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三章 權力的正室與偏房之爭

　　洪武三年（1370年），隨著李善長的離開。中書省的權力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這時候中書省右丞是楊憲，左丞是汪廣洋。

　　汪廣洋本來是中書省的參知政事，曾經被朱元璋外放到陝西鍛煉了一段時間，也算是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京官。中書省最高官職是左丞相，其次是右丞相，然後依次是左丞、右丞、參知政事。

　　由於左丞相李善長的退出，擔任右丞相的徐達又常年戍邊在外，左右丞相皆成虛位。如此一來，身為左丞的汪廣洋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中書省真正的當家人。

　　朱元璋在中央權力核心地帶的中書省布下汪廣洋和楊憲這兩顆棋子，有他的利益考慮。兩人都是獨立於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之外的無黨派人士，不屬於帝國權力集團的正室，隻能算是權力偏房。

　　朱元璋讓楊憲進入中書省本來是想用他來製衡李善長，但是楊憲後來的表現超出了朱元璋的掌控範圍。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隻好把寶又壓在了汪廣洋的身上。朱元璋將汪調任中書省左丞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讓汪廣洋挑起中書省的大梁；二是用汪廣洋來掣肘楊憲。

　　可汪廣洋並不願意做別人手中的提線木偶，哪怕提線的人是洪武皇帝朱元璋本人。汪廣洋進了中書省，並沒有如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樣去壓製楊憲。汪廣洋在這裏玩了一把“無為而治”的策略，平日裏不管不問，大事小事任由楊憲去處理。

　　權力遊戲有時候就像是小孩子玩得蹺蹺板，汪廣洋在這一端不作為，就會導致楊憲在另一端的大作為。如此以來，帝國的權力翹翹板豈有不跑偏之理？

　　楊憲識破了朱元璋的權力博弈手法，他開始堂而皇之地針對汪廣洋。想要抓汪廣洋的把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汪廣洋平日裏表現得謹小慎微。盡管如此，楊憲還是找到了破綻，他彈劾汪廣洋不孝順母親（奉母無狀）。這一招看似簡單，弄不好有可能會要人命。明朝標榜以孝治天下，一個文官如果不遵守孝道，就是不聽聖人言，就是帝國的全民公敵。

　　汪廣洋就這樣被削職為民，放逐還鄉。楊憲覺得還不過癮，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於是處分再度升級，汪廣洋就這樣被打發到了當時的蠻荒之地海南去反思己過。

　　楊憲與李善長結下梁子，除了權力上的利害關係，還有一個私人原因，那就是楊憲的胞弟中書省參議楊希聖曾經因事得罪李善長，遭到罷黜。楊憲對此一直是耿耿於懷，伺機報複。

　　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在朱元璋麵前進言：“李善長無大才，不堪為相。”

　　朱元璋在安排中書省官員的時候，考慮最多的應該是政治派係的利益布局。政治派係除了自然狀態下的地緣效應，還有就是在權力鬥爭中結成的利益同盟。比如說李善長罷黜楊希聖，然後楊憲在皇帝麵前詆毀李善長，無形之中就會被劃入淮西派的對立麵。

　　胡惟庸曾經憂心忡忡地對李善長說：“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

　　這樣一句話等於是把楊憲劃到了淮西派的對立麵，在李善長和胡惟庸等淮西派的潛意識裏，以劉基為首的浙東派是他們最大的威脅。在權力博弈場上，不能做朋友就是敵人。楊憲雖然在地緣上不屬於浙東，但是在李善長等淮西人士看來，與他們為敵的楊憲早已是浙東集團的一份子。楊憲如果有機會當上丞相，那麽他們這些淮西人士就會永無出頭之日。

　　李善長、胡惟庸等淮西人士當然不能坐等事態的發展，他們要趁著朱元璋還沒有傾向於浙東派時將楊憲趕出帝國的權力中樞，甚至於趕出這個世界。在官僚集團的集體發力之下，楊憲被朱元璋處以極刑。

　　其實如果非要追溯楊憲的後台，既不是浙東派的劉基，也不是其他政治派係的人，而是朱元璋本人。楊憲進入中書省就是朱元璋一手安排的，之所以最後淪為棋盤上的一顆棄子，是因為作為一顆過河的卒子他走得太遠，遠到脫離了朱元璋為他設定好的既定軌道。

