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貝托爾特拜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這樣描述自己:“我的日子並不好過。在德國經濟中,我是門外漢,我一直都是這樣的人。1953年,我開始在克虜伯工作,從那天起,在我前往華沙和莫斯科途中,直到我與工會打交道時的方針政策,以及我與威利勃蘭特的友誼,我一直如此。也許有人會自然地嫉妒我。”他毫不謙虛地補充道:“接任我工作的,必須值得坐在這張桌子旁。”直到今天,這個采訪過後15年了,貝貝對自己的看法仍然沒有變化。1988年貝托爾特我說:“我一生中一直運氣極佳。我取得了許多成就,我獲得了許多稱讚,特別是在政治上。這樣就明白了,人們為什麽嫉妒我。”幸運和嫉妒,這兩個詞在他介紹自己時一次又一次地出現,這兩個詞都有道理。貝托爾特拜茨一生中擁有人稱命運的東西,有一點運氣。沒有它,這位最有才華的經理是不會成功的。貝托爾特拜茨的“這一點運氣”叫作阿爾弗裏德克虜伯,是時機碰得好,這時機使門外漢拜茨有可能踏進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本來對他是關閉的。
貝貝的私人生活也很幸運。“貝托爾特拜茨身邊最好的是他的夫人。”貝托爾特拜茨與艾爾澤共生有3個女兒。
他們還有若幹“天賦極高的孫子”,這位自豪的祖父認為。
他們的看法對他特別重要。在一次授勳儀式上,他向那些祝賀的記者宣布“我總是給我5個孫子說:你們會為你們的爺爺感到驕傲的。”凡對拜茨不喜歡的,不能理解的,他都歸納為嫉妒。他的敵人遠遠多於朋友。為什麽會這樣,他找不出客觀的理由。他隻有一個解釋:令他這麽孤獨寂寞的是嫉妒。自我批評,捫心自問,自己是否錯了?自己是否失言了?這些對他來說是陌生的。貝托爾特拜茨是他自己最忠誠的支持者,他對自己了解得很清楚。
1960年7月,他接受了《財政時報》采訪,在類似的時機,他總是以類似的形式不斷重複他的話,采訪記者這樣寫道:“他這樣說,他的天才是在組織工作方麵,他有能力找到最合適的人,他可以聞到生意的氣味,他稱之為‘某種感覺’。從一開始,他的最大優勢就是阿爾弗裏德給他的絕對信任。拜茨先生對我說:‘任何一個重要決定我們都討論,或者在做決定之前,或者在做決定之後。’作為一個機智的戰略家,他特別注意,阿爾弗裏德幾乎從來不對他說‘不’字。”這位美國記者深受感染,但也滿腹狐疑地寫道:“直到現在,克虜伯‘奧妙’都決定了拜茨的思想。但讓人有一種印象,這部分是因為,他,即使是無意識地,以某種方式把目前這種形式的克虜伯看作是他的發明……拜茨還想再工作13年,‘我想在我60歲的時候退休。’他為這十三年給自己製定了兩件主要任務:他希望保證,當他退下來時,他創立的組織形式能夠在其本質不變的情況下繼續存在。他說,‘到那時,所有的經理必須比我年輕’這時,就有一個問題,他如何與他選出來的、可能的繼任打交道?第二,他想繼續使其公司的生產專門化。‘我們不賣煤和鋼鐵’他強調,‘我們這樣做了的話,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錢用於其他行業,我們將變成今天增長最快的工業行業的供貨商,例如石油化工、塑料工業和核工業。”’
貝貝和采訪記者看得相當準確,在拜茨的這個自我介紹中,已經談及了所有重要的幾點,直到今天,他的朋友、他的批評者和他的敵人都還認為這幾點是決定性的。還有他對阿爾弗裏德的無條件的忠誠。拜茨講,“您的外祖母對我說,請您不要讓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接近我的兒子。我這樣做了。所有不愉快的事情我都解決了。為此我也挨了揍。”今天,77歲的他,似乎深有感觸:“您看,也許您也可以稱讚我一句,否則關於我的報道總是隻有壞話。”關於阿爾弗裏德,貝托爾特拜茨一直隻說好的。還有,貝托爾特拜茨在說起阿爾弗裏德時充滿敬意。這種尊重,是想保持對末代克虜伯的純潔的懷念。對阿爾弗裏德的任何一點點批評,他都極為敏感地做出反應。在這種情況下,他給我解釋,他之所以拒絕了高勒曼的手稿,是因為裏麵關於阿爾弗裏德私生活的一些細節,他認為,這些細節大家不會感興趣,風俗監察官拜茨出來了。我驚得目瞪口呆。但我並不像想象的那樣生氣,因為他的話中一點諷刺的痕跡都沒有,他是十分嚴肅的。
