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四章 第一大案的正麵與側麵

　　隨著元朝勢力一路向北敗退，天下大局逐漸趨於穩定。

　　朱元璋認為削奪中書省宰相職權的時機已經到來，該到他動手的時候了。當然促使著他手起刀落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形勢逼人緊。新朝建製，那些手握重權的開國功臣們也開始嚐試著將自己的權力觸角伸向不該去的地方，這讓朱元璋無法忍受。

　　朱元璋決定出手，而且準備出重拳。他將目標直接指向相權，他要借此機會將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各項權力奪回到手中，對帝國的權力係統進行重新布局。這時候，廢除中書省已經箭在弦上。

　　奪回相權，就意味著要動一動那些功高蓋主的開國功勳，這是一件讓朱元璋很頭痛的事，也是開國君主遇到的最大難題。那些在帝國第一輪權力分配中撈到實惠的大臣，想要讓他們吐出已經吃到嘴裏的食物，並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擅自廢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權製度和官僚製度，這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倫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穩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倫理政治的遊戲規則隨心所欲。

　　但對於朱元璋來說，不容易的事並不代表做不到。他在內心做出了一個假設，如果這些大臣犯下了國法難容的重罪，那麽皇帝不就有可能對當下的權力配置做出調整了嗎？

　　雖然說，德厚不足以止亂，威勢卻可以禁暴。對於古代官家集團而言，如果沒有暴力強製機製的約束，隻是單純地以儒治國，想要使龐大的國家機器運轉自如，也是難以想象的事。

　　古代官家的統治觀念一邊高舉旗幟宣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一邊又要求權力集團所代表的國家機器適當考慮老百姓的願望和要求，按照社會普遍公認的倫理道德原則活動。一句話說透了，就是要上應天意，下如民願。

　　從表麵上看，國家機器是在上天與民眾之間搞倫理調和，實質上是在統治階層和廣大民眾之間搞利益調和。上層統治力量要努力為自己所實施的行為尋求一個合適的借口，披上一件讓大多數人無可爭辯、無話可說的倫理外衣。

　　從政治運作和倫理觀念這兩個角度來講，朱元璋要從幾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軍事、財政等大權，就必須采取一種合適而有效的策略。既要讓天下人覺得這事幹得順乎天意民心，又能夠順理成章奪回大臣們手中握著的重權，為自己的後世子孫執掌天下權柄掃清障礙。

　　正麵：天降祥瑞引發的血案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朱元璋出席了一次廷臣們召開的禦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朱元璋當著胡惟庸為首的帝國領導班子成員的麵說了這樣一段話。凡是政治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連；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絕，聰明內蔽。國家能否大治，其實和這點有很大的關係。我經常擔心下情不能上達，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廣開言路，以求直言。

　　這樣的政治腔調在新任中書左丞相胡惟庸的耳朵聽來，不過是朱元璋在為自己撈取一個開國皇帝應有的政治形象分而已。

　　為了應對這種局麵，朱元璋專門設立了一個官署來處理所有的行政要件，這就是通政司。顧名思義，“通政”一詞取自政治清明，上下相通之義。朱元璋第一次命令禦史們開始巡行全帝國的地方政府；這樣做是想要促進地方上的下情得以上達。

　　通政使司的橫空出世向世人傳遞出這樣一個信號：朱元璋準備為帝國的權力係統動一場大手術，一場要命的大手術。

　　通政使司究竟是個什麽樣的機構呢？朱元璋為什麽會在這上麵花心思呢？通政使司的主要職能就是每天將朝臣們的奏章進行收納整理呈報於皇帝，讓“實封直達禦前”，然後再轉交於相關職能部門來分別予以處理。

　　明朝建國初期，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很多製度是參考元製而來。大臣們所呈報的奏章要先經過中書省，其中三分之二的奏章由中書省直接處理，然後按照宰相批注的意見分別發往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禦史台等各相關職能部門。如果奏章涉及軍政大事，宰相當不了家，那麽就要轉呈朱元璋做最後的拍板。

　　當時的情況是帝國官員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飛過中書省這一級，直接擺在皇帝的案頭。在宰相們看來，帝國官員的奏章是需要分級別類，區別對待的。哪些內容能夠讓皇帝過目？哪些內容不能讓皇帝看見？而這並不取決於朱元璋本人的好惡，而是由中書省來決定，也就是由宰相來決定。

