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雙雄：克虜伯和拜茨

14.新形象

　　“我來克虜伯時，克虜伯公司就象是一個缺少隊長的足球隊”，拜茨在一次采訪時這樣講。這並不是針對阿爾弗裏德的。從1945年到1953年，阿爾弗裏德正式擔任克虜伯公司領導的時間實際上隻有半年多一點：從1953年3月份(梅萊莫條約簽署以後)到同年11月(貝托爾特拜茨來到克虜伯)，其餘時間，阿爾弗裏德後來稱之為“我不在這裏的時間”，那些克虜伯工廠的領導被迫獨立支撐他們的公司，在混亂的年代與占領國之間不斷地鬥爭。盡管如此，如今也已140多歲的董事會，它作為克虜伯公司中央決策機構，仍然保留了下來。董事會由至多12位經理組成。他們就象領主，分別控製著一定數量的單個企業，並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其思維特征是，雇員自稱克虜伯官員，而且，一個職位由一個家庭世襲兩到三代的情況，並不少見。

　　這個結構是曆史上演變來的。阿爾弗裏德自從擔任董事會的成員，他就對其頑固不化與複雜性非常清楚。因此他很明白，這個董事會已經無法滿足康采恩現在的要求，即戰後與康采恩解散後的要求。用阿爾弗裏德自己的話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在戰後的幾年內，部分是由於受盟軍的影響，部分是通過德國的影響，我們所有的工廠都各自為政，獨立作業了。每個企業都覺著自己不必依賴於其他企業。已經不存在同舟共濟、同屬一家的感覺了。也就是說，現在必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使所有單個的工廠及公司重新相互協調一致，即要建立一個新的中央管理體係”。

　　拜茨的任務就是要考慮采用什麽樣的方式，如何來解決問題，以及康采恩領導又如何能適應新的情況。

　　貝貝不必受克虜伯傳統及詳細的專業知識的影響，他隻須努力，先懷疑一切。自然有理由猜想，在受到董事會的冷遇後，他在嚴格分析董事會的任務時，不會有所顧忌。他係統地、細致地開始了他的工作，他研究德國其他大企業的組織結構，並讓人向他報告，美國的康采恩是如何運行的，並與職工進行長時間的談話。此外，在一次接受采訪時，他說：“我在設計新的組織結構時，還借鑒克虜伯公司的一個老文件，即《總章程》，它是阿爾弗裏德克虜伯的曾祖父於1872年寫成的。我隻在它基礎上加了幾句話，並以新的方式將它確定為新組織的方針。有人背後說，我不懂得傳統的意義，但實際上，盡管有些人在克虜伯工作已經長達30年或者更久，但我比他們更準確地繼承了克虜伯的傳統。”拜茨把他做的組織草稿交給阿爾弗裏德後，阿爾弗裏德親手在那上麵補上幾句，指出這與他曾祖父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誰如果知道這些，他就可以估計，早在這時候，拜茨就已經誌願要象一個克虜伯來思維，這是表露拜茨這一誌向的最初跡象。無論如何，阿爾弗裏德為這部公司新憲法做了序言，序言聽起來格外傳統：它“……繼承並發揚了弗裏得裏希克虜伯公司《總章程》的傳統，該章程是我的曾祖父於1872年頒布的，與《總章程》一樣，它的目的是，在管理機構與企業內部，確定每一職位、每一崗位的權力與義務，並相互劃清職權，以便在其可行的情況下，以這種方式為現在及未來建立一種固定的秩序，並保證各部分相互協作，從而確保整個公司的繁榮以及每個人的幸福。”盡管有這個指示，這個新憲法也毫不親切。這個工作並不好做！

　　董事會受到沉重一擊，似乎失去了一切權力。他們在全權總代理的領導下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參謀部。與此相反，克虜伯各單個公司的董事會則有了更大的職權，他們可能會有靈活度與效率。但是，在這次權力下放到各公司的過程中，隻有兩個中心位置保持不動，即阿爾弗裏德克虜伯，傳統上人們稱他為公司的“唯一所有者”；及他的全權總代理貝托爾特拜茨。在組織結構圖裏，他們兩人中間隻有一條垂直向下的線，現在把拜茨與阿爾弗裏德分開的還隻剩下一個個人因素：阿爾弗裏德是克虜伯。

