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聯邦總理會來的。”1963年,赫魯曉夫對貝托爾特拜茨說,“他要加強我們兩國的合作”。是阿登納嗎?赫魯曉夫認為是不可能的,但可能是他的繼任。他的繼任現在來了,他叫威利勃蘭特。這位總理決定利用貝托爾特
拜茨與莫斯科之間的友好關係。兩個人相互關係很好。克虜伯危機發生之後,拜茨經曆了消沉階段,此間他加強了與東方政策政治家的聯係。甚至有謠言,總理有意委任他擔任首任聯邦德國駐波蘭大使,這個謠言貝貝沒有否認。
但1970年中期,拜茨的精力又全部用到了克虜伯康采恩。盡管如此,他仍然可以繼續擔任他的業餘外交官,他受到人們的承認,也不再受到冷嘲熱諷。1970年,聯邦總理威利勃蘭特請他陪同科技部長羅星科前往莫斯科,他感到十分滿意。一方麵,他在確定基金會理事會成員人選方麵的政策是睿智的,它已經獲得了第一筆紅利。(我們知道,他已經將羅星科弄進理事會了),另一方麵,他從內心深處享受他的勝利。“這件事是很特別的”他思慮重重地說:“因為我的東方關係,一位總理宣布我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另一個總理派我去俄羅斯。”在威利勃蘭特的聯邦德國,東方政策變得可以登大雅之堂了。拜茨到易北河那邊進行的旅行比任何一個西方經濟界人士都多,他比大多數政治家都更了解那些國家領導和經濟要人。而現在,這些政治家要謀求他們之間關係的改善。時間在為拜茨效勞,他充分利用了它。帶著新的自信,他於9月份接受了《資本》雜誌記者的采訪:
《資本》:“拜茨先生,俄國人把德一蘇條約不僅僅理解為有關放棄武力的政治協定。他們的意圖還在於,加強與聯邦德國的貿易關係,擴大科學技術聯係,您認為,這給經濟帶來什麽機遇?”拜茨:“您說錯了。我認為,俄國人的目標是要加強經濟關係,所以他們簽署了條約。經濟是占第一位的。”《資本》:“您有沒有證據可以表明,對俄國人來說,經濟利益是優先考慮的?”拜茨:“早在1963年我在莫斯科時,一切都以經濟為目標。在與赫魯曉夫進行的長時間會談中,他一再說的話是:我們蘇聯與聯邦德國有什麽樣的技術與經濟合作可能性?有時,我有一個感覺,俄國人認為,我們德國人發現了猿猴。”有關已經計劃好、但沒有成功的共同項目,《資本》問:“從原則上講,是不是首先是西方政治家拒絕與共產主義者一起建設那樣的共同合作項目呢?”拜茨:“大部分政治家不了解東方發展經曆的過程。雖然康拉德阿登納對經濟聯係感興趣,施羅德也支持這些想法。但在艾哈德那裏一切又都睡著了。比如,直到今天,基民盟成員才去波蘭,對那裏有了新的認識。那時候他們製定東方政策,但並不了解東方國家。現在,威利勃蘭特政府終於推行了新東方政策,這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帶著很大的勇氣。我相信,要與俄國進行經濟合作,兩個政府對這個想法都很認真。”貝貝很激烈地為提高德國向東方國家的出口做辨護。關於此,《資本》問:“如果擴大德國與東方的貿易,也許德國出口的五分之一是出口到東方的,但那些西方國家對德國人的反感就又要醒了。”拜茨:“當然,我們在英國、法國、意大利、瑞典的競爭對手是不會為此感到特別興奮的。”《資本》:“在德國會有人擔心,我們會在經濟上依賴俄國人,幸福和痛苦全聽憑他們的擺布。”拜茨:“隻有外行才會害怕這些,因為,俄國人同樣也依賴我們。我們大家都相互依賴。德國鋼鐵所需的礦石有95%是進口的,而煉油廠的石油則幾乎100%。如果我們有類似的憂慮,那麽我們就不能與離我們很遠的國家簽定原料供貸合同,那些國家中的政治形勢會在一夜之間發生變化。但人們隻是說:俄國人!他們突然關上了水龍頭’。這樣的壞事情人們不會放在其他國家的人頭上,例如阿爾巴尼亞入、突尼斯人、巴西人等。隻有俄國人被人抹得黑黑的。”令人驚奇的是,貝貝收到了一封特快專遞,是來自莫斯科的私人邀請函,他很樂意在明年的6月踐邀。在一群含金量高的德國經濟巨頭的簇擁下,他在莫斯科進行了幾天的長時間會談。在這個代表團裏,有他的女婿彼德亨勒,拜茨最喜歡的銀行家龐托,他的好友馬科斯格倫帝希。德國經濟代表團最後在克裏姆林宮受到國務總理科希金的接待,圓滿結束了它的莫斯科之行。真真切切,拜茨又回來了。這在國際上也不能忽視。