　　作為宰相來說，這是他最樂於享受的一項政治福利；可對於作為皇帝的朱元璋來說，這也是他權力空間內最不能容忍的一處軟肋。

　　通政使司的宣告成立，顯然是朱元璋破解權力困境所揮出的一記重拳。

　　胡惟庸內心有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機感，這意味著自己以後所邁出的每一步都會異常艱難，都處於皇帝監控之下。

　　通政使司的成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其實就是一個奪權的部門，奪的不是別人的權力，而是宰相的權力。製度雖然發生了變化，但是多年來形成的權力程序還在舊有的軌道上運行。帝國的權力係統中雖然出現了一個通政使司，但是宰相製度並沒有馬上消失。

　　通政使司收上來的奏章還是要送達中書省，由丞相胡惟庸做最後的決斷。

　　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們的奏章都寫了些什麽內容，最終還得依靠檢校們收集的情報。檢校在無形之中就成了皇帝安插在中書省的內線，除了監視中書省的權力大鱷們，就是替皇帝掌握朝臣們所上書的奏章內容，免得皇帝當這個冤大頭。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時間裏並沒有在權力係統內擔當更多的職責，不過是充當了一個權力偏房的角色，作為中書省的秘書處仍然存在於帝國的權力體係中。

　　朱元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狀況長期存在，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一次廷務會議上，當著六部官員的麵說：“皇帝深居宮中，能夠知曉萬裏之外的事，這主要主要是因為他兼聽廣覽，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自於中書省，大小事務都要先關報中書，然後才奏聞給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才導致民情不通，以至於天下大亂。我要引以為鑒。”

　　在朱元璋看來，自己要隨時掌握天下實情，隨時掌握帝國官員的思想動態，就要撇開中書省。既然自己已經找到了治國安邦的密碼，那麽他就不會再做絲毫的動搖。

　　朱元璋下詔，諸司今後奏事不要再報經中書省，直接向他這個皇帝奏報就可以了。

　　朱元璋這麽做，有一個人坐不住了，那個人就是胡惟庸。此舉對胡惟庸手中握著的相權來說，無疑是一次致命地打擊，它從根本上動搖了宰相專權的根基。在此之前，胡惟庸利用手中的相權排除異己，打擊政敵，靠的就是舊製中“奏事不許隔越中書”這一條款。

　　這項製度賦予了丞相極大的權力自由度，他可以任意扣壓奏章，欺下瞞上。而那些六部長官就是想在皇帝麵前告丞相的禦狀也不可能，因為他們無權與皇帝直接取得聯係。如今頒布實施的新政打破了這一局麵，六部官員可以繞過中書省，直接與皇帝接上頭。

　　這樣一來，獨相胡惟庸的危機感頓生，他的丞相權力正在被朱元璋一步一步架空。

　　胡惟庸的個人履曆大致如下：鳳陽府定遠縣（今屬安徽）人。早年追隨朱元璋起兵，頗受寵信。曆任元帥府奏差、寧國知縣、吉安通判、太常少卿等職務。

　　洪武三年（1371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

　　洪武六年（1374年）七月，任右丞相；約至十年進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洪武八年（1376年）李善長在擴大權勢的過程中受了一點小挫折，因為他作為左丞相，受到了汪廣洋彈劾為傲慢和不忠。汪廣洋是高郵（在今江蘇）人，自1355年以來一直為自己的前途命運奔波；他可能嗜酒，肯定對他的對手李善長懷有嫉妒心理。

　　有案可查的是，朝臣們第一次對胡惟庸的攻擊是在洪武九年（1377年）八月份發動的。這時候，胡惟庸已經把那些在官場上的利益盟友提拔到了高級職位上，並且以各種理由和借口將他認為的反對者們趕出了帝國的權力要塞部門。

　　胡惟庸大肆排除異己的做法令官員們感到恐慌的同時，更多的是憤怒。浙江人禦史韓宜可就在朝堂之上當著朱元璋和滿朝文武的麵攻擊胡惟庸及他的兩個盟友。他告發胡惟庸等人不忠於朱元璋，僭越了皇帝的權力，要求朱元璋把這幫人全部收監或者斬首。

　　朱元璋非但沒有聽從韓宜可的話，還命人把韓宜可交付有司並下獄。幸運的是這位禦史並沒有被處死，這是朱元璋在動手之前安定胡惟庸集團的緩兵之策。他在沒有十足把握的時候，不不願意打草驚蛇。

