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雙雄：克虜伯和拜茨

53.克虜伯，這就是我

　　“克虜伯，這就是我。”這句話對太陽國王路易十四的話稍做了些變動。用這句話來描述貝托爾特拜茨與克虜伯的關係是再恰當不過了，即拜茨與克虜伯公司和阿爾弗裏德克虜伯馮伯倫和哈爾巴赫基金會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重點從克虜伯這個概念上移到了代詞“我”上麵。

　　幾年以前，貝貝還把自己首先看成是阿爾弗裏德克虜伯的轉世，是的，他一直堅持這樣做，似乎他與死者之間有一個看不見的通訊線，而現在，在最近兩年中發生了巨大變化。

　　現在，鑒於他失去了部分權力，他不情願地退休，鑒於他感覺末日正快速到來，他越來越經常地撕下阿爾弗裏德這塊遮羞布。他眼前可能出現一種幻影，有一天他將不再擁有山莊公園裏的標準房，他將沒有秘書會為他工作，沒有必要再有工廠保安來保護他。這樣的時候到來後，他會在他的私人住宅裏覺得時光很慢，這個私人住宅永遠屬於他。貝托爾特拜茨覺得有必要為自己建紀念碑，使他死後會有人懷念他。

　　直到今天，他都沒有把家事安排妥當。無論如何，在對他最緊要的部分沒有安排妥當。克虜伯公司康采恩的風雲隻是在緩慢地變化，克虜伯及克虜伯人最迫切需要的安靜並沒有到來。弗裏得裏希克虜伯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的新換領導仍然太新，尚無法評斷他們的業績，貝托爾特拜茨向其他董事長同樣提供的兩年試用期，格哈德’

　　克勞默尚沒有度完。在最近兩年，基金會與克虜伯家族關係正常化的大好機會也錯過了。23年過去了，阿爾弗裏德去世這麽久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也已持續這麽久了，他仍然不願意將阿爾弗裏德克虜伯馮伯倫和哈爾巴赫基金會中一個職位提供給一個姓馮伯倫和哈爾巴赫的人。他仍然不願意象征性地與康采恩的傳統和曆史聯結起來。相反，他越來越經常地、越公開地利用留給他的工具即分發基金會資金，來為拜茨這個名字增光，而不是為克虜伯這個名字爭光。最明顯的例子是最近幾年流向民主德國的錢。

　　在民主德國發生溫和革命之前，但在艾裏希昂納克造訪埃森之後，拜茨與昂納克緊接著在格萊夫斯瓦爾德舉行了會談。在埃森，拜茨以所有最高的國賓禮節接待了昂納克，而格萊夫斯瓦爾德會談的起因，是1989年6月格萊夫斯瓦爾德教堂的重新開幕儀式。在他的歡迎詞中，艾裏希

　　昂納克把貝托爾特拜茨的名字列在石勒蘇益格一荷爾斯泰因州總理和原聯邦總統卡斯騰斯的名字之前。他彬彬有禮地向拜茨(而不是向克虜伯基金會)表示感謝，感謝他向教堂的地麵供熱設備捐款，並指出，拜茨通過這一捐贈證明，他與他青年時代的城市的聯係。

　　貝貝還證明，他與他青年時代所呆過的地方有著私人聯係。他在策閩的誕生地幾年前已經得到修繕，花費了不少錢，似乎可以猜測，基金會的錢也流到了這裏。在新聞報道中還有，1990年初，拜茨也向他的前波莫瑞故鄉捐贈了6輛大眾麵包車和一輛帶有醫療器械的貨車。當然，其中一輛就停在德閩縣城，在這裏，貝貝度過了他的童年。

　　作為一個敏感的、傾向克虜伯的旁觀者，我無法擺脫這種印象，這裏也錯過了改善克虜伯這個名字形象的機會，卻使一個人，一個認為自己是自阿爾弗雷德大帝以來最純正的克虜伯的人，使他可以在公眾麵前表現自我。像貝托爾特拜茨這樣用克虜伯的錢做公關工作，不為企業而為他個人做廣告，無論如何，任何一個克虜伯人還沒有這樣做過。

