾向於《周禮》，他提議用《周禮》製度來重新界定權力製度中的大小諸司的品級和階勳。如何將天下讀書人散了的心，重新縫合起來。方孝孺開出的藥方是，國家應該歸還文官應有的地位。

　　建文帝與方孝孺等君臣在以仁義禮樂治國的理念上的是高度一致的，正是這種和諧一致，建文君臣才營造出有別於洪武年間“鐵血政治”的良好政治生態環境。

　　在方孝孺的大力倡導之下，建文帝重新規定官製：升六部尚書為正一品，設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這是在朱元璋廢除丞相製度後，建文帝第一次把六部尚書提到了與都司同級的地位。朱元璋在廢除宰相製以後，僅將分掌天下各項政務的六部尚書品秩定為正二品。相比那些動不動在朝堂上就被打P股的文官，帝國的武官地位顯然要高於文官，比如中央的五軍都督府的左右都督的品秩都是定為正一品。

　　在方孝孺的建議之下，建文二年（正月下詔，更定大明官製，大致內容如下：將六部尚書由原來的正二品升為正一品，增設左右侍中，其位置在六部侍郎之上；

　　將地方文臣布政使由正三品升為正二品；將都察院改名為禦史府，其長官都禦史改名為禦史大夫；

　　將都察院下屬的十二監察道改名為左右兩院，左院叫拾遺，右院叫補闕；將通政使司改名通政寺，原通政使改稱為通政卿；

　　將大理寺改名為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稱大理卿；光祿寺卿改稱為光祿卿；

　　在翰林院下重新設立承旨，將侍讀學士和侍講學士改名為文學博士；

　　在詹事府下增設資德院；增設文翰、文史兩館；

　　將殿閣大學士一並改名為殿閣學士，內各設學士2人；

　　將明皇宮的謹身殿改名為正心殿，增設正心學士1人；

　　增設親王賓輔，提高太仆寺少卿、鴻臚寺少卿丞和國子監丞等官的品秩等等。

　　建文帝改革地方官製，精簡機構有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撤銷的機構大多與收稅有關，整個建文四年僅增設了一個河泊所。大量地方機構尤其是稅務部門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員的淘汰，減輕了廣大人民的負擔。

　　這種文官製度的修訂，是建文帝加強文官之治的開始。他嚐試著想把權力重新交還給六部尚書，顯然這是對於朱元璋專製製度的一種矯正。

　　建文帝在有意無意之間，擴大了國子監和翰林院的職責和人員編製。這樣就傳遞出一個信號：皇帝正在從教育和訓練太子及諸年幼王子方麵入手，普及儒家文化。他希望能夠以修齊治平理論來重新構建一個嶄新的帝國。他在人與人之間的禮儀上同時規定：親王對自己的老師要以禮相待，談話的時候，老師不必稱臣，可以隻稱姓名。建文帝這麽做就一個目的，那就是尊崇儒家文化，仁義治國。

　　據《明史》記載，建文元年即建文帝即位後一年的時間裏，大明刑部上報的在押囚犯比洪武時減少了3/10.大量的冤假錯案的複審平反和刑典的改輕，寬刑疏法，這對緩和社會矛盾和穩定大明帝國的統治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自從登基起，建文帝就在不斷地下詔強化自己的統治。帝國出台的所有新政都打上了“建文”牌烙印。建文帝的品牌就是以先儒的“法先王”和“托古改製”的儒家之風。建文君臣對於這種對“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執著到了幾乎入迷或者說是走火入魔的一種地步。

　　建文帝一上台既要推行他的新政，又要削藩，新政中“更定官職”、精簡地方行政機構等不少舉措的實施，“侵犯”了大明帝國官場上許多官僚及其關係人脈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內在的不穩；削藩又與新政同時並舉，一下子激化了中央與地方藩王之間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頓時陷於內外交困的被動局麵。

　　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權統治的關鍵時刻，朱允炆這個書生皇帝還在氣定神閑地“日與方孝孺輩論周官法度。”這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三駕馬車”載著建文帝一路狂奔，正所謂成也三人，敗也三人。毋庸置疑的是三個人的確是“讀書人的種子”，但可惜的是種子既沒有開出美麗的花，也沒有結出豐收的果。

　　三個人給太學院的學子們上上課，論論道，當個學院派顯然是綽綽有餘的。可是將他們放到大明的權力中心來玩一場權力博弈的遊戲，實在是勉為其難的事。雖然他們自信滿滿，胸中也藏著貌似錦繡的藍圖。可現實是他們缺乏官場的曆練，缺乏處事的經/驗。他們的執政綱領都是從聖賢書上背出來的，與現實世界產生了嚴重的脫節。課本裏學的，和現實世界所發生的，一麵是溫情脈脈的儒家文化，一麵是步步驚心的政治凶險。滿腔的熱血也換不來一條帝國的通天大道，崇高的理想更打造不出一副帝國的鐵血脊梁。三個人完全將建文帝的萬裏江山當作了自己的一畝試驗田，結果卻結出了“誤國誤君誤己”的苦果。

　　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建文帝還做出了另外一項嚐試：詔減蘇、鬆、嘉、湖重賦，每畝不得過一鬥。朱允炆讓自己的儒風雅韻在更大範圍內得到了體現，也使建文朝成為整個大明帝國最為令人懷念和惆悵的黃金時代。

　　短短的四年時間，朱允炆如此疾風暴雨般的改革，讓天下臣民們看得是眼花撩花。

　　建文新政的實施是在藩王林立的背景下展開的，朱元璋生前分封的25個藩王在全國各地虎視眈眈著建文帝的所作所為。在這25個藩王中，有24個是朱元璋的兒子，隻有一個是其從孫。也就是說這些藩王絕大部分是建文帝的叔叔輩。位高權重，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在這樣的背景下，建文新政，像極了一隻羊在一群狼當中孤獨舞蹈。建文帝可以孤芳自賞，但是狼們卻各懷心思。

　　最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改革直指各路藩王們的痛處。因為他一方麵提升文臣的地位，設文翰、文史二館，增設正心殿學士，另一方麵改都察院為禦史府，改都禦史為禦史大夫，罷十二道為左、右兩院，改通政使司為寺，改大理寺為司。這些改革都明顯地透露出一種信號，那就是抑武崇文。這與朱元璋掀起的洪武狂飆，走的是反方向的鍾。

　　那些藩王叔叔們隱隱感到，這個侄皇帝已經不再是當初那個他們眼中的書呆子。朱允炆正在逐漸進入角色，不管不顧地構築著屬於自己的帝國。本來他們以為，這個孩子個性純良，柔弱，凡事會依仗著他們這些藩王。可從他登基以來，所采取的種種改革措施，這不是在與他們分蛋糕，而是在與他們搶蛋糕。他們既不是利益共同體，更不是利益的相關者，他們隻是邊疆站崗放哨的，用不了多長時間估計連他們的站崗資格也會被剝奪。

　　他們倒不是擔心建文帝一意孤行的改革，他們擔心的是自己從朱元璋那裏得到的既得利益，會毀在朱允炆的手中。

　　他們焦慮，焦慮過剩有時候就像一塊焦炭在體內被欲望之火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