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父親

第六十九章我和父親

　　範若丁

　　我不了解父親，至今我還不了解父親。

　　世人也不了解父親。我想父親在離世時，他的內心有一種難言的巨大的哀痛。

　　父親用他的一生，寫了一部充滿矛盾的曆史。

　　父親給我留下的是一個謎，一個矛盾。

　　我說不出父親給我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我朦朧記得由於我小時候體弱與好哭，他是很厭惡我的，一次他從前線回到郭村老家，他聽到我在廂房不住啼哭，就走到上房前簷下厲聲喝道：“再哭就把他扔出去！”當然我還是哭，他也沒有把我扔出去，但他卻把“扔出去”這幾個可怕的字扔進了我朦朧的腦海裏。可能這就是父親留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他很少回家，每隔一兩年回來一次，哥哥、姐姐都要圍上去叫“爸爸”，我不叫，他也當沒有看到我。

　　一次他從洛陽回家，好像那時他的官職是“司令”吧，他出資辦的小學已開課兩年，老師帶著全校同學到四裏外的蔡店街去歡迎他。他從一輛嶄新的人力車上下來，麵帶微笑，從瑟縮在寒風中的小學生的隊列前走過，卻沒有認出我，或者不願意認出我。我對他不認我倒沒有感到屈辱，隻奇怪他為什麽坐人力車：你的馬呢？你的汽車呢？打仗時都丟了嗎？我心裏感到驚懼和好笑。

　　老家郭村是伏牛山北麓一個不大不小的莊子，百來戶人家。我跟母親從開封回到郭村時，村子周圍還有土築的寨牆，牆下有寨濠。村裏的南北東西大街，都鋪上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石塊，牛車走在上麵，發出轟隆隆的響聲。村子的中心是十字街口，十字街口往南有兩口古井，村人大都來此汲水，這是村裏最熱鬧的所在。南大街有一座村公所和一間中藥店，除此之外，村中好像沒有別的能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我家的新宅沒有建成之前，村裏的建築很一般，都是些低矮瓦屋和草房，包括村中首戶郭舉人家。我家的新宅為中西合璧，軒敞高大，位於村北，故被村人稱為“北官”。後來父親出資，又在我家北側建起幾十間房屋，辦了一所小學和一所中學。從學校再往北去，就是一片遼闊的直達龍門山口的平野。數十裏的平野上點綴著許多阡陌和村落，遠遠近近，朦朦朧朧，當麥苗長高時，它們一會兒被綠浪淹沒，一會兒被綠浪托起，飄飄悠悠，浮浮沉沉，能令孩子們生發出無限遐想。平野的四季變化和光禿南山的凝重，都很美，唯村中沉悶、散亂與閉塞的景象，使我感受著一種蒙昧與神秘的說不清的壓抑。

　　村裏人都說我父親好，當了大官不忘本。他每次回家，進村都是步行，從不敢坐車騎馬進村。那時公路隻通到離郭村二十裏的寨街，從寨街到郭村則是陷在深深路溝裏的坑窪不平的黃泥路。晴天可勉強把汽車開到村邊，陰雨天就不行。有一年秋天下連陰雨，他居然要家裏的夥計趕幾匹大馬把小汽車從寨街拖回郭村。我心裏好奇怪，既然不坐又何必把小汽車拉回來呢？可村裏的孩子高興，整天圍著小汽車打轉。

　　父親雖然穿草綠色的嗶嘰呢軍裝，豎背挺胸，一副軍人派頭，但在村上遇到老人，依然“大伯、大娘”地叫著。所以村上的人都稱讚他。他每次回家，不忘鄉親，常帶回許多白糖、茶葉之類的東西送給大家。有一次他還帶了幾馱子桐油籽和荊條籽，發動村中青壯年到南山種植。他想給村民一個致富的門路，正像他辦學校，想使村民脫去蒙味狀態一樣，都是為了想報答這片土地的養育之恩。父親不喜歡祖母以勢壓人，他不敢直說，常勸祖母不要管地方上的閑事。

　　他對家中其他人也這樣要求。一向性子平和的二伯，一次把外村一個偷地莊稼的人捆起打了一頓。父親聽說後，對二伯十分不滿。

　　父親喜歡交朋友，喜歡喝酒，每當他回來，家裏就要熱鬧幾天，猜拳行令、呼朋喚友，從三門裏就可聽到他在二院大客廳裏大聲講話的聲音。他在他的下屬麵前很威嚴，他的下屬好像都很佩服他，包括他那身草綠色嗶嘰軍裝都令他們崇拜。他的副官和勤務兵喜歡在我們這般孩子麵前神吹窮聊，把父親說成是刀槍不入、呼風喚雨的神人。抗日戰爭期間；父親在黃河北曾兩次率部突圍。

　　一次是1940年八九月間，部隊被日軍包圍，第一戰區長官部命令糊與日軍“和談”，“虛以委蛇”。他到濮陽去同日軍談判，借酒大罵日軍司令官～說你們小日本瞎了眼，想叫我範龍章當漢奸，辦不到！我是來騙你們的機關槍大炮的！

　　翻譯把他罵日本人的話翻譯成是罵蔣介石的，日本人信以為真，居然給他發了10萬發子彈。有了子彈他便率部突圍，打了幾天幾夜，風雨交加，終於被他突出了包圍圈。1943年四五月間，國民黨龐炳勳集團軍在日本大舉進犯麵前，兩個軍投降，一個軍潰散，隻有他率部過了黃河。這一次又是風雨晦如磐，天助他脫險。所以他的士兵應著他的名字把他看成“龍”，編出了神話。都說父親講義氣，打仗不怕死，與士兵同甘共苦，所以他對他的部隊是有吸引力的。有一個我看到他打一個勤務兵，十分不解。這個勤務兵把他一條毯子不知放到哪裏了，一時找不到，他就掄起手仗打了勤務兵幾下。接著他要這個勤務兵去試機槍。那時郭村的寨牆還未扒，勤務兵揉揉哭紅的眼，爬在我家門口的大椿樹下，肩頂輕機槍，幾發點射，把土寨牆打了幾個大黑洞。槍聲脆響，父親一高興還幫勤務兵拍拍身上的土，當時我呆呆地看著，真不明白父親。

　　父親文化不高，卻善於辭令。他喜歡給士兵訓話，士兵居然愛聽，並且都學會了他的口頭語。他喜歡講“你們覺量著”，不少官兵都學會說“你們覺量著”。有一次他到學校訓話，對著我們這些站在旗杆前的小學生講了一個早上。

　　“你們覺量著你們應不應該好好讀書？抗戰勝利後要建國。靠誰來建國？靠你們來建國。你們覺量著不學好本領行不行……”他講完了，我跟著大家一起鼓掌，我心裏想，他沒有老師講得好聽。但我沒有說出來。朝陽已經爬上學校的圍牆，在一片雜樹林背後掛著，血紅血紅。我睜大眼直瞪著那團紅光，望著晶亮晶亮的露珠。空氣很濕潤，陽光一點不刺眼。我呆呆望著，直到上課鍾敲響。操場上隻有我一個人，我不知同學們什麽時候散去，也不知道父親什麽時候離開。

