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五章 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彈

　　胡惟庸雖然死了，可是李善長依然活在這個世界上。帝國權力中樞的大部分官員還是李善長在任時的老部下，他們麵對胡惟庸已死，皇帝對他們日益不滿的現實，隻能回到李善長的羽翼之下，以尋求權力庇護。

　　這種做法在朱元璋看來，就成了官員們結黨營私和圖謀不軌的雙重判斷標準。朱元璋明白，自己要想實現皇帝權力的最大化，就要想辦法分化官僚集團，各個擊破，千萬不能再讓他們形成抱團勢力。

　　李善長的存在讓那些文官功臣集團心有所屬，這也是朱元璋最為不安的地方。

　　對於朱元璋來說，淮西集團雖然因胡惟庸之死受到了重創，但是隻要他們的帶頭大哥李善長還活著，淮西勳貴集團就一天不會消失。事實也的確如此，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門都由這個集團的人把持，即使在洪武十四（1381年）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並稱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也多是文官集團的人，朱元璋覺得實在靠不住。最讓朱元璋信任的人，莫過於身邊那些檢校。

　　檢校從建製之初就為朱元璋一手掌控，為朱元璋奪權，彈壓官員立下過汗馬功勞。檢校隻是個職務名稱，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官僚機構。雖然檢校有偵察權，卻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讓檢校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必須賦予他們更多的權力。如果將檢校並入外廷文官係統的三法司，隻會讓他們拘束於國家法律和程序，無法做到任意妄為。

　　朱元璋要找到清洗大臣的理由，其實很好找，就兩個字——謀反。和誰謀反呢？和胡惟庸。要向天下人證明一個死人謀反並飛多麽難的事，死人是不會開口說話的。雖然朝堂上仍有不少淮西集團的官員，可麵對栽贓於死人這件事，他們也有口莫辯。

　　朱元璋要的就是他們有口莫辯的態度，不辨就等於默認。默認就意味著，他們都是胡惟庸的同黨，一個也不能少。

　　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早已塵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生波瀾，犯罪性質也從當初曖昧不清的“擅權枉法”變成十惡不赦之首的“圖謀造反”。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短短的五年時間裏，被胡惟庸案牽扯進去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其中連坐、死罪、黥麵、流放的有數萬人之多，朝中文臣幾乎為之一空。

　　而為這個案子流出的最後一滴血，正是李善長的血。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天，注定又是一個不平常的季節。虐殺的陰雲在天空幾度徘徊和猶疑，最終還是決然地降落到李善長的身上。

　　一月，李善長定遠老家的一段老房子的牆體倒塌，驚嚇了這位年近八旬的古稀老人。他隻想在一個能遮風擋雨的屋子裏安度餘生，他不忍心驚擾鄉裏，便給自己曾經的戰友湯和寫了一封信，要求借三百名士兵修繕房屋。

　　就在三百名士兵到來的第二天，在他家十五裏外的濠塘鎮上發生了一起驚天大案。

　　如果說朱元璋對這個案子還有一點家醜不願外揚的顧忌在裏麵，那麽湯和那塊落井的石頭卻砸中了朱元璋的腳。就在湯和借兵給李善長的同時，他的告密信也向京城出發了。有人說湯和太過無情，可是對於權力鬥爭而言，無情要別人的命，有情卻有可能會要了自己的命。畢竟他要年輕許多，還想在這個世上多活幾年，他更不想讓自己的妻兒也跟他一起上斷頭台。他在目睹了身邊戰友們被朱元璋一個一個收拾掉，變得惶惶不可終日。這麽多年的權力鬥爭，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主人不會將自己豢養的所有獵犬一網打盡，最後肯定會留下一條，用來看家護院、裝點門麵。當他發現朱元璋的殺氣再次出現後，為了能夠成為笑到最後的那條看家犬，湯和不得不出賣昔日的鷹奴。

　　湯和借出的三百名士兵使朱元璋很容易就聯想到了刺殺太子的數百名刺客，按照朱元璋以往的脾性，他根本不會在這件事上多做周旋，肯定會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時間裏下旨捉拿李善長歸案。不過這一次朱元璋欺騙了所有人的直覺，他居然忍住了。刺殺太子的罪名雖然很重，但是並不符合他心中的權力布局。朱元璋沒有利用這個事件對胡惟庸案進行收官，是因為這樁刺殺案對他而言，還有另外一層深意在其中。