　　楊憲是檢校出身，就算朱元璋有心將整個帝國的權力係統變成一個龐大的特務機構，可那些功臣和官員們也不會接受。在如何處理楊憲的問題上，各大政治派係的意見是出奇的一致，那就是聯手將楊憲踢出局。楊憲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為什麽會在中書省的權力博弈中招致各大利益集團的仇視與排斥？

　　楊憲是山西陽曲人，是個相當精明能幹的人，由於受到朱元璋的器重，以檢校身份直接選撥進入中書省，並被委以中書左丞的要職。楊憲在中書省任職期間的表現是相當不安分，大肆任用親信、聚集朋黨、刺人隱事，在帝國的權力係統上層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山西幫。他們在朱元璋麵前大肆詆毀李善長，企圖擠掉這一準西集團的核心人物，以山西幫取而代之。

　　此事的成敗，關係到整個淮西集團勢力的切身利益，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關於楊憲之死，史書上給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是李善長、胡惟庸等淮西派人士向朱元璋告發楊憲唆使侍禦史劉炳陷害汪廣洋；二是浙東派的劉基向朱元璋告發楊憲的種種陰私之事，最終將楊憲置於死地。

　　其實這兩種說法，無論是哪一種說法成立，楊憲都罪不至死。真正置楊憲於死地的，不是刑律罪責，而是權力集團的利益需求。無論是淮西派的李善長、胡惟庸，還是浙東派的劉基，他們都不願意看到楊憲居於顯位。楊憲在這裏顯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更高估了山西幫的抱團勢力。

　　作為一顆棋子，它的存在如果不是為了迎合主人安排的戰局，而是整天想著走出主人控製的領域，那麽它的命運之路除了自我毀滅，還能有其它更好的選擇嗎？朱元璋不會因為一個小小的楊憲，使自己與功臣們的關係陷入僵局。更何況此時的朱元璋還沒有下定徹底改組中書省體製的決心，在這樣的利害計算之下，他能夠做出這樣的取舍也是符合邏輯的。

　　於是在這場權力博弈中，罪不至死的楊憲就這樣做了帝國的第一個冤大頭。

　　在李善長回鄉的第二年，無官可守的清冷歲月讓曾經執迷於權力的他寂寞難耐。他也許偶爾會站在淮水岸邊，遙望著南京的方向，發出一聲長長的歎息。

　　對於一個男人來說，權力真是一個好東西，它帶來的不僅僅是財富與顯赫，更多是來自於精神層麵的強大。不甘就此謝幕的李善長連著向朱元璋發了幾道奏疏，匯報說自己病早就好了，希望皇帝能夠給自己一個繼續為帝國效忠的機會，發揮一個老幹部的餘熱。

　　朱元璋看著奏疏苦笑連連，這個老夥計想要重新回歸權力中樞的想法顯然是過於天真。朱元璋擔心他再次進京，就在鳳陽當地給他安排了一個活幹。委托他在鳳陽主修宮殿，接著又將江南14萬戶富裕人家遷到鳳陽，在家鄉再造一座皇城。朱元璋這麽做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將李善長像釘子一樣鍥在中央權力核心之外，讓他死了重返權力巔峰的那顆心。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將女兒臨安公主嫁給李善長的長子李琪，並封李琪為駙馬都尉。在準備操辦喜事時，他通知李善長可以進京主持兒子的婚禮。

　　當年的丞相，如今又成為皇帝的親家翁，此等榮耀絕非一般臣子能夠享有的。李善長進京以後，雖然被洪武皇帝委任了一些職務，但是想要東山再起亦是枉然。權力帶來的榮耀已如生命裏的昨日黃花，李善長知道，自己已經沒有能力去再次染指帝國權杖上那顆最耀眼的寶石。

　　也就在李善長逐漸遠離權力核心地帶之際，一位後輩同鄉拎著禮物找上門來。來者是寧國知縣，名叫胡惟庸，也是安徽定遠人。他提著二百兩黃金就敲開了李善長的家門，這個說話、辦事透著七分精明的老鄉，成了李善長正要物色的接班人。