　　1944年，家鄉淪陷，父親派人把全家接到他的防地南召。我們住在劉村，離他的師部留山隻有三十裏路，所以他常回來。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寫日記，有一天下雪，教室前邊有一層很厚的積雪，我就把雪描寫了一番，過了幾天雪融化了，階前積了一個小小的水潭，我興之所至，在日記中把這水潭也描寫了一番，並說明這水潭是如何如何形成的。過了兩天水潭消失了，我寫道：“這小潭哪裏去了？嗬，原來它被太陽蒸發了，它變成水蒸氣，變成雲，正在藍天上浮遊呢。”不想這幾篇日記被級任老師看中，並呈給校長，校長稱讚不已，於是我的功課特別是作文就在學校出了名。到劉村後，父親不知聽誰告訴他了這件事，忽然想起他還有個其貌甚醜，其性甚強的三兒子，興奮得不得了，要我拿作文給他看，他也真真地挺著胸脯，手持作文本看個詳細，不時還點頭稱好。父親可憐，他自幼沒有讀過書，對文化敬畏之極，把我這個遠非秀才的蒙童也當作文魁星了。

　　本來父親很寵愛大哥漢卿和二哥漢臣。大哥很文雅，二哥很聰明，父親對他倆寄予厚望，我這兩位兄長確也自幼抱負不凡。大哥念中學時，本是個長得白白淨淨的儒弱公子，最喜歡背誦李後主“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之類的名句，卻偏偏要把自己想象成叱吒疆場的英雄，並給他和二哥起了“軍峰”、“軍樞”恁般了得的名號，很不把父親這個“司令”放在眼裏。後來他有兩件事傷了父親的心，一件是1943年秋，他與父親在二十七縱隊時的副司令趙紫俊的女兒結婚，父親為這場婚事沒少花心力與金錢，從天津采辦了很多迎娶的用品，給大哥訂製了西服，在舉行婚禮的前一天，大哥與父親爭吵，不肯著西裝，說自己脖子長，著西裝不好看，要穿長袍馬褂。本來女方已決定第二天穿婚紗，不得不趕快通知人家改穿旗袍。父親氣得臉色發青。再一件是我家逃難到劉村後，父親要大哥到西安或重慶考大學，大哥堅決不上大學，要到西安上黃埔軍校第七分校。去了兩個月，受不了軍校的苦，又回到家裏。父親隻好任由他去，不再過問他的事。祖母很偏心，喜歡大哥不喜歡二哥，他護住大哥卻專愛挑二哥的毛病。二哥是個天資聰慧的孩子，愛動。老家郭村那兩口古井，井口很大，二哥六七歲時就敢從井口上跳過來跳過去；二哥喜歡爬高上低，喜歡在牆縫裏掏麻雀，並把雀雛調教得聽從指揮，這些作為惹怒了祖母，祖母一見父親就要嘮叨二哥的種種“行狀”。大哥的書沒有讀好，還常同他鬧氣，二哥機靈調皮，不太用功，他把範家的文運就寄托在我身上了。他每次回到劉村，就要看我的作文，我也確實令他高興過幾次。但我性子執拗，總同他有種隔膜，他也無奈。

　　到冬天，我和哥哥沒有棉衣，父親要軍需官送來兩套士兵的棉軍裝，太大，一個勤務兵送我到李青店去改棉衣，遇到大雨當天回不來，晚上我同勤務兵睡在一間小客棧的牲口房裏，可能誰都想不到我是師長少爺，棉衣改好，哥哥不肯穿，父親看到我穿著怪模怪樣的棉衣，誇了我一句：“漢生老實。”

　　劉村是個小寨子，被土夯的寨牆圍著，中間一條大街，從東寨門直通西寨門。南寨門有門樓而沒有門洞，人們隻從三個寨門出入。街上有幾間雜貨店，還有一個郵政代辦所。我們家借住在寨西南角一個大戶人家裏。我雖出生在開封，但我尚不記事已回到郭村。劉村比郭村大，也比郭村熱鬧，有點城鎮的氣象。它是我最早留下印象的“城池”，所以至今有關“城池”的聯想，我仍然會把地點移至劉村。這是一個風景秀麗的豫南小集鎮。它西臨白河，南濱留河，地處兩河交處，河對岸是起伏的山丘，山丘上長滿叢叢柞樹，深秋季節，柞葉像被秋風燒過，變成半焦的暗褐色。冷風吹來，滿山都似火苗飄蕩。留河岸上，疏疏落落地立著一兜兜蘆葦，灰白色的蘆花在陽光下閃動，遠看如無數隻白鶴在低徊高翔。河岸與寨牆之間有一大片桃林，桃子早禦了，桃葉飄落了，但那密密的交織在一起的枝幹，仍鋪排出一派蓊蘢之氣，令人感覺不到秋之蕭條、冬之凜冽。白河離寨子稍遠，碧清的河水和白色的沙灘從遙遠的天際飄到這裏一展，似要把這座小鎮裹挾了去。它是天之河，它的美麗無與倫比。我喜歡站在寨牆上眺望它，一帶稀疏的柳林含著晚霞托著殷紅的夕陽，夕陽慢慢下墜，漸淡漸扁，又踮踮腳，不知是跌落到嶺後還是河底。河水在輝煌地一亮之後變暗了，沙石灘上飛起一群大雁，啼鳴著，扇動著黑色的翅膀在河麵上盤桓，好像要打撈落日，但它們的翅羽遮住了西天的霞光，天猛一下子黑了下來。我回頭望望，原來星辰早在東方升起，寨子裏已有點點燈光。

　　劉村有一座中學--南都中學和一座中心小學。中學在街上，小學在東門外，二哥上中學，我每天到東門外上小學。父親所以選擇劉村來安置我們，我想是為了我們念書方便，我記事之後跟著父親駐防，這是僅有的一次，我們借住人家三間房，母親和弟弟、妹妹住東間，乳母帶我和哥哥住西間，正中一間算是客廳。我住的房間南窗下有一書桌，我同哥哥常在上麵做作業。父親每回家，常到書桌旁站站，看我們做作業。他隻是默默地看一看，從不說話。

　　父親常帶愁苦之色。那時候部隊非常困難，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扒了，財。物幾乎全毀，祖母總是向父親要錢，父親沒有錢她就鬧，還鬧到集團軍總司令、高樹勳那裏。這一次高樹勳對父親很同情，給了祖母一些錢，說父親是孝子。

　　美國援華團到中國，派了許多視察組，有一個視察組到新八軍來，為首的是一個美軍校級軍官。軍部在石橋，軍長胡伯翰要各師師長到石橋歡迎援華團視察組，並要求軍容嚴整，必須穿馬靴。經過幾年的輾轉，父親私人的物品幾乎一無所有，哪來的馬靴？一個副官聽說某團長還有雙馬靴，趕快借來。父親穿起來太小，夾腳，他痛苦地走幾步，突然大怒，脫掉靴子猛然向牆上擲去，狂吼道：

　　“老子這個師長不當了，他媽的，我這個將軍還得穿馬靴向洋少校敬禮，可笑！有槍有炮就拿來，你出槍我出命，為啥我就得比你低一頭！”後來軍部通知視察組要到師裏來，得好好接待。為了希望人家說句好話，能分配到一些美式裝配，父親忍住氣，派軍需到南陽采買西餐用具及山珍海味。後來視察組沒有到，這筆帳沒辦法開支，就記在父親私人的帳上。當初父親來新六師，高樹勳是抵製的，由於湯恩伯向蔣介石舉薦，高樹勳頂不住才不得不同意我父親來，父親聽人說高樹勳為人厲害，所以他處處小心戒備，不敢隨便動用公款，生怕高樹勳抓住辮子。由於接我們到南召和準備接待援華團視察組，據說父親花虧空了一百多萬元（那時法幣貶值，如折實可能有幾萬元），弄得他整日愁眉不展，再不見在家鄉那種豪興豪飲了。但一有機會，他仍喜歡擺闊氣，給朋友捧場。我們房東的兒子同專員家的一位千金結婚，想把喜事辦得排場一些，同我父親一說，父親就給他派了一個連為喜隊開路。一連士兵把子彈當爆竹，向天上乒乒乓乓亂放槍，把樹枝打落一地，小孩子們跟著搶的不是花炮，而是子彈殼。我這半生隻見過一次這樣的婚禮。

