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一章 他來自江湖的最底層

　　朱元璋出身於一個佃農家庭，他的父親連個正兒八經的名字也沒有撈著，隻能叫朱五四。沒名沒號的底層小人物在任何時代裏都像野草的種子撒在這個世界的每個角落，落到哪裏都會生根。

　　朱五四一生從淮河下遊，洪澤湖南岸的盱眙（江蘇淮安市盱眙縣）漂泊到濠州（安徽鳳陽），他的人生經曆了四次遷徙，先後搬過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的祖父時期，他的家族就脫離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屬江蘇）的朱家巷。

　　朱元璋是在父親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鳳陽）鍾離太平鄉孤莊村後不久才來到這個世界上的。這一年是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中華大地正在蒙古異族的統治之下，全國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朱家屬南人範疇，位居末等；而他們又是這末等南人中最為窮困、最為低賤的雇農，屬於草根中的草根。

　　朱元璋投胎於朱家，注定了他從娘肚子裏剛一鑽出來，就成為社會最底層人群中一員。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一個農民的命運絕對不會比地上爬行的一隻螻蟻好到那裏去。一場突發的災難，就會讓整個家族和個人陷入難以自拔的人生絕境。

　　在朱元璋之前，朱五四已經生了七個孩子，朱元璋是第八個，於是就取名重八。元璋這個名字，還是他後來加入郭子興義軍之後取的。“璋”的意思是“鋒利的玉器”，這裏或多或少暗含著朱元璋的一種人生態度。八個小孩隻存活下來六個，四男兩女。朱元璋出生的時候，朱五四已經是年過半百之人，也算得上老來再得子。隻是這新生的孩子在當時並沒有表現出改變這個家庭窘境的跡象，反而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靈中又增加了一個負擔而已。當然對於亂世中的社會底層人群來說，孩子又何嚐不是一個家族，一個家庭在艱難世道這場輪盤賭中的一個籌碼？

　　對於生於封建時期的農耕民來說，他們一旦脫離了祖輩生息之地，就意味著脫離了宗法網絡的庇護，就會很容易被當時的主流社會所拋棄，成為遊蕩於城鄉之間的遊民。遊民是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們所托命的空間就是江湖，那裏風波險惡，一飽難求。他們成為在農村之間輾轉，租種土地，以農為生，沒有流入城市的人群。

　　元至正四年（1344），天災流行，淮河流域一帶也遭到了旱災、蝗災和瘟疫的禍害。

　　朱元璋的父母和長兄都死於這場天災人禍，後來朱元璋在《禦製皇陵碑》中，痛苦地回憶了這段人生經曆：“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當他的父親、母親和大哥相繼死了以後，他的嫂子帶著孩子也回了娘家，隻剩下他和他的小哥哥相依為命，兄弟的生活根本無法繼續下去。

　　十六歲的朱元璋迎來人生最為黑暗的一個階段，連親人病逝都無錢用來埋葬，可以說連最起碼的生存條件都喪失殆盡。由於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國的傳統社會最講究的是宗族觀念，鄉村社會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維係繁衍。

　　對於像朱家這樣從父輩就遷徙過來的外鄉人來說，他們根本享受不到來自宗族力量的庇護。當他們的生活陷入絕境之時，也很少會有人願意伸出援助之手。這種完全依靠個人力量在世間求生存、求發展的現實，也讓朱元璋的性格深處有了更多堅硬的成分。

　　朱元璋的外祖父陳公也是一個有過遊民經曆的人，此人曾經在南宋愛國將領張世傑手下當過親兵。宋朝滅亡後，他做過巫師、畫符念咒的風水師。這種獨特的人生經曆和思想意識或多或少地會對自己的外甥產生影響。

　　為了能夠混口飯吃，朱元璋被迫遁入空門，在皇覺寺當了一名遊方和尚。當生活將朱元璋逼向絕境的時候，他感受更多的隻是世態的炎涼，並沒有在生活的苦海惡浪中亂了自己的方寸。這種處事態度與他個人的成長經曆有著必然的聯係。