　　這次事件雖然沒有撼動胡惟庸，但卻引起了朱元璋與諸臣警醒。皇帝已經察覺到了胡惟庸在權力運行中的失控狀態，尤其是當朱元璋聽說胡惟庸有奪權的野心和陰謀，他知道，不能再這麽繼續等待下去，他必須采取措施。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的某一天，胡惟庸忽然對外宣稱，自己家的舊宅井裏湧出了醴泉，這是天降祥瑞的預兆，為了顯示自己不敢獨享祥瑞的端正態度，胡惟庸邀請朱元璋前去觀賞此等稀罕之事。

　　這事來得過於蹊蹺，既然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作為皇帝的朱元璋又焉有不去之理？天下之大，隻要我們稍加留心的話，就會發現全國各地每天都會有稀奇古怪的事情發生。而在那時，無法解釋的事都會與天王老子扯上關係。皇帝是天子，上天搗鼓出來的玩意，天子又怎能不去捧捧場。

　　當朱元璋走到西華門時，突然有個太監闖到他的車馬前，緊緊拉住了韁繩。太監像個天外來客，瞪著無辜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看著朱元璋的鑾駕，半天沒說出一句話，卻急得豆大的汗珠順著臉頰往下淌。詢問之下，才知這名太監名喚雲奇。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膽，小小的太監膽敢衝撞當今皇帝的聖駕。緩過神來的衛士們立即撲將過去，將雲奇按倒在地就是一通亂棒，差點沒把他活活打死在朱元璋的麵前。

　　可無論怎麽打，雲奇一直用手指著丞相胡惟庸府邸的方向。這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警覺，他感覺事情來得太過於突然，其中必有隱情。他當即讓車隊返回，自己親自登上宮城向丞相府邸方向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他看見了什麽呢？按照史書記載，朱元璋發現了胡惟庸家牆道裏都藏著士兵，刀槍林立。

　　在這裏，我們不得不佩服皇帝的眼神比我們普通人不知道要犀利多少倍，居然可以穿透厚厚的牆看見藏匿其中的刀兵，比紅外線還要厲害。朱元璋當即下令將胡惟庸逮捕，並於當天將其處死。

　　這裏有一個天大的疑問，那就是雲奇身為內使，居西華門，離胡惟庸的府邸非常近。既然他事先已經知道胡惟庸想要謀逆，可為什麽不提前告發。非要等到事發前一秒，才冒著殺頭的風險攔駕阻止？況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謀反，也是秘密設下埋伏，怎麽會堂而皇之地將刀槍亮在光天化日之下，讓朱元璋登上城牆就可以一覽無餘。

　　史料記載，丞相謀反是天大的案件，胡惟庸當天就被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難免會讓人疑惑。據《明太祖實錄》記載，也就在事發的四天前，中丞塗節就已經告發胡惟庸謀反。以朱元璋猜忌多疑的性格，他怎麽還會冒冒失失地去胡惟庸家看子虛烏有的祥瑞？可見，雲奇告變是一件不太靠譜的事。

　　但無論過程是怎樣的，胡惟庸謀反案成了板上釘釘之事。這件事前前後後糾結了長達十餘年時間，成為洪武年的第一大案。

　　事後朱元璋還親自頒布了《昭示奸黨錄》，告誡帝國的文武官員們，做臣子千萬莫學胡惟庸，不然會落得很淒慘的下場。

　　這是一場早有預謀的布局？還是丞相胡惟庸真就有了謀反之意？

　　開國之初，朱元璋對自己的權力係統還沒有完全騰出手來認真梳理，隻是在自己的王朝體製的建立上照搬元朝時期的那一套，在中央仍然設立中書省作為輔佐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機構。

　　中書省的權力結構設置是左、右丞相（後改名丞相），秩正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其屬官有左、右司郎中，員外郎等官員。

　　在當時看來，中書省的權力極大，可以說是總領百官，工作事務涉及方方麵麵，就連帝國的一切命令及章奏也需要中書省呈轉頒發，不然就視為違法和無效。除了人事任免權、決策權、行政權、監察權、財政權等大小不等的權力，中書省還同時掌管軍權、軍務。也就是說，靠著中書省一個權力機構的運轉，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了。

