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父親

第六十七章父親與童年

　　樂黛雲

　　父親是二十年代北京大學英文係的旁聽生。他曾接受過胡適的麵試，胡適嫌他口語不好，他一氣之下，就在北大西齋附近租了一間公寓，當了三年自由學生。他告訴我當年他隻聽陳西瀅和溫源寧的課，雖然對麵魯迅的講堂人山人海，他也從不過問。

　　他不缺錢，祖父是貴陽山城頗有名氣的富紳兼文化人，寫得一手好字，收了好些學生。據說他痛恨自己的先人曾是販賣鴉片發家的巨賈，立誌改換門庭，將四個兒子送到北京，一個是清華大學首批留美學生，學化學；一個送到德國，學地質；還有一個學醫；隻有父親學文而又頗有遊手好閑之嫌。但父親並不是一個紈絝之人。記得1976年他和我曾到天安門左側文化宮，去向周恩來總理遺體告別，他一再和我談起1924年，他到天安門右側中山公園悼念孫中山，並步行送孫總理遺體上碧雲寺的情景。他對兩位總理都深懷敬意，曾對相隔50餘年的東側，西側兩次悼念，不勝唏噓。但他卻始終討厭政治，隻喜歡讀濟慈、渥茲華斯的詩。

　　1927年，他“學成”還鄉，同學中有人勸他去南京，有人勸他去武漢，他都不聽，一心要回家鄉，建立小家庭，享人間溫暖，盡山林之樂。據他說，途經九江，曾遇一位革命黨人，好意勸他參加革命，不想他遊廬山歸來，這位革命黨人的頭顱已經掛在城頭。這更堅定了他“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南北與西東”的決心。

　　回到貴陽，我父親很風光了一陣。他穿洋裝，教洋文，手提文明棍；拉提琴，辦舞會，還在報上罵軍閥，都是開風氣之先。他又喜歡和教堂的神父、牧師交往，換換郵票，看看雜誌之類。文化大革命中間，他為此吃了很大苦頭，說他是什麽英國特務的高級聯絡員等等，經過多次“觸及靈魂的批鬥”，後來也就不了了之。父親當年回鄉最得意之事就是娶了比他年輕十多歲的我母親，當年女子師範藝術係的校花，從此築成了他多少年來朝夕夢想的溫馨小家。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家庭中長大。父母都是新派人，又有錢無處花，所以四歲就送我進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學鋼琴。一星期三次，我每次都被天主堂那隻大黑狗嚇得魂飛魄散，對鋼琴則毫無感覺。我在這個名叫善道小學的教會學校念到三年級，留下了天主堂聖誕節，複活節的輝煌記憶。最有意思的是每個禮拜的望彌撒，我還能清楚記得那每次必念的經。當時這些經對我來說，隻是一串音符，現在想來，大概是如此：“申爾福，馬麗亞，滿被聖寵者，主與爾賢焉。女中爾為讚美，爾胎子耶穌，並為讚美。天主聖母馬麗亞，為我等罪人，敬謝天主及我等死後人。亞孟。”這一段經，當時學校上下人人會念。最近讀關於第一批耶穌會士利瑪竇的書，才恍然大悟，原來，利瑪竇為了迎合中國文化講求仁義，崇拜祖先，尊重母親的特點，盡量宣傳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殘酷形象，而多宣傳聖母，以至鄉民認為主宰天主教的是一位女性；而且在敬謝天主之後，還要敬謝“死後人”之類，大概都是外來文化首先遷就本土文化（崇拜祖先）的痕跡。

　　對天主堂的其他記憶就隻還有一次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神父送葬。那次，我走在最前麵，手捧一大把非常美麗的鮮花。另外，就是許許多多漂亮的十字架和念珠，和每回聖誕節必得的一隻透明玻璃小靴子。裏麵裝滿了五顏六色的糖果，有時還會有一個小小的刻著聖母像的精致的聖牌。

