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二章 換湯不換藥的新時代

　　中國曆史每一次轟烈烈的農民起義鬧騰過後，就會迎來一個換湯不換藥的新時代。

　　為什麽說它換湯不換藥，因為相比於歐洲的農民起義，也許在規模上不如中國，但同樣來得頻繁，衝擊力也更加強悍，更為重要的是對封建統治有著毀滅性的打擊。待到事成之後，那些領頭造反者卻很少有人想著再去當皇帝。這主要是因為他們起義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消滅封建貴族，取消農奴製，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製。

　　但是在中國則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些起義者的心目當中，他們扯旗造反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去推翻一個舊體製，重新打造一個新體製。他們打倒皇帝，圖的就是皇帝P股底下的那張龍椅，要的就是自己能夠取而代之，登上王者之巔。

　　“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句話反映了封建時代民眾的普遍心態及主流思想。

　　所以我們在翻閱曆史時，才會一次又一次地為之扼腕歎息，歎息那些流血和陰謀怎會不厭其煩地重複上演。新建的政權統治不過是前朝的複製與翻版，而高高在上的永遠是張家的皇帝李家的王，下麵匍匐著的官僚就像是機器模子倒出來的產品，龐大的政治機構猶如一輛腐朽的破車運行在跑偏的曆史軌道上，一次次翻車，又一次次發動點火。

　　不同的是經過一次摧枯拉朽的掃蕩，帝國表麵的汙垢就會被暫時性地清除殆盡，新王朝的主人看起來較為英明，朝廷官員們也較為清正廉明，封建地主的剝削也趨於緩和。可是好日子總是如曇花般絢爛於一瞬間，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機器又會出現新的磨損，政治空氣又會變得汙濁不堪，權力集團的統治又會陷入前朝的同樣困境之中，曆史又得周而複始地來那麽一次大規模的清汙運動。所不同的是，在這場權力運動中的帶頭大哥獲得了成功，最終登上了皇位。

　　曆史的發展，就這樣循環著往複不斷。談不上是進步，也談不上是落後，就像黑格爾所概括的那樣，彼時的中華帝國就是一個“停滯的帝國”。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以朱元璋的農民意識而言，他不僅難以掙脫這一模式，反而會加固其運行功能。

　　以元末紛亂的天下大勢而言，如果沒有出現一個朱元璋，肯定會有張元璋、李元璋挺身而出，以實現推翻蒙古元朝政權統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對中國曆史的主要影響並非戰爭時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後的一係列的政治策略。

　　左手偏執，右手妥協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李善長、徐達、常茂、李文忠、馮勝、鄧愈等六個人為公爵，另外二十八人為侯爵，並賜給了大量的土地，同時頒有免死鐵券。如果本人或其子孫獲罪，還可以免死數次。

　　讓人感到諷刺的是，這道象征著榮譽和功勳的免死鐵券日後看來，卻仿佛成了一道道催命符。尤其是在洪武朝中後期掀起的那一場接一場的血腥屠殺中，那些像中六合彩一樣得到鐵券的家族幾乎全部有幸卷入其中。

　　朱元璋在這場權力運動中還是費了一番苦心的，既要大封功臣，頒賜“免死鐵券”，又要大開殺戒，誅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權的潛在威脅，又要避免天下人言而無信之譏。

　　在朱元璋所頒發的“免死鐵券”中，都刻有這樣一句看似不經意的話語：“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璋在這裏預先埋下了一個伏筆，那就是“逆謀不宥”——謀反罪不得免死。

　　有了這樣一個事先埋下的伏筆，後來的大開殺戒也就有了隨其自然的理由。

　　在這次受封人員中，李善長是唯一一個以文臣身份晉封公爵的。其他受封的公、侯則全部是來自於武將集團，由此可見李善長身份之特殊。

　　朱元璋為了將皇室與功臣的利益捆綁在一起，還通過聯姻的手段夯實帝國的權力底盤。郭英之妹為朱元璋寧妃，徐達、馮勝、藍玉之女皆為王妃。李善長、傅友德、胡海、張龍等勳貴之子皆尚公主，與朱元璋結成兒女親家。

　　朱元璋這麽做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希望能夠通過這些方式確保那些開國功臣進入和平年代後的忠貞度不減，以鞏固朱家王朝的統治，使大明江山能夠傳祚無窮。類似於我們今天的股份製公司，用股份將這些權力股東栓在帝國的褲腰帶上。

　　然而沒過幾年，這段短暫而甜美的政治婚姻就宣告結束。“飛鳥盡，良弓藏。”皇帝與功臣始終難以擺脫這種權力困境，曆史的活劇也如同盜夢空間的陀螺一直旋轉下去。當權力運轉進入到這樣一個怪圈，作為局中之人掙紮得越厲害，沒頂的幾率也就越大。每個朝代的開國者都無可幸免地迎頭撞上，朱元璋的朝代也同樣不例外。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頒布《洪武青花執壺鐵榜文》，對帝國文武官員要嚴加戒飭，並且在其中嚴厲指責部分有功之臣在新的時代裏放鬆了個人世界觀的改造，幹下違法亂紀之事。這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對驕傲放縱的功臣們發出的一種警告，同時也傳遞了君臣關係趨於緊張的一個信號。

　　在隨後的幾年時間裏，朱元璋又先後炮製了《資世通訓》和《臣戒錄》等訓誡性的製度。

　　在這些頒布的製度裏，朱元璋逐步褪下溫情的麵紗。他警告那些曾經的戰友，如今的帝國官員們。你們不要自恃功高就不把我這個皇帝放在眼裏，如果你們對我不忠、逾越禮製，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這些功臣們雖然嗅到了帝國的上空彌漫著不祥的氣息，可他們也許並沒有意識到，這時候朱元璋已經在心中將無形的屠刀緩緩地舉起。從無形到有形，有時候缺的隻是一個借口。

　　有人借用經濟理論來形容朱元璋與那些功臣的關係，說他們是一種委托代理關係。也就是說，朱元璋作為帝國的法人代表，他手裏控製著帝國的產權，但他又分身乏術，抽不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親力親為，於是就委托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

　　作為皇帝的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派發高薪給功臣們，同時讓他們在政治上享受高職位。朱元璋希望用這些現實的利益來換得功臣對皇權的一顆赤膽忠心。當然朱元璋這麽做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在任何時候都要保證皇權獨大，這些開國功臣們不要動不動就生出異心，更不要想去造反。