　　在這種權力背景下，皇帝坐在那裏，不像是一個人，倒像是一個震懾人的牌位。丞相的權力也極大，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連後來盛極一時的六部長官也下轄於中書省，成為其屬吏。從洪武元年起，中書右丞相徐達就一直是軍中的最高指揮官，直到十七年以後他死在北京城。

　　從秦朝創立丞相製度起，排除一些曆史時期出現的波折，丞相的權力時大時小。丞相製度天生就有個缺點：那就是皇帝和丞相的權力分配問題難以平衡。別小看這個問題，因為王朝的製度，皇帝是至高無上的獨裁統治，官家集團隻有一個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給一把手打工的。

　　曆史上先後曾經有過兩次皇權與相權的博弈：第一次是漢武帝時。漢武帝劉徹一改過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權力遞增法則，讓僅有儒生資格的公孫弘為相。如此一來，宰相對皇帝不僅再無居功之傲，反而對皇帝知恩圖報；第二次是隋唐之時。官家集團將丞相之職分為尚書省、中書省與門下省三個部分，它們各司其職又互相製約。

　　丞相的特殊性質就在於，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處理得不好，皇帝太強勢了，丞相就會經常換人，而且有可能是換一個殺一個；皇帝太軟弱了，皇權就可能為相權所架空。

　　一旦這種局麵形成的話，朱元璋所能做的隻是根據丞相的建議發發聖旨就可以了，自己根本不用操什麽心。時人可以不知道他朱元璋是誰，但一定會知道當今的丞相是誰，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朱元璋出身於草根階層，在當了皇帝以後，他還是能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文化底子薄，知識結構非常不合理。他在學習前朝明君聖主們治國的經驗的同時，也以一個草根階層的立場來觀察自己的帝國和臣子。這時候他或許會想起前朝那些實權派大臣，很多人都是在掌權時說一不二，風頭甚至蓋過了皇帝。他或許還會想到，丞相因為權力過大就有可能幹預到皇帝的意願，甚至威脅到皇帝的權力地位，搞到最後自己的地盤自己也做不了主。比如東漢末年，那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

　　這應該是朱元璋內心深處最大的憂慮，這種憂慮促使著他將會對本朝的權力結構做出重大的改革與調整。

　　在變革之前，讓我們來看看朱元璋當初設置丞相的初衷是什麽？

　　其實朱元璋當初這麽做也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至少他是基於三個方麵考慮：

　　一是形勢的需要。當時的朱明王朝剛剛建製，可以說是百廢待興，需要盡快結束連年的戰爭陰霾，安撫四海的生靈，鞏固新的政權。而這些目標的實現，不是嘴巴說說就可以實現的，它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製度。而建立一套製度並不是那麽容易的事，不光需要大量的時間，更需要實踐的檢驗。既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隻有先拿舊的體製先應付著。

　　二是國家的需要。當時紛亂的天下還沒有到刀入鞘，馬卸下鞍的時刻，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戰友們對元朝殘餘勢力的戰爭仍在大規模地進行當中。同時對新收複地區的統治也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當中，一切才剛剛開始。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嶄新的朱明王朝的政治事務是何等的繁重。對於一個百廢待興的政權，最需要的是什麽？當然是人才，治國的人才。人才不光在二十一世紀最貴，在任何時代他都是最貴的一項資源。這時候設立中書省，授大臣以重權，可以說是新帝國發展的需要。對於朱元璋來說，當務之急就是能使招攬的人才盡快進入到自己的角色當中，並且能夠靈活處理各種政務，應對各種危機。同時這種做法也擺明了朱元璋對大臣們的一種姿態，戰友們，我們都是從刀光劍影中一路拚殺過來，我們同當患難，我們同享富貴。作為建國皇帝，這種姿態一定是要有的，無論是出於真心也好，虛意也罷。這樣能容易形成上下齊心，君臣攜手共成偉業的良好局麵。

　　三是個人的需要。朱元璋當上皇帝的時間還很短，隨著帝國疆域的急劇擴張，原有的統治經驗已經遠遠達不到要求。也就是說在一段時間內，朱元璋還無力單獨有效地處理所有的官家事務，他需要的是治國的幫手。還有就是，在帝國的創業階段，那些文武大臣們都曾經立下過赫赫功勳。朱元璋需要根據每個人的功勳、才具和特點授以高官顯職以平衡權力集團之間的利益，這也是權力分肥製的具體體現。也就是說，在新政權建立的初期，官僚集團的權勢過重，中央權力分散是權力分配的共性。