　　我沒有見過父親打仗，但聽我一位表姐說過，她見過。1945年春天，日本軍隊進攻豫南，我們家由劉村疏散到一個更小的村子裏，那個村子在山窩裏，村前有一條轉個大彎的小河。過了幾天表姐一家也來了。後來表姐同我說，日軍進攻劉村，她見到我父親，她是從門縫中看到的。她們家住在郵政代辦所旁邊臨街的一座房裏，她聽到街上槍聲、喊聲響成一片，好奇地從門縫往外看，正看到我父親兩手拿兩把手槍，被幾個士兵架著，罵罵咧咧地從街上走過。搜索連祈連長一麵發口令上刺刀，一麵向幾個士兵喊叫，“把師長架下去，硬把他架下去！”父親不肯走，罵罵咧咧，麵色鐵青，樣子很可怕。宏肇哥（父親的隨從參謀）跟在父親身邊，握著左輪槍，走幾步扭轉身打兩槍。搜索連士兵端的水連珠槍上（這個連是蘇式裝備）都上了三棱刺刀，端著刺刀的日本兵，在一百米外停下來，伏身射擊……表姐把這點見聞同我說過幾次，每到最後她就說：

　　“真可怕，姨父的臉色真可怕！打仗真可怕！”我相信，父親在戰場上的樣子一定是很可怕的！

　　後來母親帶我們兄妹，在伏牛山南麓瀕臨白河上遊的一個小莊一一餘坪住了幾個月，父親曾來探望過幾次。這個村莊非常美麗、寧靜，像是另一個世界，幾乎令人忘記戰爭。但偶爾聽到隱約的炮聲，大人們從炮聲傳來的方向，推測父親部隊的動向。向餘坪告別後，與父親再見已是1949年初了。這中間發生了許多事。先是日本投降，聽說父親隨軍北上，我們家由餘坪又遷回劉村。大約在1945年10月間，父親派人接我們往開封。我們從南陽乘馬車，一路走走停停，大約過了農曆10月1日，走到許昌。深秋天氣，剛收完秋莊稼，大地一派蕭條景象，兵荒馬亂，危機四伏，大路行人不多，雖有一班士兵護送，母親總是提心吊膽的。遠近幾座荒墳旁邊，冒出縷縷青煙，奶奶告訴我，“十月一，送寒衣，那是給鬼送衣服的。”這情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馬車緩緩前行，一天走不了幾十裏路。即至走近許昌，像從長夜裏走出來，剛看到一點人間繁華，母親的心剛落下，這時從路口出來兩個戴禮帽穿長衫的人，說是許昌專員派他們在此等候的。他們同我母親低聲講話，我聽到一句：“你們的部隊投降了八路軍，專員叫我們等在這裏給你們個信。”母親麵色突變，人們圍在馬車周圍忙亂起來。護送我們的士兵還佩帶著新八軍的上印“克堅”二字的臂章，那兩個人要他們立即扯下來。我對父親“投降八路軍”一事不知如何解釋，懵懵懂懂地跟著母親去到開封。父親曾派人來接我們去他的駐地，母親不願意去，我們就在開封住了三年。三年中，斷斷續續有些父親的消息，大都是傳聞而已，我們連父親的確切地址都不知道。

　　1949年初，父親突然回到開封家裏。依舊是一身筆挺的草綠色呢軍裝，依舊是高挺胸脯在屋裏說話滿院子都聽得到，依舊是呼拉拉帶了一大幫人，不過這時不叫勤務兵而叫警衛排，依舊是被人“軍長、軍長”地稱呼著，依舊是忙於送客拜友，在我眼裏父親的神采相貌簡直沒有什麽變化。這一次他是奉命往新鄉策反國民黨四十軍的，順便探家。他在家裏呆了幾天，整天和朋友高談闊論，但當他獨自一人麵對冷清的有一株石榴樹的庭院裏，他臉上卻有一種洗不掉的濃重憂鬱。那年我十五歲，剛到中原大學，算是已經參加革命工作了。他聽大姨說，我讀書讀得很好，初中沒有畢業就考上最難考取的開封高中，他很興奮，又作起家族的文化夢，執意要我跟他到北京去念書，我說我不能脫離革命，他說這怎麽叫脫離革命呢？

　　“什麽叫革命？”他以“老革命”的口氣教訓我，不過態度很溫和，“讀書不是革命嗎？將來要搞建設，建設就要有文化，靠我們這些人行嗎？不行！靠你們年輕人把書讀好！”

　　“我哥哥參加革命可以，為什麽非要我去讀書呢？”我爭辯道。

　　“我說過了，讀書也是革命，你怎麽還不明白呢？革命有分工。”他耐心地說，“你哥哥比你大兩歲，他去參軍我不反對，像你這樣年紀，去幹什麽？一打仗還是負擔呢？”“我才不會成為負擔呢！”

　　我媽看我又拗起來，數落著：“不聽老人言，必定受艱難，看吧，有你小孩受的苦。”父親擺擺手，製止媽媽說：“好好，要他再想想。再想想。”

　　我發現父親這次回來，脾氣比過去好多了。對我們很講“平等”，真是一革命就把身上的軍閥作風革掉了不少。

　　過幾天父親又同我講到北京上學的事，我以轉學困難。插班困難來搪塞，他哈哈一笑，口氣很大地說：

　　“到北京能沒有你上的學？你想上哪間學校都可以。我可以找薄一波同誌嘛，找周恩來同誌嘛。”

　　……父親說這話，一方麵暴露了他的特權思想，一方麵說明他當時還未想離開北京，他對他的個人前途還是樂觀的。

　　我家住在小紙坊街，小紙坊街解放前住了許多要人，在開封很有名氣。父親一回來。整條街都知道“軍長回來了”，街坊們都為我家慶幸，對我們家人很尊重。當時我所在的中原大學23隊組織秧歌隊沒有鑼鼓，我帶同學到街道上借，拉人力車的和別的街坊見到我，都喊我“三少爺”，回到學校同學們取笑我，我氣得哭了一場，我對能使人稱我為“少爺”的老爹，又耿耿然了。

　　過去的歲月像一個破碎的陰影，籠罩著父親，籠罩著兒子，籠罩著我們的父子關係，這個陰影雖說破破爛爛，雖說看不到，摸不著，但卻是那般沉重，它像一張用鐵鏈結成的網，我們始終將它揭不開，推不去。父親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但我學的“辯證法”卻教會我對他隻看一麵。那時候的潮流如此，我把家庭成份說成是官僚地主，要同家庭決裂，似乎很革命。一九五一年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社會部辦公室工作時，一天晚飯後同幾個年齡相仿的小同誌在機關大院裏遊玩，辦公室主任招呼我過去，我走到他身旁，他要我坐下，我同他坐在花圃的台階上，他笑著問我，你的父親叫範龍章吧？我說是的，他說是到過延安的那個範龍章嗎？我又說是的。他“嗬”了一聲，說他見過我父親。

　　“你怎麽見到他呢？”我詫異地問。

　　“在延安開大會我見過他，”主任笑笑，“不過他在主席台講話，我在台下當聽眾，其實不認識。他是延安的大名人，我是無名小卒，也可以說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

