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弗裏德的大半生都在旅遊。“世界公民”這個詞對他是最恰當不過了。他睜大眼睛,隨時準備認識他所到之地各民族的特點,並接受他們,他去了世界上許多國家。他本人和他的名字在國際上越來越代表著德國,他自己則完全不再是典型的德國人。他有傾聽的習慣,他以當地的習慣去思維,在國外,他並不是一個總比別人懂得多的人。他有這樣的涵養。
阿爾弗裏德和拜茨將世界分成了兩部分。拜茨去那些厭惡克虜伯這個名字的國家。這首先是東方集團國家。阿爾弗裏德主要在發展中國家為克虜伯做宣傳。他認為那裏是明天的世界市場,他今天就想為克虜伯開發這一市場。
令他高興的是,在發展中國家,克虜伯這個名字首先與質量、德國人的細致認真和高度發達的技術相聯係,不會令人立刻與德國人醜陋的反麵形象聯係起來。許多國家都曾與克虜伯有幾十年的良好合作關係,現在,阿爾弗裏德又可以重新聯係上了。
兩個人分別在世界市場上追求共同的目標,這是他們的戰略,對這一戰略最具代表性的是,阿爾弗裏德和拜茨分別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阿爾弗裏德獲得西方大學的博士,拜茨獲得東方一所大學的博士。1961年亞琛大學,1962年東京索菲亞大學分別授予阿爾弗裏德榮譽博士頭銜,1983年拜茨在民主德國格萊夫斯瓦爾德獲得了博士頭銜。
羅開拉冶煉廠是克虜伯與德馬克及其他德國供應商共同設計、建造、提供的,甚至在它舉行揭幕儀式時,阿爾弗裏德也沒有讓拜茨一起去,而是與克虜伯技術經理保羅漢森一起去的。羅開拉廠的建造之所以被寫進曆史,不全是因為它的龐大,而更多是因為那個城市,這座城市是為冶煉廠職工建設的,克虜伯設計師把它設計成了埃森市的縮影。
阿爾弗裏德和拜茨兩個人都很清楚,通過向發展中國家出售其全部關鍵技術,他們將為自己樹立將來的競爭對手,這些競爭對手有朝一日會給克虜伯製造麻煩。1960年,拜茨接受倫敦《金融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印度和其他不發達國家會生產出廉價的鋼鐵來,其價格優勢將是克虜伯和其他歐洲廠家無法與之抗衡的,這隻是個時間問題。“我們的工廠采用現代化設備的目的是,要生產出質量更高的鋼材,並將迄今為止的普通鋼扔掉。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將生產合理化,以便我們的鋼廠贏利,我們說,如果他能夠充分利用其70%的生產能力,就能做到這些。”阿爾弗裏德又往前走了一步。他不僅把商品賣到發展中國家,而且他也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早在1961年就有一家克虜伯子公司在巴西啟動生產,有1600名職工,這就是克虜伯的卡姆坡李姆坡SA鋼鐵廠。在工廠開幕儀式上阿爾弗裏德致了開幕詞,他指出:克虜伯與巴西的商業關係已經有120年曆史了。最後,他希望這個工廠應該“鞏固並加深”克虜伯與巴西之間的關係。
如果能夠在東方集團國家發表一篇同樣內容的講演,將是拜茨最大的快樂。他一直致力於與東方國家發展貿易。但經濟效益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大。1965年,貝貝自己告訴公眾,東方貿易占克虜伯康采恩銷售額的比例不到1%。多年以來直到今天,康采恩的東方貿易額占康采恩總出口額的比例不到7%至10%。而出口額占康采恩總銷售額的比例不到50%。因此,貝貝的動機不會僅僅是經濟成果。他的動力首先在於他的政治熱情和表現欲,他喜歡在公眾麵前表現自我。當記者問及東方貿易的困難和障礙時,他承認,一方麵政府不太願意提供信貸,另一方麵不斷呈現的進行補償貿易的趨勢,給東方貿易帶來許多問題。
