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長席勒感覺非常得心應手。他站在電視攝影機前,精神抖擻,充滿自信,從外表上看,他的確是70年代雅皮士的典型例子。他的聲音裏聽不出一點遺憾的痕跡,他很洋洋得意地宣布了詔書,其實是一份宣判書。它也就像一份判決書一樣宣布的。
我們大家都坐在電視機屏幕前,隻有阿爾弗裏德不在。
他已經遠離了這個轟動場麵和媒體,他去了他的馬拉開什,呆他在那裏的房子裏。在他的眼前,有另一份判決書的宣告,有另一種媒體的喧鬧,和另一個法庭。當時人們強迫他必須在場,而現在至少不是那麽回事。這一次他有他的代表,他的全權總代理貝托爾特拜茨,拜茨應該代替阿爾弗裏德喝下失敗的苦酒。但人們要讓他感覺到失敗。
攝影機和麥克風指向部長和馬蹄狀的桌子,桌子旁坐著經濟部的官員和銀行的代表們。沒有給拜茨留著空座位,他自己用手搬了一把椅子,把椅子放在兩位最重要的銀行家旁邊,他們是德意誌銀行的阿波斯,德累斯頓銀行的克呂格。看著記者們幸災樂禍的眼光,他開玩笑說:“我們很謙遜。”,然後坐了下來。這是他從阿爾弗裏德那裏學來的,當昨日沐浴陽光的男孩站在雨中的時候,也要表現出風度。
當席勒宣布協議和他的條件時,幾百萬聯邦公民都感覺到,他的聲音很冰冷。
“聯邦政府為克虜伯公司提供超過3億馬克的經濟擔保,以保證其支付出口業務。銀行又給了克虜伯公司1億馬克的出口貸款,他們最後終於同意了,並有義務,到明年12月31日之前,不得修改克虜伯的最高信貸指數。”(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直到今天,客戶都可以在解釋欄裏讀到,如果客戶不能付清某一筆貸款,銀行會將其所有貸款指數取消。)
除了4億馬克之外,北萊茵一威斯特法倫州也承擔了150萬馬克的經濟擔保,以保障克虜伯的歐洲美元支付義務。
為此,克虜伯必須:
“到今年4月15日(隻在短短的4周之內),成立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具有一個股份公司監事會的權力與義務,采取廣泛的合理化整頓措施和緊縮措施,立即著手準備,到明年年底,將康采恩轉變成股份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也可以通過一個基金會。”但有一點這裏並沒有宣布,而通過之前簽定的協議,所有在場的人都了解:在計劃成立的弗裏德裏希克虜伯有限責任公司中,克虜伯和拜茨這兩個人不是董事會成員。作為即將成立的公益性基金會會長,阿爾弗裏德可以行使其所有者的權力,或者如果他願意,是由他的全權總代表貝托爾特拜茨來行使這個權力。就這些。
幸災樂禍的波濤並沒有傷害到阿爾弗裏德,而都指向了拜茨。他在得意之時樹了不少敵人,就象許多人集郵一樣。現在,在失意之時,他們就從所有的洞裏鑽了出來,一點也不知道什麽叫仁慈,就如他也不懂得仁慈一樣。“但我也有朋友”,這個被擠到角落裏的人試圖說服自己和其他人。問他的朋友叫什麽,他隻想起兩個人名:馬科斯。格倫帝希和馬科斯施麥林。
但有一個人對他很忠誠,他比所有其他的人對他都更重要。阿爾弗裏德克虜伯不允許對他與拜茨的關係產生任何懷疑。貝貝是而且仍然是阿爾弗裏德的全權總代理,盡管拜茨的形象和權力有所削弱,但他在與阿爾弗裏德的關係中仍然與以前一樣強大。在拜茨的一生中,他本來不會成為任何人忠實的朋友,但他高舉阿爾弗裏德的大旗。
“他對我的信任比任何一篇報紙文章都要重要的多”他說。
既使就是在這些文章中,談到許多被錯誤理解的“萬分忠誠”,但這一點也是對的,忠實於自己總不是一個壞品質。
為躲避由卡爾席勒鼓動起來的新聞鬧市,阿爾弗裏德孑然一身去了非洲。當又一個慶祝日一天天臨近時,他並不感到心情沉重。這次慶典是多年以後第一次又在威拉山莊的上層大廳裏舉行。4月1日,他最後一次望著他的克虜伯人的眼睛。他們又一次井然有序地坐在那裏,他們又一次看著坐在他們對麵的那個瘦削、昏暗的人影。他們看著他已經變得雪白的頭發,他淩角分明的蒼老的臉龐,當他向他們宣布他們大家已經知道的消息時,他們聽到了他文雅的聲音:他將把他在克虜伯的財產變成一個公益性的基金會,與公司分開。他象告別似的又一次強調:“在我的家族和我們公司的曆史上,財產對社會福利責任有重要意義”,這觸及到了他的痛處。他總是將承擔社會責任看得比追求利潤更重要,這最終成了他失敗的原因。他們所有坐在那裏的人,都感覺到這一時刻的悲劇,感覺到一個人痛苦的打擊,他要做的這些,他本來要作為他生命的輝煌,現在在這種條件下,他卻不得不執行,這種情況至少有雙重意義。但是,我可以肯定,所有在座的克虜伯人都不會有幸災樂禍的感覺,也沒有人會樂意看到阿爾弗裏德如此的下場,因為克虜伯人了解他。
這次慶典是阿爾弗裏德最後一次作為克虜伯出現在公共場合。沒有人會知道這些,阿爾弗裏德也不知道。但1967年4月1日刮了一絲曆史的微風。許多人都感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