　　蘆溝橋事變那年，我剛六歲。貴陽這座山城陡然熱鬧起來，市街擺滿了地攤，出售逃難來的“下江人”的各式衣服雜物；油炸豆腐，江蘇香幹，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賣聲此起彼伏。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電石燈跳動著小小的藍火苗，發出難聞的臭味。我卻歡喜和母親一起在鬧市中穿行，一邊吃個不停。可惜好景不長，大約是1939年末，下達了學校疏散的命令。父親所在的貴陽一中奉命遷到離市區40餘裏的農村--烏當。先是在一個大廟裏上課，後來又修建了一些簡陋的草房；教員則擠在租來的民房裏。父親仍不改他的“浪漫”，別出心裁地租了一座農民儲糧的倉庫，獨門獨戶，背靠小山，麵向一片開闊的打穀場。

　　我們一家四口（還有兩歲的弟弟）就在這個穀倉裏住了三年，盡管外麵兵荒馬亂，我們還可以沉浸在父親所極力營造的一片溫情之中。例如我們常常去那座小山頂上野餐，欣賞夕陽。這種時候，我和弟弟在草地上打滾，摘野花，有時也摘一種野生的紅莢黑豆和大把的蒲草，母親會將它們編成一把條帚掃床。

　　母親還教我們用棕櫚葉和青藤編織小籃兒，裝上黃色的蒲公英花和藍色的鈴鐺花，非常美麗。這時候，父親常常獨自引吭高歌，他最愛唱的就是那首英文歌“藍色的天堂”：--“justmaryandme，andbabymdkethree，thatismyblueheaven！”有時我們也一起唱“家，家，甜蜜的家！雖然沒有好花園，冬蘭秋桂常飄香，雖然沒有大廳堂，冬天溫暖夏天涼……”父親有時還唱一些古古怪怪的曲子，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其中一首歌詞是這樣：“我們永遠相愛，天老地荒也不分開，我們堅固的情愛，海枯石爛也不毀壞；你看那草兒青青，你看那月兒明明，那便是我們倆純潔的，真的愛情。”我至今不知此是中國歌還是西洋歌，是流行歌還是他自己編的創作歌曲。

　　中學教師的薪水不多，但我們有城裏房子的租金補貼，鄉下生活過得不錯，常常可以吃到新鮮蔬菜和鮮豬肉。每逢到三裏外的小鎮去買菜趕集，就是我最喜歡的節日。琳琅滿目的掛在苗族和種家族項鏈上的小鈴鐺，小飾物，鮮豔奪目的苗族花邊和繡品，還有那些十分漂亮的，刻著古怪圖案，又寬又薄的苗族銀戒指更總是令人生出許多離奇的夢幻。唯一令人遺憾的，是沒有好點心可吃。母親於是用洋油桶作了一個簡易烤箱，按書上的配方做蛋糕和餅幹。開始時，蛋糕發綠，餅幹一股澀味，後來一切正常，由於加了更多的作料，比城裏點心店買的還要好吃。父母常以《浮生六記》的作者和女主人公一一芸自況，《閑情記趣》一章也就成了我的啟蒙讀物。那時候，生活真好像就是一首美麗恬靜的牧歌。然而，經過多年之後，回想起來，倒也不盡然。

　　我們住家附近沒有小學，父母就自己教我念書。父親教英語、算術，母親教語文和寫字。母親嫌當時的小學課本過於枯燥無味，就挑了一些淺顯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我閱讀和背誦。我現在還能背全篇歸有光的《祭妹文》和一篇至今未能找到出處的短文。這篇短文按我的記憶大致如下：“聞門外有賣花聲，呼之入視之則一女子，年可十六七，因詢其家狀，女日：吾父夙經商，不幸，病目失明。餘因自念，在家坐食，徒為親累，殊非計之得，遂請於父母，以賣花為業，於此獲微利，借謀自立之道焉。已而顧日影日：‘日將終，吾將趨歸，為吾父作飯’。”後來，我曾遍尋各種典籍，卻始終找不到這篇短文的出處。

