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從來不是由我自己而是由曆史進程決定的。”阿爾弗裏德克虜伯這樣評論自己的命運,他把一個人弄到自己身邊,這個人不應該是曆史的犧牲品,而是曆史的創造者。
所有參與克虜伯公司及康采恩命運的人,總是羨慕阿爾弗裏德克虜伯和貝托爾特拜茨這一對搭擋。1961年,《探索》雜誌認為:“克虜伯--拜茨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很好的小說題材。”“他們兩個人實在太不同了。克虜伯幾乎是一個悲劇性人物,他是一個懦弱的繼承人,他繼承了一個已曆五代的沉重的傳統。他生性靦腆,而他所受的教育又過於嚴格,有點類似一個王儲所受的教育,兩次婚姻都失敗了,他因在納粹時期的惡劣行為(他主要是象征性地應對此負責),蹲過6年監獄,他知道,他的幾百萬同胞都帶著仇恨的目光看他,所有這一切都加重了他的羞怯,他深居簡出,很敏感,他已經習慣了被傷害,但他太驕傲了,以至於他不會還擊,他喜歡獨自坐在他的唱機旁,聽巴赫的音樂。拜茨是人民的一個堅強的孩子,他白手起家,有一種幾乎不可阻擋的自信,他外向,感情奔放,他喜歡開玩笑,喜歡鬥爭,熱衷於與人建立密切的個人關係,這些對他的上司(阿爾弗裏德)都是最討厭的事。他很直截了當、粗魯,有時候舉止失禮,令人震驚,有時候又心腸好得令人感動,落落大方,完全不知道什麽叫害怕。”他們兩個人的不同點還可以繼續列下去。拜茨有幸福的婚姻,阿爾弗裏德則沒有。拜茨喜歡在公眾麵前表現自己,阿爾弗裏德認為那是沉重的義務。拜茨追求社會的承認,阿爾弗裏德自然地擁有了社會的承認,這對他什麽意思都沒有。
在評價他們自己的成果時,他們也用不同的標尺來衡量。拜茨衡量的標準是看得見的成功,是在公眾中的榮譽。
這給他自信和社會地位,把他從壓力中解放出來。這對阿爾弗裏德沒有任何意義。他衡量自己成就的標尺是滿足公司和傳統向他提出的要求,隻有這個算數,其它所有的東西與這相比,都毫無意義。
阿爾弗裏德不會表達自己的感情。貝托爾特拜茨則從不害怕表示感情。為慶祝他70歲壽辰,拍攝了一部電視片。他讓人拍攝了一個場景:他把從卡姆盆親手采摘的杜鵑花放到阿爾弗裏德墳前,這不僅表達了他對阿爾弗裏德的敬意,同時也表達了對北海濟耳特島的熱愛,濟耳特島是他們兩個人都喜歡的地方。但這個舉動在阿爾弗裏德那裏是無法想象的。
許多人把這種不同點看作矛盾。我認為這更是一種補充,一枚金牌的正反麵,一隻雙頭鷹,雙麵肖像。這兩個人中每一個人都是那種另一個人不是的人,每個人都有另一個人所沒有的性格。這種格局可以使他們成為敵人或者成為朋友。因為阿爾弗裏德想要友誼,他們成了朋友;他們兩個一起是一個整體,他們共同使天平保持平衡。
“我知道,阿爾弗裏德克虜伯對貝托爾特拜茨懷有極大的信任,這從許多角度看都是重要的,有道理的。”赫爾曼約瑟夫阿波斯在寫給我的信中,就是這樣確定這兩個男人之間的友誼基礎。“阿爾弗裏德的本性使他在所有談判中都非常拘謹,他所有的願望就是,能夠代替他的父親完成他應完成的任務,即在戰後發生巨大的政治困難的情況下,在經曆過財產的沒收和充公之後,保護他得到的遺產。與此相反,貝托爾特拜茨有一種勇往直前、積極進取的精神,這經常給他力量,使他能夠大膽地戰勝一切困難。我曾經把他們倆的性格對比了一下,然後加在一起,除以二。這兩位先生有多方麵的性格……正好100,並且永遠都很多。”後來,阿爾弗裏德不願再全部承擔他對公司的那部分重擔,這時,他破壞了這種平衡。阿恩特認為:“他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他喜歡寂寞,不喜歡周圍有任何人。”不久,貝托爾特拜茨就幾乎成了他與外部世界聯係的唯一紐帶。拜茨沒有阻止這種發展勢態,他堅決否認,曾經推動它的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發展迅速擴大了他的權力基礎。