　　朱元璋到廟裏不足兩個月，就迎來了一場大饑荒。寺廟的主持隻好把糧倉封了，讓本就無路可尋的僧人們到紛亂的世道裏去尋找活路。所謂的活路，無非就是讓他們到處去化緣乞討。

　　當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魚和瓦罐，重新投入民間社會。這時候的他有了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這種感覺更多是由於身份的變化所引發的。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還隻是大元朝濠州府鍾離縣太平鄉孤莊村裏的一個普通男丁，是父係朱氏和母係陳氏家族血緣關係鏈中的重要一環，是皇覺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

　　那麽從他邁出皇覺寺門檻的那一刻，朱元璋陷入到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著超然於同齡人的個性，可他也無法為自己找到一個準確的人生定位，他甚至卑微地覺得自己和地上那一隻隻爬行的螻蟻並沒有多大的差別。生或者死，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事。

　　從朱元璋來到這個世界上，那一場接一場的災難，將他身上所有可以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符號都一一擦去。父母雙亡，兄弟離散，幾乎所有的血緣關係鏈都被艱難的世道無情地割斷。官府衙門不會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長也當他早已不存在，現如今連一座破寺廟也不肯收容於他。

　　當一個人的身份變得越來越模糊，就意味著這個世界已經在將他拋棄。學者王學泰曾經這樣描述過遊民的性格：遊民脫離了主流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們是沒有根柢，隨著時勢浮沉遊蕩的一群；他們沒有地位，失去了社會的尊重。因此，他們是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的，也不必考慮角色位置為人們所作的種種規定……他們極端重視眼前利益，不太顧及離現實較遠的後果。他們很少文化教養，也就沒有了文飾的習慣。一些社會輿論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視的行為，他們常常不以為非，而且為了達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觀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飾的觀念和性格，在遊民看來沒有掩飾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陰暗麵。

　　朱元璋先後漂泊到了廬州、六安、汝州、潁州等地，最後又返回到皇覺寺。

　　我們從朱元璋留下的那本《明太祖禦製文集》中可以了解到，沒有讀過書的朱元璋居然會寫一手還算過得去的文章。後來的戎馬生涯，他應該沒有太多的學習機會。他的學習機會更多應該來自於當和尚的那段相對來說還算穩定的時光，經文沒有念進心裏去，詩文卻有了長足的進步。

　　在《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動的筆觸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居未兩月，寺主封倉，眾各為計，雲水飄揚。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誌落魄而泱佯。西風鶴嚦，俄浙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

　　當雲遊三年再度歸來，這時候的朱元璋已經擁有了豐富的遊民經驗。有人推斷朱元璋在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組織。如果說人的青少年時期是一個學習積累的過程，那麽這三年的江湖經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會大學裏讀完了本科。在任何時代，遊民的社會經曆和社會經驗都會比那些困於一處的農民更加紛繁複雜。正因為如此，種種世相才曆練了他的多重性格。

　　等到朱元璋晚年時期，他在回憶自己的那一段人生經曆時，也不無得意地感慨道：我“閱人既多，曆事亦熟”，“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曆。”“人之情偽，亦頗知之”。也就是說，那一段江湖經曆，讓朱元璋迅速成長並成熟起來，對於一個人的成長來說，這段經曆幫助他跨過了青澀的懵懂年代，直接進入成年人的複雜世界裏。在這個世界裏，朱元璋學會了用另外一種角度去看待事物，體驗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學會了識人的本領。

　　王家衛在他的電影道白裏，意味深長地說，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變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這種性格賦予了大明王朝一種陰鬱複雜的時代特征。

　　一個被社會和生活迅速催熟了的農村孩子，從鄉村到江湖，讓他獲得了同齡人不具備的特質，勇敢，精明，適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賦予他這些東西的時候，也同樣會損傷他身上所具備的與道德有關的品質。對於一個連生存都成問題的人，空談道德顯然是不現實的。就像一頭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飽肚子才是第一位的，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什麽樣的手段都可以去嚐試。