　　我有點懷疑這是不是母親自己編的。母親十歲喪母，外祖父是貴州大法官，三個女兒中，最愛我母親。他為了照顧孩子，娶了一房繼室。誰知孩子們的生活由此更為難過，外祖父不久即抑鬱而死，那時母親僅十五歲。母親是一個非常要強的人，她一方麵支持比她大三歲的姐姐到北京求學，另一方麵，帶著比她小五歲的妹妹在別人的欺淩中苦苦掙紮。據我後來的觀察，她與父親的結合多少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她內心深處總以靠父親生活而不能自立為恥。

　　對於父親的種種“羅曼蒂克”，她也不過勉強“緊跟”而已。從我很小的時候起，她總時時刻刻教我自立自強，並讓我懂得依靠別人是非常痛苦的事。母親很少教我背詩，卻教我許多易懂的散曲，內容則多半是悲歎人生短暫，世事無常。那首“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歸。曉來誰染霜林醉，盡是離人淚”，母親最喜歡，還親自譜成曲，教我唱。我至今會背的，還有“曉來青鏡添白雪，上床和鞋履相別。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咐咱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等等。從後來的許多事實看來，這些選擇都體現出母親內心深處的一些隱痛。

　　其實，所謂牧歌雲雲，也不過是自己給自己營造的一種假象。當時，抗日運動正在高漲，貴陽一中也來了許多“下江”學生和先生。他們教大家唱抗日歌曲，諸如“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之類，我都是當時學會的。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有一位美術老師，我至今還記得他的名字叫吳夔。我所以記得這個名字是因為夔字太難寫，母親教我寫了多遍。他教學生用當地出產的白黏土做各種小巧的壇壇罐罐，然後用個銅錢在上麵來回蹭，白黏土上就染上一層淡淡的美麗的綠色。他又教學生用木頭雕刻簡單的版麵，刻的大都是肌肉隆起的臂膀和喊叫的張開的大嘴。版畫上都刻著抗日的大字標語。學生們都很喜歡他，特別是我的小姨，母親唯一的妹妹，當時是貴陽一中的學生。父母在鄉間很少招待客人，這位吳先生卻是例外，記得他來過好幾次，和父母談得很高興。於是，來到了大清洗的那一天。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吳先生和兩個學生被抓走了，警車呼嘯著，穿過我們窗前的小路。不久，傳來消息，說吳先生一抓到城裏就被槍斃了，他是共產黨員！接著又有一些學生失蹤。母親把追求進步的小姨囚禁在家，也不讓她上學，她大哭大鬧也沒用。

　　就在這個夏天，父親被解聘，失了業。那是1941年，我十歲。

　　我們一家淒淒涼涼地回到了貴陽。原來的房子已租給別人，我們無處可去，隻好擠進“老公館”。所謂“老公館”，就是祖父去世前與他的五房兒子共居的處所。老屋很大，共有六進，從一條街進去，打從另一條街出來。祖父死後，五兄弟分家，有的分了田產，有的分了商號，父親分了整個後花園，當醫生的伯父分了大部分老宅，但其中有一進留作祭祀之用，由祖父的姨太太管理。

　　她住在樓上，樓下是堂屋，供著祖父母的畫像和“神主牌”，每天黃昏，由樓上的姨奶燒香，敲磬。堂屋旁邊還有一間空屋，我們一家四口就搬了進去。和原來的大花園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

　　父親失業，坐吃山空。更不幸的是當時政府決定修一條大馬路，據說原來的計劃並非像後來那樣，就是因為父親堅決拒絕行賄，一條大路硬是從我們的花園中央蠻橫地穿了過去。花園中的這個廳，那個樓，當然也全都拆得七零八落。父親為了在馬路兩旁勉強修成兩座小樓，耗盡了全部資財，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房子仍然未能蓋成，隻好把修了一半的房子讓給別人，修建費抵作20年租金。這就是說，20年內，父親不可能再從房子得到任何收益。