阿爾弗裏德從日常工作中退了出來,拜茨把韁繩緊緊地抓在了自己手裏。阿爾弗裏德自願地往後台退得越深,拜茨獲得的地盤越多。兩個人的統治變成了一個人的獨裁。
現在,拜茨獨自統治克虜伯已經20多年了。他仍然沒有把公司的事情安排停當,這個公司情況並不特別好,應該進行改革,進行徹底更新。因為,克虜伯早就存在的弱點仍然困擾著它:它供應的產品品種過於繁多,它的效率和組織仍有問題,虧損企業比例過高,特別是,康采恩的效益不令人滿意,自有資本太少,這一問題福格桑早在1967年就指出來了,但他又沒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
但誰應該改變這一切呢?難道不應該由一個新人來做嗎?經常有人向貝托爾特拜茨提出這個問題,公開地或私下裏,直接地或間接地。他反擊了,諷刺說:“每個人都問我,我身體好嗎?他們希望我回答:不好。但我總是回答,我重76公斤,我很健康,我還能去打獵。我覺得我處於最佳狀態”。然後,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他自己年輕時候的感覺,他想了想,“我原來是這樣想的,他都75歲了,他應該走了。但我覺得我有責任,執行阿爾弗裏德的願望。”在我們上一次談話中,我也向他提出了這個必問的問題,他是否願意從克虜伯公司的領導職位上退下來。是的,他說,他原則上是想退下來,他謹慎地說,因為,與所有其他人一樣,他也有一些退休以後的打算。但在這之前還得把一些事情處理好。
他說:“特別是董事會、總公司監事會和基金會理事會的人員要適應未來的要求。”他認為,這方麵的工作是他的責任,在最近一段時間,他沒有可能推卸。
“第二個更重要的工作是尋找一個機會,使克虜伯能夠有必要的資金活動餘地,這對未來的事業是必要的。”緊跟著問:“您是指要轉變成股份公司?”他微笑,“這是您說的。”’
但他也不反駁。這個謎的謎底隻能留待讀者去想象。
另外,他還想確定克虜伯的正確發展方向,使克虜伯為1992年、為歐共體統一大市場做好準備。他已經開始對康采恩進行必要的組織更新。他參閱克虜伯1987年與麥克
金塞共同製定的新方案,這個方案應該對康采恩進行改組。
這是繼他與阿爾弗裏德共同製定的組織結構計劃之後的第二次嚐試,這意味著,要廢除舊的中央集權的結構,建立分權組織。他如何評價自己最近20年在康采恩中的作用?
“我努力堅持並發揚克虜伯公司以社會福利為特色的企業管理傳統。”他解釋,“我試圖把對阿爾弗裏德的懷念具體化。如果我不在的話,沒有人會比我做得更多。”我問他,現在克虜伯在聯邦德國大公司排行榜中僅占第23位,他是否認為這是一種失敗,他反對這種說法。克虜伯難道已經開始微不足道了嗎?不,他不這樣看。克虜伯是第一大公司的時代,也是整個重工業位列前茅的時代。
目前,一些行業如化學工業和汽車製造業已經占據了領導地位,克虜伯目前正在解決一個混合康采恩的一些典型問題。
1988年9月26日,貝托爾特拜茨75歲了。他老了,但他在權力麵前一點都不覺得累,這樣就無法對他在克虜伯的作用做定論。讓我們看這個畫麵:阿爾弗裏德和拜茨一起,是整整100分。而拜茨一個人則是:100分,除以二。
這到底是多少,曆史將會證明,最後的裁決仍需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