　　最近有人寫了一部書叫做——權力野獸朱元璋，這個比喻很形象。從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已經不再是一個在生活陷入絕境時聽天有命的農民，在江湖的曆練下，他正在成長成為荒原上的狼圖騰，一頭大膽而狡黠的野獸。

　　在憑借手段混飯吃的江湖，勇氣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寶。史料記載，為了能夠在這個艱難的世道裏生存下去，少年時的朱元璋曾經多次和街頭的乞丐們打架，很多時候是以一敵眾，刺刀見紅。就是在這樣一次又一次與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氣狠狠地扼住了命運的喉嚨。因此，也就是從這時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動冒險精神表現得愈發強烈。

　　就在朱元璋為了混口飯吃寄居於佛門淨地之時，外麵的世界已經如一鍋鼎沸的水鬧騰開來。從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潁州的白鹿莊起義，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個月之間，北起黃河，南越長江，東際濠、泗，西抵荊、襄，鄱陽、洞庭之濱，浙西、贛南之地，紅巾軍遍地遊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亂象在中華大地蔓延開來。當時許多像朱元璋這樣走投無路的貧民為了能夠保住最後的生存底線，拚死也要殺出一條生路。

　　這時候白蓮教在民間組織的影響力已經有所顯現，白蓮教也稱作白蓮社。白蓮社所信奉的宗教教義，實際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義。摩尼教所宣傳的理念是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即將到來，他們的口號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潁州（今安徽阜陽）的白鹿莊聚集了三千人，他們個個頭裹紅布，手持刀槍棍棒，聚義造反。領頭者是潁州劉福通和潁上人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遠的地方大戶郭子興也於當地舉兵。周邊數萬貧民聞風而動。郭子興聚眾燒香，成為當地白蓮會的帶頭大哥。一個多月後，起義軍就攻克濠州，郭子興自稱元帥。

　　因為一場大饑荒帶來的巨變，讓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鎖鏈都被生生扯斷。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親戚關係都被割斷了，隻剩下他在這個世上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長也不來管他何處來，又何處去，甚至連他棲身的寺廟也不再管他吃齋還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覺得自己一無所有，在這個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睜開眼睛，展現在他麵前的天地是無序、混亂、凶險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蔽護，他就象是一隻斷了纜繩的小船，任何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浪，都有可能將他吞沒其中。命運在將一個人逼入絕境的同時，同時也會為他打開另一扇窗。也就在生無所依的時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變自己命運的信。寫信之人是他小時候的玩伴湯和，湯和這時候已經成為紅巾軍的一員，在郭子興部下做了一名千戶。湯和非常清楚朱元璋目前生存的處境，就寫信相約。與其在亂世中等待機會，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壞的結果就是一個“死”字。

　　這封信的內容用七個字概括，那就是“速從軍，共成大業”。朱元璋收到這封信的第一反應，用他自己後來回憶的話說就是“既憂且懼”，一時不知如何應對才好。

　　當然，促使著朱元璋邁出關鍵一步的還是形勢逼人緊：一是湯和的那封來信被人發覺，而且發現之人要到官府去揭發這件事；另一點是朱元璋出家所居住的皇覺寺已經被元兵燒毀，意味著今後他將無容身之所，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無產者。

　　也就是說，朱元璋最後走上造反道路的並不是一個英雄對於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是來自於一個底層小人物的求生欲望，為生活所迫。

　　古代社會，漂泊無根的遊民和輾轉於天災人禍中的貧困農民是很少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也就談不上具備文化知識。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們很難做出理性的自覺行為。那種文人士大夫似的人生價值觀對他們來說，是無法理解的。讓他們為了實現某種理念或某種社會理想，義無反顧地投入造反的行列是很難令人想象的。

　　當湯和向朱元璋發出邀請的時候，朱元璋內心糾結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甚至用自己從外祖父那裏學來的卜筮之法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命運。在朱元璋自己寫的一篇叫做《紀夢》的文章中就記錄了這樣一幕：朱元璋使用“珓杯”來為自己算卦，珓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一樣的東西，杯口朝上是陽，杯口朝下是陰。兩個杯拋起，落在地下，以陰陽來判別吉凶。他希望神靈能夠為自己指引方向，可讓人萬分失望的是，朱元璋並沒有從中得到想要的答案。