　　造反是一項高風險，但同時也是高收益的行業。對於任何一個皇帝來說，要讓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世傳下去，就要將功臣造反問題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誰將會造反的時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為皇帝懷疑的對象。其實這是一種很致命的邏輯，因為這種完全靠內心推理來完成的命題，對於功臣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新朝剛立，朱元璋就任命了兩位丞相，分別是左丞相李善長和右丞相徐達。左右丞相無異於早期明教中的左右護法，一文一武。

　　李善長是安徽定遠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鄉，和朱元璋是大同鄉。而徐達和朱元璋是小同鄉，都是安徽鳳陽人。從年齡上看，李善長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歲，不應該算是同輩中人。

　　李善長並非是沒有文化的草根階層，史料記載“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他是一個讀書人，並且是一個修習過法家思想，深謀遠略的知識分子。李善長與傳統意義上的儒生有著很大的不同，愛“習法家言”的人往往是那些權力世界裏的實用主義者。他們認為儒家信奉的“為政以德”那一套過於溫良恭謙讓，不足以為政治國。

　　從某種意義上說，李善長與朱元璋有著某種相似之處，朱元璋後來推行的那一套攝魂奪魄的鐵血政策與法家“以暴抗暴”的統治理念如出一轍。

　　當朱元璋還是吳王的時候，李善長便出任了他的右相國。在相國這個位置上，李善長幹得頗有起色，也充分展現了他裁決如流的相才，可謂大明開國的首功之臣。

　　在王朝更替，皇權易主的大時代背景下，很多像李善長這樣的實用主義者，他們每天醒來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能夠在這亂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當第一桶金到手的時候，他們會幻想著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財富王國。

　　雖然是文人士子，可他們並無普世的家國情懷。畢竟苟且於亂世，生存才是第一位。

　　儒家推崇的的導君於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其頭腦中所占的比重是極少的，也是不切實際的夢想主義。

　　帝國建製之初與元朝相比，政出中書的權力表象依然存在。對於赤手空拳起家奪得政權的朱元璋來說，他的權力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強烈，他將處理朝政視為自己的責任，也是他擁有大明天下以後的一種人生樂趣。這種樂趣是權力帶來的，歸根結底還是人性在這種權力遊戲中得到的滿足。

　　如果能夠將帝國朝政一把抓，那是一件讓人多麽過癮的事。可“奏事不許隔越中書”的製度卻使他無法和手下的各級官僚進行有效快捷的溝通。就算宰相們唯馬首是瞻，可是製度的鴻溝擺在那裏，想要跨越也不容易。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宰相們是不願意去勞駕皇帝的。在他們看來，自己舉手之間就能擺平的事，再轉手交給皇帝，實在是多此一舉。如果遇上勤政的皇帝，倒也無妨；如果遇上貪圖享樂的慵懶之君，他們這麽做就很容易惹禍上身。

　　當然這是宰相的想法，可是朱元璋卻不是這麽想的。在他看來，宰相們分明是在鑽製度的空子，故意在架空他這個至高無上的皇帝，瓜分皇權。

　　明朝立國之初，中央權力機構設有三大席位，分別是：中書省、大都督府和禦史台。

　　正如朱元璋所說：“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事。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禦史台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係於此。”他還說道：“中書省是國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從，凡朝廷命令都由中書下達。”

　　中書省總領帝國政務，大都督府分管軍事，禦史台則負責監督檢察，三大機構的領導者要同時對皇帝負責。從帝國政治製度的表麵看來，政治、軍事和紀檢部門各負其責，但是在實際的工作運行當中，大都督府和禦史台都要受到中書省的掣肘和節製。

　　作為中書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李善長和徐達這兩個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表麵上和中書省平行的大都督府、禦史台的最高長官大都督和左、右禦史大夫則要稍遜一籌，隻能算得上是從一品。所以從品級上來看，大都督和禦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個頭。

　　左、右丞相讓中書省的權力體係實現了兩條腿走路，可右丞相徐達作為一員武將，長年領兵在外，追討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勢力。這樣一來，中書省大權獨攬的就隻有李善長一個人了。

　　如此一來，中書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長的一言堂。

　　李善長跟隨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邊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功臣集團。集團中的人分布於帝國權力機構大大小小各部門之中，把持著政府的行政運作。

　　即使李善長是個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他在麵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局麵時，估計也會在某個時刻被眼前的幻境衝昏頭腦。更何況他本就不是一個品行端正之人，明史說他“外寬和，內多忌刻”。隻要有官員稍微侵犯他的權益，就會被他安了個罪名掃地出門。朱元璋將宰相的權力交給這樣一個小心眼的家夥，那麽黨同伐異的權力格局是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的。

　　李善長是淮西出身，對於淮西集團內部人士有著強烈的護犢之情。在李善長居高位時期，他所重用的官員也基本上都是同鄉之人。如此一來，在帝國的權力係統中，除了中書省的權力過重，就會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淮人朋黨。

　　戰爭年代，權力者需要鄉人的抱團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穩，官僚集團的抱團隻會削弱皇權。在這一點上，朱元璋有著清醒的認識。因為清醒，所以才讓他無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湯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藍圖已定。雖然還有一些不服氣的小股勢力在邊境上沒事打打遊擊，雖然擴廓帖木兒領著北元騎兵還在和帝國的右丞相徐達纏鬥不休，雖然梁王還在雲南試圖做最後的掙紮。但是放眼遼闊的中原地帶已經成為明朝的天下，平滅或者驅趕四方邊境之敵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如果沒有什麽石破天驚的突發事件，大明王朝的權力格局基本上也就塵埃落定了。

　　這時候的朱元璋已經在悄然轉換著自己的角色，由一名軍事統帥向帝國領袖轉型。他開始著手改革沿襲於元朝的一攬子朝廷製度，在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宰相製度的存與廢。

　　中書省的存在對於朱元璋而言是皇權通行路上的第一大障礙，皇帝要大權獨攬，勢必要觸及到宰相的權力。要觸及宰相製度，就不得不從帝國的權力體係中生生地撕開一道缺口，否則的話就會師出無名。

　　製度的缺口往往存在於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發乎於人性。要廢除一項製度，首先要廢除製度內的人。朱元璋在這一點上也是有所顧慮的：一是將現任宰相拉下馬，能否廢除現行製度；二是廢除此項製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洶洶。

