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自由,剝奪了自由活動的權力,這意味著什麽?盡管老一輩的許多人知道,但年輕一代已經無法想象。蹲了6年監獄,一開始不明不白,後來成了永久性的,兩年的審判,公眾對其充滿仇恨,但從來沒有機會從這種狀況中擺脫出來,這就是戰爭結束後阿爾弗裏德的生活。這段時間在他心裏留下了很深的傷痕,對這一點又有誰會感到驚奇呢?
在這些年裏,對他來說,唯一一個後退的可能性就是返回到自己的世界。他利用了這次機會,利用得很充分,以至於他的整個一生都烙上了它的烙印。既使他從蘭德思堡監獄釋放出來以後,他也無法走出自我,讓自己最低限度地有自然的舉止,這本來是適合他的內向風格的。
但他還是有血有肉的年輕人,他覺著世界是很寬很大的。他覺著,除了他上大學時短暫幸福的生活及他更短暫的第一次婚姻,他從來都沒有能夠自己來安排自己的生活。
他有許多要追回來的。於是,他坐進他灰色的寶時捷,就飛走了。他去休假,他要遠離埃森,離開那一堆等著他解決但又沒有解決辦法的工作。長期以來,他為自己必須要在埃森做一個克虜伯而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要讓自己放鬆放鬆。
他喜歡旅行,那種自由的感覺,那些或許正等著他的冒險事件。從第一次國外旅行回來不久,他就帶回了一個故事,他以他特有的幽默講述了這個故事。
1951年,他從蘭德思堡監獄出來不久,他去了荷蘭,並拜訪了伯恩哈德王子。王子在告別時送給他一份真正的王子式禮物:11條香煙,是他最喜歡的牌子,和15瓶威士忌。
在回國路上,他經過德荷邊境檢查站,一個海關收稅員給他鞠躬,並提了一個必問的問題,他是否有什麽要上稅的嗎?
“有”阿爾弗裏德說:“11條香煙和15瓶威士忌”。收稅員張著嘴,大吸了一口氣,他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麽貪婪的人。在1951年的德國,甚至一個開著漂亮跑車的人都不會有這樣的寶貝。“走吧,你這個笨蛋”,他因此氣憤地喊到。
阿爾弗裏德一句話沒說,立即以他最快的速度,執行了這一要求。
盡管他十分壓抑,他也有一種幾乎英國式的、輕微的、有時也是黑色的幽默。他會笑,隻是,他已經有太長時間不允許笑了,他幾乎都忘掉如何笑了。後來,他又一次墜人了愛河,又結了一次婚,不得不又一次經曆婚姻的失敗。這次他把笑徹底忘掉了。隻剩下偶爾的一次微笑,那也隻是在實在無法避免的時候才露出來。
對他來講,唯一還剩下的私人樂趣就是旅行。他還可以將他的旅行與他的任務聯係起來,即他要向全世界宣傳克虜伯的新形象。許多在阿爾弗裏德生前描寫過或評論過他的人都忘掉了一點,他是全心全意的工程師,對新技術和新工藝極為著迷。赫爾曼約瑟夫阿波斯是戰後德國史上最聰明的人之一,他是在戰爭中認識阿爾弗裏德的,並一直伴隨他,直到他生命終結。他說,阿爾弗裏德費了好大的勁,才沒有讓人看出他有極高的天資。這也是他內心孤獨的原因之一。因為他與生俱來的、教育所養成的優雅氣質,不允許他把他的智慧向別人展示出來。他更喜歡沉默。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沉默越來越明顯,越來越無法回避,直到他無法打破為止。於是人們傳說,克虜伯是一個很孤獨、很痛苦、沒有幸福的人,他坐在現代化的房子裏,他的房子位於貝恩貝格馬克大街,他的業餘時間這樣來打發的:聽爵士樂唱盤,在自己的實驗室裏衝洗自己拍的照片,然後把它們整理成照相冊,或者傾聽瓦格納的音樂。這不全是事實。因為除了這樣的一個阿爾弗裏德以外,還有另一個阿爾弗裏德,他當然竭盡全力,想將另一個阿爾弗裏德隱藏起來。這另一個阿爾弗裏德是人們在埃森永遠都不會遇到的。
1951年到1953年,他過著一種流浪漢式的生活。當這段生活結束時,他的婚姻危機就開始了。這並非巧合。
他最終又返回埃森,行使他的權力了,他也又住在那兒了。
埃森有太多的回憶,太多的義務和鬼怪。他穿過被炮火炸毀的工廠廢墟,他想著,他怎麽樣才能支付退休金。他在威拉山莊走了一遍,看到許多被占領過的痕跡,他想起了紐倫堡,想到在紐倫堡法庭上對他所做的審判,這些東西還會繼續伴隨著他。他想到他的責任,再為克虜伯人創造工作崗位。他們不得不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因為他們的家鄉埃森是克虜伯總部而受到了特殊處理。他感覺到了傳統的壓力和他的姓氏的負擔。所有這些都象一塊石頭壓在他的心頭,使他根本不能有任何別的想法,而隻能去考慮他在公司中的責任和任務。50年代初,他向世界所作的采訪內容都極其枯燥。甚至一個很聰明的記者也無法讓他講一句關於個人情況的話。對任何一個問題,他都有一個精確的、早就在腦子裏準備好的回答。阿爾弗裏德總是坐在他曾祖父阿爾弗雷德的畫像下麵接受采訪,這實際上構成了阿爾弗裏德的背景,如果誰懂得象征手法,那他就不會將這些隻當作是為攝影做的安排。但在戰爭剛剛結束不久,美國和英國的那些年輕記者隻對一些近期的事情感興趣。例如,1957年1月4日的《紐約時報》周刊上登載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奇跡般的回歸:從廢墟中掘起的克虜伯》。
