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七章 貪和不貪都是大問題

　　殺了那麽多官員，幾乎將整個帝國所有的“中產階級”家庭都給整破產了。朱元璋借著郭桓案，將自己的帝國來了一次上上下下的大清洗。在他看來，製度這種東西要保持它的新鮮度，越洗越健康。盡管每一次清洗，朱元璋都要打著維護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可這些案子也確確實實損害到了帝國的統治基礎，也同時傷害到了全國士子階層們的心。辛辛苦苦撈個一官半職，最後還是受到牽連身首異處。

　　他們雖然不敢說朱元璋的不是，但對告發此案的禦史，和審理此案的審判官們，卻表現得群情洶湧，議論鼎沸。朱元璋也發覺到了這個案子所帶來的負麵效應，於是趕緊出來收拾殘局。

　　第一步就是下手詔列舉郭桓等人的罪狀。這其實是朱元璋在強行給案件定性，最高領袖定了性，下麵的人就不敢再亂嚼嘴皮子。郭桓案確實存在貪汙，但若說金額巨大到可以地抵得上國家一年的收入，規模巨大到牽涉全國部級以下所有官員，牽涉全國所有“中產階級”，那絕對是不可能的。

　　郭桓隻是戶部的一個副部長，在朱元璋剛剛處理完胡惟庸，剛剛增設了錦衣衛的背景下，竟敢貪汙如此巨額的國家收入，本身就很讓人匪夷所思；朱元璋的特務網絡遍 及全國，許多官員白天貪汙，晚上就被揭發，郭桓卻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私吞幾個省的公糧，這也不正常；更何況朱元璋自廢除丞相之後，大事小事都事必躬親，成百上千萬石的糧食沒有按期入庫，難道朱元璋自己竟會沒發現，還需要等著禦史來揭發？

　　再者，這種貪汙大案參與的人是越少越好，如此既能保證安全，也能確保收益集中。郭桓貪汙國家的公糧，卻居然放肆無忌地和禮部、刑部、兵部、吏部、工部各個部門一起分工合作，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所以這絕對是一樁經不起深究的案件。雖非冤案，但其中必有許多朱元璋不希望被抖露出來的內幕。

　　所以朱元璋趕緊下達手令，及時宣布自己對這個案件的終審定性。他說，郭桓等人總共貪汙了2400多萬石糧食，我現在追贓，隻要求追出來700萬就算了。追700萬，有中產階級破產，你們就這樣議論紛紛，真要認真起來，我其實還該追贓2400萬呢。

　　話雖然這麽說，但是朱元璋終歸覺得一定程度的妥協還是必要的。所以他又做了第二步處理：進一步擴充自己那份巨大的人頭訂單。這次進入朱元璋黑名單的，是負責審理此案的一批審判官們。

　　於是負責此案的國家最高檢察院副院長吳庸，就成了最後一個因郭桓案被殺的官員，而且死得極慘，是磔刑——所謂“磔”，就是把肉一片片地割下來。吳庸先生的名字取得不好，他其實很有用，連死都極為有用，朱元璋可以用它來平息眾怒。

　　辦完了這兩件事，朱元璋隨即下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到這裏已經結束，以後不再追究。

　　朱元璋覺得事情已經結束了，可事情還遠沒到它應該結束的時候。

　　在郭桓案中，龍江衛的幾個倉官，因為參與盜賣官倉裏的糧食，被處以墨麵、文身之刑。就是在他們臉上、身上刺上恥辱的印記，挑斷腳筋、割去膝蓋後，仍舊留在倉庫裏看管糧食。然而，還不到半年，一個進士到倉庫裏去放糧，早晨發出200根放糧的籌碼，到晚上竟然收到203根。進士責問之下，發覺是上次受了刑的倉官 康名遠不思悔改，私自偷出放糧的籌碼，轉賣給幾個同樣受過刑的小倉官，用來盜支官倉裏的糧食。