　　可現實逼人，如果我們把一個新皇帝視為進京趕考的舉人，那麽朱元璋對於自己的這份答卷顯然是胸有成竹。這難免會讓我們聯想起六百年後的1949年的春天，中國革命勝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進發。毛澤東在離開西柏坡時說過這樣一句話：“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絕不能當李自成。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

　　朱家的江山雖然最後亡於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卻沒有能力開創了一個屬於李家的新王朝。在權力運行的規則體係中，進京趕考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對於朱元璋來說，李善長並不僅僅隻是個普通的臣子。在長期的反元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情誼並不比徐達等將領少，對於這個大他二十歲的長者，朱元璋的心裏更多的是一份敬重與感激。時過境遷，隨著各自身份的變化，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為複雜的情緒。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冊封皇後、太子等一係列的帝國大事件中，李善長都充當著大禮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還讓李善長擔任了太子朱標的太子太師，等於是將帝國的未來也交於李善長之手。沒有百分之二百的信任，朱元璋是不會這麽去做的。

　　當然君臣之間的這份信任並非一朝一夕培養起來的，當年朱元璋羽翼未豐，寄身於郭子興麾下。有一次，郭子興聽信身邊人的挑撥，揚言要奪回朱元璋的兵權，更要將李善長調到自己身邊來工作。

　　李善長聽到消息後，第一時間跑到朱元璋麵前表忠心。他表示除了朱元璋外，自己哪兒也不願意去。話語說到肺腑之處，居然表現得涕淚滿麵。這種態度讓朱元璋很受感動，從此愈發器重。

　　對於朱元璋來說，李善長是一個亦臣亦師的人物。隻要李善長沒有犯下謀逆這樣不可饒恕的罪行，朱元璋實在找不出一個與他撕破臉皮的理由。

　　建國之初，朱元璋並沒有想過清理李善長、徐達這些開國功臣。從他對功臣的封賞之重來看，他還是產生過與這些革命戰友共同分享勝利果實的想法。

　　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其理解為，朱元璋對付功臣的條件尚未成熟。一是統一大業尚未劃上圓滿的休止符，還需要功臣們盡心竭力；二是朱元璋和諸臣一路走來，如果說連一點革命情分都沒有，顯然是不合常理的。

　　洪武初年，明朝權力係統的實權派人物中的大多數都是朱元璋的同鄉，也就是所謂的“淮西勳貴”。他們和朱元璋同飲淮水，操著同一地區的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兒時一起討飯放牛的窮哥們，比如寫信拉他入夥的湯和。

　　也正是由於地方勢力的抱團，才幫助朱元璋從民間社會的最底層一步一步走向了權力的巔峰。在這裏，權力結構中的“地緣效應”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創業階段粘合了人心。

　　在帝國的整個創業過程中，“淮西集團”個體之間結成了以同鄉、師生、親友為紐帶的龐而雜的人際網絡。這個網絡在明朝初年的官場上也同樣表現出了驚人的凝聚力、戰鬥力和影響力。

　　中國的熟人社會講究的是差序格局，何為差序格局？用社會學家費孝通老先生的話說，就好像我們把一塊石子丟在水麵上，水麵會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紋，而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

　　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向外輻射出去的，是私人聯係的累積和增加，而社會範圍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聯係發展起來的網絡。

　　一個時代的權力係統扯出來的私人網絡越多，那麽它所分離出來的子係統也就越多，這個時代的權力私有化成分也就會越發嚴重。盤根錯節的網絡關係等於把權力結構進行一係列的重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指向性就一個，那就是把正式權力資源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來使用。

　　地方勢力帶來的是權力資源的私有化，這種私有化又將孕育出主宰官家權力的富豪權貴階層。當士族權貴們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權力、暴力、財富、勢力等完成權力資源的世襲製傳遞，也就意味著，作為終極資源和最高資源的官家權力，也正在進行著潛移默化的重新分配。

　　“淮西集團”的產生，主要是源於製度性的權力管道滲透進古代中國的傳統鄉土觀念，並使得這種地緣性的觀念轉化為帝國官場基因的一部分。李善長隻是常例，並非特例。

　　至正十四年（1353）七月，朱元璋南下攻打滁陽（今安徽滁州）。在行軍途中，李善長到軍門求見。朱元璋聽說他是地方的知名人物，就很禮貌地接待了他，雙方在交流中頓生相見恨晚之意。

　　李善長號稱“裏中長者”，朱元璋就將其留在了自己身邊，任命為記室（秘書官）。在任命之前，朱元璋問了他一個問題：如今亂世當道，先生有什麽好辦法可以幫我平定天下嗎？

　　李善長的回答是：你應該向秦末大亂中起家的劉邦學習，劉邦同樣是草根出生，但是他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做到了三點：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亂殺人。劉邦憑借這三點，隻用了五年的時間，便成就了一番帝業。你朱元璋的老家是濠城（今安徽鳳陽），距離漢高祖的老家沛縣（今江蘇沛縣）不遠。山川王氣，將會在你的身上得到應驗。隻要你能夠效仿劉邦，將來就一定能夠成就像他那樣的帝王之業。

　　李善長這套經世致用的理論並不亞於三國時期諸葛亮的隆中對，朱元璋對李善長為自己提供的這套奪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之術非常滿意。其實在這裏李善長說的是儒法雜揉的權力博弈術，儒家隻是表皮，法家才是其內在本質。他之所以能夠博取朱元璋的信任，最關鍵的是他抓住了朱元璋心理。這時候朱元璋想的最多的是，我能夠成就帝王之業。

　　可不管怎樣，朱元璋還是接受了這套儒法雜糅的治國理念。朱元璋早年長期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曆盡生活的艱辛，對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中掙紮求存的悲慘境遇感同身受。如果說朱元璋剛開始投軍是為了能夠混口飯吃，那麽等到他真正掌握了一定權力後，內心便萌發了濟世安民的想法，也就是一個帝王夢。

　　也正是從厚待李善長開始，圍繞在朱元璋身邊的文人也漸漸開始多了起來。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打下定遠後，馮國用、馮國勝（後改名為馮勝）兩兄弟前來投奔。因為二人也都是讀書人，所以受到朱元璋的格外敬重。