　　我們真是過了一段非常窮困的日子。我常陪母親到貴陽專門收購破爛的金沙坡去賣東西。幾乎所有能賣的東西都賣光了。記得有一次，母親把父親過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洗得幹幹淨淨，一紮紮捆得整整齊齊，裝了一籃子，拿到金沙坡，人家不願買，說了很多好話才賣了五毛錢。母親和我真是一路滴著眼淚回家。更難堪的是，當時已是貴陽名醫的伯父，事業非常發達。他的私人醫院占據了大部分老宅，而且修繕一新。許多權貴都來和他結交。就在同一院內，他們家天天燈火輝煌，賓客盈門。我的六個堂兄弟都穿著時髦，請有家庭教師每天補習功課。我和他們常一起在院子裏玩，每到下午三點，就是他們的母親給他們分發糖果點心的時候。這時，母親總是緊關房門，把我和弟弟死死地關在屋裏。在這一段時間裏，父親很頹喪，母親和我卻更堅定了奮發圖強，將來出人頭地的決心。

　　生活的轉機有時來得好奇怪！父親偶然碰到了一個北京大學的老同學，他正在為剛成立不久的貴州大學招兵買馬，一談之下，父親當即被聘為貴州大學英文係講師，事情就是那麽簡單！我們一家高高興興地般到了貴州大學所在地花溪。說起花溪，也真是有緣分。當時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美麗的小鎮，一灣翠色的清溪在碧綠的田野間緩緩流淌，四周青山環繞，處處綠樹叢生，離貴陽市中心40多裏地，但多少年來，這塊寶地卻不為人知。

　　大約還在抗日戰爭爆發三四年前，喜愛爬山越野的父親就發現了這一片世外桃源。那時這裏還隻是一片不為人知的，隻是種家族聚居的荒山僻野。如果你不能步行40裏，你就決無可能親自領略這一派人間仙境。父親一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想在城外擁有一間幽靜的別墅。他花了很少一點錢在花溪（當時的名稱是“花格佬”）買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鬆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一座長三間的房子，前麵有寬寬的陽台，兩邊有小小的耳房，走下七層台階，是一片寬闊的草地，周圍鑲著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間，是一圈色彩鮮豔的蝴蝶花和落地梅。跨過草地，是一道矮矮的石牆，牆外是一片菜地，然後是籬笆。籬笆外便是那條清澈的小溪了，它是大花溪河的一道小小的支流。

　　草地的左邊是一座未開發的，荒草與石頭交錯的小山。最好玩的是在籬笆與小山接界之處，卻是一間木結構的小小的廁所，廁所前麵有一塊光滑潔淨的大白石。後來，我常常坐在這塊大白石上，用上廁所作掩護，讀父母不願意我讀的《江湖奇俠傳》和張恨水的言情小說。草地的右側則是一間廚房和一間儲藏室，父親雇來看房子和種花草的一個孤單老人就住在這裏。聽說他也不是本地人，而是一個四處流浪，無家可歸的老兵。幾年後，這位孤獨的老人一病不起，父親一怕傳染，二不願有人死在自己的家裏，就在牆外搭了一個草棚，將老人搬進去。我每天給他送水送飯送藥，心裏總感到很難過，很不忍，覺得我和父親一起做了虧心的事。這是我第一次朦朧體驗到人間的不平，此是後話。當年，這位老兵可真把房子、菜地、花園全都收拾得一無瑕疵，可惜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實際上，抗戰前我和母親隻去過一次，是乘轎子去的。那次，新居落成，父親大宴賓客，遊山玩水，唱歌跳舞，又是聽音樂，又是野餐，很是熱鬧了好幾天。平時，父親倒是常去的，他喜歡步行，認為那是一種很好的鍛煉。

　　這次回返花溪的機緣簡直使父親欣喜若狂。雖然他的別墅離貴州大學足有10裏之遙，他也寧可每天步行上課，而不願住進大學教師宿舍。後來他為此幾乎付出了生命作為代價。他和母親在這裏一住就是30年。五十年代，當我們兄弟姐妹都在北京念書或工作時，他忽然得了腦血栓，人事不知，昏迷不醒。那幢別野修建在種家族聚居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離鎮上的小醫院還有10多裏地，既沒有車，也沒有電話，一時間更叫不來幫手。母親怎麽把父親弄到醫院，父親又怎麽能全無後遺症地恢複了健康，對我們來說，始終是不可思議！