　　“他在延安的情況，我沒聽他講過。”我說。

　　“既然你父親是範龍章將軍，你把家庭成份填寫為官僚地主不妥，我不知道你家裏是不是地主，但我知道你父親在延安入了黨，是黨中央直接批準的共產黨員，所以不能說他是官僚，不能依他把家庭成份定為官僚地主。”

　　主任與我談過話後，再填表我就將家庭成份填為地主。1980年，組織上落實政策，又把我的家庭成份落實為革命軍人。

　　一種政治壓力和左的思潮扭曲了父親、扭曲了我，也扭曲了父子關係。父親本身何嚐不在這種壓力下屈服，不在這種思潮下迷茫。後來我看到父親五十年代口述的一些回憶文章，在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前半生的同時，回避了他追求進步、向往光明的一麵。把他在整個抗日時期的活動，用“聯日反共”四個字概括，隻字不提他參加“八一三”淞滬抗戰、台兒莊會戰、瑞昌會戰；隻字不提他在黃河北岸與日本轉戰數載，反對投降，兩次率部突圍的壯烈行動。在國民黨三十九集團軍的將領中，他是最先表態支持高樹勳總司令舉行邯鄲起義的，對起義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回憶文章中卻輕描淡寫，並給自己扣上隨機應變的帽子。他一生中的兩個閃光點：一是堅持抗戰，一是參予邯鄲起義，都被寫成這個樣子，這實事求是嗎？難道父親說這許多違心的話，內心沒有痛苦嗎？

　　將軍白發，不敢言功，實令人哀歎。

　　1949年四五月間父親又回開封時，情緒大不如前，比較沉默。我從他同母親的談話中，知道新鄉談判受挫，他心情鬱悒。他同國民黨四十軍軍長李鐵軍可謂老朋友，抗戰期間，一起出生人死，頗有交往。他奉華北軍區和薄一波同誌之命，單身進新鄉城與李鐵軍談判，爭取新鄉和平解放。初見麵時，李鐵軍曾奚落他，說他自己在共產黨那邊被冤枉，被扣壓，遭監禁數月之久，弄得手無一兵，身無寸權，如今還來作說客，實令人心寒。但他對此卻一笑了之，凜然向李鐵軍申明大義，分析大局，指明大勢，勸李鐵軍不要以個人得失為重，要認清形勢，走傅作義將軍的道路。薄一波同誌指示父親按北京方式解決新鄉問題，經過談判李鐵軍接受了這個方案，後我方地方部隊看四十軍已成籠中之鳥，堅持要四十軍投降，放下武器，以裝備自己，因此雙方爭持不下。最後雖按投降的辦法擬訂了協議，李鐵軍稱病飛離新鄉，四十軍遲遲不肯簽字。此時父親已萌“歸隱”之意。

　　關於父親離隊的原因有種種說法，我分析是下列幾個因素促成的：一、對在“民主建國軍叛變”冤案中，他被扣押吊打、監禁審查思想不通。對屬下一批軍官仍然蒙冤係獄，他內心很痛苦，在此情況下，他認為他個人繼續當官，對不住部下；二、新鄉談判受到挫折，他感到自己無功於組織；三、解放戰爭即將結束，今後不打仗了，他缺乏文化，不會被重用，也沒有東山再起之機；

　　四、在一些老朋友的慫恿下，錯誤理解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想辦工廠賺錢，舒舒服服過太平日子。是年六月，父親到北京向薄一波同誌匯報工作，提出“解甲歸田”的要求，薄一波同誌勸導他，要他留在北京，如不想幹具體工作，掛個名譽職務也可；如果真想“歸田”，可帶四五萬人辦個大農場，人馬比帶一個軍、兩個軍還多。他的朋友和入黨介紹人申伯純、金城、周子健、朱早觀諸同誌也對他進行苦勸，他去意已決，不聽勸告，後來薄一波同誌隻好給吳芝甫同誌寫了一封信，讓他帶上，囑咐他遇到困難去找吳芝甫。他於七月中旬回到開封。他到開封那一天，正好我在當天乘車南下，我到行宮角他的麵粉公司籌備處去看他，向他告別，他把腕上一隻手表脫下送給我。父親原來有一隻很名貴的長方形手表，是抗戰初期湯恩伯送給他的。1949年他被送進神泉學習班時，這隻手表連同朱總司令送給他的羔皮大衣、他同毛主席的合影都丟失了。他送給我的手表，是他在新鄉策反時，一位老朋友送的。

　　我南下之後，再一次見到父親已是十九年後的1967年了。那時我在廣東省化工原料公司工作，出差河南，在家住了兩個多月。1954年我家隨省府遷鄭，住在鄭州行政區花園路口東己院。東己院是幾排兩居室一套的平房，住戶大都是政協的老先生，老先生們在房前屋後種上蘋果、葡萄，院子裏倒是蔥蔥蘢蘢，一片綠蔭，很有幾分鄉間風味。1966年父親突得重病，腦血栓，差一點癱瘓。

　　我回家時，他已恢複到能夠拄杖走路。東己院衛生設備差，廁所公用，我每天陪他上廁所，一個星期陪他到省府門診部拿一次藥，有時陪他上街理發、下澡堂。父親喜歡理發、洗澡，把這看作一種享受。行政區一些理發師傅和澡堂師傅同他關係甚好，每次我去理發及洗澡，他們都圍過來同我談話，他們說我父親原來身體很好，腰背從來繃繃直，不像六十七八的人，文化革命一起來，一場病把他打垮了。他每次進澡堂，都要帶兩包“彩蝶”或“三門峽”香煙，澡堂師傅一見到他，就過來招呼，抽他的好煙。那時已不準搓背，澡堂師傅還是偷偷幫他搓一搓。這可以看出父親在行政區的人緣，他願意和引車賣漿者流為伍，結交了一幫朋友。有幾次我同他在路上遇到他的同事。一次，我看到一個身材不高，麵皮青白的老者立在一棵法國梧桐前搖擺雙臂、左右開弓拍打樹幹，父親看出我有點好奇，就走過去說：

　　“你這位體委主任練的是啥功呀？”

　　“喲，卓雲（我父親的字）兄，”那老者一抬頭，看是我父親，急忙走上前握手，“身子好點了吧？看樣子還行，多走動走動。”

　　“漢生，你過來，”父親喚我上去後說道：“這是你範老伯。”

　　“範老伯。”我恭敬地叫了一聲。

　　“我是範紹曾，就是《侍衛官雜記》裏寫的那個範紹曾。哈哈哈……”父親也笑了，說：“行，你這麽樂觀，不拍梧桐樹也能活百歲。”走過去之後，父親告訴我，範紹曾老伯起義後幾經調整，文革前是掛名的河南體委主任，文革一開始就徹底靠邊了。

　　一次在花園路口遇到張軫，張軫身材粗壯，聲音宏亮，他說我很像父親。

　　和父親年輕時一樣。他與父親是二十路軍的老同事，當時二人不和，老來卻恩仇皆泯，相互憐惜起來。

　　“聽說你很忙，是不是？”父親問。

　　“忙，是忙，搞外調的從早到晚不斷。”張軫說，“我讓他們排隊！”

　　“你還是省主席呀？（解放前，張軫曾任河南省主席）”父親開個玩笑，“要人家拿籌會客嗎？聽說你還拍桌子罵人？”

　　“我罵我自己不會說假話。本來嘛，向我調查是為了弄清問題，我說事實他們不滿意，說我不老實，非逼我寫假材料不可，你說我該不該發火拍桌子？”

