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雙雄：克虜伯和拜茨

20.家庭故事

　　凡1955年沒有親身經曆過的人，都無法想象，當年阿登納的莫斯科之行對德國人意味著什麽。戰爭結束都11年了，仍然還有幾千名德國戰俘生活在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受著煎熬。阿登納帶著所有這些人親屬的希望、也包括馮

　　伯倫全家人的希望，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路。阿爾弗裏德的弟弟哈拉德，生於1916年，自1944年就被囚禁。全家得到他的消息很少，但他們知道他還活著。1944年，他28歲，他先被囚在羅馬尼亞戰俘營，後來被囚在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的釋放營裏。在那裏，他本來馬上就要被釋放回家了，但他被人認出是克虜伯家族成員，所以被解往莫斯科的一所監獄。這個過程中，有人出賣了他，出賣他的人是一個他無條件信任的人。這個告密過程到底是怎麽樣的？他從來沒有給我講過，但我知道，他至死都沒有忘掉這件事。現在他在西伯利亞呆了許多年，與其他所有戰俘家屬一樣，全家人隻能為他做這些：他們寄給他信和食品包裹，期望他能收到。他們等著他的信，但信很少來，他們隻能請求釋放他，與其他幾千德國家庭一樣。

　　現在奇跡出現了。阿登納的莫斯科之行奏效了，又有一大批戰俘可以返回他們的家鄉了，在那個幸運者名單中也有哈拉德馮伯倫和哈爾巴赫。

　　我們收到這個消息的那一天，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母親和我們這些孩子們正在北海的濟耳特島上度假。那是秋季10月份，那天很溫暖，天快黑了，我們正喝著蜜餞冰茶，這時候電話鈴響了，是外祖母，她請我母親去弗裏特蘭的接待營，去那裏接哈拉德。他已經到達那裏了。之前沒有人知道，阿爾弗裏德和貝托爾特旅行了。於是，我的母親，即比哈拉德小4歲的妹妹瓦爾特勞特，就匆匆忙忙帶上所有的東西，驅車去弗裏特蘭。我們非常激動地等在家中，特別是我，因為哈拉德是我的教父。由於我是在他被捕的那一年出生的，所以我從來不認識他。但家裏人把他的故事講得很生動，他好象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麵前，我於是用了半年的時間，給他織了一條暖和的圍巾。他後來跟我們講，那個一米長的圍巾真的郵到了西伯利亞，他收到了。顯然圍巾很難看，根本不會有人會偷走它。

　　在弗裏特蘭，瓦爾特勞特看到了一個瘦瘦的、有胡須的男人，他眼窩深陷，露出幸福的目光，他很茫然地看著這個陌生又無法理解的經濟奇跡的世界。一群記者圍住他，她把他從記者堆裏救了出來，有整整兩天，他們倆躲在卡塞爾的一個旅館裏。他睡足了覺，換了衣服，準備去埃森，在那裏沒有人注意這個家的事。有許多戰俘來自埃森，他們的家人一直很惦念他們，估計他們也呆在俄國，但令哈拉德心情沉重的是，隻有很少的幾個跟他一起返回了家鄉。他總是想那些留在那裏的人及他們的遭遇，永遠無法擺脫。但那一天，他第一次走進那個房子，那個他母親居住的房子，他把所有傷心的想法與感情都拋到了身後。