　　沒過多長時間，胡惟庸就由地方來到京城，榮升太常少卿，平步青雲。接著，胡惟庸又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二兒子李佑。就這樣，李胡兩家的來往就更加密切了。

　　隨著李善長與中央權力漸行漸遠，朱元璋也開始著手為李善長的離去尋找新的接班人。

　　作為淮人首領的李善長雖然離開了帝國的權力中樞，但是他並不甘心就此完全放手。胡惟庸的出現，讓李善長找到了淮西集團新的代言人，也是自己的權力接班人。

　　當李善長了解到朱元璋非常看好胡惟庸，而胡惟庸剛好又是淮西人時。李善長知道，眼前這個人是自己的最佳加班人。於是，李善長向朱元璋上書保舉，一來迎逢聖意，二來也能將淮人心腹繼續安插在權力機關的核心層，可謂是一舉兩得。

　　胡惟庸之所以為朱元璋所賞識，並不完全是李善長的功勞。朱元璋在用人上從來是不肯假手與人的，何況像宰相這樣重要的位置。

　　李善長作為淮西集團文官的一把手，經年經營地盤，這個羽翼豐滿的權力集團對於急於抓權的朱元璋來說如芒在背。胡惟庸原來隻是朱元璋原來帳下的一個文書，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並無黨羽而且又是李善長陣營的力量，才決定將其放在重要位置以製約李善長。

　　讓朱元璋萬萬沒有想的是，胡惟庸居然不能體會自己的良苦用心，反而加緊和李善長搞好個人關係，這讓朱元璋不能不有所忌憚。

　　若說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首領，那麽胡惟庸就是這個權力集團的二把手。

　　李善長本人雖然離開了宰相位置，但是他在朝堂上的影響力並沒有絲毫減退，各個部門的頭頭腦腦大多是他的老部下。他們要想在權力場上有更大的發展，就必須要和李善長搞好關係。

　　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門心思結交李善長，自然成為淮西集團新的代言人。

　　相比之下，汪廣洋這個非淮西集團出身的右丞相實在不好開展工作，也難怪他隻能“無所建白”了。胡惟庸和楊憲一樣，一門心思要登上帝國的權力巔峰，成為中書省的宰相第一人。

　　楊憲被除掉以後，胡惟庸前麵的絆腳石就隻剩下汪廣洋一個人而已，他又豈能輕易放過這唾手可得的機遇？

　　楊憲死後，李善長老病在家，從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廣洋就成了中書省的實際負責人。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長告老還鄉，汪廣洋升為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繼續作為他的屬官留任。然而汪廣洋的運氣實在太差，在此之前輔佐他的楊憲一門心思要將他趕出中書省，而這一次輔佐他的胡惟庸根本就沒有拿他當回事。

　　中書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可以拍板做決定，根本就不用告知他這個名義上的中書左丞和後來的右丞相。經過了上次罷職流放的折騰，汪廣洋就抱定一個原則：凡事沒有原則就是最大的原則，對中書省的事務概不過問。

　　汪廣洋越是縮頭不爭，胡惟庸就越是要步步緊逼。

　　到了洪武四年，劉基和李善長一前一後告老還鄉，一對冤家就這樣雙雙離開了朝廷。在中書省昏暗的燈光下，就剩下了汪廣洋和胡惟庸朝夕相對。朱元璋實在忍受不了汪廣洋的碌碌無為，讓他壓製楊憲，他反而被趕出京師；讓他主持政務，他又拱手將權力讓給胡惟庸。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無所建白”的理由罷免了汪廣洋右丞相的職務，並將其打發去了遙遠的廣東行省當參政。轉而讓胡惟庸以中書左丞的職務把中書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順地接了過去。

　　汪廣洋以為真正離開權力中心，就可以落得逍遙自在。但是朱元璋並不這麽想，沒過多久又將其召回京城，讓他做了左禦史大夫。讓汪廣洋這樣性情懦弱之人當監察部門的負責人，對於急於攬權的胡惟庸來說是最好不過的事。

　　果然，汪廣洋在左禦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書省毫無區別，一無建樹，絲毫沒有影響到胡惟庸的相權。

