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雙雄：克虜伯和拜茨

15.自願外交使節

　　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幕：兩個男人在招待會上相遇。

　　相互朝對方走去，並握手。但這一幕絕不是平常的，因為它發生在波蘭。兩個男人中一個是波蘭人，另一個是德國人，這一年是1958年。波蘭人還清楚地記得德國軍隊的占領，這個波蘭人的腦子裏仍然還清楚地記著，他被德國人判了死刑。隻有奇跡才能救得了他，現在就是這個“奇跡”站在他麵前，一個服民役的德國人--貝托爾特拜茨。這個波蘭人是艾裏希教授；他在華沙給那些波蘭經理上課，是他促成了這次會晤和“招待會”。這並非理所當然的事，因為當時波恩與華沙之間的氣氛仍很冰冷。

　　1958年在聯邦德國執政的是康拉德阿登納。德國外交政策的準則是哈爾斯坦主義。該原則聲稱，凡與蘇占區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年輕的聯邦德國將不與之建立外交關係。所有位於鐵幕後麵的國家都無法通過這個規定，因為很自然，他們在戰後立即就與民主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年輕的一代現在可能很難想象，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當時關係有多麽緊張，他們可能還記得，當時的德國整天都在談論一個話題，是否應該稱“蘇占區”為“所謂的民主德國”，如果“民主德國”這個詞在報紙上出現時沒有帶引號，就會掀起憤怒的浪潮。

　　就在這一年，貝托爾特拜茨第一次去了東方，他這樣做當然是出於商業目的。他此行應該幫助康采恩，為康采恩新的、和平的形象做宣傳。這是與那些東方國家的首次接觸，據拜茨與克虜伯估計，那些國家將是大有前途的市場。但這次旅行對貝托爾特意義更多。他想利用自己的位置，將波蘭人與德國人的距離拉近。他的位置有雙重重要性：在納粹時期，他沒有做虧心事，他在加裏齊期間營救了許多猶太人與波蘭人，這一事跡在波蘭很聞名，甚至波蘭政府都為此向他表示感謝；他又是阿爾弗裏德克虜伯的全權總代理，一個公司的代表，這個公司又很重要，它能向波蘭提供許多他們需要的東西。另外，對貝托爾特拜茨來講，做這次嚐試他還有第三個原因即個人原因，他試圖為德國與波蘭的和解盡他的微薄之力。他一切都沒有忘記，他沒有忘記他來自普通的家庭，沒有忘記他在埃森受到的冷遇。如果他能成功地實施自己的計劃，那麽社會就不能再忽視他，而必須接受他，他就是拜茨，而他們仍然還稱他是阿爾弗裏德仁慈的寵兒。

　　但德國的政客們暫時對他的貢獻還很不以為然。而且，恰恰相反。

　　其問令貝托爾特拜茨驕傲的是，克虜伯與蘇聯原來也保持著良好的商業關係，現在他也把它恢複起來了。他成功地為克虜伯拿到了戰後第一個大定單，這是蘇聯人給一個德國鋼鐵公司的。由於這是一項價值5，000萬馬克的項目，從1957年訂貨到1959年設備的供應，需要不斷地就一些細節進行討論。因此，拜茨在1958年夏天到莫斯科呆了10天。這本身就已經夠轟動了，因為克虜伯在莫斯科和華沙條約各國仍然是壞人的化身。此行真正轟動的地方在於，拜茨是應蘇聯副總理米高揚之約到蘇聯的。《明鏡》周刊刊登了兩人的照片，貝托爾特拜茨與米高揚神采飛揚，手中拿著酒杯，兩人相互靠近對方。這是一張代表好感的照片，再好不過了。拜茨自豪地返回了聯邦德國，期望能夠獲得國家的承認。但這裏等待他的卻是苦澀的失望。