　　平日父親很少說話，他常雙手拄杖立在門口台階上看門旁的兩株蘋果樹，一看就是半天。這兩株蘋果樹是我家剛搬來時，他同母親兩個人栽的，現樹冠已經很大，早幾年就結果子了。聽母親說，過去每年春天，父親就要修枝、施肥，他病後就沒法管理了，所以今年結果很少。他除了上廁所和看病之外，偶爾也到院子裏走動，遇到人都同人家打招呼說“吃飯啦”、“下班啦”之類簡單又簡單的話。一次看到腰彎成曲尺形的閻濟民拿個尿壺艱難地一步一步挪動著到廁所去倒尿，他喃喃自語道：“他太慘了！”幹枯的眼球蒙上一層？目水，閻濟民原是新六師十六團團長，我父親任民主建國軍第一軍軍長時，閻升任第二師師長。在民主建國軍“叛變”案中，他是首當其衝的一個。1948年被關押的民主建國軍軍官絕大部分被釋，重新分配工作，唯有他與其他幾個人仍被囚禁（第一師師長聶誌超死於獄中），以便說明“叛變”是事出有因的。他拒不承認強加給他的罪名，直到“文革”前夕才被釋放，安排到河南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來。

　　在我家後麵住了一個政協夥房的大師傅，政協成立領導小組時，硬把他結合了進去，算是我父親機關裏的領導了。每次遇到我父親，大師傅都要問問我父親的身體情況，我父親向他問問機關裏的情況，他們的對話很有意思。一次我父親問他，機關裏在忙什麽，他說：“沒什麽忙的，還不是學習？我還幹我的老本行。老先生們還坐在學習室裏念報紙。”

　　“都學些啥呀？”父親問。

　　“這幾天在學習‘楊傅佘’。”大師傅答。

　　“誰叫‘楊傅餘’哪？”

　　“這我就說不清了。要我說豆腐魚我倒能說出個丁卯。”大師傅笑著，“反正是剛挖出來的，新鮮熱辣，說是藏得很深。”

　　“那可不容易學呀！”父親說。

　　“那是，那是。”大師傅點著頭。

　　父親看我寂寞，沒有書看，一天上午忽然說，“漢生，我帶你去看看你石老伯。石老伯名乃紹也是政協的人，住的同我家隔幾個門口。一進石老伯的房，父親說，”老先生，俺漢生來向您借幾本書看。“石老伯是個矮小幹瘦的老頭，忙扶扶黑邊大眼鏡，從一張破藤椅裏站起身，”拿吧，拿吧，還借什麽。反正這些書對我都沒用了，我這輩子不會再看它們。石老伯有兩大櫃子書，我從中挑了一本《希臘古代史》。父親主動串門，這是唯一的一次。

　　父親告訴我，石老伯是他們這一群人中最有學問的一個。他在法國留學時與周總理相熟，後來回國參加了民社黨。民社黨參加蔣介石政府組織的國民代表大會，他堅決反對，他是民社黨湖北省委主席，帶領民社黨湖北省委退出民社黨，此舉曾轟動全國。

　　在省政協駐會的老先生中，同我父親來往密切的是劉希程老伯。劉老伯比我父親小幾歲，他常開玩笑說，他是這群人中的“青年”，機關也把他當“青年”使用，比如拉架子車送病人之類的重活、急活就得由他來幹。他是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曾當過孫中山先生的衛士，參加過“八一”起義，由於他伯父是國民黨元老的關係，後又回到國民黨的軍隊裏，抗戰時任軍長。他性格開朗、和善，幾乎每天都來看看我父親。他家在後麵一排房住，門口正對我家窗口，他常常下班捎一張《參考消息》，從窗口遞給我。有時繞過來，進屋同父親說說話，談得最多的是學習室裏的情況。

　　“今天誰回學習室了？”父親問。

　　“回得有一半吧。”劉老伯接著說出幾個人名來。

　　“學得咋樣嗬！”

　　“老樣。”劉老伯慢條斯理地把學習室的風景描繪一番：某老頭鼾聲如雷，某老頭口水流了一尺長，軍代表大皺眉頭，權當聽不到，看不見，繼續叫人念報紙。

　　“你哪？沒睡一會？”

　　“我不敢呀？我‘年輕’哪。”

　　說到此，兩個老頭大笑起來。這是父親最開心的時候。

　　父親最親密的夥伴是我妹妹的五歲兒子小棟。小棟長得胖乎乎潮，很好玩，整天與父親為伴。隻要小棟在身邊，父親臉上就有悅色。一會兒不見小棟，他就拄杖走到門口，大聲叫：“棟！棟！”後來全院的孩子都學父親呼叫小棟的喊聲。

　　……1969年我在幹校患病，回鄭州治療了五個多月。這是我一生同父親在一起時間最長的一次，父親的身體比一年前又差了許多。他經常一個人悶坐，半天不語。母親把飯做好，裝好飯放在他麵前，叫他吃他就吃，不說要他吃他也就不動筷子，一點脾氣沒有。有時候母親同他講話，他好像聽不到，母親常常苦笑著說：“看這老傻子。”我看到父親這樣，心中一陣悲涼。

　　我喜歡問他過去的事，他斷斷續續地講一些。一天晚上圍坐爐邊，他望著火苗沉默了好久，忽然說，“漢生，我從頭給你講講吧。”從這一晚開始，他在爐邊給我講了許多個晚上。

　　他的思維基本上還是清楚的，我提到的問題，他大都能給以清晰的回答。

　　我問了許多他在延安時的事，譬如他的入黨經過，他同中央領導同誌的接觸等等，他都能記得起來。

　　有一晚我突然向他提出一個在我心中懸疑多年的問題，我說：

　　“爸，我們父子之間說真話，你告訴我，你起義後是不是想過‘叛變’，是不是又同湯恩伯取得了聯係？”

　　父親閉上眼久久沒有說話，嘴角慢慢浮起苦澀的笑紋，輕輕籲了口氣。

　　“欲加之罪嗬！”他十分平靜地說。“我同湯恩伯的關係是比較密切，但邯鄲起義之後，我同他沒有聯係。老鎮嵩軍的將領後來一直還能在軍隊中走動的隻有三個人一一劉茂恩，武庭麟和我，劉茂恩是靠蔣閻馮中原大戰時倒戈，扣押萬選才，取得了蔣介石的信任；武庭麟靠劉茂恩，我確是靠湯恩伯的幫助。湯恩伯認為我對他有救命之恩。1932年1月，湯恩伯的第二師在潢川一帶被陳賡部擊潰，湯與師部被圍，我帶著二二八旅增援，在一個河邊，正遇王仲廉、鄭洞國兩旅潰散過河。王、鄭見到我，告訴我說湯師長還被紅軍圍困在河那邊一個寨子裏，求我解救。我立即率部隊反攻，並要王、鄭兩旅長整理他們的部隊跟上來。此時紅軍已撤，我很輕易地給湯恩伯解了圍。第二師戰敗，蔣介石震怒，湯恩伯急於趕到南京匯報。天下著雪，沒有交通工具，我就叫馬夫套車，用我的轎車把湯恩伯送到潢川車站，湯恩伯感激不盡，這就是我同湯恩伯交情的淵源。抗戰初期，我任湯部八十九師獨立旅旅長，同他一起參加了台兒莊會戰和瑞昌會戰。以後湯的官作大了，對我確實有不少關照。這些都是往事了。後來我來到共產黨這邊，劉茂恩去到台灣，武庭麟解放後被槍決，各走各的道了。我到了共產黨這邊，還要同湯恩伯聯係嗎？1946年10月29日，邯鄲起義。周年前夕，我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向全國同胞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獨裁專製發動內戰的罪行。難道我還能留有後路嗎？”