　　朱元璋決定再忍一忍、再等一等，他相信李善長還會祭出更加愚蠢的昏招。他已經等了十一年，也不在乎再多等這幾個月時間。

　　李善長就仿佛一個走在布滿了陷阱道路上的盲人，他壓根就不知道自己已經從鬼門關轉了一圈回來，他毫無知覺的走過第一個陷阱，卻再也逃不過第二個陷阱。

　　這一年的三月，李善長的一個轉彎抹角的親戚丁斌犯事被判流放，丁夫人在李善長麵前痛哭一番，曉之以理、哀之以情，講述丁斌如何對李善長心存孝敬。或許真是人一老，耳朵根就會變軟，丁夫人的痛哭讓李善長拉不下這個麵子，他第二天給朱元璋上了一封信，‘懇求陛下看在老臣當年的微末之功上，給丁斌一個改過從新的機會吧！’

　　隻可惜朱元璋的耳朵根卻不軟，他從這封信中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既然李善長想為丁斌求情，那麽就以丁斌為突破口。

　　朱元璋當即密令左都禦史詹徽追查丁斌案，朱元璋在交代任務時，並沒有將事情挑明了說。可是詹徽卻在朱元璋隻言片語的交代中揣摩到了聖意，他連夜拷問丁斌。李善長一心替丁斌脫罪，可他萬萬沒有料到，丁斌會反過來出賣他，在詹徽的誘導下，丁斌供出了李善長之弟李存義與胡惟庸共同謀反的細節。

　　這裏不得不佩服詹徽心機之巧，他之所以選擇李存義維突破口是因為此人既是李善長的之弟，同時也是胡惟庸的親家，是溝通李、胡二人的天然橋梁。

　　果然，在繼續追查李存義後，他終於供出了足以置李善長於死地的供詞：胡惟庸多次請求他找李善長共舉大事，李善長不許，胡惟庸親自來說，李善長終於長歎，‘我已老，汝等自為之’。

　　這個‘汝等自為之’是詹徽最得意的手筆，它符合李善長的身份，輕一點說是知情不報，但往深處想就是默許胡惟庸造反，雖然他沒有參與，但他已有此心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有了作案動機。

　　即使是造反未遂也是重罪，詹徽隨即大規模網絡罪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李善長的家奴紛紛跳起告狀，繪聲繪色地編織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直到此時，文武百官才如夢方醒，或許是怕李善長案牽連自己，文武百官紛紛跳出口誅筆伐，千夫所指，李善長求生無門，四月，朱元璋批下此案。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太師李善長參與胡惟庸謀反案，賜死，夷其三族，赦其長子駙馬李祺及臨安公主所出嫡二子李芳、李茂死罪，貶為庶民。李善長遭到滅族當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為了剪滅勳臣有計劃的行動。

　　就在李善長死後的第二年，一個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國用上書，替李善長說了一句公道話。

　　王國用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幸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複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

　　這句話就是說，李善長和陛下是一條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是國公，死後會封王，兒子娶了公主，親戚做大官，位極人臣。他沒有必要冒險造反，成敗尚未可知。有人說他想輔佐胡惟庸造反，更是大錯。試想，一個人愛自己的兒子肯定甚於愛自己的侄子。李善長與胡惟庸，是侄兒結親，與陛下則是親子親女結親。他即使輔佐胡惟庸造反成功，無非封太師國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給王子而已，難道能比今天的富貴更加進一步嗎？而且李善長難道不知道天下不能僥幸奪取的嗎？

　　朱元璋看完王國用的這封上書，竟然沒有怪罪於這個五品郎中，可見他從內心也是認同於這句話的。李善長被滅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恩所致，但和李善長參不透帝王心有很大關係。王國用所說“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這是李善長生前的榮耀，也是致他於死地的刀鋒。

　　不知道白發蒼蒼李善長臨行前是怎樣一番心態，想當年李斯與兒子一起被綁縛至刑場，李斯發出了“牽犬東門豈可得乎？”的人生感歎。不知道李善長會不會有著同樣的慨歎。很多攪進權力場中的知識分子，至死也不會有這種醒悟的。就算生命重新再來一次，權力依然是他們的心頭好。