　　且說汪廣洋被派往廣東後沒過多久，胡惟庸與李善長的關係又遞進了一步。在兩人的包辦之下，胡惟庸的侄女與李善長的侄子結為了夫妻。如此一來，胡、李二人就變成了間接的兒女親家。有了這層親戚關係，胡惟庸儼然已成為李善長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善長的舊部也是得心應手。

　　大概也因為這層姻親關係，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關係也更加密切。

　　這一年的七月，胡惟庸升為中書右丞相，實至名歸地主持中書省的政務。此時的中書省，自從李善長退休以後，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著。徐達雖然一直兼著右丞相的頭銜，但是他為人謹慎，又加上常年帶兵在外，政務方麵也是隻占位置不問事。如此一來，右丞相胡惟庸就變成了真正的獨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感覺讓人如此迷戀。

　　死了楊憲，走了汪廣洋，又和李善長結為親家，胡惟庸的風頭無人可及。隨著權勢的增大，胡惟庸漸漸忘乎所以，對於膽敢挑戰他權威的人是一個也不放過。

　　胡惟庸第一個要對付的人，就是已經退休在家的劉基。這時候已經預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劉基怕遭致政治災禍，隱居山中，不再過問朝政。每天以喝酒下棋為樂，將自己混同於普通老百姓，絕口不提自己的功勞。

　　劉基想要逃避現實，但是嚴酷的政治鬥爭風波仍是將其卷入其中。

　　胡惟庸上位之後，尤其是在獲悉劉基曾經在皇帝麵前說過他的壞話，說他不具備丞相的資格。當日，朱元璋和劉基君臣私下論相本來是極為機密的，如今卻發展到舉朝皆知的地步。

　　等到胡惟庸案發後，才有人想到可能是朱元璋派檢校故意放出去的風聲。別說劉基本就是淮西集團的死對頭，單就此次論相而言，就足以使胡惟庸與劉基之間心生仇隙。

　　在丞相的人選問題上，劉基出於公心勸導朱元璋不要撤換李善長：“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李善長是開國元勳，能調和各路將領）。”

　　朱元璋說：“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他多次找機會要害你，你還為他講好話，如此高風亮節，我要任命你為丞相）。”

　　劉基深知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自己就很難在朝廷施展手腳，堅決辭謝。

　　朱元璋又問：“楊憲如何？”

　　劉基道：楊憲有丞相的才幹，沒有丞相的氣度，丞相必須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態，用義理來權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這一點，楊憲做不到。

　　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

　　劉基說：“此人過於偏淺，還不如楊憲。”

　　朱元璋又問：“胡惟庸如何？”

　　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在劉基看來，胡惟庸是最不合適做丞相的，就好比一匹劣馬，叫它駕車，必然會導致翻車事故。

　　朱元璋見以上人選都入不了劉基的法眼，就故意試探劉基：“我的丞相人選，難道就沒有一個能夠超過先生的（吾之相，誠無逾先生）。”

　　劉基看穿了皇帝的心思，推托道：臣疾惡太甚，口無遮攔，一向閑散慣了，無法應對繁雜的行政事務，在這個位子上，恐怕辜負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哪裏會找不到人才呢？請明主悉心搜求。不過剛才提到的幾個人，確實並不合適。

　　時隔不久，胡惟庸當上了左丞相，這讓劉基備感失落。他不免在一些故交好友麵前感歎：“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就是希望自己評價胡惟庸的那句話不要得到應驗，那樣的話就是天下百姓之福，大明王朝之福。

　　劉基於洪武四年（1371年）告老還鄉以後，就一直安居於老家浙江青田，過著布衣粗食的生活。雖然遠離帝國權力的核心地帶，但是劉基表現得依然謹小慎微。他知道遠在南京的朱元璋並沒有放鬆對自己的警惕，而他在帝國的各個角落布下的眼睛和耳朵也在死死地盯著自己。為了與帝國權力階層撇清關係，也為了證明自己已經完全放棄權力，回鄉的劉基從來不與當地的官員見麵。