　　他說，共產黨真能教育人，改造人，邯鄲起義一年多，他的思想有很大轉變，加上中央領導同誌對他很關心，很看得起，他是真心參加共產黨，想好好幹，為革命立功。他是在延安交際處入黨的。介紹人是申伯純、金城、周子健。

　　他遞交入黨申請書後，朱總司令代表黨中央、饒漱石和安子文代表中央組織部分別同他談話，楊尚昆同誌主持支部大會討論通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分別簽字同意，中央批準。延安撤退後他到了山西興縣賀龍司令部，為什麽急於回晉冀魯豫邊區？就是想“表現”，想過黃河組織隊伍，配合陳賡同誌在河南戰鬥。不料進入晉冀魯豫邊區就蒙冤係獄。

　　我問到他對每個中央領導同誌的個人印象，他說朱總司令是忠厚長者，周總理熱誠幹練，彭德懷同誌是一位模範的革命軍人。

　　“毛主席呢？”我問。

　　他拿起火鉗顫顫巍巍地去夾燒紅的煤塊，沉默良久說，“你要我用一句話來說我說不準。隻能說是偉大吧。不過，大家都這樣說，這不能算我的個人印象。”

　　“我們參觀團的人最怕彭老總。”他說。

　　“為什麽？”

　　“他不苟言笑，處處表率，所以都敬畏他。”父親又說，“他給我們講《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上課最多。”

　　“為什麽他給你們上課最多呢？”

　　“在延安他是個大閑人嘛。”父親看著我吃驚的樣子，笑了。

　　“他怎能是個閑人呢？”

　　“唉，百團大戰之後他就閑著了，直到胡宗南進攻延安，他主動請纓才又忙起來。延安撤退前，毛主席曾找我談軍事部署，我們兩萬多人對付胡宗南的十七個旅，當時我真沒有信心。後來事實教育了我，我服了，我佩服毛主席的戰略眼光和彭總的膽識。”

　　談到抗戰，父親用火鉗敲敲鐵皮煤爐，揚起頭長長噓了口氣，悲憤地說：

　　“說我什麽都可以，說我不抗日就是不行！龐炳勳、孫殿英投敵了，我不投敵，怎能把漢奸的帽子往我頭上戴？‘八一三’戰役，我以最高軍事委員會參議的身份指揮二十路軍七十六師二二八旅守衛常熟虞山，我旅與敵人拚刺刀拚來拚去，一天就傷亡一千多人，我也沒有想活著下山。二十路軍倒在淞滬戰場數千兄弟，哪一個不是為國犧牲的？”

　　我問及他由京回汴後的遭遇，這是他最不願意談的。隻談“過五關”，不說“走麥城”，大概人都有這種狹隘心理。好像這一段是他一生曆史中最蒼白的一頁，他感到無話好說。

　　“在開封辦麵粉廠失敗後，可以說是逃債吧，我跑到陝西，那時張鈁在西安住，我想向他要幾個錢，在二十路軍時，我曾向他辦的觀音堂煤礦投過資。他給了我幾百元，不頂用，我又去到蘭‘州，跟著民眾劇團活動。一次從蘭州到西安，出站時軍警檢查行李，我帶了個旅行袋，本無任何違禁物品，隻因河南那邊的事心煩，我趁檢查人員不注意走了。這一下惹出麻煩，軍警把同我一起的一個朋友扣下，那天晚上我在一個小旅店裏一夜未眠，心想我範龍章一輩子沒有辦過這樣不義氣的事，再大的事自己當，不能連累別人。第二天一早，我跑到西安市公安局門前，吵著要公安局放昨天在車站扣留的那個人，我說我是範龍章。公安局門口值班的人被弄得莫名其妙，看我這個人有些氣派，就打電話向局長匯報。局長是從延安公安局來的，聽說過我，就要值班的把裁讓進會客室，他馬上出來。接著他打電話向市委匯報，市委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匯報。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同誌接到電話，指示公安局把我送到西北局交際處，並查詢我朋友的下落，也立即送到交際處。我到交際處剛坐下，習仲勳、馬明方同誌就坐車來了。我同習仲勳同誌在延安相熟，老朋友見麵，習仲勳很熱情，拉住我的手說：’真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你，你是怎麽來到西安的？我以為你一直在北京呢？‘我不願意詳談，隻歎氣，說，’仲勳同誌，不多說啦，你讓我和我的朋友走吧。‘習不同意，說，’老朋友幾年不見，怎能一見麵就要走呢？‘馬明方也勸留。習仲勳耐心開導我，安慰我，我才把撤離延安後的幾年經曆原原本本說了一遍，他也歎口氣，很同情我，但嚴厲批評我不該離開北京，離開組織，說現在不同你過去闖蕩的時候，離開組織，寸步難行。他要我回河南，說那點債不算什麽，他同河南那邊打個招呼。我不回，我感到太沒有麵子。習仲勳無奈，隻好勸我說，’不回河南也行，就在交際處住著，不要再東走西走，你看這對組織影響多不好。”

　　於是，父親一直住在西北局交際處，習仲勳找他談心，說如果你不願回河南工作，就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工作吧，他不幹，說：“我要工作的話，就留在北京了，何必跑到這裏。”大家知道他的性格，不同他計較。後來就給他掛了個西北軍政委員會參事銜。到1953年，河南省開人民代表大會，省府秘書長何芸生找我母親，要我母親同他一起到西安去，總算把他勸了回來。至此，他才正式到河南省政府參事室工作j回河南後，有一段時間他的熱情還是很高的。

　　1957年整風，領導動員來動員去要他們向領導提意見，他說沒有什麽意見好提，領導說沒意見不行，一定要提意見才是愛護黨，才是向黨交心。於是參事室的老先生們拿著大蒲扇坐在院裏樹下想來想去，說了參事室副主任對人態度不好等一些雞毛蒜皮的意見，父親還說了陝北戰役，起初他對毛主席的部署有懷疑，後來事實證明毛主席正確等一些話，不料這就構成了攻擊領導及懷疑毛主席的“反黨罪行”（河南參事室保存有材料），作為劃父親“右派”的根據的一個記錄，如今仍在，看後真令人啼笑皆非。被錯劃“右派”後，父親真可謂是心灰意冷。

　　不過他這個人好勝，不甘落人後，不願別人吃虧，所以在接受改造時，他勞動表現好。聽母親說，他經常拉很重很重的煤車，從鄭州街頭走過，任憑烈日曬，也很少戴帽子，毫無“破帽遮顏過鬧市”的那份慚愧。他雖說是窮苦出身，但養尊處優年數多了，開始拉車，往往肩膀磨破，血水與襯衫粘在一起，晚上回來就用溫水把粘連部分濡濕，衣服才能脫下：母親說，“你不會少拉一點。”他說，“我要少拉別人就得多拉，反正大家的任務得完成。”1969年我同他談起我被劃為“右派”到海南農場勞動的艱苦情況，談到開荒，談到深翻，談到硬是把土當肥料一車車從這裏搬到那裏，他笑笑問：

　　“漢生，你一車能拉多重？”

　　“三四百斤吧。”我答。

　　“嘿嘿，”他笑兩聲，很自豪地說，“我一車拉過七百斤。”

　　1972年春節前夕，我在英德東風幹校請一位五七戰士給我理發，準備回廣州度假，學員們正圍著我開玩笑，事務長走過來問：

　　“你準備今晚回鄭州嗎？”

