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雙雄：克虜伯和拜茨

41.不請自來的作者

　　我從巴爾登納湖來到威拉山莊公園。門衛一句話沒問，就為我打開了紅白色的柵欄。我驅車行進在古老的樹木裏，直奔威拉山莊的公園部分，經過威拉山莊，往右拐。

　　隻有一個小路牌，但很得體，指向“阿爾弗裏德克虜伯馮伯倫和哈爾巴赫基金會”。這個名字盡管很正確，但字太多了，所以當地人就將貝托爾特拜茨的官邸簡稱“原客房”。

　　這個房子是原來與威拉山莊同時建造的，建築色調和諧，它位於威拉山莊公園裏，緊臨森林。就如威拉山莊一樣，其入口有房頂，並有柱子裝飾，有台階通向大門口。從台階上往前看，越過一片寬闊的、修整得很好的草地，就能看到威拉山莊。那座富麗堂皇的大房子就在那裏了。這是一個晴朗的3月的一天，初升的太陽將它的沙石牆照耀得金碧輝煌。一層薄薄的霧在濕潤的草地上升起來，使這座房子的輪廓模糊起來。什麽聲音都聽不見，甚至連一聲鳥鳴都沒有，隻有那座房子座落在那裏，非常安靜、孤寂、空曠。我轉過身來，鼓足勇氣走進了客房。

　　一位彬彬有禮的先生帶我走進會客室，我好奇地環顧四周。我笑了，因為所有這一切我都太熟悉了：這間稍長的房間看上去就象直接從威拉山莊延伸出來的。當然房間裏有一個現代化的大型家庭吧台。但家具和畫都很古老。它們看上去象是在威拉山莊裏擺放過。我走向一個高而窄窄的窗子，將窗戶推到一邊，又一次欣賞起美麗的風景來。那邊的門已經開了，貝托爾特拜茨走了進來。

　　他身材修長，很強壯，精神瞿鑠，與以往一樣，穿著一身精心挑選的衣服。他邁著輕快的步伐向我走來。陪同他的保羅米卡特教授向我微笑。貝托爾特拜茨看到了我，就在這一瞬間，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麽許多人都害怕他。我知道，他不歡迎我。半年多以來，他堅決阻止我寫這本書的訃劃。現在他終於說服了自己，同意與我進行會談，但他很不情願做這件事，不是因為他想，而是因為他隻希望隱瞞那些嚴重的事情。所有這一切都很清楚地藏在他的眼睛裏，好象他已經說出來了。氣氛凝固了，我們還沒有將氣氛活躍起來，有人請我們去吃飯了。我想，我一生中永遠都不會像那天那樣，看見盤子裏綠汁旁邊放著一小塊粉紅色蛙魚，而不會噎著。

　　拜茨糊塗了。他現在與一位女士坐在一起，她不僅是克虜伯家族成員，因而必須先將她列入敵人行列，不僅如此，她還想不顧他明確的反對寫一寫他。他不知道他應該對此持什麽態度。“您到底想從我這裏得到些什麽？”這個問題他問了多次。直到我們談了一小時後，我回答了這個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正式開始我們的談話。

　　然後，他就慢慢地回答問題，給我講述。我有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來真實地深切地感受貝貝。這是引人人勝的幾個小時。

　　我看不出他已經75歲高齡了。我發現，在我很少看見他的那幾年裏，他外表上發生了許多變化。50年代、60年代，從他身上散發出光芒四射的，男孩子似的，新鮮的，非常規的，反傳統的東西。而現在，傳統和常規趕上了他。而且還有對人極度的不信任，這本來是在阿爾弗裏德生前所獨有的性格。那個胖乎乎的年輕人，那個1953年來到這裏要征服魯爾區、改善世界的人，那個喜歡朗聲大笑、喜歡社交的人，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盡管他還喜歡大笑，但他總是很小心。他爭取別人的信任，但他自己誰都不信任，他仍然容光煥發，但在光芒的背後隱藏著對人很失望的痕跡。他已變成一位紳士，也許甚至變成了一個克虜伯？單從外表上看，許多現象都證明，他確實變成了克虜伯。原來令人震驚的漫不經心已經蕩然無存，取代它的是無可指責的優雅舉止、令人欽佩的風度和迷人的風采。純外表上看他肯定就是一個克虜伯。

　　我們談話時，我感覺他們似乎就站在我的身後：我的祖先，那些男人們，是他們把克虜伯建設成一個康采恩，一個阿爾弗裏德可以交給拜茨的康采恩。他們曾經是家族的族長，直到再也沒有一個姓克虜伯的家族為止。我認識他們所有的人。我認識他們的偉大之處，但我更了解他們的弱點、他們的錯誤和失敗。當曾祖父阿爾弗雷德充滿懷疑地看著他的兒子弗裏茨的時候，在他眼裏，弗裏茨根本不是最合適的公司繼承人人選，他可能會說：“不管怎樣，他是一個克虜伯”。當那些老克虜伯人越來越覺著，克虜伯家族的最後一個人阿恩特既不喜歡也不適合扮演他公司繼承人的角色的時候，他們又說，“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克虜伯。”除了有克虜伯越來越稀的血液，什麽是一個克虜伯呢？

　　我以為，首先是內心的觀念，一種意識，不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服從於企業的利益。“典型的克虜伯”也是這樣，他並不考慮什麽複雜的東西，而是考慮構成整體命運的許許多多個人的命運。每一個克虜伯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嚐試了，他們認識並具有這樣的意識，並將這一要求付諸實施，有的成就大，有的則成就少。但不管怎樣，他們是克虜伯。

　　那麽拜茨呢？阿爾弗裏德把他變成了一個克虜伯。通過遺囑的規定，他成了最後一位公司所有者的全權總代理。

　　但我仍然認為，他不需要“無論如何”，他是“一個拜茨”。

　　此外，他還是波莫瑞的頑固不化的人。不到一刻鍾，他就開始向我挑戰，他就進入攻擊狀態，直指我的弱點，他認為，我是由克虜伯家族派來的，我是帶著利劍的複仇天使。

　　進攻是最好的防守，或者一如他所說的，在戰爭中欲蓋彌彰。他直截了當地對我說，我來這裏，是因為我們家沒有一個人在基金會理事會，所以覺著受到虧待。對於我來這裏的原因他有憂慮，這個我可以化解，我確實是為我的手稿而來的。但在基金會理事會是否應該有我們家族的一個位置？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從根本上想法不一致。盡管如此，我們的會談氣氛越來越輕鬆，除涉及到一些客觀問題外，還有一絲淡淡的鄉愁。我開始明白，人們不僅害怕拜茨，而且也會欽佩他、敬重他。權力、強大和堅強的氣氛圍繞著他，這位偉大的老人，他為塑造我們聯邦德國的今天做出了巨大貢獻。我與這個實際的今天也是分不開的。

　　直到後來，我才開始想，如果在1967年以後，這種對權力和成功的願望能夠仍然伴隨一個克虜伯，那麽會是什麽樣子呢？如果一點勇氣，一點對別人的理解、一些寬容和對失敗者的尊重把這種欲望減弱了，又會是什麽樣呢？但我當然知道，這種想法，隻有在春天的森林中全心全意地散步時才會出現。這些想法完全是多餘的，這個我也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