　　有一次，青田知縣以布衣身份去拜見他，二人相談甚歡。分別之時，這個知縣才透露自己的身份，並表達了對劉基的仰慕之情。劉基聽後當即下跪，口稱小民，從此閉門不見客。

　　讓人扼腕歎息的是，即便劉基如此小心謹慎，可還是沒有跳出帝國權力規則的羈絆。

　　浙江和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那裏長期被鹽梟所占據。由於當地的鹽梟不服管製，埋下了諸多不安定因素。此處離劉基的家鄉很近，劉基就向朱元璋奏請在此處設立巡檢司進行管製。劉基就這件事寫了一份奏章，並派大兒子劉璉帶到南京，直接越過中書省，送達朱元璋。

　　之所以讓這份奏章越過中書省，劉基有自己的一番考慮。他知道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往下走，胡惟庸不會拿自己太當回事，這也就意味著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這份奏章。中書省有權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這份奏章落到胡惟庸的手裏，肯定會被截留於中書省。

　　胡惟庸很快就知道劉璉進京麵聖這件事，對於剛剛主政中書省的胡惟庸來說，沒有比這更糟糕的事了。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書吳雲上書彈劾劉基：“劉基說過談洋這個地方有王氣，他想等自己死後把墓建在這裏。由於當地百姓不肯讓地，這才請求朝廷設立巡檢司驅逐百姓，好拿到這塊好地方。”

　　胡惟庸的這一招不是一般的毒辣，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麽等待著劉基的將會是：謀反大罪，誅滅九族。

　　王氣隻能是皇帝才能夠具備的氣場，做臣子的如果想得到王氣，那就必須造反成功。在封建宗族社會的意識形態裏，後人對於祖宗墳地的位置選擇非常講究，它甚至將後世子孫的禍福吉凶都壓在了這件事上。

　　朱元璋不愧為一代雄主，他雖然也敬天祭天，但並不是輕易就會被別人忽悠的。

　　朱元璋看到奏章後並沒有按謀反罪逮捕劉基，當然遇到這樣的事情，他也不可能坐視不管，就勢剝奪了劉基的朝廷俸祿。朱元璋對這件事的態度頗值得玩味，史料上的原文是這樣記錄的“帝雖不罪基，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

　　朱元璋究竟為何心動？難道正如胡惟庸所言，劉基為自己選了一塊有王氣的風水寶地嗎？這顯然不符合邏輯。朱元璋也明白，憑借劉基在帝國權力場上的能量和個人氣場遠遠達不到稱王稱帝的地步。

　　那麽朱元璋究竟在擔心什麽？那就是劉基的才能，這才是朱元璋最為忌憚之處。江山初定，如果像劉基這樣有影響力的人才心生異誌，或另投他人，對於朱元璋和他的帝國來說，都是令人頭疼的大事。

　　當然還存在一種情況，朱元璋剝奪劉基俸祿的心“動”之舉是故意做出來的，做給胡惟庸看的。但是朱元璋的態度使得劉基再也坐不住了，他不顧老病之軀，千裏迢迢趕赴南京城，準備向朱元璋當麵陳清事實。

　　劉基重返京城等於是羊入虎口，想要掙脫顯然是不可能的。為了表明心跡，他留京不歸。

　　劉基在進京之後就病倒了，而且是一病多年。胡惟庸並沒有忘記他，更不會就此放過他。史料記載胡惟庸曾派醫生到劉基那裏去看病，劉基吃了醫生開出的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反而導致病情加重。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派人護送劉基返鄉養病。臨行之前，他寫了一道密文交予劉基，在這篇密文的字裏行間流露出君王的無情：“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劉基剛返回故裏，病情迅速惡化，一個月後，六十五歲的劉基走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死在了浙江青田故裏。關於他的死，曆史在這裏打了好幾個彎彎繞。

　　朱元璋後來與劉基的兒子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把劉基死亡的責任一古腦兒都推到胡惟庸的身上，當然這是發生在劉基死了十幾年以後的事。這時候的帝國權力層已經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一是獨相胡惟庸被殺，震動帝國上下；二是朱元璋試圖將胡惟庸的黨羽擴大化，那樣的話就可以將其黨羽剔除幹淨，並且借著胡惟庸案大肆殺戮功臣。