問:“您是否認為,在二戰結束後,您本人受到了占領軍當局不公正的對待?”阿爾弗裏德:“戰爭與戰後時期總是帶來許多痛苦,德國與其他戰敗國的工業界人士在此期間所遭遇的,現在已經過去了。”問:“您是否認為,與德國的及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不同,由於盟軍的行動,您的公司受到了不公正的損害?”阿爾弗裏德:“是的,我認為,與國外那些沒有受到如此對待的競爭對手不同的是,幾乎所有的有一定規模的德國公司,都受到了影響。或者因為法律,靠這些法律,盟軍將這些公司解散了,或者因為一些限製性條款,這些限製使他們的活動陷於停滯;與其它德國競爭對手相比,克虜伯比大部分其他德國公司受到的損害更嚴重。因為克虜伯受到的是特殊處理。”這就是典型的阿爾弗裏德,他本人受到了什麽樣的特殊處理,從他嘴裏從來沒有流露出半句抱怨。但涉及他的公司,他卻毫無隱瞞地表達出來。隻有一次他說到他自己。
敏感的讀者可以感覺到,阿爾弗裏德鋼鐵般的自製後麵,可能隱藏了些什麽?1953年,在梅萊莫條約簽署之後,他接受了《周日快報》記者的采訪,他說:
“人們把我看成戰犯,一個獲得了世界最高獎金的戰犯,一個可以隨便將3000萬英磅拋向四周的人。請讓我解釋一下,事實到底是怎麽回事。在主要控訴狀上,紐倫堡判我無罪,卻認為我在兩個小訴狀上有罪。但人們一直都還在說,好像我真的幫助過希特勒,幫他準備他的侵略戰爭了。”雇傭奴隸勞動是兩個“小罪狀”之一。阿爾弗裏德認為:“這的確是令人驚訝的,但與其他德國企業一樣,我們被迫接受了奴隸勞動。在那樣的條件下會發生一些嚴重的事情”。記者問:“您打算怎麽處理錢?”。他回答:“錢以它獨特的方式履行錢的義務。有大批債務要清償,我必須解決那些退休工人的養老金問題,我必須向我自己還剩下的工廠裏投資,要使它現代化”。1953年3月12日,阿爾弗裏德重新執掌公司領導權,借此機會,他將克虜伯的舊原則以新的形式描述出來,他說:“我將來的經營政策有它的基本原則和任務,它們的目標主要是,保證並盡可能地增加就業崗位,保證退休金的供應,建設新的住宅,並發揚克虜伯的傳統,推進技術的、經濟的與社會福利的進步。”今天,37年之後,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話聽起來是那麽合時宜。隻有一項,要“建設住宅”,從這一點可以推斷出,這是指1953年已被戰爭摧毀的城市埃森。其它所有的原則,到今天都與當時一樣有效,它們也同樣適合於阿爾弗雷德克虜伯時代,100多年前,阿爾弗雷德克虜伯也講過類似的話。傳統也可以是這樣的。
阿爾弗裏德總是一絲不苟地沿襲克虜伯的傳統。在他執政的前幾年,他邀請那些克虜伯人來他的新居,一起慶祝他們在克虜伯工作50年紀念。這是他的祖母瑪格裏特克虜伯在1904年創設的傳統。大約有25人,分別在3張餐桌上就座,這些桌上分別坐著阿爾弗裏德、貝塔和克虜伯公司的禮賓部部長。在阿爾弗裏德與貝塔的桌子上,大家的氣氛很熱烈。這些慶祝的人在思鄉的情緒中喝著他們的法國白蘭地。他們輪番講著得體的話。但在第三張桌子上,就是禮賓部長就座的桌子上,有人大聲笑起來。他叫庫特
舒坡,是拜茨手下的“少壯職工”之一,自1953年起,他們開始為企業刮來一股新鮮的風。在情緒高漲的情況下,他站了起來,請求阿爾弗裏德,為他的客人將喝光的酒杯再斟滿。阿爾弗裏德說:“您可能不知道,在我們這裏,隻給客人斟一杯酒。傳統就是這樣。在我父親與我的祖父時代也是這樣。因此我們想繼續保持這個傳統。”不久以後,阿爾弗裏德又讓這個年輕人著急了。這一次,他又組織慶祝會,這次是為那些在公司已工作了60年的人準備,因為這一段時間以來,公司情況有所好轉。這次慶祝會是在威拉山莊舉行的。庫特舒坡站在大門口等著阿爾弗裏德。但他沒來。在約定的時間過了5分鍾以後,他就開始設想最令人震驚的場麵,因為阿爾弗裏德的準時是出了名的。最後他無可奈何,隻好走進了大廳。令他驚訝的是,他在那兒遇到了阿爾弗裏德,他正與那些慶祝的人聊天呢。後來謎底出來了。阿爾弗裏德對他微微一笑,告訴他,他剛才係不上袖口的扣子,所以晚到了幾分鍾。但他守時的名聲要沒有了,所以他不想讓人覺出來,“您可能不相信,小時候我就知道,從哪個窗子可以爬進來。”舒坡聽得目瞪口呆,他也根本顧不上去想象這幅圖畫了。
這些小逸事在埃森很珍奇,但有這樣的逸事。通過這些逸事,阿爾弗裏德正悄然贏得人們的好感。經曆這些故事的人很願意講述。講述者往往是克虜伯人或者克虜伯家裏人,這一點可能是很典型的。阿爾弗裏德是個克虜伯,他的舉止總是盡善盡美,但他從不害怕,在這個圈子裏顯示他的人的弱點。他能做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