　　我快樂地在花溪度過了我的初中時代。母親因為在我就讀的貴陽女中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心情比過去好多了。她擔任的課程是美術和勞作。她教我們用白粘土作小器皿，並用銅板磨上淡淡的綠色。我知道這是為了紀念那位被槍殺的年輕美術教師吳夔。母親還教我們用粗毛線在麻布上繡十字花，她也教我們鉛筆畫、水彩畫、寫生和素描。總之，她的教法是相當新潮的。她非常愛藝術，也愛她的學生。據說她和父親結婚的條件就是婚後送她到上海讀書學畫，但是由於過早地懷上了我，一切計劃就都不得不付諸東流！後來母親和父親吵架時，總是恨恨地罵他毀了她的一生。其實父親也並非不感到內疚。在我兩三歲時，父親曾帶著我和母親去到杭州，讓母親在那裏上了著名的杭州藝專。但是不到半年，由於我不知道的什麽原因，我們一家又回到了貴陽。

　　總之，我們在花溪的生活又恢複到過去的情調：在小溪邊野餐，看日落，爬山，做點心，趕集，隻是這裏的集市要比烏當大得多了，父親又開始快樂地唱他那些永遠唱不完的老歌。

　　我在貴陽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這個剛從城市裏遷來的學校集中了一批相當優秀的師資。我最喜歡的一門課是國文。老師是剛從北方逃難南來的一位“下工人”。我還清楚地記得她的名字叫朱桐仙。她也不願住在學校附近，卻在我們家那座小山上，比我們家更高一些的地方，租了兩間農民的房子。她單身一人，家中卻很熱鬧，常有許多年輕的來訪者。母親不大喜歡她，常在背後指責她走起路來，扭得太厲害，故意賣弄風情。

　　朱老師很少照本宣科，總是在教完應學的單詞和造句之後，就給我們講小說。一本《德北家的苔絲》，講了整整一學期。那時我們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個著名的翻譯家，當時還在上海，《德北家的苔絲》正是他的最新譯作。朱老師講故事時，每次都要強調這部新譯比舊譯的《黛絲姑娘））如何如何高超，雖然她明知我們根本聽不懂。在三年國文課上，我們聽了《微賤的裘德》、《還鄉》、《三劍客》、《簡愛》等。這些美麗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幾乎每天我都等待以至渴望著上國文課。初中三年，我們每學期都有國文比賽，每次我都是盡心竭力，往往幾夜睡不好覺，總想得到老師的青睞，然而，不管我如何奮鬥，我從來就隻是第二、三名，第一名永遠屬於老師的寵兒，“下江人”葛美，她穿著人時，皮膚白皙，兩隻大眼睛清澈明亮。我對她隻覺高不可攀，似乎連忌妒都不配。

　　她也一向隻和“下江人”說話，從來不理我們這些鄉巴佬。

　　我們的國文課越上越火了，大約在二年級時，朱老師在我們班組織了學生劇團，第一次上演的節目就是大型話劇《雷雨》，我連作夢都想扮演四風或繁漪，然而老師卻派定我去演魯大海。我覺得魯大海乏味極了，心裏老在想著繁漪和大少爺鬧鬼，以及二少爺對四鳳講的那些美麗的台詞。由於演出相當成功，朱老師甚至決定自己來創作一曲歌劇。她在課堂上大講中國京劇如何落後，意大利歌劇如何高超。她終於和一位姓李的貴州農學院的講師合作，寫出了中國“第一部可以稱為歌劇的歌劇”。在他們合作的過程中，李先生幾乎每天都來朱老師家，他倆為藝術獻身的精神著實令人欽佩。李先生會拉手風琴，會彈鋼琴，會作曲，朱老師則構思情節並寫歌詞。他們常常工作到深夜，於是，人們開始竊竊私語。每逢李老師過我家門口，母親總是對父親悄然一笑。有一次母親還一直熬到深夜，就為看看李先生究竟回家沒有，我也使勁撐著眼皮，但卻很快就睡著了，到底不知結果如何。