　　隨後朱元璋又搞了一次權力的再分配。促使權力進行再分配的事件，或者簡單地說這次權力再分配的最明顯的標誌。

　　李善長和胡惟庸的死並沒有讓朱元璋停下奪權的腳步，他派出檢校，四處收集所謂的謀反證據，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賬舊賬拿出來反複清算。在這種滾雪球似的清算方式下，死了的胡惟庸並依然還在折騰，罪名也在不斷地升級中。由最初的“擅權枉法”發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長等人謀反。

　　罪名每升級一次，打擊麵就擴張一次。牽連的人員也由與胡惟庸血緣相近的親族、同鄉，延伸至故舊、僚屬以及其他關係的人。凡是能夠牽扯上一星半點關係的，皆被連坐誅族，先後殺掉了三萬多人。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長，參與軍機的劉基相比，宋濂作為一代文宗，隻是替朱元璋起草文書，教育太子，對江山的威脅應當不如兩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害怕他泄漏宮中的秘密。好在宋濂守口如瓶，有一次他與客人飲酒，朱元璋派人秘密偵查，第二天，皇帝問宋濂昨日是否飲酒，客人是誰，用什麽樣的下酒菜。宋濂具實回答，朱元璋笑言真是這麽回事，宋濂沒有說謊。一個大臣連私生活都這樣要受到皇帝的嚴密關注，就算取得富貴也難以體會到人生的快樂。

　　宋濂的下場也不好，他的長孫被勾連入胡惟庸案，朱元璋準備殺他，馬皇後對朱元璋說，老百姓為子弟請老師，尚且以禮儀對待始終，何況天子。況且宋濂住在家裏，未必知道此事。如此，皇後救了他一命，但宋濂仍然被發配到茂州，最後死在了四川夔州。

　　在胡惟庸死後十二年，帝國再度掀起“藍玉案”。作為一代名將，開國功臣的藍玉，受封涼國公，為人桀驁不馴。藍玉是常遇春的內弟，而常遇春的女兒又是太子朱標的妃子，所以藍玉和太子朱標就有了親戚關係。

　　《明通鑒》中曾經記載過這樣一件事，藍玉身為太子朱標的親戚，極為關心東宮的權力之爭。他曾經提醒朱標要提防燕王朱棣：“燕王在國，撫眾安靜不擾，得軍民心，眾鹹謂其有君人之度……臣又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意思是，燕王朱棣不是一般人，收買人心遲早是要造反的，我找過人望他的氣，燕地有天子氣象。

　　朱標卻不以為意，淡淡地說“燕王事我甚恭謹”。

　　藍玉估計事後連腸子都悔青了，他在說這件事的時候，曾經專門叮囑太子朱標不要傳揚出去，誰知道朱標還是告訴了朱棣。等到太子朱標病死，燕王朱棣在入朝奏事的時候就對朱元璋說：“在朝諸公，有人縱恣不法，如不處置，將來恐成尾大不掉之勢。”朱棣這句話雖未明指藍玉，但大家心裏都清楚，藍玉曾在太子麵前說過朱棣，朱棣現在要施行報複了，再加上“縱恣不法”四字，更是確指藍玉。

　　在這種情況下，藍玉竟然還是率性而為，一點也沒有收斂自己的行為。

　　藍玉在戰場上是不可多得的將帥之才，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衛的叛帥。可是離開戰場，藍玉的表現隻能用一介莽夫來形容。他在戰爭結束的歸途中，幹了一件頗為讓人不恥的事。他用暴力霸占了元主的老婆，結果這位妃子羞愧自殺。藍玉的行為違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不得人心。他的這種做法讓朱元璋十分憤怒，但由於考慮到藍玉功勞很大，便沒有去更深的追究他，而藍玉卻以為這是默許的表現，更加放肆起來。

　　在這之後，藍玉的這類表演是越來越多。比如說在他回到喜峰關口時，由於已經是黑夜，守關的官員休息了，聽到有人叫關就立刻跑去開門，而藍玉卻幹出了誰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攻擊關卡，打破城牆強行闖入，還頗為洋洋自得。

