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雙雄：克虜伯和拜茨

5.高勒曼：克虜伯與第三帝國

　　阿爾弗裏德大學畢業前兩年，在德國和歐洲史上發生了深刻的、後果嚴重的事件：阿道夫希特勒及其黨羽“上台”了。

　　希特勒的上台很快使德國的一大批人遭殃：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一些中層市民、那些多多少少有些“左傾”的學者、藝術家和作家、工會領導和一些“政治”官員。特別是德國的猶太人。總的來說，有一大批人成了犧牲品。但與那些沒有受到“新國家”傷害，和那些從“新國家”中獲益的人數相比，這個數目要少得多；企業家、商人、房地產主、以及農民，他們原來絕望的境況迅速得到好轉；

　　官員、醫生、學者、律師都從驅逐猶太人中獲益；失業大軍現在重又獲得工作，一開始緩慢地就業，後來就業發展速度加快。以至於在4年之內勞動力市場由勞動力嚴重過剩轉變為勞動力緊缺。這一大批人不大關心那些少數被迫沉默、受迫害的人，那些被政治警察關在集中營裏和地窖裏的人，沒有人能聽到從集中營與地窖裏發出的痛苦喊聲。1933年，整整一年，全國各地都湧動著新的幹勁和喜氣洋洋的氣氛。成千上萬的人，包括許多本來反對希特勒的“運動”的人都被他卷了進來。人們為自己重又獲得統一而高興，就像幸福的1914年統一一樣，原來那些分開的地方，有許多謀殺的地方，原來甚至有某種國內民族戰爭的地方，如今重新有了秩序，特別是似乎排除了共產黨統治的危險。“第三帝國”使一小部分人的生活進入了痛苦的深淵，卻使一大部分人，使工人、經理、孩子和老嫗，提高了生活的樂趣。這不僅僅意味著極度困苦的解脫。整個氣氛迅速得到徹底地改變，使出生率急劇上升到當時最高點。原來對生活說“不”的地方，現在說“是”，他們發現了生活和工作的新的意義盡管有了“秩序”，但對於這種到處湧動的混亂局麵，古斯塔夫很不安，他必須為自己、為他的家庭與他的公司考慮，他應該采取什麽樣的立場？他該怎麽做呢？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有兩種完全相反的看法。一種認為，他參加了，是因為他必須參加，但他隻是在他不得不參加的時候，才參加的，他猶豫不決，參加了，但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抗，他對前景很悲觀，是被迫參加的。另一種看法則認為，他與他的公司都參加了，他是自願的，很愉快地參加了，比他應該做的要積極得多，他推動了這種局勢的發展，因為他可以獲得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利潤，他可以獲得權力和金錢。

　　克虜伯家族成員、克虜伯家族的朋友親戚以及其他與克虜伯相關的人所持的是第一種看法。戰後在法庭上控告克虜伯的法官和原告，以及許多德國與國外的曆史學家所持的是第二種看法。我認為第二種論點與第一種論點相比更為錯誤，盡管第一種觀點也不全是真實的。真實的人總是很複雜的，要比簡單的論斷要複雜得多……

　　那麽克虜伯公司的領導會采取什麽樣的對策呢？他很清楚，他在柏林的所作所為人們是不會輕易忘掉的：他沒有出席希特勒為萊茵--魯爾區工業家舉辦的講演會，那是1932年1月，他拒絕向希特勒的黨提供競選經費，他公開支持興登堡再次競選帝國總理，這些都意味著，他是明確反對希特勒的。但是，現在希特勒上了台，他很快成了一個比皇帝還強大的當權者。人們必須適應這種新局勢。為了讓人忘掉以前的事，他現在必須追補過去。古斯塔夫對他的女兒依姆加特說：“為了挽救一些尚可挽救的東西，我們必須參加。”於是，2月份，他與其他一些大企業家一道去了柏林，去聆聽新任帝國總理的講話，並為隨後到來的希特勒的最後一次競選捐了錢，他給人們樹立了榜樣，他是第一個捐款的，捐了100萬馬克。這樣他就萬事大吉了。