　　馮氏兄弟向朱元璋獻上的一句話是：“有德昌，有勢強。”也就是說，有勢力固然可以強大，但是如果一個創業者能夠擁有道德操守，那麽他的事業就可以蒸蒸日上。他們又向朱元璋建議：“建康（今江蘇南京）虎踞龍蟠，帝王之都，拔之以為根本，成有勢之強；然後命將出師，倡仁義，收人心，不貪子女玉帛，則為有德之昌，而後天下可定。”

　　當時群雄逐鹿，鹿死誰手尚未可知。馮氏兄弟能夠如此明晰地把握天下大勢，此等政治遠見著實令朱元璋眼前為之一亮。正處於用人之際的朱元璋聞言大喜，當即任命二人為軍中參謀。

　　第二年（1355年），朱元璋奪取太平，當塗縣的儒士、明道書院山長陶安率領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陶安向朱元璋進言：“海內沸騰，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這些投奔朱元璋的儒士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無一例外地規勸朱元璋多行仁義，勿動殺念，勿掠財物，以成就他們理想中的仁義之君的光輝形象，這讓朱元璋的仁義之師與那些隻為財物而燒殺搶掠的造反者有了本質上的區別。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朱元璋又將聞名一方的“浙東四學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們分別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劉基、龍泉的章溢、麗水的葉琛和浦江的宋濂。

　　這些能人賢士的加盟，把儒家所主張的那套“順天應人”之理和奪取天下後的治國安邦之術也同時灌輸給了朱元璋。在這種政治權術的指引下，朱元璋從一個隻知道造反求生存的草莽英雄變成了一統天下的霸主，一個懂得如何玩弄權術的政治高手。

　　在那樣一個時代大背景下，無論你是屬於哪一個階層，隻要你參與到爭奪官家權力的鬥爭中，並希望能夠從中獲利，就不能不運用儒家思想這個屢試不爽的政治法寶。雖然在使用的方法上各有千秋，或公開以之為號召，或暗地使用。否則的話，你就很難取得預期的效果。

　　如果我們將朱元璋比作一個大學生，那麽此刻圍繞在他身邊的那些儒生就是花錢聘來的客座教授。學生悟性再高，沒有教授的傾心點撥，是很難做到融會貫通的。朱元璋之所以會在群雄之爭笑到最後，與自己從儒生們那裏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朱元璋是個沒有文化底子的草根，在造反起義之前，他的社會身份隻有兩個，一個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長工，一個是法號叫如淨的遊方和尚。

　　草根的底子卻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創業之路，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曆史的奇跡。朱元璋在自己的創業和守業階段，大打儒家特色牌。朱元璋不光尊重知識分子，自己也經常用實際行動向那些儒生們靠攏，比如說朱元璋就經常在空閑時間學習充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史料記載，朱元璋寫下的人生第一首詩《不惹庵示僧》：“殺盡江南百萬兵，腰是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隻憑嘵嘵問姓名。”文字中的豪邁氣象表露無遺，文字功底可見一斑，這哪裏像是一個半文盲寫的？可以不誇張地說，朱元璋是曆代帝王中，自學成才的典範。談遷《國榷》說：“吳王微時，目不知書，起兵後，日親諸儒，瀏覽神解，手撰書檄，注射簡峭，文士顧不及也。”

　　在剛剛起兵時，朱元璋就率先亮出了儒家“尊王攘夷”的那麵大旗。朱元璋當年北伐提出一個口號就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當時長江南北的漢人已經被蒙古人和色目人統治了近百年，吃盡了民族壓迫的苦頭。朱元璋豎起的這麵民族大旗，可以說是籠絡人心最好的一種手段。

　　在創業階段，朱元璋又祭出了儒家思想中的高端理論——仁者無敵。朱元璋參加反元鬥爭的第二年，也就是從他獨自帶兵開始，就在嚴肅軍紀方麵大做文章。他曾經對手下的武將們說：“每攻下一城，聽到你們不亂殺人，我就很高興。你們要始終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鳥不會投到老鷹盤踞的樹林，百獸不會進入布滿陷阱的地方。百姓們會自動遠離殘暴的軍隊，去投奔不亂殺人的武裝。”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後，他的軍隊在城中大肆燒殺搶掠。朱元璋首次將隊伍裏的大小頭目全部召集起來開會，會上，他告誡那些武官：“破城時兄弟們都搶了不少女人。我規定，以後隻許搶沒結婚的少女，那些結了婚的，一律給我放回去！”（《皇朝本紀》）與此同時，他又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門前集合，把那些搶來的已婚婦人列隊送出，讓他們與自己的男人回家過日子。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傳頌。

　　中國老百姓是最容易滿足的群體，隻要能夠苟安於世，他們就絕不會冒險去做不法之事。在亂世之中，那些握有合法傷害權的官吏隻要不全力殘害他們，能夠給他們留下一條活路，他們就會在關鍵時刻投桃報李。

　　朱元璋攻滅張士誠的戰役中，張士誠兵盡糧絕。史料記載，當時城中的一隻老鼠都能買百文錢，皮靴馬鞍等都被煮食充饑。張士誠不忍城中百姓受罪，就向百姓說：“事已至此，我實無良策，隻有自縛投降，以免你們城破時遭受屠戮。”百姓聞言伏地號哭，願與士誠固守同死。由於城中木石俱盡，以至拆寺廟民居製作飛炮之料。城破之時，張士誠隻燒了自己的王府，沒有燒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每逢張士誠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蘇州的老百姓就燒九四香（張士誠原名九四），點地燈來紀念他。

　　朱元璋在元末諸軍中也以“獨不嗜殺”而聞名，因此贏得百姓擁戴，這是朱元璋事業得到發展壯大的根本所在。

　　在守業階段，朱元璋打得是儒家提倡的“民生牌”。朱元璋是貧苦農民出身，在他的內心深處比誰都要清楚“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的道理。《明實錄》中記載這樣一件事：帝國建製後，朱元璋定都南京，當他看見南京城內有一些沿街露宿無家可歸的流民，便讓那些官員在南京城內找一塊空地，蓋了二百六十間房屋提供給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免費居住。然後朱元璋又要求江蘇華亭縣的官員將當地宋朝遺留下來的居養院進行翻修，好讓無房的當地人居住。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朱元璋下旨將這種辦法推行到全國，要求中書省官員派人深入各地尋訪無衣食、無住房的窮人，然後給以衣食和住房。

　　朱元璋對此的解釋是：朕在當貧民的時候，曾經目睹民間的疾苦。自己恨當時不能給天下饑民以庇護，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朕掃平四海。但禦宇十餘年來仍不能實現當初之誌，各位臣工應該幫助朕實現這個理想，如若不然，你們也就沒有必要來輔助朕，所以萬不能使天下有一人無衣穿、無飯吃、無房住。

