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行動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做了完美的計劃。在德意誌銀行帶領下,所有克虜伯康采恩的信貸銀行都參與了此事。這一後果的產生主要是因為,這些銀行對克虜伯的管理失去了信任。當然還有其他的客觀理由來解釋他們的行為:克虜伯自有資本基礎過差,克虜伯出口比例很高,這些出口需要長期融資。康采恩債台高築;每年要償付的利息很高,而且他們擔心,聯邦銀行的嚴格政策會影響康采恩(聯邦銀行剛剛將其貼現率提高到了5%)。
但真正根本的一點是,銀行家們對克虜伯康采恩領導缺少信任。克虜伯領導沒有給銀行家們足夠的信息,銀行家們對克虜伯的了解,不是通過實際信息,而隻能通過全權總代理對外所做的講話,他的講話水分又太多。但如果有實際信息,一些生意是可以彌補的。無論如何,蕭條本身就使人完全有理由猜測到,克虜伯與許多其他公司一樣會有流動資金問題。財務經理澤格無法與那些信貸銀行建立起必要的信任關係。在他剛開始任職於克虜伯時,他取消了有利可圖的提供貸款傭金,這惹惱了他們,現在他們讓他一筆付清。在銀行眼裏,他過分明顯地依賴於他的上司貝托爾特拜茨及其不可預見的活動,而拜茨在銀行界原來就沒有幾個朋友,銀行界認為他是無法預見的,在銀行家們眼裏,這一特點是不能原諒的。
但是還有阿爾弗裏德克虜伯,康采恩的唯一所有者。
赫爾曼約瑟夫。阿波斯,德意誌銀行發言人,直到今天他還聲稱,他與阿爾弗裏德的關係是友好的。也就是說,可以設想,他曾經努力通過與阿爾弗裏德的私人會談找到一個方法,可以避免突然襲擊。顯然他沒有成功。是阿爾弗裏德已經太累了,太老了,太病了,以至於無法讓他短時間裏做出決定?還是他根本無法相信,會發生這樣的危險?我們不知道。也許是他太信任貝托爾特拜茨了,他應該是幫助他這個技術人員的商人。也許他不能想象,有貝貝這樣的顧問,他不會發生這樣根本性的商人錯誤:他計劃,要成立基金會並建立康采恩的新秩序,但這個計劃實施的時間卻不是由他決定的,而且在某種情況下,會深深地傷害他的自尊心。也許銀行家要求他,與貝貝分開或者對他的大權加以限製,但他不願意滿足這個要求。他可能還有許多原因,總之,他沒有找到一條體麵而平坦的道路,以便能夠從悲慘狀況中解脫出來。與他現在必須要走的這條路相比,那條路肯定是阿波斯更願意走的。
導火線發生在1966年12月1日,地點在法蘭克福出口信貸公司並不引人注目的辦公室裏。克虜伯提出了增大其出口信貸的申請,但出口信貸公司理事會拒絕了。他們希望,克虜伯申請增加的貸款要有其信貸銀行的擔保,這種解釋與平時一慣條件相矛盾。這些先生們一般都身穿銀行家藍色西服,他們中有一位先生無法相信他親耳聽到、親眼看到的事情:“我回到家,像頭被猛擊了一下,我對太太說:‘他們今天對克虜伯什麽都做了!克虜伯!我坐在那兒,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麽事。’我曾經經曆過,銀行家們爭相給克虜伯貸款。誰成功了,就以此為榮,而現在……不,我不能相信。”他,這位職業財務專家立即就明白了,這個決定會給康采恩帶來什麽樣的後果。這個決定一開始在新聞界並沒有引起人的注意。可以肯定,這一點德意誌銀行也是很清楚的,它與其他53家德國銀行是出口信貸公司的股東。