　　她站在那個彩色紙鏈裝飾的門前，原先深黃色的頭發變成雪白的了，她窄窄的臉依然美麗。在她的臉上，棕色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她的旁邊站著阿爾弗裏德，他聽說後立即返回了埃森，他注視著弟弟。本來應該有許多許多話要說的，但那一天人們說的話很少。自哈拉德最後一次與家裏人在一起，這個家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直到後來，他才慢慢地得知，在他不在的這幾年，他的兄弟姐妹們都遭遇了什麽。他隻隱約知道，阿爾弗裏德被捕了，現在他才知道，除了他哥哥克勞斯，艾科伯特也陣亡了，他的大姐伊姆加特失去了她丈夫。阿爾弗裏德和瓦爾特勞特也給他講了貝塔克虜伯的妹妹巴巴拉和她丈夫梯勞馮威爾莫夫斯基的遭遇。因為他們與1944年7月20日暗殺希特勒事件有牽連，兩人在這不久就都被捕了。巴巴拉在哈勒的監獄裏呆了幾個月，與一些娼妓和罪犯住在一起，而梯勞叔叔被運到了撕克森浩森的集中營。從那裏，他與其他犯人一起踏上了臭名昭著的死亡之旅，即從撕克森浩森集中營到什未林。他是為數很少的幸存者之一。在威森，離美軍隻有幾小時路程的地方，他親眼目睹了那些營養不良、精疲力竭的難友們，無法繼續往前走了，他們就在路邊被槍殺了。戰爭的結束救了他，救了這個被納粹判為戰犯的人。但隨後不久，他又被當成了戰犯，這一次是被俄羅斯人逮捕的。在美軍撤走後，俄羅斯人占領了他的財產，囚禁了他，然後沒收了他的財產。盡管如此，他也算是幸運者之一，盡管失去了自己的財產，但最終還能夠挽救自己的生命，他現在可以與全家人生活在自由中。

　　在隨後的幾周裏，哈拉德知道了所有這一切。這是全家幸福的一段時間，這段幸福的生活在半年以後的一天到達了高潮，這一天是外祖母70歲壽辰，1956年3月29日。

　　家裏所有的成員：貝塔和巴巴拉克虜伯的孩子們、孫子們和重孫子們，都被邀請來了，所有能來的都來了，這是戰爭爆發後在威拉山莊舉行的第一次大型家庭節日。(我們當時並不知道，這也成了在威拉山舉行的最後一次家庭節日。外祖母一年半以後去世了，從此，威拉山莊與家族之間的紐帶就斷了。)那是一次歡樂輕鬆的節日，威拉山莊很少有這樣的節日。甚至那個令人膽戰的樓下大廳也不再昏暗了，明亮的光照在牆上，孫子們站在家庭畫像前，比較本人和畫像。

　　一些孫女們，也包括我，踏上了發現之旅，在樓上的玻璃房頂旁邊玩捉迷藏。二樓的玻璃頂周圍是一個正廳似的走廊，走廊裏很昏暗，裏麵充滿了影子和劈劈啪啪的聲音，這些影子和聲音都是從無人住的房間裏來的。我們是偷偷來的，所以不敢點燈。但皓月當空，月光斜射進來，在那些深黑的影子裏畫出了幾何圖形。原先這裏住著山莊的工作人員，現在房間是空的。在一樓有我們的父母曾經住過的房間，我們從那些房間穿過去，我們努力想象，原來那裏會是什麽樣子。我們嚇自己嚇夠了，就返回了圖書館，來到明亮歡慶的地方來。我們彈琴，跳舞，聊天，大笑。阿爾弗裏德是一個人來的，沒有帶著威拉，這宣告了他們婚姻的結束。盡管如此，他看上去很輕鬆，向許多人微笑。當我們最後來到公園大廳，圍坐在大餐桌就餐時，阿爾弗裏德為他母親致了感人肺腑的賀詞，孫子們當然都坐在後麵，如果他們不用再坐在兒童餐桌裏。這使我們回憶起，我們的父母也曾坐在這裏，坐在桌子後麵，這是唯一可以讓我們感受到那個年代的地方。因為我們旁邊沒有坐著我們的教師，我們不必默不作聲，不必等人問我們，我們才說話。我們可以靜靜地吃完我們盤子裏的菜，我們可以想怎麽打鬧就怎麽打鬧。我們覺著，我們比父母當時的情況好多了。

　　這個節日一直保留在我美好的回憶中。我還經常去威拉山莊，一個人，純粹為了去看看，或者為了去看一場音樂會和展覽。威拉山莊的富麗堂皇，威拉山莊的大型儀式，我是從葬禮上認識的。這些適合這個房子和它原來的精神，但這些總會令我窒息。我想永遠記住那天晚上的威拉山莊：一個充滿舒暢、喜慶和快樂的地方，一個人與人相互交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