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弗裏德還活著的時候,拜茨就不得不退職了。他相對有限的影響隻局限於即將成立的基金會,阿爾弗裏德的工業資本應該轉變成基金會資本,銀行的命令和康采恩的形勢已經徹底削弱了拜茨作為財產所有人全權總代理的權力。現在,康采恩裏的行動原則轉到了攝政王貢特福格桑的手裏。
福格桑是拜茨自己推薦給阿爾弗裏德的,如果拜茨這樣想會多大程度地安慰自己,我們不知道。實際上,多年來,他一直都有機會,最確切地了解精力充沛、有權威的福格桑。
是他自己在1954年把他當作他的“少壯職工”之一弄進康采恩來的,福格桑擔任主任審核員。福格桑做得很好,一直升到克虜伯屬下的波鴻協會財務經理。他雄心勃勃地堅持自己的要求,想在克虜伯再上一級。他的目標是董事會財務主管。但拜茨沒有下定決心任用他,結果福格桑去了曼納斯曼。後來,拜茨自己認為這個決定是一個錯誤。
通過後來發生的事件,可以推測,拜茨當時就覺著,福格桑是他的競爭對手,他必須要認真對待。他不想給自己製造麻煩。
無論如何,拜茨對貢特福格桑的專業能力毫不懷疑,因為他對福格桑的能力評價如此之高,以至於他向阿爾弗裏德推薦福格桑擔任全權總代理,以應付他(拜茨)在大量國外旅行時的突發事件。但拜茨當然隻想到了那樣的緊急情況,並沒有想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現在,福格桑搬進了克虜伯的主管理大樓,臨時公開身份還是一個顧問,直到康采恩轉變過程中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步驟完成。但現在能與銀行談上話的是他,而不是拜茨,現在銀行才是克虜伯真正的上司。隻過了幾個月,攝政王甚至搬進了貝托爾特拜茨的辦公室,而拜茨隻有拆了自己在管理大樓裏的帳篷,挪進了威拉山莊。
他的豪華放逐地是威拉山莊以前的客房裏,但等於被放逐到了沙漠裏,至少拜茨肯定會這樣想的。他位於權力的中心,已經習慣了工作的繁忙,習慣於永不停息的信息流,習慣了那些依賴他的決定的人的顫抖,現在,他知道了什麽是寂寞的感覺。這不是統治者的寂寞,而是一個被驅逐者、被流放到沙漠裏的人的寂寞。他被流放了。
對他最嚴重的是,信息流被中斷了。克虜伯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他卻知之甚少。單單那些忠實的搬弄是非的人無法代替直接的消息,他對這直接的消息已經太習慣了。今天的拜茨對信息有永不滿足的興趣,他對人有極大的不信任,他懷疑這些人沒有給他足夠的信息。所有這些也許就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他被逼得無事可做,這是很嚴重的,更嚴重的是他受到的小小的侮辱,他感覺最明顯的是,他的下滑是這樣迅速。
房子裏很安靜,沒有電話鈴響。甚至他忠實的女秘書的辦公桌也整理得非常整潔。當她有一天拿起電話,給克虜伯的車輛處打電話,請求他們派車接一位稀有的客人時,她不得不經曆,“對不起,很遺憾,眼前沒有車可供拜茨先生用。”貝貝就坐在旁邊。他眼前似乎看到了一大批人,他們為他的失敗而高興,他似乎聽到了那些昨日朋友令人生氣的話:
“現在,他已經倒在地上了,現在他跌倒了,死了。”他內心裏感到極其憤怒,又非常失望。但他也有了堅強的意誌,他要戰鬥,要懲罰那些撒謊的敵人。他要重新掌握權力,要比以前更強大,更有權力。其間,為了打發他的清閑時間,他為建立計劃中的基金會做準備工作,製定計劃,設計戰略。龍休息了,但沒有沉睡。
拜茨在公眾中的形象的確到了最低點。曼納斯曼監事會主席威廉倉根與他的財務經理握手道別時,開玩笑說:“福格桑,您安心地去克虜伯吧,這個店最近幾年經營得太差了,您根本不會做錯什麽了。”福格桑沒有做任何錯事。帶著極敏銳的觀察力,他非常小心地處理問題。這些問題很大。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叫作弗裏德裏希克虜伯有限責任公司。在宣布該公司開始時的資產負債表時,福格桑確認,克虜伯隻有自有資本5億馬克,雖然阿爾弗裏德4月份還以為有10億馬克。他認為,他的任務是,要將資產數升到5.5億馬克,以便從聯邦、州和銀行提供的信貸或者擔保中解脫出來。他必須采取不太受歡迎的措施,賣掉一些公司或停業整頓,增加自有資本,引進新的組織,特別是贏得管理人員。“福格桑沒有陰’謀詭計”,一個當時的經理克勞斯戈特說。“您是來這裏工作的,不是為了要阻止其他人鋸你們的椅子腿,這些留給我來做吧。”福格桑請他來克虜伯任職時,這樣向他保證。他遵守他的諾言。一個克虜伯人知道拜茨時代是另外一回事。盡管如此,他仍然試圖在新的董事會主席那裏給一位同事抹黑。“您請坐,”福格桑要求他,然後抓起電話,將受攻擊者叫來與之交談。這件事當然迅速傳遍了康采恩,並大大減輕了工作。
拜茨與福格桑的工作作風迥然不同。拜茨堅信口頭報告,如果能避免,他就拒絕讀文件,堅信瞬間的好機會,堅信直覺和他的經驗。福格桑則總是計劃周密,講究戰略決策,每一步都考慮周全,特別是,他是一個工人們可以信任的人,對他們來說,福格桑的反映是可以預計的。因此,他能夠組織出一個由新老克虜伯人組成的班子,這個班子很有權威,而且支持他。“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我們的目標是,盡快擺脫對銀行的依賴性。每一個決定不管有多小,必須得到您們的批準,我們成功了,因為我們是最好的集體。”戈特這樣說,他今天是曼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他們的確成功了。僅用了一年半時間,康采恩就有了支付能力。隻用了3年時間,克虜伯就又贏利了。福格桑就驕傲地宣布:
“現在,我們已經不會再因為一個弱點,即無法支付,而拒絕一樁生意。”聯邦擔保的提供要價如此之高,而克虜伯隻用了其中的1.64億馬克。最後需要聯邦擔保框架條件的隻是這麽一點錢,納稅人的收人並沒有減少一個馬克,這真是命運的嘲弄,也說明,1967年根本不必走到那一步。
福格桑在有限的時間裏達到了他的第一個目標。他縮小了康采恩的規模,整頓了康采恩,從虧損中走了出來。克虜伯又贏利了,克虜伯的未來似乎已經有了保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正是他的成功為福格桑本人挖了墳墓,因為這時候有個人又從下沉中走了出來,他代表著所有者的權力,並且非常迫切地要抓住權力,這個人就是貝托爾特拜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