　　不管怎樣，歌劇終於完成，並開始了大張旗鼓的排練。朱老師要求全班都學會唱所有的歌，我們大家每天都得練到天黑才回家，而這些歌也都深深刻進了我們童年的記憶。記得幃幕拉開，就是伯爵登場，他輕快地唱道：“時近黃昏，晚風陣陣，百鳥快歸林。荷槍實彈，悄悄靜靜，沿著山徑慢慢行……”他隨即開槍，向飛鳥射擊。一隻受傷的小鳥恰好落在樹林深處伯爵夫人的懷裏，她於是唱起了淒涼的挽歌：“鴿子呀，你棲在幽靜的山林，你整天在天空飛翔，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沒有一些兒阻當；鴿子呀，你哪知憑空遭禍殃，可憐你竟和我一樣，全身戰栗，遍體鱗傷，失去自由無力反抗……”正在此時，一位流浪詩人恰好走來，他唱著：“異國裏飄零，流亡線上辛酸，這生活的滋味像烙印般刻在我心上。每日裏，痛苦鞭打著我，我飽受人間的冷眼諷言。我隻能忍氣吞聲，我隻能到處飄零。如今，我不知向何處尋求寄托，何處飄零？！”當然，兩個不幸的人立刻同病相憐，隨即墮入情網。後來，當然是伯爵一槍將詩人打死，伯爵夫人也就自殺身亡。

　　當時，這出“千古悲劇”真使我們心醉神迷！雖然所有角色照例都屬於漂亮人時的“下江人”，但我們對於分配給我們的職務卻是十分盡職盡責。記得我當時負責管道具，為了打扮那位伯爵夫人，把我母親結婚時用的銀色高跟鞋和乳罩（當時一般女人不用乳罩）都背著母親翻出來了。演出當然又是非常成功。

　　露天舞台設在一片土台上，後麵是一片幽深的鬆林，當年輕美麗的伯爵夫人穿著一身白紗裙（蚊帳縫的），頭上戴著花冠從鬆林深處幽幽地走向前台時，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我就是這樣愛上了文學，愛上了戲劇。

　　母親把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總想讓我來實現她未能實現的夢想。初中一畢業，她就讓我考上貴州唯一的國立中學--第14中，這裏的同學大半是大官和有錢人的子弟，下江人居多，師資水平相當高，不少是原來的大學教師或報刊文人。國民黨控製很嚴，對學生有一套嚴格管理辦法。每一班級都有一個級主任，這個班級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我們的澤寰級以數學好著稱。

　　我後來考大學往往拿高分，就得益於趙澤寰老師教我的數學。學校每天都有升旗儀式，唱國歌，升國旗，然後校長訓話；晚上有晚點名，點名前唱的歌是勞動歌：“神聖勞動，小工人愛作工；神聖勞動，小農民愛耕種……為什麽讀書，為什麽讀書，為輔助勞動”；點名後唱的歌是學校老師自編自譜的“馬鞍山頌歌”。我至今清楚記得歌詞是這樣：“馬鞍山，馬鞍山，是我們成長的園地，是我們茁壯的搖籃。山上飄灑著園丁的汗雨，山下流露著慈母的笑顏。上山！上山！往上看，向前趕！永恒的光，永遠的愛。永遠地守住我們的園地，永遠地守住我們的搖籃！”每個星期一都要舉行“紀念周”，在這種全校的周會上，常常有大小官吏來訓話。總之，國立14中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和校風，尊師愛校，嚴格訓練和管理，重視勞動，每個班級都有供自己種菜的自留地，學生都為自己的學校而自豪。

　　可惜我在14中的時間並不長，高二那年，抗日戰爭勝利，14中遷回南京，重新複原為中央大學附屬中學，我則仍然留在貴陽，進了貴州中學，高中三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國。我最討厭那些嚼著口香糖，伸出大拇指叫“頂好”，開著吉普車橫衝直闖的美國兵。我每個周末回花溪，有時坐馬車，有時走路，總會碰上那些載著花枝招展的時髦姑娘的美國吉普。車上的美國兵常常衝著我喊：