　　藍玉還縱容家奴侵占民田，當禦史對其家奴的不法行為進行質問，他毫不顧忌結果，竟然堂而皇之地驅逐禦史。

　　諸如此類不靠譜的事件讓朱元璋極為惱火，他原來準備封藍玉為梁國公，為了警告藍玉，他把梁字改成了涼字，從中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對藍玉態度的轉變。

　　藍玉征西歸來，以為回朝後會得到大封賞，沒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冊立皇太孫時，他滿以為會讓自己做太子太師，卻沒想到自己還是太子太傅，反倒讓馮勝、傅有德兩人做了太子太師。這讓藍玉十分憤怒，扯著袖子大喊道：“難道我還做不得太子太師嗎？”他這一番鬧騰弄得朱元璋更不高興。

　　自此以後，藍玉上朝奏事，沒有一件能夠獲得批準。藍玉不僅沒有收斂，反而變得更加肆無忌憚。有一次，他見朱元璋乘輿遠遠地經過，便指著說：“那個乘輿的人已經懷疑我了！”這樣的話傳至朱元璋的耳朵裏，沒有禍。

　　錦衣衛聽到了這句話，立刻報告藍玉謀反，並說他與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垣、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河榮、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人私底下相互勾連，準備起事，欲劫皇上車駕。

　　朱元璋正愁找不到借口，便將其拿下，親自審問，再由刑部鍛煉成獄，以假作真。據稱藍玉在受審時對他的叛逆罪供認不諱，同時在他的招供過程中，又把許多侯爵以及吏部尚書詹徽都牽扯進來。詹徽曾經主持審理過李善長案子，現在又奉旨受理藍玉一案。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藍玉的供詞把詹徽也拉了進來。

　　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三月，藍玉被公開肢解。藍玉作為統帥部屬眾多，受株連的人數眾多，而且最後下場都是族誅。也就是一人犯罪，或受株連，就按家按族屠戮。在藍玉被清洗一案中，許多開國功臣都跟著成了刀下冤魂。這使得人們有理由猜測，朱元璋之所以要實行這種大清洗，就是要消除可能威脅皇位繼承人的帝國權貴們。

　　事後，朱元璋為了辯明其行為的正確性，他想出了各種辦法。胡惟庸黨案以後，朱元璋搞了一個《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藍玉案以後，朱元璋又搞了一個《逆臣録》，並且是朱元璋“手詔布告天下”，列名《逆臣録》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朱元璋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想給藍玉和胡惟庸兩件清洗案做個了結，同時向帝國的權力集團和民間社會傳遞出一個信息：這兩件大案是欽定的，誰也不準來翻這個案。

　　朱元璋掀起的這場權力“連環三擊”前後持續了十多年，被卷進去殺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有五萬人之多。效果是達到了，可天意民心卻難以交代過去。

　　其中有些人的確屬於罪大惡極，自取滅亡的。譬如永嘉侯朱亮祖仗著手中的威權，惡貫滿盈。但更多的人死得實在是冤枉，理由給的也是不清不楚。朱元璋巧妙地借助了朝臣之間的矛盾，將誣陷栽贓運用到了極致，他先後以謀逆、謀反、通倭種種理由把胡惟庸、藍玉、李善長等幾大權力集團全部收拾幹淨，隻殺得刀鋒卷口。

　　“藍玉案”發生一年後，宋國公馮勝在缸上設板，用碌碡在上麵打稻穀，聲響遠震數裏。於是有仇家狀告馮勝私藏兵器，朱元璋將其召入京城，賜以酒食，馮勝毒發而死。穎國公傅有德，奏請土地，不僅不準，反被賜死。定遠侯王弼躲在家裏偷偷歎息：“皇上春秋日高，喜怒無常，我輩恐怕很難活下去了！”結果被檢校監聽並告密，也被朱元璋賜死。

　　經過這麽上上下下的一番折騰，帝國的開國功臣已經所剩無幾。依然有幸存活於世的，一個個都遠離權力核心地帶，自己攏起袖子曬太陽去了。徐達、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沐英六人沒有因罪獲刑，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鄧四人都是死在胡藍大案之前，沐英鎮守雲南，天高皇帝遠。隻有湯和躲過了這一場接一場的血腥清洗，實在是不容易。要知道湯和同穎國公傅友德是兒女親家。他潔身遠引、解甲歸田，絕口不談政事，享年七十多歲，得以壽終正寢。