波蘭對拜茨來講,由於他在戰爭中的經曆,不僅有著很大的商業意義,而且也具有純私人的意義,是一件由衷的大事。在這裏,在他獨立作戰十幾年之後也獲得了巨大的個人勝利。1971年12月,威利勃蘭特前往華沙時,貝托爾特拜茨作為政府代表團成員陪同他一起去。於是,他成了一次曆史性時刻的見證人。
德國與波蘭關係因為這次訪問得到大力緩和。波蘭政府邀請聯邦德國總理去華沙,這是第一次轟動。一個承認了奧得一尼斯河邊界的聯邦總理要前往波蘭,這是第二次轟動。他們簽定了華沙條約,這是第三次轟動。但威利勃蘭特使所有這些都暗然失色。當他來到華沙蓋拓納粹屠殺猶太人紀念碑前時,他的前麵是花圈,後麵是華沙和德國代表團成員。當他站在紀念碑前時,他非常緩慢地屈膝,他跪在地上為死者哀悼。他的周圍一片寂靜。
此次下跪事件在公眾中激發出強烈的情感,10年以後,當密特朗與科爾手握手共同為二戰中死難的人哀悼時,也引起了同樣的情感。隻有這兩次才能相比。這兩種情況下,公眾的反應都同樣的強烈,而且矛盾。所有有關國家的公開和私下的反應中既有由衷的同意,又有歇斯底裏的憎恨和報複心理的爆發。貝托爾特拜茨對那些針對威利勃蘭特的威脅非常認真:“現在很危險,現在會有瘋子從極右陣營中跑出來。勃蘭特必須特別當心。”又過了5年,一位波蘭共產黨領導才能對聯邦德國進行首次訪問。貝托爾特拜茨又是開路人之一。他堅信一句源自古典名言的選舉口號:“紅旗跟著貿易飄”,他不辭辛苦,不怕浪費時間,繼續他的波蘭之行,並將他與波蘭的私人關係變成克虜伯康采恩的好生意。現在,1976年中,一個大項目已經可以簽字了。黨主席愛德華吉萊科在他旅行結束後,應該把這個項目帶回去。一個價值260多億馬克的大項目要在波蘭投產,這個項目要從氣化的硬煤中提煉出化學產品。克虜伯康采恩將和赫希斯特公司一起向這個項目提供核心設備。這位成功的推動者和招攬生意專家貝托爾特拜茨謙虛地說:“波蘭人把這些僅看作是更緊密合作的開端。”做這次生意不應該發生財政困難或者流動資金問題。
德意誌銀行提供了優惠貸款,聯邦政府使他們輕而易舉地做了這個決定。政府通過赫爾姆斯擔保,為20億馬克提供了保險。克虜伯公司信貸銀行的銀行家龐托和貝貝可以滿意了。
凡涉及到波蘭,貝托爾特拜茨就不能隻往一個方向想。盡管生意對他那麽重要,但生意並不占第一位。在波蘭,人們對他毫無偏見。他多方麵利用他的許多關係和招待會,以完成其主要任務:德國人與波蘭人之間的和解。
1979年,位於科拉考的波蘭曆史最悠久的大學與位於波鴻的德國戰後第一所大學,建立了第一個波德友好大學關係,這樣兩國在相互理解與和解的坎坷不平的路上又邁進了一步。而為促成這個夥伴關係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就是他。
他因為他的貢獻而受到了高度評價。1988年,他獲得了波蘭友好大學科拉考亞格羅尼大學頒發的最高榮譽:“門仁梯布斯”獎章,他是獲得這一殊榮的第一個外國人。波蘭國家也使他錦上添花,他們授予貝托爾特拜茨“波蘭人民共和國貢獻獎章克曼多裏亞”。在貝貝的獎章和榮譽證明中,這兩個榮譽獎章都占有重要地位,他們象征著波蘭對一個人的感謝,這個人不僅在戰爭中挽救了許多波蘭人的生命,而且還在戰後不懈地為波蘭與德國的和解而努力。
拜茨在這一領域獲得了無限的成功。而從長遠來看,在爭取做好的和利潤豐厚的生意方麵,他的成果要小些。
波蘭是而且仍然是高債務國,它的外匯儲備越來越少。波蘭的貿易夥伴越來越明顯地提出,要進行補償貿易,而克虜伯康采恩從來都沒有覺著自己有能力能夠滿足他們的這一希望。克虜伯應該提供波蘭需要的東西,波蘭想要支付他們得到的商品。問題是,用什麽支付?用半成品、火雞和黃油,用所有的東西,就是不能用錢。因為政府不能支付所有向波蘭的出口商品,於是就產生了一種不令人愉快的局麵。
拜茨這樣激烈地描述:“東方貿易類似於石器時代的物物交換:後腿換骨頭,骨頭換皮,皮換石斧。”貝貝知道得很清楚,他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於是,他與德國整個工業界一樣,開始尋找新的市場,新的機會。他與其他人一起踏上尋找之路,他找到了,比其他人稍早一些。在中東地區,一千零一夜中的國王所統治的國家,在賴沙帕萊維斯和他的王後琺拉蒂巴的宮殿中,拜茨找到了新的市場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