　　他萬萬沒有想到，他也無法避免，希特勒完全打著執法的幌子，在幾個月後就大肆侵犯人權，任意拘捕、謀殺、嚴刑拷問，這些消息又象是謠言，都傳到了他保護嚴密的辦公室裏了。他好像為此而生病了：為自己心靈中的矛盾生病了，他一半是認真的，一半又很不情願地，忍受著內心充滿懷疑的痛苦，認可了一種權力，跟著這樣做。盡管夫人一再努力減輕他的心理壓力，他仍然無法使自己放鬆。貝塔克虜伯對新政權極度地不信任，她不想與第三帝國的最高統帥有任何瓜葛。當希特勒第一次造訪威拉山莊時，她托詞拒絕迎接他，而隻派她的大女兒代替她出麵迎接。她從來不邀請他在威拉山莊住，而她卻曾經常邀請威廉皇帝。後來，威拉山莊的黑白紅旗不得不換成萬字旗，貝塔對她小女兒的家庭教師柯爾坡小姐說：“您去那一下，您看看，我們已經下沉了多少？”阿道夫希特勒並不尊重德國的工業家們，他需要他們，但隻是把他們看作自己的幫手而已。但在一定程度上，他對克虜伯是個例外。因為他相信霍亨索倫帝國的一個神話，理查德瓦格納，萬福裏德別墅，也相信另一個神話，克虜伯和威拉山莊。他認為，他的年青人當然不能必須如“鋼鐵”般堅硬，而是應該象“克虜伯鋼”一樣堅硬。他不僅對克虜伯公司和克虜伯公司的特殊傳統懷有這種信念，而且對克虜伯家族也有少許這種信念。

　　他與古斯塔夫的私人關係怎麽櫸呢？希特勒虛無的天賦，他混亂不堪而放蕩的生活，他在極端意誌堅定和極端消極之間動搖不定，他的孤注一擲，他總是在勝利和自殺中生存。這些對所有的人都不會陌生。相比之下，公眾對古斯塔夫更為陌生一些，他是個新教徒，不象一般資本家那麽貴族化，他嚴格按照作息時間生活，永遠可以自製，總是小心謹慎地從事，他是個負責任的人。無論如何，古斯塔夫老了許多，老得很快。在1914年之前，他就已經到達了自己生命的顛峰，在魏瑪共和國期間，他尚可維持。但現在他的狀況急轉直下。一個條件，可以使他成為談話夥伴，也使他更順從一些，就是與柏林有關的、病態的、野蠻的自然暴力，……他的兒子阿爾弗裏德與他不同。阿爾弗裏德生活在他的時代，他不關心他們消逝的過去。他也缺少幻想，幻想就是試圖將現實的存在想象成與它本來麵目不同的樣子。他後來在逆境中所表現的百折不撓與此有很大關係。朋友們認為，從他身上可以看出，他有很大的勇氣，也有玩世不恭的傾向。因此，他當時認為“第三帝國”沒有什麽要譴責的，或者說，他認為它帶來的好處比壞處要重要得多，以至於可以把壞處忽略不計。幾年之後回想起來，他說：“經濟需要平穩或者增長的發展趨勢。由於德國各黨派的鬥爭和局勢不穩，德國經濟不可能有所作為。我們覺著，希特勒將會為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開辟道路。實際上他也這樣做了，……我們克虜伯人從來沒有過多地關心過思想。我們隻希望一個正常運轉的體製，給我們創造順利工作的機會。政治不是我們的事。”這些話是他1947年講的，到那時為止，他已經在各個不同的監獄和戰俘營裏呆了兩年多了，他認識到，戰勝國已經把不公正也象喝白開水似地喝足了。他想，與其對美國陪審團的先生們偽裝自己的感覺，還不如直接對他們講大實話。

　　與魏瑪共和國相比，他們在“第三帝國”的和平年代裏生活得很快樂很充實。古斯塔夫的孩子們都是這樣生活的。特別是兩個大兒子。阿爾弗裏德的聰明才智都集中到了一些客觀事物上，從數學，到技術，到體育。但他不關心什麽道德問題。他就是這樣，他也是這樣描述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