　　側麵：天羅地網織就血色藍圖

　　從胡惟庸位極人臣之日起，朱元璋張開的權力大網也到了逐步收緊的重要時刻。

　　朱元璋大殺功臣的起點應該始自胡惟庸因“謀反”案被殺，這是皇權與相權的血色博弈。胡惟庸被處死難道僅僅是因為謀反？一句含糊不清的“擅權枉法”是無法將一切曆史真相都抹平的。至於“謀反”則是在胡惟庸死後多年間，被朱元璋分期分批攤派到他頭上的罪名，一直爭議不斷。

　　胡惟庸被殺之後，帝國的皇權運行模式突然成了一架令人恐怖的絞肉機。由胡惟庸案引發的連鎖反應就像帝國的天空刮過了一場龍卷風，這難免會讓我們想起朱元璋說過的那句話“劉伯溫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隻是他一個不從。”

　　這句話為胡惟庸案的後期處理定下了一個基調，那就是，胡惟庸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以他為首的權力集團在作戰。當胡惟庸被“謀反”後，那些與他有來往的人就應該是同案犯。

　　畢竟“謀反”不是鬧著玩的小事情，牽涉麵之廣，需要參與的人員之多，付出的成本之高，都是其他行業無法比較的。朱元璋之所以通過各種方式將胡惟庸參與謀反案坐實，就是為了能夠將更多的帝國官員牽扯進來。就連領到“免死金牌”的李善長最後也沒有從這張大網中掙脫，直到搭上性命才算了結。

　　從洪武十一年朱元璋當著六部官員的麵訓話後，原來在中書省轄下的六部就此獲得了越過中書省直接向皇帝匯報工作的權力，這給朝政帶來了不小的混亂。

　　一個體製裏，一對一的單線管理是最簡單，放到大明朝就成了皇帝—中書省—六部。

　　按製度來說，六部還是屬於中書省的管轄範圍，六部的尚書們應該對胡惟庸負責；但是朱元璋的意思是，六部可以直接給自己打報告。這樣的話，在六部尚書的管理和使用上，就陷入了雙線模式。在君臣齊心，意見統一的時候還能夠保持政務暢通，如果皇權與相權發生頂牛，事情就會比較麻煩。

　　尚書任何事情不能瞞著皇帝，因為畢竟皇帝才是真正的帝國一把手；但是他又不能不上報中書省，皇帝批閱過的條子，最後還得交由中書省來發布，無論如何是繞不過中書省這一關的。如此一來，帝國的權力運行就變成了多頭管理，這可苦了那些奔波與皇帝和宰相之間的六部的官員。如此繁複的權力程序讓他們疲於奔命，往往會造成一些常識性的錯誤。

　　朱元璋也看到了權力運行中存在的弊端，他早就有心在帝國官場掀起一場革命，但苦於找不到革命的突破口。

　　朱元璋的這場革命終於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式登場。這一年的九月，位於今天越南東南部地區的占城國來使進貢。按照帝國的外交程序，中書省應該在接到這種外交大事的第一時間上報皇帝。但實際情況卻是，朱元璋並非按照正常程序從中書省或是禮部那裏得到的消息。

　　消息的來源是出宮辦事的宦官帶回來的，由於無人接待，占城國使者連宮門都沒有摸到，由於語言不通，隻好流落街頭。朱元璋勃然大怒，我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對待番邦小國的外交使者，如果傳將出去將有辱我大國名聲。

　　朱元璋當即傳喚中書省的兩個江湖大佬胡惟庸和汪廣洋，責問他們占城國來使事關國體，竟敢隱瞞不報。

　　胡惟庸和汪廣洋在這件事上的表現大相徑庭，一個急於推卸責任，一個茫然無措。

　　洪武九年（1376年），王廣洋發動了對李善長的彈劾。這是王廣洋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見王廣洋最初還是想在帝國的權力場上有所作為的，不然他不會公然挑釁前丞相李善長的權威，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勇氣可嘉。

　　彈劾雖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但是王廣洋在麵對李善長時所表現出來的大無畏精神，還是博得了朱元璋的賞識。可令人遺憾的是王廣洋並不是一個越挫越勇的人，彈劾李善長失敗對他的打擊是致命的，雖然事後朱元璋將其重新放入中書省，但他的心性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蛻變。