出口信貸公司的任務曾經是,現在也是這樣:利用聯邦銀行的資金,幫助德國經濟支付其出口業務。如果出口業務采用長期支付形式,那麽一般情況下,其融資方式是,70%由出口信貸公司支付,其餘的30%通過供貨商自己的信貸銀行來提供。克虜伯已經深深陷進出口信貸公司的錢罐裏了,這是貝貝追求向東方集團國家出口的結果。出口信貸公司共有18億馬克的資金,單克虜伯就獲得了3.6億馬克。現在,德意誌銀行認為,這已經足夠了。在繼續擴大信貸資金之前,克虜伯必須要將其財務理順,如果不是自願地,那麽就要強製性地。出口信貸公司將出錢的水管關上了。
在克虜伯,財務經理為此很感羞恥。但貝貝很瀟灑地看待這件事。直到今天,他都稱這件事情隻是“企業事故”。
有關克虜伯的事,對外至少一開始沒有發生什麽。但可以肯定,在克虜伯內部反而會發生更多的事。但又過去了將近2個月,經濟部長卡爾席勒才得悉,克虜伯發生了危險的流動資金梗塞問題。他大約並不是從貝托爾特拜茨那裏聽說的。拜茨去潛水了,他並沒有主動請求聯邦政府的幫助。不,是克虜伯的信貸銀行德累斯頓銀行監事會主席,在一次招待會上悄悄地很得體地向席勒透露了幾句警報。
在這期間,克虜伯在外的形象一切如常。當然,貝托爾特拜茨不會讓這件事影響到他,他依舊應邀參加了羅馬尼亞外長馬納思庫的招待會。波恩哥德斯堡的城堡上飄揚著國旗,它的騎士大廳燈火輝煌。客人們情緒高昂,他們談笑風生地步人大廳。這群穿著講究的客人們微笑著,大廳裏熙熙攘攘。在他們中間,拜茨瀟灑自如地穿梭。他品嚐著、享受著作為部長私人熟人的優越地位。當其他尊貴的客人站在四周的瞬間,卡爾席勒將拜茨拉到一邊,向他提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現在克虜伯有流動資金問題,這是不是真的?”這裏,到處都是急匆匆的侍者,為保持平衡,他們將雞尾酒小點心盤高舉過頭頂。大家都在與波恩知名人士進行個人談話,許多人都想參加這種談話,在這種情況下,拜茨不得不承認這個問題,並第一次發表他的摯言。
從現在開始,事情就不再聽任他操縱了。他非常辛酸地抱怨道:“我們被人軋過去了。”這怎麽會發生在他身上呢?無論如何,他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來采取一些補救措施。
《財富》雜誌援引一位參與此事的銀行家的話:“克虜伯和拜茨已經錯過了這趟車,現在銀行要接管領導權了。”於是事情就發生了。
開始是政治家們上場的時間。在克虜伯公司曆史上,其命運總是與各時代的政府相聯係的。聯邦經濟部長席勒利用時機,給聯邦銀行施加壓力。作為平衡這壓力的杠杆,聯邦銀行行長卡爾布萊辛於1月13日給聯邦政府寫了封信。在信中他指出,克虜伯康采恩應付的利息已經平了曆史紀錄,他認為這是很危險的。他希望,克虜伯康采恩能獲得公共幫助。可以肯定,這封信在發出之前與其他銀行協商過了,但對布萊辛來說,這封信首先是射出了一發子彈,它會繼續往後發展。因為,在聯邦銀行一次中央理事會會議上,通過引用這封信中的一句話,卡爾席勒成功地使貼現率降低到4%,這比使克虜伯陷入困境的貼現率整整少了1個百分點。無論如何,克虜伯現在也不再利用這一點了。“克虜伯貼現率”他這樣稱,已經無法阻止事態的繼續發展了。
自從席勒與拜茨在招待會上談過以後,經濟部的人們從阿爾弗裏德那裏沒有聽到什麽消息,拜茨在這段時間無人提及。因為阿爾弗裏德不去波恩,所以席勒隻有去埃森。