　　朱元璋的分權製衡體係就這樣在血腥中建立起來了，那些潛在威脅朱明王朝統治的功臣們被一個個剔除，但事情還遠沒有到結束的時候。雖然相權這時候被生生剝離出了權力係統，但由於朱元璋的血腥殺戮毫無節製，使得權力結構中的輔政係統損毀嚴重，最後到了形同虛設的地步。

　　這就造成了一個什麽局麵呢？就是說在那個複式立體化的權力係統中，官家權力機構都變成了花瓶式的擺設，看上去很美，可中看不中用。官員事無巨細都要跑到朱元璋麵前去請示匯報一番，朱元璋沒有拍板的事，誰也定奪不了。這就好像在一個幾十口人的封建大家庭裏，大事讓一家之長拿主意。如果一個人餓了喝碗牛肉湯，渴了泡壺龍井也要來個請示匯報，一次兩次算是尊重長輩，天天如此，誰也受不了。一個家庭尚且有輕重緩急，運轉一個諾大繁雜的帝國係統又豈是一個人能夠忙得過來的活。

　　朱元璋雖然是勞模皇帝，可勞模皇帝畢竟是肉身凡胎不是神靈精怪。他麵對的是龐大的官僚機器，麵對的是沒完沒了的複雜政務，這讓他陷入了身心俱疲的境地。

　　十七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認為，在君主專製政體下，對個人權利造成最大傷害的卻往往是國家權力，他認為人們若把財產交給專製君主來保護，便是無異於為了防止狐狸的騷擾而甘願為獅子吞食，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君主政體下政府的權力過分集中，缺乏對權力的製約，為了防範政府超出人們對它的授權，更好地保護人們的權利，分權便是必要的了。

　　朱元璋進行的權力整頓運動可以說是官家製度的重大變革，這項以強化皇權為目的變革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與皇權較勁了一千五百多年的相權就這樣在朱元璋手裏化為無形，這也開啟了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的官家權力新格局。

　　雖然廢除宰相製度，讓他的工作量翻了幾番，他甚至感覺到了力不從心，但他從沒有想過再度恢複宰相製度。前朝的前車之鑒擺在那裏，朱元璋不能不有所警醒，每次皇權與相權博弈之後，當皇權取得主動，皇帝為了分流相權，往往會讓自己的官家係統生出新的權力枝節，也就是新的輔政機構。這就形成了權力的惡性循環。在每一次循環過程中因為新的權力危機，不是宦官（太監）幹政，就是皇親國戚篡權。我們可以統計一下，曆史上哪一次宦官專權不是由開國君主為了加強皇權引發了禍端，自己美滋滋得了現實利益，報應卻落在後輩中的無能者身上。不是被宦官專權，就是引發朝綱混亂，權力易主。朱元璋對廢相後麵臨的權力困境還是認識不夠，可他並不願意在曆史的鐵律麵前乖乖就範。他要走出一條權力的新路，一條可以打響其個人品牌的道路。

　　既然要推倒一切重來來過，那就索性鬧他個天翻地覆。

　　朱元璋以此為由頭，對新帝國的官吏隊伍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大清洗。除了朱元璋本人，誰也未曾料到這樣的一場清洗方式會以如此暴烈的方式。

　　朱元璋在殺伐決斷上絕對夠得上一名快刀手，隻要他感到不快或者不安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出手，而且出手的頻率是快如閃電的。快過小李飛刀的刀。

　　但是，讓人不解的是他在對待胡惟庸的問題上卻是另外一番情形，縱容，再縱容。甚至在長達十多年時間裏，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權力結構中都是一人獨攬大權。即一個人當丞相，時稱“獨相”。但是對其他人朱元璋卻缺乏足夠的耐心，要知道在胡惟庸前麵垮台的那些人中，常遇春、徐達、劉伯溫諸人的地位與威望又有誰不曾超越胡惟庸？可這根本擋不住朱元璋清洗的腳步。

　　為什麽說朱元璋這個快刀手對胡惟庸表現出了足夠的忍耐，甚至是縱容。讓我們拿李善長與其比較一下，李善長是朱元璋的“大管家”，和朱元璋有老鄉和親家的雙層關係，在中國這樣一個講究“地緣效應”的官僚體係中，朱元璋連他都不能夠做到完全信任，又能信任誰？曾經被朱元璋比喻為自己身邊的蕭何，是公認的大明王朝第一開國功臣，在軍民中的聲望可謂一時無兩。可就是這樣一個人，朱元璋在給予他崇高讚譽之後，偏偏不讓他繼續做丞相。