　　每個帝王在自己奮鬥的道路上，內心都會揣著一張藍圖，或者說是自己的政治理想。

　　朱元璋的理想就是要讓天下的每個人（尤其是底層勞苦大眾）都能夠有房住、有衣穿、有飯吃。雖然這是個理想藍圖，也曾遭到官僚集團的質疑，但朱元璋仍然不遺餘力地推行下去。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滲入朱元璋血液裏的民本思想。

　　在朱元璋身邊的那些儒生士子中，李善長算是最為特殊的一員。不光因為他是修習法家的儒生，更主要的是他與朱元璋之間的那層微妙的權力關係。

　　朱元璋曾經與李善長有過一段推心置腹地交流，朱元璋說：“如今群雄紛爭，要打好仗，最要緊的是要有好的參謀人員。現在群雄中管文書與作謀士的幕僚，總喜歡說一些左右將士的壞話，從而導致文武不和，將士難以施展才能，這樣的軍隊非敗不可。將士垮了，好比鳥兒失去羽翼，主帥勢孤力單，是必然要走向滅亡的，這是一個教訓。你應該為我搭建一座梁，將文武官員的心連結在一起，千萬不要學那幕僚的壞樣。”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這張政治藍圖中，李善長在其中扮演著一個能夠在關鍵時刻左右時局的重要角色。如果我們能夠理解西漢開國丞相蕭何就是靠著為劉邦轉運糧餉而摘得頭功，並進而榮升丞相，也就能夠明白此時的李善長在朱元璋心目中居於何等重要的位置。

　　朱元璋自稱吳王後，就將李善長封為右相國。因為元朝是以右為大，所以說這時候的李善長已經是大明創業團隊中的CEO。

　　李善長沒有辜負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軍機檄文之類的文案工作，更主要的是保障了軍隊的後勤供給，使得前線將士能夠安心作戰。同時他還為新立的明朝政權製定了一係列的法律法規，如經營鹽，立茶法，立錢法，開礦冶煉，定魚稅等等。

　　在李善長的高效運作之下，朱元璋的統治區域呈現出一派兵強馬壯，經濟繁榮的景象。吳國元年，朱元璋論功行賞，封李善長為宣國公。後來改革官製，不再像元朝那樣以右為尊，改以左為大，李善長也理所當然地調整為左相國。

　　在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時，李善長雖然沒有在戰場上獲取卓著的軍功，但是並不妨礙朱元璋對他高看一眼，厚愛三分。朱元璋給出的褒獎理由是：後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給軍食，功甚大）。於是授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

　　除了上麵這些優厚的待遇，朱元璋賜給李善長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朱元璋封公的六個人中，李善長名列第一。在頒發的嘉獎令上，李善長更是被朱元璋比作漢代的蕭何，其風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絕對是首屈一指的。

　　這時候的右丞相徐達常年領兵在外東征西討，朝中實權基本上是掌握在李善長一個人的手中。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勳貴在帝國的權力係統中炙手可熱，這種權力上的壟斷地位也為其他地區的政治勢力所不滿，所覬覦。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駕護航之下，就算其他權力集團有什麽非分之想，也隻能將羨慕嫉妒恨暗藏於心。

　　淮西集團的權力勳貴們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國權力要塞，由權力集團釋放出來的熏天勢焰讓其他派係根本無法近身，更談不上掣肘。當權力集團內部各個派係之間的欲望無法得到遏製的時候，那麽帝國的權力紛爭也就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拾。

　　此時的帝國政界上層圈子中存在著一個以李善長為首的淮人官僚集團，而且這個政治集團是以朱元璋為背景的，早在朱元璋創業之始，就逐步形成並發展壯大。由於朱元璋的培植與倚重，淮西集團的權勢被迅速推至最高點。淮西集團與其他派係之間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湧動，開始浮出水麵，直到在帝國權力高層掀起滔天巨浪。

　　為了能夠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權力空間。淮西勳貴又豈能容得下其他勢力集團與自己利益分肥？他們當務之急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通過一切正常或者非正常手段來打擊壓製其他勢力團體。

　　從前期的李善長到後來的胡惟庸，前後十七年的時間裏，淮西權力集團都在竭力擠壓那些非準人的權力生存空間，根本不給非淮人攬大權的機會。正如吳晗先生所說：“對不是自己係統中的人排擠，從鄉裏觀念出發而演成的政治鬥爭，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個特征。”

　　李善長勢力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朱元璋對淮人集團的倚重，作為淮右黨人的帶頭大哥，李善長手中握有的權力愈大，就意味著集團勢力在帝國權力係統中能夠分肥到的利益蛋糕也會越大。

　　算命先生難逃權力宿命

　　在帝國的權力場上，此時能夠與淮右集團相抗衡的隻有浙東集團，而浙東集團的領軍人物正是劉基。在一些演義性的文學作品裏，劉基被塑造成一個能占會卜的算命先生，他寫的《燒餅歌》，向朱元璋暗示了大明王朝日後所發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後數百年的事。雖然這些故事和預言的真實性有待考證，但是劉基的才華是毋庸置疑的。他與宋濂、章溢、葉琛等人並稱“浙東四賢”。

　　早在元末之際，“浙東四賢”在浙東地區已經是久負盛名的風流人物。至正年間，浙東賢士改換門庭，由事元而事明。“浙東四賢”雖然是一個組合式的名號，但是他們之間從無拉幫結派之舉。就是在劉基與以李善長為首的淮人集團作鬥爭時，其餘浙東人士並沒有像淮西黨人那樣抱成團，共同對付政敵。

　　與李善長、徐達、常遇春、胡惟庸這些淮右人相比，劉基作為後來歸順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朱明王朝裏究竟能夠占據多大的權力比重，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一件事。

　　劉基是浙東的青田大族，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史料記載，劉基在讀書方麵有著過目不忘的本領，他曾經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一家書店中翻閱一本有關天文方麵的書籍，翻過一遍後竟然默記於心，能夠背誦出來。書店的主人便要將書送給他，他卻說：“書已經在我的胸中了，要書何用？”