　　“漂亮姑娘，要不要搭車？”我就覺得受了莫大的侮辱。有一次，我和堂姐在碧綠的溪水裏遊泳後，正穿著遊泳衣坐在橋頭曬太陽，來了一群醉醺醺的美國兵，他們先是說說笑笑，後來就動手動腳，竟將堂姐推落水中。堂哥一見大怒，用相當流利的英語和他爭吵起來。堂軍當時是空軍機械師，剛從美國受訓一年歸來。美國兵一看堂哥能開“洋腔”，頓時有些氣餒，終於被迫道了歉。後來“沈崇事件”，美國兵強奸了北京大學的女學生，凶手竟被引渡回國，無罪開釋、掀起了全國學生運動的軒然大波。我自己更是覺得對美國兵恨之入骨。我的這位堂哥後來加入了地下共產黨，解放前夕被抓進監獄，國民黨撤退時英勇僦義，（成為貴州有名的烈士。我想他所感到的民族的屈辱一定是他參加革命的重要動因。

　　然而，奇怪的是另一方麵我又被美國文化所深深地吸引。那些美國的“文藝哀情巨片”簡直使我如癡如醉。泰隆鮑華、羅勃泰勒扮演的銀幕上的美國兵竟然成了我的英雄。我寧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下午趕兩三場美國電影。我們學校附近就有美國兵駐地，我和同學們都喜歡黃昏散步時在那邊徘徊。

　　堆成小山的咖啡渣發出誘人的香味，偶爾會拾到一兩張美麗而光澤糖紙。特別吸引我們的是沿街銷售美國剩餘物資的小地攤，從黃油、奶粉、口香糖、信封、白紙，直到簡裝本的古典小說和偵探故事都有。這種簡裝本62開，軟封皮，不厚不薄，在車上、床上，特別是上課時偷著看都方便。霍桑、海明威、辛克萊、斯丹倍克，我都是通過這些簡裝縮寫本讀到的。當時，傅東華翻譯的美國小說《飄》剛剛出版，真稱得上風靡一時。同學們都在談論書中的人物，我和母親也時常為此發生爭論。我當然是有文化、有理想、有教養的文弱書生衛希禮的崇拜者，母親的英雄卻是那位看透了上流社會，能掙會賺的投機商人白瑞德。

　　整個高中時代，我沉浸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每個星期六一定參加唱片音樂會，聽著名的音樂史家蕭家駒先生介紹古典西洋音樂，然後係統地欣賞從巴哈、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蕭斯塔科維奇的樂曲。

　　我當時對蕭先生特別崇拜，他的言談舉止對我都十分有吸引力。後來聽說他和我堂哥一起被關進了國民黨監牢。肅反時又聽說他被共產黨監禁，原因隻是他既然沒有被國民黨槍殺，那就肯定是叛徒。關了好幾年，出獄不久就與世長辭。

　　那時，每個星期天晚上，我一定參加聖公會的英文禮拜，聽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院畢業的湯牧師用英文布道。起先隻是想練練英語聽力，後來是真正對基督教的一套儀式發生了興趣。特別是那些非常動人的讚美詩，似乎真溝通了一種超自然力量和人的靈魂。我不但參加作禮拜，而且也參加了查經班、唱詩班，並認識了年輕的女牧師密斯賓，這是我認識的第一個美國人。我們一起用英文讀聖經，唱讚美詩，我最愛聽她講聖經故事和人生哲理。她的廣博知識，平等待人，特別是她的獻身精神都使我深深地感動，並看到了另一種人生。

　　在這一時期，我的業餘時間幾乎全部用來看外國小說，中文的、英文的，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安德烈紀德的《偽幣製造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真是無所不看！我也喜歡寫散文、念古詩，國文課上，總是得到老師最熱心的誇獎。我就是這樣無可挽回地走上了我的文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