　　“不是，回廣州。”我說。

　　“聽說你父親病逝了，指導員剛才接到電報。”

　　我找到指導員問明情況，請了假，立即到河頭車站爬上一列北上的春節期間臨時加開的簡易列車。車廂是貨車，隻有幾個農民模樣的乘客，或蹲或坐，默默不語。夜裏，車到終點站韶關，我下車後在候車室等了幾個小時，淩晨搭上十五次特快。那一天是年三十，車廂裏沒有了往日的擁擠與喧嚷，鐵路上的宣傳隊在車廂裏表演節目，乘客大都是趕回家團聚的，一種節日的歡快氣氛在蕩漾。我依著窗口，窗外的景物中時時閃出父親的富有生氣的豪爽的和蒼老的麵容，隨著年代的更替，父親不同的麵容在交替著，又不時集中到一點上，就是父親的死，父親的喪事和孤苦的母親。

　　我到家已是春節。家裏隻有母親和妹妹戰利。晚上，在蘇州工作的弟弟漢忠也趕回來了。

　　由於臨近春節，機關的負責人已把喪事快辦了，所以我和弟弟都沒有看到父親的遺容。妹妹說，開了追悼會，有十幾個人參加，機關還送了一個花圈。

　　父親逝世，總還算有一個花圈送行。

　　母親總是重重複複對我和弟弟說：

　　“今年真冷，你爸看病太困難，出不了門口。晚上睡覺把熱水袋放在他腳邊，他仍說腳像掉了一樣，沒有一點感覺。這一年，他的病情一天天加重，頭痛得厲害，大便很困難，每到半夜就喊叫。那一晚下雪，我把被子給他好好裹了裹，他一夜沒有出聲，第二天早上窗外一片白茫茫，屋裏映得很亮，他還躺在床上。我心想，這老頭安生了一夜，到現在還不知醒。我走過去，掀開被頭一看，他嘴角流血，摸一摸已經沒氣了，我就趕緊喊你劉老伯他們。”

　　母親又歎口氣，像自言自語：“唉，走了也好，活著受罪。今年太冷，我們家養的公雞，今冬每晚都飛到蘋果樹上睡覺，趕它它都不下來。上一場大雪，它凍死在蘋果樹上。蘋果樹枝上都是雪，它身上也是雪，白花花l的，但它至死抓住樹枝不放，揚起脖子，像似還在打鳴，但它叫不出聲了。”

　　聽母親說到這裏，我哭了。我望著那兩棵立在雪地裏葉子落盡的蘋果樹，望著幻想中出現的那隻凍死的沒有人需要它打鳴的曉雞，我哭了。

　　父親的骨灰盒放在火葬場，我同妹妹買了一朵小白花放在他的骨灰盒旁，寄托我們的哀思。火葬場的規矩，每兩年要交一次保管費，否則火葬場就會將骨灰處理了。所以那幾年我每隔兩年要跑一次位於鄭州西郊的火葬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撥亂反正，父親恢複了名譽，1980年7月，河南省政協、參事室為父親開追悼會，薄一波等領導同誌發來唁電，滿祭堂的花圈，滿祭堂的淚水，父親的骨灰盒移放在河南烈士陵園。這好像曆史已還他以應有的曆史位置，但卻引起我更深更深的悲哀。

　　父親的一生是部波瀾起伏、動蕩不安的曆史。這部曆史包含著巨大哀痛和矛盾。

　　所以，至今我還不能說我了解父親。也許這才是我真正的悲哀。

　　1994年12月9日完稿於廣州還鄉祭父記程樹榛家鄉族侄來信，告知一則重要信息：祖居多年的老村旁，將要修建一條水泥馬路，所經之處，房合、墳塋，都要遷移，我父親的墳塋，正當其中，屬在遷之列，希望我盡快回鄉處理此事。

　　聽到這一消息，全家都很著急，特別是母親，更是寢食不安，坐臥不寧，流著眼淚向我說：咱們全家都調來京城了，團團圓圓，歡歡樂樂的，隻是把你父親一人拋在荒郊野外，無人過問，平時連個紙錢都沒人送，現在又要在墳上修路，他將永世不得翻身了，你要趕快回家鄉去，把你父親安置在一個好的去處。小時候，他是那樣疼愛你，視作掌上明珠；他生前未得到你的什麽好處，現在你總該盡點孝心了吧！

　　關於父親的印象，在我腦海的屏幕上幾乎是一片空白。因為我還未滿三歲時，他就與世長辭了。

　　論起我們的家世，也還算有些來頭，我們的遠祖程頤、程灝，乃宋朝著名理學家，號稱“二程”，此後曆代當官，也曾顯赫一時，直到我的祖父，還以前清末代秀才而光輝門楣。民國以後，曆遭兵燹所害，天災所苦，而致家道中落，淪為平民，不知祖父出於何種顧慮，我們這書香門第，竟未為自己的子女創造一個好的學習條件。我伯父上學不多，便改習醫道；而我的父親竟未進一天學堂大門，但是憑著他的過人聰慧，卻無師自通地認識了許多字，可以閱讀一般的通俗小說；特別應該提及的是，他還掌握了一套拿手的木工技藝，經常用那雙靈巧的手，雕繪許多木質工藝品，饋贈親朋好友，至今我還能清楚地憶起一件事：父親生前單為我專門雕製一輛童車，供我乘坐：他在小車上雕龍刻鳳，描金繪彩，玲瓏剔透，進退自如，是件絕美的工藝品，誰人見了都交口稱讚。

　　它一直是我引以為榮的傳家寶。遺憾的是後來在兵荒馬亂中丟失，母親每提起此事，仍惋惜不已，覺得未能收藏好，愧對父親。

　　父親亡故時，母親哭得死去活來，痛不欲生。幸有親朋勸解說：死者已矣，難以複生；孩子幼小，尚賴你撫養，為了孩子，你必須挺下去；天可憐見，三歲的我，從此便成了母親活下來的惟一精神支柱，每逢朔望或年節，母親便買一筐冥錢，領著我到田野裏去為父親上墳，她一邊燒著紙錢，一邊哀哀痛哭，口中還不斷嘮叨：你死後有靈，要保佑我們母子平安，讓孩子順利長大成人。

　　那時，我雖小不懂事，但母親的哀痛，卻令我心碎，因此往往也禁不住涕淚橫流，嚎啕痛哭。此時，母親總是把我緊緊攬在懷裏，母子哭成一團。此情此景，我永世難忘。

　　每次為父親上墳，都要花去一天時間，因為母親燒罷紙錢，還要將事先做好的、父親生前愛吃的酒菜，在墳前祭奠，之後，還要我和她一同跪在那兒，禱告父親，請他前來飲用。等上幾個時辰，母親又采來泥土把食品掩埋起來，眼看夕陽西去，夜色籠罩下來，才依依不合地牽著我的小手走回我們孤寂陰冷的家。回到家中，觸景生情，母親又要痛哭一番，直到夜闌，始把我脫衣抱上床，她則和衣而臥。

　　我小時候就在母親營造的這種悲悒、淒苦的氛圍中度過的。我的體弱多病，我的鬱鬱寡歡，我的怯懦內向，我的憤世疾俗，就是這樣養成的……

　　鬥轉星移，一晃就是五十多年，我從少年時代即負笈外地求學，後又在異鄉供職，結婚後把母親接出來了。生活的崎嶇，命運的坎坷，事業的得失，個人的榮辱，以及斑駁多變的際遇，使我長期遠離故鄉的土地，對孤寂地長眠在荒野的父親，一點也未盡人子之道，每念及此，心頭輒為不安。我是個無神論者，並不相信人在死後尚有靈魂漫遊幽冥，能為生者帶來禍福；但作為前人的後代，是不應該忘記自己生命之根的。因此，當母親急著要我回鄉祭奠父親並為之遷移到能給生者帶來慰藉的處所時，我是由衷從命的。妻子也很理解我的心情，主動要求與我同行。她說，作為兒媳，也應該向老人獻上一點孝心敬意。