　　克虜伯一這個概念在聯邦德國又有社會地位了，以至於埃森的市長們又改變了他們對克虜伯的態度，他們不斷地稱讚克虜伯並支持克虜伯。但是在國際上，所有的都還是另外一回事。

　　1958年，阿爾弗裏德有一次做商務旅行。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他在墨爾本下了飛機，他遇到了示威遊行的人。他們往他身上扔西紅柿，衝他喊“殺害猶太人的劊子手”。記者問他，他對此有何看法？他表現得很克製，這是他最典型的態度，他回答說：“一些人反對我訪問澳大利亞，我感到很遺憾。”當然，他也知道，澳大利亞政府發給一個克虜伯旅行簽證時，反對黨領導人艾瓦特極力反對，他說：“他的姓氏同時意味著侵略、死亡和毀壞”。

　　人們不斷複燃的仇恨不僅針對康采恩的領導阿爾弗裏德，他們也直接針對阿爾弗裏德本人。由於人民的強烈抗議，挪威皇家狩獵俱樂部最終拒絕他和他的船參加帆船比賽，盡管他從沒有說過，但這件事一定深深刺痛了他。

　　對於這種遭遇，阿爾弗裏德總是試圖置之不理，這也符合他的內向性格，但拜茨卻要以新的舉措來應付它們。必須采取行動，來改善克虜伯這個名字，也即克虜伯公司的形象。因此，直屬拜茨領導的參謀部中，有一個部門專門負責這項工作，他們足智多謀，且堅定不移地為這一目標而奮鬥。在50年代中期，使用現代的一些公關方法還會引起人們的嘲諷，或者成為逸事的起因，但拜茨可以很正當地指出，克虜伯公司在這方麵也有很長的傳統了。老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盡管不知道什麽叫作“公關”，但他卻是這方麵的專家。1855年，克虜伯公司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今天每一個展覽建築家，如果參觀了當時的克虜伯展台，他們可能會因嫉妒而失色。在開幕式上，演奏了理查德瓦格納的激昂的音樂，如果加一點想象力，那麽就可以認出，這就是今天常用於促銷的背景音樂的前身。

　　貝托爾特拜茨本人是克虜伯康采恩最好的公關人員。

　　他積極參與這項事業，為了推銷克虜伯的新形象，他把他形象的全部砝碼都放在了天平上。在他到克虜伯工作的前兩年中，有關他的報道不斷見著報端。他與“魯爾區男爵”完全相反，他的一切都與世界對魯爾區大工業家的形象相矛盾。現在他開始向世界證明，事實上，事情恰好相反：不是他不符合人們的想象，而是人們的想象與事實不符。

　　他開始了他到美國的十字軍東征。他象一個總參謀長，組織了一係列所謂的私人旅行，以康采恩代表的身份參加了許多美國工業家的聚會，並不斷引起新聞界的注意。

　　當美國在瓦爾多夫阿思托利亞舉行鋼鐵工業誕辰100周年慶祝活動時，他是在貴賓席上就座的唯一的德國人。他在美國國務院向美國副國務秘書摩菲獻媚，他向他介紹了一項他挖空心思想出來的計劃，這計劃是有關如何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當然克虜伯公司將積極參與這一計劃的實施。

　　拜茨的這些活動一部分更象是政治活動而非經濟活動，通過這些活動，他總是受到美國新聞界的大力稱讚，美國新聞界高度評價他的坦誠和不矯柔造作，因為這些在美國人眼裏根本不再是德國式的了。但在德國，許多人很懷疑貝托爾特拜茨的美國運動的意義。這始自德國大使，他在美國國務院與貝托爾特拜茨不期而遇，他覺著自己受了愚弄。還有那些著名的經濟界巨頭們，因為拜茨所發表的見解盡管很有魅力，但很不內行，他們對此感到很吃驚。總而言之，所有這一切，既沒有給克虜伯，也沒有給聯邦德國帶來什麽值得一提的具體成果，盡管貝貝很願意做一名德國民間政治家。

　　盡管如此，他不必在實現這一雄心壯誌過程中半途而廢。帶著他慣有的投入和美好的願望，貝托爾特拜茨把他的目光投向了世界的另一端。西方世界所沒有給他的，他就應該在東半球找到更多，即政治上的成功和個人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