　　元朝至順年間，當時隻有二十三歲的劉伯溫就考中了進士，在當時算是起步較早的後備幹部。三年之後，劉基正式進入官場，雖然還隻是一個正八品的高安縣丞，但是心中卻藏著一副錦繡藍圖。《明史》中對他的評價是“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也就是說他是一個人品不錯，心係天下的好官，但同時也是一個不懂得掩飾自己情緒的感性文人。

　　與科舉的順利晉級相比較，劉基的仕途卻走得一波三折。這主要是因為科舉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一個人的才華，而官運則更多地取決於一個人對於官僚體製的適應能力。劉基的性格其實並不適合波詭雲譎的官場，在他還隻是一個八品小官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他日的結局。

　　劉基剛剛步入官場時就遇到了棘手的案件，這個案子在前任官員手下已經結案，劉基拿過來一審發現是誤判，他想推倒重新審理，結果卻遭到了原審判官的攻擊。雖然這次攻擊毫無根據，但是案子卻沒有重新審下去，劉基被調往他處當了一名掾史（副官）。年輕氣盛的劉基一氣之下索性辭職不幹，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辭職。

　　信心滿滿的劉基，在官場小試牛刀就遇到了挫折。劉基雖然辭職賦閑在家，但是他仍然沒有脫離朝廷官員的編製。因為他是進士出身，官員名冊上始終都應該有他的一席之地，所以等到朝廷的官員編製有了空缺，還會將他重新起用。

　　對於劉基來說，這一次等待的時間似乎漫長了那麽一點。等到他再度回到官場之時，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十三年。這一次，劉基被元廷任命為浙江儒學副提舉，也就是分管教育的副主管。

　　至正十六年（1356）春，浙東黃岩人方國珍舉兵反元，行省推舉劉基為元帥府都事。劉基奉行省檄，返回處州平定方國珍叛亂。就在劉基準備大幹一番建功立業之時，方國珍又調轉方向歸順了朝廷，搖身一變成為海道漕運萬戶，其兄方國璋為衢州路總管。第二年，方國珍又晉升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這真是莫大的諷刺，自己的平定對象華麗轉型成為行省大員，而那些收了賄賂的官員卻要反過來折騰自己人。無亂可平的劉基就這樣被朝廷削奪了兵權，隻好棄官返回生養他的青田故裏，處於半隱退狀態。對於如此結局，劉基百思不得其解。憤然離去的他，不免仰天長歎：“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

　　在劉基這樣的文人看來，空有一腔報國之誌，可是在那樣一種環境下，也隻能有心無力。

　　無論是張士誠，還是朱元璋，他們都不過是在亂世中渾水摸魚的一方流寇，難以成就大業，更不值得以性命相托。如果我們要歸納中國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調與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在這種現實政治生活環境的催迫之下，不得不隱就成為劉基這樣的末世文人所作出的無奈選擇。

　　處州東麵是占據浙東的方國珍；北麵是勢力強大的張士誠；西麵朱元璋的軍隊也步步緊逼。隱居的劉基已經無法再為朝廷效力，他必需對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新的調整，可是他從內心深處瞧不起那些割據一方的草寇勢力。

　　這時候，劉基所能做的就是兩件事：一是組織鄉人於亂世中自保，免遭方國珍的騷擾；二是寫出那部傳世的寓言巨作《鬱離子》，借此抒發亂世文人的心頭鬱結。

　　正如《劍橋中國明代史》中所說：“（元朝末年）精英分子並沒有去搞顛覆活動，發表不同政見，或者急於公然參加反對這個受苦難的政體的叛亂。他們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進。就是當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誤時，他們也還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鄉的有秩序的現狀。如果說元朝從他們這些社會的天然領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來越少，那麽，許多反對元朝的叛亂分子也沒有得到他們大規模的自發的合作。”

　　上麵這句話正是劉基這樣的社會精英分子的真實寫照，社會新舊秩序的交替，讓他們的人生也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劉基等地方實力派的加入，不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東的社會秩序趨於穩定。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授劉基為弘文館學士時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朕初到浙東時，你就對我頗有好感。等朕回歸京師，你就親來投奔。這時，浙東之民對我還未深信，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寧。”

　　劉基的出山，可以說一半是朱元璋請出去來的，另一半是被當時的形勢逼出來的明朝軍隊占領金華等地後，為了能夠迅速在浙東地區打開局麵。朱元璋想盡一切辦法將劉基這些有影響的浙東大族收為己用，以安撫地方人心。

　　朱元璋對劉基的了解，不像他對淮右集團成員了解得那麽多。他知道劉基這個人，應該是他的勢力範圍擴展至浙東以後的事。朱元璋是遊民出身，他的知識水平是有限的，對知識界精英人物的了解也是聽別人描述的。劉基“少有英名，海內聞之”，朱元璋就算在此前不一定聽聞劉基的大名，但是對於懷揣著平定天下之誌的朱元璋，對於人才的渴望要超出同時期其他幾路反王。他深知要實現平生之誌，不能光靠自己這樣的泥腿子，必須廣納天下人才俊傑。李善長算一個，劉基也算一個。

　　這是成功的創業之主在自己的創業階段慣用的一套伎倆，但凡勢力遍及之處，他們都要征召當地的名士大儒，為己所用。就算不能為己所用，也不能為他人所用。

　　不管是真的尊儒，還是為了撈取一個政治家的印象分，朱元璋總是會擺出一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賢明姿態。在進入浙東前，朱元璋的人才庫裏已經儲備了李善長、胡惟庸、汪廣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門口的（江淮一帶）文人謀士。

　　自古以來，浙東一帶都是英才薈萃之地，劉基、宋濂等人自然不會逃過朱元璋的視線。明代張萱的《西園聞見錄》中記載：朱元璋剛到滁陽的時候，韓國公李善長就向他舉薦浙東的名士宋濂，說他知星象經緯。宋濂卻謙虛地說：依我看，我的本領遠不如青田的劉基。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軍攻下處州城，劉基被強行帶至南京麵見朱元璋。無奈劉基確實不想留下來，沒有辦法朱元璋隻好又將其放回。帶到身邊的人才就這樣走了，朱元璋並不甘心。

　　沒過多長時間，朱元璋又指示他的另外一員部將孫炎去勸劉基出山，孫炎這時候的身份是處州總製官。按照朱元璋的指示精神，他一次又一次派人促請劉基能夠複出為大明效力，自己還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勸說劉基，可劉基屢辭不就。其原因正如他的好友宋濂所說：“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恥為他人用。”宋濂是了解自己這個朋友的，劉基是個重氣節的君子，既然他已經做了元朝的官，那麽就羞於再去做大明的官。