他總是把阿爾弗裏德當作他行為的標準,他也同樣是認真的。當我問及他基金會的事,他說:“您看,基金會剛剛向一艘海上急救巡洋艦捐贈了幾十萬馬克,這艘巡洋艦是6月份開始投入使用的,名叫阿爾弗裏德克虜伯。這艘巡洋艦至少要在海上航行20年,以幫助那些在海上遇難的人,並將克虜伯的名字帶到全世界。我相信,阿爾弗裏德一定會很高興的。”他對阿爾弗裏德十分敬佩。“與阿爾弗裏德一起工作,是那麽愉快。他非常有謀略,每當我給他提一個建議,盡管他並不讚同,但他卻從來沒有清楚地說過一個‘不’字。相反,他這樣給我說:‘您是否還需要一點時間,再對這個計劃考慮考慮。’阿爾弗裏德克虜伯是位真正的紳士。”但拜茨自己並不刻意模仿阿爾弗裏德。“我知道,我有時候有點粗魯”,他承認,而阿爾弗裏德從來沒有過這樣。
他與克虜伯這個名字已經融為一體,這種認同沒有給其它人留一點空間,他之所以是那麽反複無常,是因為其來源於心靈深處的情感,除了拜茨,這位克虜伯思想財富和價值觀的保護神,已經沒有任何空間是可以留給另一個強大的人,甚至也沒有給一個年輕的家族成員,因為這有可能使他背棄聖杯的一部分。
有一點是他對自己作為管理者的自我評價,其特別的優勢就在於組織能力、對人的認識和對生意的第六感覺。
他對成功生意的第六感覺,在銷售中招攬生意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後來我再也沒有碰到過像他那樣的人,他能夠那麽從容而獨立地將我們根本還沒有生產出來的產品賣個好價錢。但每次都很成功,我們賺到了錢。”一位原克虜伯人對我說,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非常熟悉貝托爾特茨。拜茨能夠帶著無窮的魅力和移情能力走向別人,他的這個能力為克虜伯帶來大量的好定單,他對商業機會的第六感覺盡人皆知。
50年代時,他曾描述過一次他判斷人的方式,直到今天,他仍忠實地采用這種方式:“我是如何選擇人的呢?我首先要清楚,我是否認為他很好,我是否喜歡他這個人。證書和履曆我都不感興趣,我從來都不管,他出生在哪個家庭裏。”但他以這種方式挑選出來的人,也有不少問題。他們有些人認為,這怪貝托爾特拜茨自己。盡管他為此進行過激烈的辨解,仍然謠言不斷。人們認為,他應該對總公司董事會人員的意見分歧負主要責任,而媒體定期向公眾做這方麵的報道。貢特福格桑離開康采恩以後,曾說:“拜茨總能在其中成功,我與戴姆勒一奔馳的約阿希姆查恩正在爭論,是否將克虜伯的載重汽車廠以6千萬馬克賣掉。”後來福格桑埋怨道:“拜茨先生給查恩打了電話,給他說,福格桑先生會以5,500萬馬克成交的。”這則逸事的實際內容肯定也不是確鑿的,貝托爾特拜茨堅決否認這件事。最後這家載重車廠以6千萬馬克賣給了戴姆勒一奔馳公司,這大概就不言自明了。
盡管如此,在貝托爾特拜茨的周圍,仍然不斷地有人私下流傳許多類似的故事。誰在克虜伯找到了工作,他會收斂一下,以免有人懷疑他講了些什麽貝貝不愛聽的話。
這是我在工作中感覺到的:我找不到被采訪人。我終於明白,什麽叫作一連串地碰釘子了,盡管每次總是有很好的借口,但仍然是拒絕了。我對貝貝說:“您一定也有朋友,請您告訴我,我能跟誰談?”他給了我一位退休董事的名字,並親自與他取得聯係,但這次談話也沒有成功。
任何一個人都不想讓人懷疑,他講了一些有關貝貝這位象征人物的壞話,因為直到今天他還是一個象征,就像他1967年克虜伯危機之前是一個象征一樣。當時《明鏡》周刊在大學生中做了一次民意測驗,調查誰是他們心中的榜樣。貝托爾特拜茨得到了28%的票。他的受歡迎程度僅次於康拉德阿登納(36%)和卡爾弗裏德裏希馮魏茨澤克(42%)。今天仍是如此,每次不到一個月,他就以某種榜樣形式出現在媒體上。或者,他為《美國快訊》家庭報刊支持奧林匹克運動會做宣傳。或者,他被《男人時尚》列入聯邦德國最佳著裝男士名單,他的監事會同事們中幾乎沒有另一個人會擁有這樣的榮譽。
貝托爾特拜茨是一個注重自己榮譽的人。他非常重視他所擁有的地位。“所有我想的,我都已經達到了:絕對的獨立自主,許多責任,沒有日常瑣事的紛擾”。他仍然不斷地獲得極高的榮譽。1987年9月11日,受聯邦總統的委托,聯邦州政府總理約翰尼斯萊奧授予他一個獎章,一般情況下該獎章隻授予一些國家首腦:聯邦功勳大十字勳章。他獲得這一勳章是因為他為德國東方政策做出了貢獻。
這個消息是我在報紙上看到的,恰在這一天,我收到了貝貝的第一封拒絕信,他在信中拒絕幫助我寫這本書,關於拒絕的理由他是這樣說的:“您比我自己更注重我在公眾中的形象,在這本描寫我個人和生活的書中,您把我描寫得似乎很重要,這有悖於我的看法。……”但我在這點上與他看法不一致,我不同意他的自我評價。我希望,他會原諒我。他原來也是另一種看法。50年代有一位記者問他,他在克虜伯康采恩領導層中的新位置是否把他擊潰了,他回答說:“沒有。幸運的是,人總是自我感覺良好,總是覺得自己比實際的自己要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