　　李善長在58歲時就被朱元璋強迫退休回家抱孫子，77歲時又被拉進胡惟庸奸黨案。朱元璋一口氣殺掉其全家70多口人，隻赦免了他的女兒和女婿。赦免主要是因為他們是駙馬和公主。與李善長居於同等位置的還有劉伯溫，劉伯溫的才幹、品性與威信也遠在胡惟庸者流之上，被朱元璋比喻為自己的張良，朱元璋也同樣不讓他做丞相。朱元璋是鐵了心要將那個可能會在宰相這個位置上折騰出動靜的胡惟庸推向權力的前台。

　　朱元璋這麽做，也就難怪會有人認為。他需要胡惟庸這樣一個權欲熏心、並可能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礙，如消滅劉伯溫。他還需要這個人鬧出點大動靜，為自己提供一個端掉丞相製度的理由。這個理由是給官僚集團和天下百姓看的，不過是掩耳盜鈴罷了。

　　這盤棋從一開始就完全落入了朱元璋個人獨裁的掌控之中，不出手則已，出手則會要人的命。

　　廢除丞相製度，朱元璋對帝國的權力結構進行了重大改組。也就是前麵說到過的，由六部和監察機關分食相權這塊大蛋糕，皇帝總領全局。為了將這種製度延續下去，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留下一句極為酷烈的話：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

　　這種權力係統的設置與前朝的官僚體係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簡單透明，透明是為了方便皇帝能夠對龐大繁雜的權力結構一覽無遺。所有的權力全部被皇帝劃拉到口袋裏，即所謂“大權一歸朝廷”。朱元璋這麽做就是逼著自己的子孫們不要偷懶，對待自己的家族企業要做到親力親為。此項製度在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閃展騰挪，演變得麵目全非，可以說大明官家製度表現出來的種種亂象，都與此有關。朱元璋的權力整頓運動，讓人頓生矯枉過正之感，為明王朝的後世之亂埋下了一枚重磅炸彈。

　　對於這時候的朱元璋來說，他所能體驗到的隻有兩點：一是手中皇權的確夠大，二是皇帝的工作負擔也的確夠重。

　　《明太祖實錄》卷中記載說：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國共有1160件各種文書報告送到朱元璋案頭，其中涉及各類事項3391件。平均計算，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閱文件字數約20萬字（一本書的容量），處理事務423件。這樣的工作量，即便朱元璋五加二，白加黑，不吃不睡，一個小時也要閱讀8000字以上，並在20多件國家事務上作出決斷。

　　這種工作量就是放到今天，連我們大學剛畢業的青年人也會感到畏懼，更別說快接近六十歲退休年齡的朱元璋了。就算皇帝個個龍筋虎體，就算他對自己的職業有著無限的熱愛，處身於那樣一個崗位上也是形同苦役。朱元璋試圖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可以解決皇帝工作負擔過重問題，又能夠使皇權不旁落。

　　在廢除丞相製度之後，朱元璋先是設立了四輔官，稱為春、夏、秋、冬四輔官。後來又設置了華蓋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和東閣等大學士，但這些人的工作能力與先前被殺的那幾位丞相，是不可同日而語。另外由朱元璋一手營造出來的恐怖專政的政治氛圍，也讓這些人戰戰兢兢無心戀位，他們怕的是一覺醒來就赴了黃泉。

　　在朱元璋看來，在帝國的權力係統製造那些大案、要案並非常態，隻是一時權宜之計，他寧願由自己來當這個罪人，為子孫“拔刺”，他希望帝國的車輪能夠納入正常法治的軌道。

　　無可否認的是朱元璋推行的權力整頓，帶來了吏治清明，權力監督也較以往到位。但是如何設置皇帝輔政機構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有效地解決。作為開國之君，朱元璋隻有無奈地把這個難題留給自己的後世子孫，而在這期間官家權力結構經曆了一個非常漫長的嬗變過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帶著這個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按照他生前的安排，他的皇長孫朱允汶即位，是為建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