　　其實對於朱元璋的一再征召，劉基內心還是有一番糾結的。

　　作為一名亂世書生，他心中有著自己的利益考量。儒家的倫理道德、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政治前途等，都成為劉基所思考或決定他抉擇的因素。特別是從元朝的官吏轉而投靠自己曆來所不屑的亂賊草寇，經曆如此巨大的角色轉換對於個人來說顯然是困難的事。

　　帝國建立後，有人杜撰出西湖望雲和陳說天命的故事。說的是劉基在做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時，曾經遊覽西湖，見西北方的天空飄起奇異的雲彩，光映湖水中，同遊的文人雅士都以為是慶雲，準備分韻賦詩。劉基卻在旁邊大聲說道：“這是天子氣啊，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此時的杭州城還是元朝的繁華之地，同遊的人都以為劉基喝醉了酒，說的是醉話。這幫膽小怕事的文人嚇得躲得遠遠的，抱怨道：“劉基，你這不是要連累我們抄家滅族嗎？”

　　等到十年之後，朱元璋攻破處州時，向他拋出橄欖枝。臨行之際，劉基在家中大擺筵席，向親朋好友陳說天象，說：“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於是與朋友葉琛、章溢應盛情之邀輔佐朱元璋。

　　處於各種勢力縱橫捭闔、互爭勝負之際，早已聲名遠播的劉基想要安安穩穩地過一種半隱半仕的生活，顯然是不可能的。形勢逼迫著他必須做出抉擇，才能於亂世求得生存。

　　劉基綜合各方麵的因素考慮，這時候已經控製家鄉處州的朱元璋無疑是最為合適的投奔對象，盡管一時半會他還無法甩掉身上的道德枷鎖。可是在紛擾的現實麵前，道德隻是掛出去用來忽悠人的羊頭。

　　此時的朱元璋，也正想盡一切辦法逼迫著劉基跟自己一起上路。

　　劉基投奔朱元璋後，不但為其製定了長遠的軍事戰略規劃，而且以其敏銳、準確的判斷力，參與指揮了許多堪稱經典的戰役。龍鳳六年（1360），陳友諒攻陷太平後，率艦隊從采石順流東下，直逼應天。朱元璋召集將領們商議對策。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退守鍾山，這令朱元璋極為失望。

　　就在這關鍵時刻，劉基提出了誘敵深入之策。朱元璋聽從劉基的建議，將陳友諒誘騙至龍灣，一舉將其擊潰。還是在劉基的鼓勵下，朱元璋親自領兵奇襲陳友諒的老巢。打得陳友諒攜家帶口逃奔武昌，結果束手就擒。

　　像劉基這樣一個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神化之人，在戰爭年代是各方勢力爭相拉攏的人才，但是放在和平時期，這樣的人極有可能成為權力博弈者的眼中釘。

　　劉伯溫和朱元璋的關係，在帝國建製前後曾經有過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就像朱元璋自己所說：三軍所向，治國方略，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

　　然而等到帝國建製後，君是君，臣是臣，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朱元璋用劉基參議決策多年，對其城府之深是有所忌憚的。龍灣大捷，奇襲江州，顯示了劉基的過人智謀；拒絕救援安豐，將小明王別置滁州，展現了他的政治遠見；至於那些傳說中的占星術，更是讓劉基的頭頂上方環繞著一圈又一圈神秘莫測的光芒。

　　將這樣一個人放在身旁，讓他“看守”朱家的江山社稷，朱元璋又怎能做到高枕無憂。

　　其實對劉基這樣的非淮人集團，朱元璋一直是懷有戒備之心的。他在南京時，朱元璋雖然優禮甚厚，但並不信任；雖然授於他們不同官職，但並未委以重任，給予實權。

　　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立二十一功臣廟於雞籠山，朱元璋親定功臣位次，劉基居然不在其列。第二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勳爵，封公者三十人，劉基仍然被排除在外。

　　如果真是論功行賞，劉基的功勞並不在這三十六人之下。事隔半月之後，朱元璋隻是象征性地給劉基加封了個誠意伯，同時受封的還有汪廣洋，位次、食祿都在劉基之上，可見朱元璋在對待這位誠意伯時並沒有拿出十足的誠意。劉基的俸祿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隻有240石，而李善長是4000石，足足多出了十幾倍。

　　由此可見，朱元璋對劉基隻不過是做一些虛而不實的表麵文章而已，始終沒有將其引為肱股，更沒有像對待淮西集團李善長等黨人那樣倚重。

　　淮西與浙東兩大權力集團在朱元璋眼皮底下開始了明爭暗鬥，朱元璋似乎很希望看到官僚集團內部上演這樣一出好戲。作為帝國的一把手，朱元璋之所以會抱著看戲的心理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朱元璋對帝國官僚除了有鄉土之情外，還滲雜著他的馭臣之術，以及在使用人才方麵，亦有不囿於鄉黨的觀念。

　　兩大權力集團的鬥爭，其實說白了就是劉基與李黨（淮西集團）之間的鬥爭。在這場權力博弈中，劉基很多時候是一個人在戰鬥，他沒有一個類似於李黨以皇帝為靠山的政治集團在背後為自己撐腰。

　　單槍匹馬同一個擁有強大政治勢力的集團相抗爭，劉基從一開始就處於明顯的劣勢狀態。要知道，在帝國權力集團的鬥爭中，如果沒有一個強大勢力政治集團作為依托，又沒有操有生殺予奪擁有至高無尚權力的皇帝的支持，單憑一己之力，去爭取鬥爭的勝利，那簡直是權力世界的天方夜譚。

　　洪武元年（1368年），算是劉基與李黨（淮西集團）的第一次正麵交鋒。這一年，朱元璋北巡，命劉基與李善長留守京師。

　　當時的劉基是禦史中丞兼太史令，是帝國監察機構的官員。他的職務是禦史中丞（禦史台第三把手，一二把手是湯和、鄧愈），其實手裏並沒有多少實權。

　　引發雙方矛盾的導火線是一件涉及中書省都事李彬的案件，李彬是李善長的親信，因為犯了貪縱罪被抓了起來。查清罪行後，劉基決定要處死他。李善長連忙上門說情，可劉基還是將這件事向朱元璋報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處死李彬。