　　在這個世界上，很多時候是逆境造就了人，困境磨練了人。汪廣洋既無意再去困境裏磨練，也無意參與到這場權力鬥爭的遊戲中。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最初的政治理想已經離他漸行漸遠。

　　從汪廣洋進入中書省的那一刻起，他就有著一種強烈的預感，那就是朱元璋在帝國權力係統中的影響無處不在，而他也正在被朱元璋當槍使。自己當初能夠挑戰李善長，那麽以後就可能站出來挑戰胡惟庸，朱元璋看中他的正是他身上所具備的“勇氣”二字。

　　他是一顆棋子，朱元璋的目的就是靠他來盤活中書省這盤棋，借以削奪相權。

　　這個發現讓汪廣洋感到莫名的惶恐與失落，他開始變得躁動不安，很多時候隻能靠酒精的麻醉才能夠讓自己安定下來。

　　汪廣洋對於中書省二把手的這份工作失去了耐心和勇氣，任由胡惟庸為所欲為。對於占城國來使這樣重大的外交事故，汪廣洋根本就沒有反應過來，在朱元璋問起時，不知道如何作答，隻是跪在那裏支支吾吾，磕頭如搗蒜。

　　胡惟庸辯解說這種事情一向都是由禮部負責，都是禮部惹的禍，與中書省無關。

　　麵對胡惟庸的狡辯，朱元璋找來禮部官員和兩位宰相當麵對質，禮部官員麵對帝國兩大宰相毫無懼色。說這件事已經給中書省打過報告，沒有上奏朱元璋是中書省的錯。

　　中書省與禮部當著皇帝的麵踢皮球，這讓朱元璋非常惱火。手下這幫官員敢拿自己這個皇帝不當幹部，當麵還敢推諉扯皮，毫無擔當。朱元璋下令將禮部負責接待外使的相關人員全部下獄，同時讓檢校暗中調查誰才是這件事的負責人。

　　這是一場明暗兩麵的牌局，在明麵上，兩位宰相和禮部官員隻是被暴怒之下的朱元璋罵了一通，毫發未傷；而在曆史的暗麵上，朱元璋已經在醞釀一場帝國的暴風雨。

　　在南京城中書省那昏暗的燭光下，胡惟庸和汪廣洋懷揣著各自的心思坐立不安。這種不安前所未有，他們從朱元璋暴怒的表情裏已經感覺到，這一次不同往日，從皇帝不耐煩的表情裏釋放出的是殺氣。

　　調查結果很快就出來了，汪廣洋是占城使者事件的第一責任人。

　　朱元璋下令將汪廣洋正式拘捕，罪名是“不能效忠為國，坐視興廢”，放到今天這個罪名就是“行政不作為”。本來朱元璋將其安排在中書省，就是作為掣肘胡惟庸的一顆棋子，結果汪廣洋卻當起了裝聾作啞的甩手掌櫃，把好端端的一步活棋走成了死棋。

　　朱元璋再度將汪廣洋貶往海南，並囚禁了其他有責任的官員，包括胡惟庸在內。對於汪廣洋，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就在於他辜負了自己的期望。當船行至安徽黃山地區太平縣時，朱元璋又追加了一道聖旨，追究汪廣洋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書省袒護楊憲等罪責，下詔將其賜毒而死。估計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汪廣洋都沒有搞清楚，自己在什麽地方得罪了朱元璋。

　　能夠在太平縣這個不太平的地方走完生命的旅程，對於汪廣洋來說，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或許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太平是汪廣洋事業的起點。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汪廣洋還是元朝的一名進士，並沒有被授予實職，隻是客居在太平縣。每日詩酒人生，靜靜地等待人生機遇的降臨。就在這一年，明軍渡過長江防線，攻下采石磯，進駐太平。求賢若渴的朱元璋，聞汪廣洋才名，便於帥帳之中召見。兩人相談甚歡，從此汪廣洋走上了權力的不歸路。

　　終點又回到起點，謹小慎微的汪廣洋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朱元璋消除相權的祭旗人，不僅讓人扼腕歎息。