　　康拉德阿登納十分惱火。他的商人現在竟然與蘇聯人做了第一批德蘇貿易合同，這個合同一年後就要簽署。

　　他本來就很難通過政治手段控製德國的大公司。他們過於經常地隻看到他們追求的東方貿易，而不顧及一些政治規定。而拜茨竟然如此！為了向阿登納宣傳他們反對梅萊莫條約的鬥爭，阿爾弗裏德和拜茨曾經拜訪了他。阿登納外交拖延性的回答激怒了貝貝。“難道克虜伯們是二等人嗎？”他對總理講，並非常多餘地威脅說，他們要去聯邦憲法法院。阿爾弗裏德調停了爭端。但阿登納對貝托爾特拜茨極不友好的言詞一直耿耿於懷。

　　拜茨在這件事上與他講話有多麽粗魯，那麽，現在阿登納就多麽粗魯地反應。在一次談話中，他說，如果一個人沒有向政府進行匯報，沒有任何正式事務，就去做這樣的旅行，那麽，這個人的民族可信性是令人懷疑的。拜茨有點茫然不知所措。在一次參加波恩招待會時，他爭取得到總理的理解：“我不理解您為什麽批評我。一個客戶剛剛買了價值5，000萬馬克的商品，與他握握手，難道真的那麽嚴重嗎？”但他的抗議無濟於事，於是他也惱火了：“阿登納應該隻管他的外交，生意留給我們來做好了。”因為他不願意把民族不可信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他就尋求阿爾弗裏德的支持。阿爾弗裏德給阿登納寫了封信，阿登納給阿爾弗裏德回信說，他估計這可能是誤會，才擺脫了這種尷尬。

　　但這次否定並不意味著拜茨會結束他的外交熱情。他的首次蘇聯之行惹來一片政治噪音，他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他的政治眼光更敏銳了。但他與阿登納之間的關係在一段時間裏仍很緊張。但後來兩個人也相互和解了，盡管不是因為相互有好感。

　　50年代末，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冷戰趨向於結束。在美國，約翰肯尼迪不久就要上任，阿登納得到了華盛頓的明示，聯邦德國必須尋求與東方鄰國關係的緩和，特別是與波蘭的關係，因為美國人對與波蘭關係格外感興趣。

　　但想什麽辦法才能緩和關係呢？拜茨用犀利的言辭闡明了這個問題：“修複關係的政策將會深深傷害驕傲的波蘭人。必須向他們表示尊重。在戰爭中，他們在我們這裏得到了太多的粗暴對待。”為了表明他們的態度，波蘭總理用象征的話說：波蘭人不願意看到阿登納，“除非，他身穿專為正式場合定做的象征性的十字軍騎士團長服，並穿上懺悔服，來請求波蘭人民的寬恕，寬恕德國軍隊與戰犯對波蘭人犯下的滔天罪行。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他一定要有一個民主德國的簽證。”這要求的太多了。10年以後，威利勃蘭特才會為聯邦德國穿上懺悔服，正式謀求德波和解。在這之前，必須尋找一種妥協方法，但如何妥協呢？

　　現在終於輪到業餘外交家貝托爾特拜茨上場了。他不辭辛苦，毫不氣餒地繼續他的波蘭之行。1959年，他第二次去波蘭，這一次他得到了補償，他可以在接待會上向阿登納報告波蘭政府的情況。

　　但直到1961年，他又到波蘭訪問兩次後，才能慶祝他的外交作用的真正勝利：聯邦總理邀請他到總理府，對總理做正式報告。在拜茨在場的情況下，阿登納與外交部國務秘書卡斯騰斯撰寫了一篇文章，緊接著這篇文章就由新聞出版局出版：“在聯邦總理與外交部的的許可下，貝托爾特拜茨先生對華沙進行了兩次訪問。旅行結束後他向總理做了匯報。我們計劃，從現在起，各官方組織之間的會談會不斷增加。”對一個3年前還冠以缺少民族可信度的人來說，這應該是多麽大的一次勝利？貝托爾特拜茨成功了，靠自己的力量與自己的功績。有人曾送給他一個綽號“克虜伯的大管家”，他感覺，這個汙辱慢慢地消失了。雖然隻有阿爾弗裏德-克虜伯的信任才把他變成聯邦德國最有權力的經理，但他為爭取波蘭諒解所做努力的成功完全歸功於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能忽視波蘭總理庫蘭基維茨的話。“拜茨先生，我們永遠歡迎您來這裏。你來波蘭，就把自己當成我的私人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