　　朱元璋聽說了這個事情後極為感慨，他說：“朕以為那些挑腳筋、挖膝蓋的刑罰已經夠殘酷了，享受過個中滋味的人應當永遠引以為戒。哪裏想得到，康名遠這幫人，盡管肢體已經殘破，命也隻剩下半條，卻仍然作惡不止，還在私自盜賣我的官糧！”

　　連朱元璋自己也納悶，他說，這等凶惡頑固之徒，“果將何法以治之乎？”我究竟該用什麽刑罰來懲治他們呢？

　　當然諸如此類需要承擔責任的問題，朱元璋最後還是會歸結到官吏們、百姓們的思想覺悟太低這個結論上去。作為一個性格剛強、自信力極強的人，朱元璋平生極少懷疑問題的根源是出在自己身上。能力超強的自己怎麽會有錯？

　　對於做官不要貪汙，朱元璋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他經常對那些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官員們嘮叨：“老老實實地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就像是守著井底之泉。井雖不滿，可卻能每天汲水，長久不斷。若是四處搜刮百姓，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難免東窗事發。一旦事發，你就要受牢獄之災。這時候，你的那些贓款又還有什麽意義 呢？這時候，你想用錢，能拿到手嗎？你都家破人亡了，贓物都成別人的了！”這段話被記錄在朱元璋親自編寫的《大誥》係列叢書裏，後來被好事的史學家們美其 名曰“守井哲學”。

　　“守井哲學”本身是沒有錯。問題在於：這口井的流量必須要足夠大，再怎麽著，也得能夠保證守在井邊的人不至於渴死才行。

　　朱元璋的“井”，說實在話，流量小得有點離譜。例如：按照朱元璋製定的工資標準，一位縣太爺每年的年薪是90石大米，平均到現在，大約每個月也有2000-3000塊錢的樣子。朱元璋是不承認一切官場潛規則的，他覺得這個工資水平，縣太爺一家吃喝，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縣太爺到地方上去做事——那年頭不比現在，縣太爺不光是縣長、縣委書記那麽簡單，同時他還是縣法院院長，縣檢察院檢察長，縣財政局長，縣稅務局長，縣工商局長……這麽多事情要找人做，少不了要打點下麵的小吏們，不打點，誰會賣力給你做事呢？縣太爺還得聘請跟班、聘請師爺等等，這些開支國家都不報銷，都得從縣太爺的工資裏扣；此外，上級路過，逢年過節什麽的，招待、送禮都是少不了的，少了就沒法在官場混，這些也都得從縣太爺的工資裏扣。

　　這樣一路算下來，兩、三千塊錢的月工資，等同於讓縣太爺去喝西北風。

　　此外，還有一筆重要的“損耗”沒算進來。當時朝廷發的都是實物工資，官員領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還有胡椒，偶爾才發銀子。官員們的工資多少，是用 大米來衡量的，所以這所有的東西，都要折算成大米。朝廷就經常在折算率上跟下麵的官員們玩貓膩。《典故記聞》裏有記載：戶部曾將市價不過三四錢銀子一匹的 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當時的市場上，至少可以賣20兩銀子。這就等於是說，如果拿布匹當工資發給縣太爺，一位縣太爺每年隻能領到3匹粗 布。這樣的粗布拿到市場上隻能換2石大米，縣太爺全家這一年，就隻能出去挖野菜，就著野菜喝稀粥。

　　朱元璋總是不斷地在抱怨，官員們今天早上上任，晚上就開始貪汙。他殺了一批又一批，結果還是沒能阻止官吏們貪汙，是因為官吏們沒法不貪汙。當年因為吃不上反而起來造反的朱元璋，對於人民群眾痛恨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之情深有體會。可是作為帝王的朱元璋在頻出重拳懲治貪官汙吏、打擊地主豪強時，往往打出為小民解除疾苦的旗號。他痛斥腐敗官吏和作惡豪強“靠損小民”，標榜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便於細民”。這使得自己的政權看起來好像是淩駕於兩大對抗階級之上的起著仲裁作用的機關，很容易對被剝削階級產生麻痹作用，使他們把解除痛苦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自己這個皇帝身上，不要動不動就要反抗鬥爭，或者在鬥爭中隻反貪官、不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