　　於是，買了火車票，我們夫婦便啟程回鄉了。

　　每次為父親上墳，都要花去一天時間，因為母親燒罷紙錢，還要將事先做好的、父親生前愛吃的酒菜，在墳前祭奠，之後，還要我和她一同跪在那兒，禱告父親，請他前來飲用。等上幾個時辰，母親又采來泥土把食品掩埋起來，眼看夕陽西去，夜色籠罩下來，才依依不合地牽著我的小手走回我們孤寂陰冷的家。回到家中，觸景生情，母親又要痛哭一番，直到夜闌，始把我脫衣抱上床，她則和衣而臥。

　　我小時候就在母親營造的這種悲悒、淒苦的氛圍中度過的。我的體弱多病，我的鬱鬱寡歡，我的怯懦內向，我的憤世疾俗，就是這樣養成的……

　　鬥轉星移，一晃就是五十多年，我從少年時代即負笈外地求學，後又在異鄉供職，結婚後把母親接出來了。生活的崎嶇，命運的坎坷，事業的得失，個人的榮辱，以及斑駁多變的際遇，使我長期遠離故鄉的土地，對孤寂地長眠在荒野的父親，一點也未盡人子之道，每念及此，心頭輒為不安。我是個無神論者，並不相信人在死後尚有靈魂漫遊幽冥，能為生者帶來禍福；但作為前人的後代，是不應該忘記自己生命之根的。因此，當母親急著要我回鄉祭奠父親並為之遷移到能給生者帶來慰藉的處所時，我是由衷從命的。妻子也很理解我的心情，主動要求與我同行。她說，作為兒媳，也應該向老人獻上一點孝心敬意。

　　於是，買了火車票，我們夫婦便啟程回鄉了。

　　我事先曾和侄輩等約定，我們抵達故鄉縣城時，立即驅車去故居程圩敬謁父墳。不料剛下火車，便下起雨來了，昨天還是紅日高照，晴空萬裏，今天卻忽然天低雲暗，雨流如注，天公在為我祭父之行而落淚吧，這應該是個吉兆！因此，當侄輩征求我的意見是否如期前往時，我毫不猶豫地說，照行不誤。他們又說，經過雨水浸潤，家鄉土路已無法行車，怎麽辦？我說，淋雨淌水也要今天去！我心想：已經幾十年未沾家鄉的泥土了，今天不是重溫鄉情的好機會嗎？父親在天有靈，該會讚許他的兒子冒雨前來看望他的。妻子的態度也很堅決；既然心誠已感動天公落淚，我們就別辜負這番美意了。

　　果如侄輩所說，汽車開到離老家尚有三華裏的新集，便因泥水太深無法行進了。我們果斷地下車，冒雨淌水步行。在泥泥水水的土路上，在霧雨茫茫的天野中，我們赤足卷腿，艱難地跋涉起來。

　　走的雖是幾十年前的老路，卻充滿著新鮮的感覺，綠油油的麥田，如綠色錦緞鋪在大地上，垂柳和白楊，亭亭地立在道路的兩邊，形成一道綠色長廊；

　　兒時的革合茅屋，已無蹤影，代之而立的是一座座嶄新的磚瓦小樓，它們沐浴在綠樹叢中，宛如碧海中一艘艘紅色的船。

　　家鄉變了，父親，它是在您的眼前發生的，您知道嗎？

　　雨水淋在身上，浸透了薄薄的衣衫，奇怪的是，我並無寒冷的感覺，卻有一種暖融融的溫馨；淌在泥濘的土路上，一步一個水坑，也並不覺得沉重難行，卻有一種腳踏實地的親切感，我和妻多年來很難有機會一同行走這樣的道路，今天卻有一種異樣的力量，在推動我們步履輕捷地和侄輩們同步而行，毫不落後一步，也許在冥冥中父親的英靈真的在鞭策我們吧！

　　走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了父親的墳墓前。這兒已不是五十餘年前的原貌了。過去的荒野，已變成一處處新的宅院，一條新修的馬路，橫亙在離墳塋不遠的地方，路旁，有一座嶄新的四合院，從大門上掛的牌子可以看出，這是我們程圩的村辦小學。細論起來，它應該是我的母校了。五十年前，我就是在它的前身“村塾”中接受的人生第一次啟蒙教育。這是我生活起步的地方。而今，它和我父親的墓地僅一路之隔，父親，你聽到孩子的讀書聲，也許是一種安慰吧？當初，你的兒子就和他們一樣，一口一口地吮吸著知識的乳漿而成長起來的，聽到他們幸福的歡聲笑語，你應該不感到寂寞了。

　　帶著翩翩浮想，我走近父親的墳墓前。此時，我的內心陡地激動起來，這土丘中長眠的就是賜給我生命的那個忠厚的老人嗎？不！他是個年輕人，臨終時他還不滿三十歲呀！我在淚眼模糊中似爾閃現出一個朦朧的圖影：一個生氣勃勃的青年男子，從一位年輕的婦女手中，接過一個不滿三歲的胖墩墩的小男孩，把他抱了起來，舉在空中，之後，又讓他騎在自己的脖子上。孩子嘎嘎地笑了起來，這對年輕的夫婦也幸福地相視而樂。這就是我的父母親。可是，過不多久，其中的一人卻忍痛丟下了他的弱妻幼子，英年早去，於是，又出現了另一番絕然相反的影像：在一碩大無朋的棺材前，一身縞素的青年婦女，頓足捶胸地嚎啕痛哭，跟前站著一個披麻帶孝的孩童，他惶恐地望著淚人般的母親，喊著“我要爹爹！”一一這是我腦海中僅存的一點印象。而今，麵對這一丘荒塚，一抔黃土，麵對早已化作煙塵的父親，我不禁悲從中來，忍不住跪在被雨水淋濕的地麵上，默默地禱告起來：父親，您的不孝兒不遠千裏來看您來了；這些年，讓您一個人孤寂地眠臥在這片荒野裏。無人為您添一鍁土，饒一片紙錢。

　　但是，我們一家人都沒有忘記您，特別是我那八旬老母，無時無刻不在惦念您，等待百年之後與您重新聚首；您的三個孫女，均已長大成人，自立於世，她們也都深深地懷念您，盼您安息……

　　我的妻子則久久地跪在地麵上。她熱淚盈眶，口中喃喃祝告：父親，我是您的兒媳，今天前來看您，來的太晚了，請您原諒我的不孝；我和孩子雖從未見您一麵，但您的音容笑貌，早從母親的談吐中印入我們的腦海，您善良的天性，高尚的品格，永遠是我們的驕傲和榜樣，我們將世世代代紀念您。願您的在天之靈，保佑全家安康。隨之，她便把從遠方帶來的紙錢，在墳前焚化起來，片片紙灰，隨風飄展，把我們的無盡思念，熔在火中，淚水和雨水，沾濕了我們夫婦的衣襟……

　　此次回鄉，由於種種客觀原因，遷墓之事尚未完成，但卻完成了我們多年的一片心願：向親愛的父親說上幾句心裏話，表達後輩的殷殷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