1967年2月21日,席勒向他通知了聯邦政府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下,聯邦政府樂意幫助克虜伯,解決其流動資金漏洞問題:公司必須立即轉變成一個股份公司,削除全權總代理的無限影響力。阿爾弗裏德單獨接待了他,他的姿態一定無可指摘,變成石頭的臉上是模糊的雙眼。最後,他同意了,輕聲地但有禮貌地。以席勒的話講:“他並不感到幸福,但被說服了。”阿爾弗裏德別無選擇,因為他已經時日不多了。還有不到兩周時間,就有一批貸款到期需償還了,如果不超過3億馬克信貸大關,克虜伯就不能付息。隻有聯邦政府為這筆錢擔保,銀行才肯同意克虜伯獲得超過3億馬克的貸款。
聯邦政府提供擔保的條件是在同一天通知貝托爾特拜茨和阿爾弗裏德克虜伯的。時間是一樣的,但地點不同。在波恩經濟部會議室裏,拜茨和他的隨行人員得知,聯邦政府要為克虜伯提供擔保,以便克虜伯可以獲得超過3億馬克的信貸,他們得知了這一擔保的價格。這場景象是在法庭。
氣氛僵住了。沒有人再談話,這裏在進行判決。在此期間,席勒已經獲得阿爾弗裏德的同意,從埃森返了回來。他提出,即使聯邦隻為克虜伯的3億馬克提供擔保,但信貸數額可以增加到4億馬克。可是,原本他與拜茨之間滔滔不絕的談話現在消失了。銀行一開始表示拒絕,希望再舉行一次會談,並希望給他們考慮的時間。拜茨和他的先生們提出要返回,他們垂頭喪氣,滿心辛酸。
並不是隻有他們有這樣的感覺。阿爾弗裏德、克虜伯人和克虜伯家人都問,到底為什麽,特別是聯邦政府為什麽會提出如此強硬的條件呢?因為,從根本上講,克虜伯並沒有死,而隻是病了。重新整頓康采恩,並且徹底整頓,僅用短短的一年半時間怎麽能足夠呢?憎恨與激動出現了,這並非完全基於客觀原因。盡管康采恩不再是聯邦政府的頭號企業,但它也是第九大企業。其年營業額高達63億馬克,職工人數遇10萬人,它是不能被放棄的。
此外,每一個研究過克虜伯曆史的人都知道,無論如何,這並不是克虜伯第一次依賴德國政府的幫助。從第一代到第五代克虜伯,克虜伯公司的命運都與德國曆史的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在每一代都至少有一次這樣的情況出現,即克虜伯必須需要德國政府的幫助。每一次德國政府都幫助克虜伯,也並沒有忽視一個謹慎商人的行為準則,總是要求並保持安全保險,但他們從來沒有利用克虜伯的這種狀況,來根本改變克虜伯,直到今天這一時刻。現在,他們為什麽要這樣做呢?
這是否與社會民主黨在戰後首次作為大聯合政府的一部分在聯邦政府執政有關呢?他們是否認為阿爾弗裏德是不受人歡迎的企業家、資本家呢?他們想立個典型嗎?但恰恰阿爾弗裏德對這一角色卻是完全不合適的。當然任何人都不會說《明鏡》周刊是右傾的,當時它寫道:“與資本主義的生活原則相比,阿爾弗裏德克虜伯覺著自己對克虜伯人的幸福和克虜伯傳統更有義務。在克虜伯,對公司的忠誠始終位於純粹的追求利潤之上。17,000名克虜伯人每年每人從公司帳戶中獲得至多1,200馬克,作為其退休金的獎金。1965年,該公司自願支付了1.17億馬克的社會福利基金。”將克虜伯轉變成一個股份公司原本是不必施加強大壓力的。阿爾弗裏德已經認識到這一步的必要性,他本來要這樣做。現在剩下的是拜茨。將阿爾弗裏德與拜茨分開,或者隻將拜茨與權力分開,這實際上是阿爾弗裏德所不情願的,他是被迫的,現在這也如此發生了。
所有這些當然都隻是推測。事實是,聯邦政府幫助克虜伯度過了難關。但還有一個事實,否則德國幫助克虜伯會導致其他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