　　巧合的是朱元璋的這份回複恰好落在李善長的手中，他心中憤怒卻也不敢隱瞞。為了救自己的親信一命，他生編硬造了一個理由。他以為隻要自己說出這出口，劉基應該會賣自己一個麵子。

　　他找到劉基，對他說：“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時不應妄殺人。”

　　李善長明知劉基深通天文之道，便以此為借口。如果劉基堅持要殺李彬，那就索性將天不下雨的責任推到劉基的身上。

　　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劉基給出的答案是：“殺李彬，天必雨！”

　　劉基的態度是如此決絕，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李彬就這樣被依法處死，李善長就這樣被徹底激怒，他開始準備自己的第一次反擊。

　　劉基敢說這樣的話，應該說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確實懂得天文氣象。可是這一次劉基的運氣實在不好，過了很長時間天也不見一滴雨。等到朱元璋北巡歸來，李善長的小宇宙開始爆發。他指控劉基在祈雨壇下殺人，才會惹得天怒人怨。

　　李善長還嫌自己的能量不夠，指使眾多對劉基懷有敵意的官員集體圍攻，毋庸置疑其中以淮人居多。對於橫行無忌的淮西集團的官員們而言，劉基就是他們撈取權力資本最大的障礙。這幫人對劉基是既懼且怕，一定要想辦法將其置於死地而後快。

　　劉基一人獨挑李黨（淮西集團）的結果，就是以自己的黯然退離為代價。劉基在其時朝野上下，名望遐邇，如果他是一個心術不端的官員，是完全有能量在朝中搞一個浙東人的小圈子或小山頭的，可他並沒有這麽做。

　　李元璋對劉基雖有諸多不滿，抱怨他為人死板，過於嚴肅。可是在製定治國之策時，他還是會與劉基商討。劉基亦能一如既往，不避嫌惡，坦誠講出自己的不同意見。

　　就連朱元璋在劉基離開朝堂後，也發出這樣的感歎“劉伯溫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隻是他一個不從”

　　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長迎來了個人權力生涯的完美時刻。

　　立於大明官僚機構的權力巔峰，李善長雖然有些高處不勝寒，但他並沒有完全被眼前的幻象衝昏了頭腦。

　　跟隨朱元璋這麽多年，他對朱元璋的了解要遠遠超過對自己的了解。李善長深知朱元璋不會滿足於做個放手撒權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轄的中書省威權最重，也最容易成為皇帝眼中的靶子。自己待在中書丞相位置上一天，朱元璋就會多一天的猜忌。

　　隨著劉基的黯然離去，淮西集團在帝國權力場上再無對手。李善長位居左丞相，其地位僅次於朱元璋這個帝國的一把手。加上他又是皇帝的同鄉，權勢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不光其個人權勢到達巔峰，就連其親友的勢力也遍布朝堂內外，人事關係盤根錯節。

　　對於這樣的功臣，曆代開國皇帝既用之又忌之。用是因為他們確實好用，忌是因為功高震主。朱元璋也將這種糾結的心態傳遞給了李善長，他說：“人之一心，極艱檢點，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點，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思齊整心誌，對越神明。”這句話就是說，作為一個臣子，你要做到時時檢點自己，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亂來，凡事都要講究一個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那麽就可能會前功盡棄。

　　聰明如李善長，又怎麽會聽不出來朱元璋這句話的弦外之音？這是皇帝在向他這個開國功臣敲響警鍾，讓他做人要學會低調，不要過於張揚。否則的話，再大的功勞，再多的免死金牌也起不了作用。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長就以“患病”為由向朱元璋遞交了一份辭職報告。

　　在李善長看來，自己這麽重要的官員退休應該是帝國的一件大事，皇帝不應該草率對待。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朱元璋並沒有與他虛偽客套，就勢批準了他的請求。

　　李善長主動退出權力場的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政治敏銳性極高的他已經嗅到了帝國朝堂上彌漫著的危險氣息。他在自己最為風光的時候選擇退出，不是真的想要放權，而是為了明則保身。

　　讓人遺憾的是，李善長精明過頭，卻也難以猜中故事的結局。對於帝國的權力集團而言，這是一場滅頂之災，不是誰想躲就能輕易躲得過去的，它就像一張大網無處不在。

　　李善長就這樣致仕（退休）回老家安徽定遠，雖然中央朝廷賞賜土地若幹頃，並賞給150戶人家為他守塚，佃戶1500家，儀仗衛士20戶。可物質上的豐足遠遠比不了權力帶給一個人的精神滿足來得重要，雖然是榮歸故裏，可李善長還是覺得丟人丟到了家。

　　年僅58歲的李善長就這樣被提前退休，回家頤養天年。昨天還處於權力的巔峰，今天就遠離了權力的核心地帶，世事變遷，讓人唏噓不已？

　　李善長致仕的旨意一下，朝中百官無不震驚。朱元璋與李善長之間的關係是眾所周知的，兩個月前剛剛被封為國公，可誰又能料到轉眼就要退休回家抱孫子了。一時之間，帝國權力集團內部人心鼓噪，朝局大動。

　　等到皇帝宣布李善長的繼任者時，朝臣們懸著的一顆心才算稍微安頓下來。

　　李善長病休在家，而此時的中書省大權都掌握在楊憲的手裏。楊憲並非淮人，他是檢校出身。檢校是帝國的特殊權力機構培養出來的特殊人才，是朱元璋為自己的權力係統量身打造的特務人員。

　　檢校的主要職能以察聽所有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為為己任，包括街頭巷尾的風聞之事。類似於權力係統內的狗仔隊，其職責就是專門收集官員的隱私和民間的苗頭性信息。

　　檢校的足跡無處不在，直接向朱元璋本人負責，沒有其他中間環節。當時最著名的特務是楊憲、高見賢、夏煜和淩說，這四個人專門刺探別人的陰事。朱元璋曾經洋洋得意地說：“惟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

　　檢校隻能執行察聽、偵伺之類的事務，並沒有扣押處罰犯人的權力。朱元璋猶嫌不足，又專門設立一個具有法庭與監獄的正式機構——錦衣衛。錦衣衛與皇朝的府、部、院沒有隸屬關係，它超越於一切機構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對此相當倚重，將全國所有政治重犯交它審理判處。此後，明朝曆代皇帝都將它作為自己的耳目爪牙，職權也就日益擴大。

　　由於楊憲是檢校出身，所以他隻對朱元璋負責，隻聽從朱元璋一個人的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