　　史料記載，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對劉基的次子說過這樣幾段話：“你父親活著的時候，滿朝都是黨，隻是他一個不結黨，結果遭到了胡惟庸的毒害，吃了他（們）的蠱。”

　　又說：“你休道你父親吃了他們的蠱，其實你父親心裏是有分曉的，他們便忌恨於他。若是那無分曉的，他們也不會忌恨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曉的，終不會虧待了你父親的好名聲。”

　　朱元璋還對其他大臣們說：“劉伯溫活著的時候，胡家結黨，隻是老子說不倒。後來胡家結黨，加害於劉伯溫。一日劉基來對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著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他兒子來問，他兒子說（肚子）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的鱉鱉的，人卻死了，這正是著了蠱的跡象。”

　　其實在這件事上，胡惟庸極有可能是背了黑鍋的。胡惟庸“謀逆案”本身就是一件不靠譜的事，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冤案。帝國丞相之死需要給天下人一個能夠自圓其說的理由，而謀逆是最好的選擇。在朱元璋的一手操作之下，胡惟庸死後很多年，那些要命的黑材料還在一條一條往他的檔案袋裏塞。其中胡惟庸下藥毒死劉基，也就成為其中一條罪狀。

　　胡惟庸接過李善長淮人集團的衣缽，有心將劉基逼向絕境。此時的劉基已經對他構不成威脅，他不會為了一個老病將死，離開朝堂之人去冒這個險。話說回來，就算真是胡惟庸毒死劉基，那麽真正的幕後主使又是誰呢？

　　其實朱元璋、胡惟庸（淮西派）在這裏玩了一出無間道式的權力博弈遊戲。朱元璋很好地利用了帝國官僚集團的內部鬥爭，將劉基之死與胡惟庸謀反案捆綁在一起。

　　朱元璋除掉劉基的決心已定，卻不想親自動手，免得背上千古罵名，眼見胡惟庸如此急不可耐地要置劉基於死地，正好可以順水推舟，借刀殺人。

　　他也不用說什麽，隻需要做幾個冷漠與懷疑的表情，以胡惟庸的精明又怎能不領會皇帝的意思。更何況此時的胡、劉二人勢力過分懸殊，一個是把持威權的獨相，一個是被皇帝拋棄的過氣老臣。君臣相互利用，但終是朱元璋更勝一籌，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等到多年以後，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掃蕩了帝國官場之後，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滿朝皆黨，隻有劉基不從。這等於是在為胡惟庸案的擴大化製造輿論，就算劉基真是一個能掐會算的半仙，也算不出來，自己在死了以後，還能夠成為朱元璋手裏一顆有用的棋子。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是劉基在臨死之際布下的一場權力弈局，而布下這場局的目的就是為了瓦解李善長、胡惟庸的淮西集團。

　　如果上麵的說法有一個成立，那麽劉基之死，就更具有一種英雄末路的悲劇色彩。

　　但無論怎樣，劉基與李黨之爭，是以個人之力同一個權勢在握的龐大黨群相抗，這無疑是以卵擊石，注定了他在這場鬥爭中失敗的命運走向。

　　在劉基與淮西集團博弈的過程中，朱元璋將這一切盡收眼底。胡惟庸上躥下跳的表演在朱元璋看來和一個官場小醜沒什麽兩樣，無所掣肘的相權是可怕的。此時的朱元璋，心裏已經漸漸有了改組中書省、廢除宰相製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動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

　　胡惟庸做中書右丞相以後，收受賄賂、任意處分官員、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這些雞零狗碎的罪名將一個丞相定罪，顯然分量還不夠。

　　洪武九年（1376年），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經待了三年時間。

　　朱元璋仿佛嬌寵一個放肆的小孩，任其為所欲為。也許是為了讓他更好地專權，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書省編製中的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這兩個職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雖說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沒有廢除。同時，在地方上廢除了元朝實行的行中書省製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擔任地方行政長官，直接向中書省負責。

　　本來在中書省的編製中，左、右丞相是級別最高的，其下分別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參知政事，如今廢除了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的職位，中書省就隻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編製，其下雖然增設了幾個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聯係的位置，但不過是輔助丞相而已。

　　權力機構的改革使得胡惟庸在中書省，甚至在帝國的整個官僚集團，都獲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