即克虜伯的機器用波蘭醺板肉來支付,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們必須經常這樣想,如果我們成功的話,通過做生意,我們可以提高共產主義國家的生活水平,這隻會對我們有好處。”從此可見,他的行動標準並不是企業,而是政治。
從政治意義上講,他的東方之行是成功的。1963年,聯邦政府與波蘭簽定了貿易協定,他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把自己偽裝成聯邦德國的獵人,一心隻想獵獲一頭上等牡鹿,他在匈牙利也成功地完成了同樣的藝術品。
在羅馬尼亞,他也同樣做了許多外交前期準備工作,有這樣一則逸事:貝托爾特拜茨與聯邦外交部最高官員幾乎同時抵達羅馬尼亞飛機場,他就是國務秘書拉爾。羅馬尼亞為拜茨鋪了紅地毯,外貿部長培特裏親自來機場迎接,並以所有外交禮儀接待了他。國務秘書所受的待遇也不過如此。他剩下的別無其他,隻有讓人認識到,在東歐,克虜伯全權總代理顯然比外交部的所有官員享受的外交禮遇都高。
但拜茨的東方之星還要繼續升高。比尼基塔赫魯曉夫之星一點也不遜色。
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一個簡單的商務旅行開始的。為了參觀兩個由克虜伯建成的人造纖維廠,拜茨去了莫斯科,此外,他還想利用這個機會,摸摸其他客戶的情況。因此,日程上安排了他與政府副總理米高揚和外貿部長帕塔裏曉夫的會晤。但訪問日程的其他細節尚需確定。為確定其他細節,他受到了蘇聯國有技術機械進口外貿公司科林次夫總裁的接見。在上午會談中,電話鈴響了。科林次夫拿起電話,聽了電話,然後告訴驚訝的客人:“赫魯曉夫總理想今天中午與您單獨會晤。”1963年5月13日,貝托爾特拜茨準時於15時踏進了克裏姆林宮主人的神聖殿堂。他們兩個隻有一位譯員和速記員是這次會談的見證人。
他們可以回顧一下,雙方的商業關係已經有很長的曆史。早在20年代,克虜伯就成了與蘇聯做生意的重要公司之一。克虜伯向年輕的蘇聯出售鋼鐵產品,蘇聯送他們的技術人員到埃森,以便他們在那兒得到最新鍛練。有一天。
一個年輕的革命黨人,叫作布爾什維克特沃斯揚,他受到阿爾弗裏德的父親古斯塔夫的邀請,來到威拉山莊用午餐。
他勇敢地努力適應這種大資本家的用餐習慣,但在銀質洗手碗上出了錯。他拿起碗,看到碗裏放著一塊令人食欲大振的檸檬片,將碗放到嘴邊,把水喝了下去。古斯塔夫毫不猶豫地就模仿他,也這樣做了。特沃斯揚後來成為經濟部長,現在安葬在克裏姆林宮牆邊上。
赫魯曉夫與拜茨肯定不會講這類小故事。赫魯曉夫更多地表達了他的願望,他希望,俄國與聯邦德國能夠順利進行盡可能廣泛的商品交換。對於聯邦政府采取的石油管道禁運措施,他隻順便提了一下。此外,莫斯科與波恩之間的貿易協定今年年底就要結束了,他希望能夠延長這個貿易協定。“我很清楚,您既不是外交部長,也不是聯邦總理,”他安慰拜茨。而拜茨也很清楚,他又一次沒有任何正式任務,但又陷入外交困境。兩人的談話很快就因為隻談生意而開始進入和諧的軌道。從克裏姆林宮出來的時候,拜茨象凱旋的將士,這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而赫魯曉夫也達到了他的目標:全世界都在談論,他如何在努力與聯邦德國建立友好經濟關係。這天下午對雙方都是成功的。
拜茨在蘇聯所到之處都受到了國賓似的禮遇。幾天之後他又返回杜塞爾多夫,在機場迎候他的有他的家人和大批記者。在攝影機前,他謙虛地說:“在這樣的旅行結束後,在波恩也應該舉行一次會談。”路德維希艾哈德滿足了他的這一願望。
赫魯曉夫令人榮光無比的會談非常有助於拜茨本人和克虜伯康采恩。貝貝的聲譽達到了最高點。他的收入也不斷攀升,有高處不勝寒之覺。人們頑固地堅持認為:他的年薪為每年100萬馬克或者是每月10萬馬克。他是通過自
己的努力掙的錢,他掙了個百萬富翁。在歐洲隻有一個人做到了這一點,他就是貝托爾特拜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