　　就在汪光洋被賜死之後，又橫生枝節：因汪廣洋的侍妾陳氏從死掀起波瀾。在當時，如果政府官員死了，如果有未生育子女的妻妾從死，應該是貞潔行為。作為皇帝應該為這樣的女子來個死後追封，但陳氏從死的消息傳至南京。就在朱元璋準備追封時，得知陳氏的身份是沒入官籍的一個受處分官員的女兒。朱元璋又一次憤怒了，責問禮部官員：“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沒官的婦女隻能賞給功臣，文官怎麽能享受這個待遇？這其中必有蹊蹺。

　　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朝廷官員在背地裏瞞著他做些不法之事，他設立特務機構，目的就是要讓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無處不在。那些官員膽敢有一件事瞞著自己，將來就會有十件，百件。

　　朱元璋要求司法部門和檢校將此事一查到底，絕不姑息養奸。明眼的官員這時候已經看出來，朱元璋是在借勢發揮，要把這篇文章做大，至於大到什麽程度就沒人清楚了。

　　皇帝徹查文臣，作為文臣領袖的胡惟庸又怎能逃脫幹係。在朱元璋看來，胡惟庸的權力觸角已經伸展得無處不在，再任其發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將他這個皇帝的權力架空。

　　相權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胡惟庸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要實現這兩點，需要一個說服天下人心的理由。也就在這時，一個叫塗節的官員適時跳了出來。

　　塗節是禦史中丞，負有監察百官的責任，相當於今天的中紀委、監察部的官員。由他出麵告發胡惟庸，合情合理。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塗節還是胡惟庸的死黨，而且在胡惟庸的權力集團中占據重要位置，胡一直視他為親信。由這樣一個人來攻擊胡惟庸，是最好不過的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禦史中丞塗節向朱元璋告發胡惟庸涉嫌毒殺劉基，並意圖謀反。雖然毒殺劉基並無實據，真相還不確定。

　　可對於朱元璋來說，眼下他需要的不是反複求索的真相，而是一個殺人的理由。

　　禦史中丞塗節是個很會揣摩上意的聰明人，他從朱元璋一次又一次的無名邪火中讀出了一些很實在的內容，胡惟庸已經失寵。朱元璋需要一個理由，而自己需要一個機會。於是胡惟庸就成為這場交易的籌碼。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個帝國還沉浸在濃濃的新年氣氛中，南京城的上空卻籠罩著陰霾。禦史中丞塗節向朱元璋告發，中書左丞相胡惟庸想要造反。

　　朱元璋在接到塗節的報告後，批轉司法部門連夜突審。審查結果很快出來：胡惟庸謀反案坐實，同時塗節和禦史大夫陳寧作為胡黨嫡係也難逃其咎，不可不殺。於是朱元璋下令陳寧以及塗節陪同胡惟庸一起上路。這樣的結局頗具戲劇效果，三人若在刑場相遇，不知會作何感慨。

　　新年伊始，帝國的權力中樞一下子就被剔除了三個文官大臣。一個丞相、一個禦史大夫和一個禦史中丞。尤其是丞相胡惟庸的突然倒台，使得帝國上下為之震動。胡惟庸死後發布的文告裏，定下的罪名是“擅權枉法”。

　　“擅權枉法”是個含糊不清的罪名，就好像一個筐，任何逾越法律的行為都可以往裏裝。從打壓同僚到私扣奏章，從收受賄賂到專權獨斷，就連沉湎於聲色犬馬之類的流氓罪名都包含在內。

　　就在帝國官員驚魂未定時，到了正月十一日，朱元璋又接連頒下了兩道聖旨：一是廢除中書省；二是廢除大都督府。兩道聖旨等於是把帝國的權力運行做了一個重新布局，那些仍舊處於極度震駭狀態下的官員這才如夢方醒。原來洪武皇帝朱元璋早就醞釀好了這一切，頒布的這兩道詔令絕非十天就能夠完成的。

　　中書省作為帝國的最高行政機關從此退出曆史舞台，新的權力運行機製應運而生。整個中書省的官員編製幾乎全被廢除，隻保留了純粹記錄官性質的中書舍人一個職位。原本屬於中書省的權力也全部收歸皇帝一人所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的地位上升，他們直接對皇帝負責，王朝政務的決策者和實行者之間再無任何阻礙。

　　朱元璋借著清除丞相胡惟庸的機會，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將權力分攤給原來丞相管領的六部和監察機關，大幅度提升了監察機構在權力係統內的地位。在官家複式權力結構中，丞相作為官僚係統最頂端的那尊大神，在權力演變的過程中，一直與皇權進行著此消彼長地博弈。朱元璋索性將其連根拔除，為自己的繼任者們“撥刺”。