　　真正的克虜伯們總是要退在這些事物身後。我認為，這一原則的反轉並不符合克虜伯公司的原意，肯定更不符合阿爾弗裏德的意願，這位拜茨經常很樂意援引的良師益友。

　　我隻在《法蘭克福郵報》上讀到一個小插曲。在1990年萊比錫博覽會上，從克虜伯董事會這方麵講，兩個原來有同一個名字的公司舉行了一些會談：埃森的弗裏得裏希克虜伯有限責任公司與馬格德堡的“恩斯特台爾曼”VEB重型機械製造廠，原克虜伯格魯森工廠。克虜伯基金會在這方麵的活動，肯定會是我舅舅阿爾弗裏德的意願(現在我要親自與另一世界的人聯係上)，到現在我都沒有發現。

　　這樣我又回到這一點，這一點使貝托爾特拜茨與我之間隔開了很深的鴻溝。我希望，馮伯倫和哈爾巴赫一家在阿爾弗裏德克虜伯馮伯倫和哈爾巴赫基金會以某種合適的形式出現，這應該象征著克虜伯這個名字所代表的價值的繼續存在，這也是貝托爾特拜茨所代表的克虜伯公司傳統與曆史的象征，這將通過現在走向未來。

　　貝貝從弗裏得裏希克虜伯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之職退下來了，但他有著雙重作用：遺囑執行者和克虜伯基金會唯一代表，在確定康采恩未來的藍圖中，他起著主導性、決定性的作用，這使得在家族與貝托爾特拜茨之間達成某種諒解的機會很渺茫，至少在1997年前是這樣，如果那時阿爾弗裏德克虜伯的遺囑執行因法定屆滿而失效。但在此之前，貝貝一直在基金會理事會，這裏有決定性的工具，這是留給他唯一的一個工具，他可以到死都保證其在理事會中的職位。

　　1989年12月，恐怖主義者點燃了一顆炸彈，德意誌銀行行長阿爾弗裏德海爾豪森遇難身亡，這不僅對他的家人與他的事業都是巨大的損失。他的去世，使克虜伯基金會理事會也失去了一個人們寄予厚望的人。人們希望他能幫助大家，使貝托爾特拜茨重新履行他的責任，去為更高尚的目標而不是為他個人服務。同日，貝托爾特拜茨又有一個損失，此次是個人損失，但同樣使克虜伯基金會理事會中造成了空缺，他最親密的朋友，企業家馬科斯格倫帝希去世了。

　　本來理事會僅安排了7個位置，幾年前，貝托爾特拜茨把這個數增加到了9個，今天，1990年6月，隻有5個位置上有人。在這個理事會中，除了仍然是理事會主席的貝托爾特拜茨外，還有以下幾位：原聯邦部長漢斯羅星科，歐洲航空局總局長萊默呂斯特教授博士，原北萊茵一威斯特法倫州文化部長保羅米卡特教授，北威州總理約翰尼斯。萊奧。貝托爾特拜茨甚至有4個位置可作為他的後備軍，這些位置他將提供給一些人，這些人要對他的目標有利或者至少不會阻礙他的目標的實現。

　　我隻希望，山莊那位老人不會忘掉那些人，不會忘掉克虜伯人，所有他的一切都應感謝他們；不論他們是在康采恩最高層工作，擔任董事會董事，還是他們是煉鋼工人，在高爐前工作。他不應該忘掉他們和克虜伯公司。在克虜伯公司的曆史上充滿了榮譽和屈辱，充滿成功與失敗，充滿了危機和輝煌，克虜伯公司應該被放在所有有關未來的設計的中心，而不是放在一旁。

　　克虜伯公司在它180年的曆史中所經曆的低穀和高潮也影響了克虜伯人的精神。在幾十年的過程中，他們中產生了共同的感覺，即“我們感覺”，它結出過豐碩的果實。在50、60年代的經濟奇跡時代，這個感覺有些減弱，70年代與80年代的發展使它(不僅在克虜伯)變得一點都不現代。

　　直到近兩年，這個感覺才在一些大工業企業中被重新發現，對一些人來說，它隱藏在“企業文化”這種模糊的概念裏。

　　企業領導層中的克虜伯人認為，克虜伯人的團結一致對企業的成功具有決定性意義。而馮伯倫家族認為，幫助他們使這種感覺複活則是他們最重要的任務。

　　阿爾弗雷德大帝用19世紀的複雜語言描寫了他的工作目的，“工作的目標應該是共同富裕。”這個目標在今天比當時還更實際、更有效，特別是對有著社會福利曆史的克虜伯康采恩。應該問一問，如何才能使經濟活動與人的責任協調一致？這將是交給康采恩，同時也是交給貝托爾特

　　拜茨的任務中的一個，盡管有許多實際危機，但不能放在遙遠的未來，而是馬上開始，就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