　　人性中都有趨利避害的一麵，當時造反者的中堅人物大部分是漂泊於世道上的遊民。

　　作為那些將生存放在第一位的遊民，他們更加看重的是眼前的現實利益。他們與那些老實巴交、沒見過世麵的農民在宗教信仰問題上容易上當受騙還不太一樣（曆來參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數是農民），他們在人生的重大抉擇麵前，會將自己的投入成本與將來可能得到的收益進行反複的計算。

　　如何去做才能有利於自己和自己所屬的集團？如何去做才能有效地規避風險？他們會將其中的利害算得清清楚楚。他們追求的是“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的理想社會，有朝一日能夠時來運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是他們的美好願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們的最高人生理想。他們的所作所為有自己的一套混世法則，有奶便是娘。他們可以做到一邊英雄豪邁，一邊魚肉良善，全不覺得有何矛盾而於心有愧。他們醉心的是無法無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組織起來，忠義堂上的權力交椅卻不容有絲毫的含糊。

　　在接到湯和的信後，朱元璋反複為自己占卜吉凶，其實每一次占卜都是內心的一次計算過程，為自己付出的行動尋找一個能夠說得過去的心理支撐點。

　　農民如果不是因為破產，不會成為走投無路的遊民，他們便不會輕易加入造反者的行列。連朱元璋這樣的無產者走上造反道路都需要再三權衡，猶豫不決，更不用說那些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網絡中的農民了。

　　在封建君主製社會裏，那些居住分散的小農和遊民是散漫的無組織力量，他們要想對抗強大的權力集團，或者僅是為了求生而拂逆了權力者的意誌都是要付出慘痛代價的，就算反抗往往也是極其無力的。因此，在他們產生造反要求的同時，必然也要求形成有組織的力量，不然無異於以卵擊石。

　　朱元璋投到郭子興的軍中以後，憑借著年青人敢想敢闖敢幹的“三敢”精神，又加上天生的一副好腦子，很快就獨擋一麵。在其加入義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被郭子興提拔為親兵九夫長，漸漸地成為郭子興身邊的心腹之人。

　　郭子興更是將其義女馬氏嫁給了朱元璋，也就是後來的馬皇後。她的名字已經無從考證，但是部分野史與地方戲曲稱之為馬秀英。朱元璋和馬姑娘結婚以後，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就是說，他從一個剛剛入伍的新兵蛋子搖身一變就成了主帥的女婿。

　　朱元璋加入起義軍的生活與他在廟裏當和尚的情景大不一樣，起義軍裏的關係錯綜複雜。而且他除了自身之外，並沒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能夠幫助自己立足於此的，隻有個人身上所具備的人生智慧和自我保護的生存本領。

　　郭子興拉攏朱元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濠州紅巾軍的統帥來自不同地方，他們之間也存在著權力抱團的問題，並不和睦。濠州城中的軍隊首領除了郭子興，還有孫德崖等四人，每個人都想成為帶頭大哥。彼此猜疑，很難相容。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徐州戰場上敗退下來的彭早住和趙君用投奔濠州城。進城不久，趙君用就勾結孫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帥郭子興給綁架了。郭子興的部下害怕孫德崖，不敢反抗，就連郭子興的兒子也嚇得躲藏起來。

　　朱元璋此時正在淮北地區與官軍作戰，元帥郭子興遭到扣押的消息傳來。他連夜趕回濠州，找到關押之所將其救出。朱元璋在郭子興的麾下得到了鍛煉，耳濡目染，心智大開。

　　隨著時間的推移，朱元璋並不甘心長居人下，內心也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計。他想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隊伍，亂世求生存，有了槍杆子才會有話語權，才有可能去贏得更大的未來。