　　在對權力集團上層進行大手術的時候，朱元璋出台了一係列安民撫民的政策，力圖不觸動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民眾的利益，使得這次官家機構的大整頓，官家權力的大轉移、大重組能夠得以和平實現。

　　這項權力整頓運動雖然讓官僚係統內部陷入巨大的恐慌，但手握軍政大權的相權集團還是被皇權生生斬落馬下。不光文官權力機構做了大幅度調整，軍事機構也同樣做出調整。大都督府則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這五軍都督府掌管軍旅之事，隸屬於兵部，曾經和中書省分庭抗禮的大都督府編製也就此消失。

　　經過整頓之後的帝國權力係統頂端成了皇帝一個人的獨角戲，皇權的高度集中，官僚集團的分權製衡呼出欲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相權被瓜分得支離破碎，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和監察機關七大部門瓜分了這塊權力的大蛋糕，各部門隻對皇帝負責，受皇權的直接領導和監督。它們既獨立行使職權，又相互掣肘。

　　監察機關將六部納入監察範圍，六部的給事中（言官）也可以反過來對監察機關的官員進行彈劾，充分體現出官僚集團內部權力的相生相克，這樣既達到了分流相權的目的，又健全了權力結構中的監督機製。

　　為了給自己的子孫執政障礙，他告誡群臣：今後他的子孫，都不準再提設立丞相的事，帝國的大小官員也不能請求設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洪武十三年的春節，注定是帝國建製以來最為特殊的日子。人心惶惶的正月過後，朱元璋真正開始了至高無上的皇權運作。現在的大明朝，沒有了中書省的宰相掣手掣腳，朱元璋的皇權達到了百無禁忌的巔峰狀態。

　　權力帶來的衍生物就是應盡的義務，就算是皇帝也不例外。沒過多久，這至高無上的權力所帶來的副作用就開始在朱元璋身上顯現出來。身為一個合格的君主，他的生存底線就是保障帝國的基本運行。眼下這無所禁忌的權力，給朱元璋帶來的不光有權力的高度集中，更有繁重的工作壓力。

　　從科學的角度來說，我們成年人每天需要有七到八個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才能保證身體健康和意識清醒，但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後，一天的睡眠時間估計還不夠四個小時。

　　有史學家曾經算過這樣一筆賬，在廢除丞相製度以後，每天送到朱元璋麵前的奏章將近有二百封，裏麵大大小小共計約有五百件事需要皇帝親自拍板才能施行。那些帝國文官都是寫文章的好手，一篇奏章能讓他們寫得洋洋灑灑，文四駢六。往往幾萬言的注水文下來，真正能夠切入正題的隻有幾百字。

　　史料記載，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長達一萬七千字的奏章，朱元璋令人誦之。結果讀到六千多字的時候，還沒有進入正題。朱元璋勃然大怒，將茹太素在朝堂上杖責一頓。第二天，再令人誦之，當讀到一萬六千五百字時才進入主題。

　　朱元璋不由歎道：‘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

　　一道五百字就能夠說清問題的奏折，結果卻注水成了萬言，這在當時像茹太素那樣動輒上萬言的奏章是很正常的。如果我們按照一封奏章五千字計算，二百封就是百萬字。一個人每天的閱讀量達到上百萬字，這的確是一件讓人崩潰的事。皇帝不僅要看奏折，還得動腦子去考慮如何解決問題。

　　麵對如此繁重的工作壓力，即使朱元璋有著超強的精力也無法一肩扛。從醫學上來分析，精力透支容易導致精神的高度緊張，引發情緒病，朱元璋本來就不是一團和氣的人，長期置於這種工作狀態下，脾氣也變得更加暴躁易怒。

　　這種情況帶來的副作用就是，君臣關係的極度惡化。朱元璋一個人根本無法完成一天百萬字的奏章批閱量，於是就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麵：今天看不完就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呈遞上來，周而複始。官員們得不到皇帝的回複就不敢擅自開展工作，這樣就會使得帝國的權力運行效率大打折扣，官員就會落下一個行政不作為的惡名，會遭到皇帝的懲罰……如此惡性循環，朱元璋和朝臣的關係也變得越來越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