　　第二年（1353年）三月，圍困濠州城的元軍將領死在軍中。兩個月後，圍困濠州達半年之久的元軍隻好撤離，濠州解圍。

　　元軍雖然退去，可是濠州城內各派係之間的爭鬥卻沒有半點消停，反而在失去外力的作用下愈演愈烈。這種沒完沒了的權力內耗，使得朱元璋漸生厭倦，也萌生了去意。在朱元璋看來，這幫人壓根就不是能夠成就大事的人。要想在這亂世之中撈上一票，就要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到哪裏去找人？誰能夠忠心不二地追隨自己？朱元璋很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家鄉，那裏有很多的熟人資源，有自己少年時結交的朋友。

　　這時候濠州因為被圍得太久，城裏的軍士已經死傷過半，糧草嚴重缺乏。朱元璋就偷偷返回懷遠用鹽換了些米，補給郭子興的部隊。幾個月後，朱元璋再次返回自己老家招兵買馬，“倡農夫以入伍”。

　　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朱元璋就在家鄉拉起了一支隊伍。隊伍雖然隻有區區七百多人，但對於朱元璋來說，卻意義重大。郭子興也非常滿意，將朱元璋提拔為鎮撫。可朱元璋此時的心態已經在悄然發生著變化，他通過這一段時間的觀察，判斷郭子興是難成大事的主。朱元璋覺得該到了自己離開的時候，他把那七百兵丁交給別人帶。自己隻帶領徐達等二十四名親信離開了濠州，南下定遠，去開辟屬於自己的新天地。

　　朱元璋帶走的這二十四個人是他精心挑選的，大多是他的老鄉。這二十四個人都是誰呢？在這裏不妨列出他們的名字：徐達、湯和、吳良、吳楨、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

　　每個人的名字都是響當當的，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後來都成為帝國的開國英雄。這些人可以說是朱元璋事業的先驅者，他們幫助朱元璋打下了大明天下，建立了驚天的偉業。

　　元末亂世一窩蜂出了那麽多扯旗造反之人，隻有朱元璋摘取了權力王冠上那顆熠熠生輝的明珠。一個連最低生活保障都無法實現的草根中草根，為什麽能夠笑到最後？

　　這個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更沒有無緣無故的成功，朱元璋究竟是怎樣煉成的？就當時群雄割據的天下大勢而言，朱元璋的根據地是最小的，兵力是最弱的。但是從與元軍主力對峙這一點而言，朱元璋並不是元軍最為看中的對手。在朱元璋與元軍之間至少隔著三個割據政權，東麵是張士誠，西麵為徐壽輝，北麵乃紅巾軍主力小明王。他們牽扯了元軍的主力，拱衛著朱元璋的地盤，這一客觀環境與有利條件為朱元璋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

　　就在小明王率領的紅巾軍主力在北方與元軍進行著殊死搏鬥、兩敗俱傷的關鍵時刻，朱元璋卻從中大獲其利，不斷向南麵和東南發展，將應天周圍的戰略據點全數攻下，作為向外發展的堅固堡壘與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後，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獻上了極為要命的三句話：“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這三句話是要朱元璋能夠暫時鞏固後方，發展生產，縮小目標，慢慢謀取天下。朱元璋還是接受了這個建議，一方麵將戰鬥力與生產力合而為一，另一方麵又把地方武裝與正規部隊分開，不但擴大了生產力，還加強了戰鬥力，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據的戰爭中“一枝獨秀”，並最終大獲全勝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是個極度務實之人，在《太祖實錄》裏記載了他說過的一句話：“吾平日為事，隻要務實，不尚俘偽……不事虛誕”。朱元璋不是一個隻唱高調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踐行“務實”二字。

　　郭子興死後，韓林兒政權隻是將朱元璋任命為郭子興部的第三號人物。朱元璋並不急於為自己爭一時之長短，沒有實力就算給你一個大哥當，你也罩不住；有了實力，就算是三把手，也有人拿你當大哥供著。

　　朱元璋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其實他早就有能力從韓林兒政權脫離，可他一直沒有這麽做。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說：“建大事者，必勤遠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簣土可成，江湖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豈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曷嚐急遽。”

　　他的所有對手都忙著割據一方，稱王稱帝，隻有朱元璋在那裏埋頭幹活，征討四方。朱元璋是各路造反者中最後一個稱帝的，也是真正笑到最後的那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