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父親

第六十六章對父親的懷念

　　劉真

　　祖母活著的時候，對我說過好幾次：

　　“你作一篇文說說你父親的孝順吧！”

　　日子過得真快，眨眼間過去了十八年，我原以為我不愛自己的父親，不願意給他寫什麽，沒有答應祖母的要求。然而，父親七二年一去世，久久消失不了的痛苦在告訴我，我愛父親，對他的感情還很深呢。

　　祖母所說的“孝”字，我總覺得是她常講述的“二十四孝”中那些封建倫理的事兒，很反感。我父親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他的去世倒引起我對他的回憶和懷念，覺得他的許多事還是值得一說的，其中也包括祖母所說的那個“孝”字。

　　母親四十歲生我時，父親三十六歲。我祖母強迫他們分居了九年後，父親發揮了一點反抗精神，自作主，從外院的客房搬回我母親的房間裏來了，母親為了記住這九年她對祖母的怨恨，給我起名叫九兒。這是我剛記事時，母親對我說的。而父親為了感謝祖母沒有再強迫他們分離，對我母親的態度卻更不好了，處處用惡言惡語來傷害她，表示對祖母更加“孝順”。我剛記事時，就處在家庭這種種複雜微妙的矛盾中，和常常暴發的吵鬧打罵聲中，挨打的當然是我母親，打她的是我的父親，從中又吵鬧又挑撥是非的是我的祖母。我善良的母親一心想的是，公爹去世了，好好孝順婆母，要勝過我父親。沒想到，祖母怎麽也不容她，她幾次想要自殺，我和弟弟太小，把她拖住了。為了兒女，在家庭不斷的鬥爭中，她漸漸變了一副模樣。誰打和誰打，誰罵和誰罵，她寧願拚死，也不自殺了。她拚成了一個十分頑強的人，家中的日子，也就更加熱鬧了。

　　“小九兒，快回家看看吧，你家又打架哩，你爹把你娘的頭打破了。”

　　鄰居們常常這樣大聲嚷著告訴我，他們一麵嚷，一麵向我家跑，去勸架。

　　我看見滿臉流著血的，被打拐了腿的母親。她總是吵嚷著說她的道理，想讓四鄰八家來評判。我沒見她哭過。這時的母親，已經隻有恨，沒有淚了，淚早就哭幹了。

　　在父親的眼睛裏，我遠不如奶奶懷皇的那隻老貓，也不如我家的小狗。父親從來沒看過我一眼，更沒有對我笑過，好像我不是他的孩子。我有兩個大哥哥，大哥比我大二十歲，二哥比我大十五歲。我也有了兩個嫂嫂，還有三個侄女。一個小侄子。我是父親唯一的女兒。而他隻喜歡我的侄子老黑小，對所有的女孩都不理睬，我也就不覺得委屈了。在我們女孩的心目中，他像個大老虎，不管我們在一起玩著什麽，一聽見他那噔瞪噔重重的腳步聲，像家雀中投來了一塊大石頭，我們飛的飛，跑的跑，一下了都沒影了。隻有他拿起獵槍，到田野裏去打野兔的時候，我們盼望過他，盼著吃打回的兔肉。還有，每年臘月二十八，他要趕集去買年貨，我們盼望他給每人買來一朵花。平常日子裏，很少看見他的笑臉。隻有他和我奶奶坐著說閑話，我們扒著套間的門框，探頭探腦，才算看見他在笑，這是沾了奶奶的光。不管什麽時候，他一看見三歲的侄子大老黑，不是搶頭就是抓耳朵，臉上那笑容我們也看見了，這是沾了大老黑的光。

　　有時候，父親拿著窩頭逗小狗打滾兒玩，他臉上的笑容我們又看見了，這時沾了小狗的光。我的弟弟比我小一歲，叫小十兒，他的待遇和我們女孩是一樣的，父親從沒有看過他一眼。他隻活了三歲拉稀拉了二十天就死了。隻有我母親抱著弟弟的小屍體放聲大哭，她的哭聲是那樣的孤獨。我不知道父親是怎樣想的，他不在場，不知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弟弟那小小的棺木是誰做成的。除了母親，隻有我心裏最難受了，我很愛小弟弟，他一死，我的被窩裏再也沒有小弟弟稚嫩的說話聲音。我能聽見的，望見的，就是母親每夜狠狠指點著父親那躺在枕頭上的腦袋啞聲地吵鬧。不管她怎樣問，用她的啞聲怎樣吵講道理，父親一聲氣也不吭，他沉默得像死人，他腦袋像個肉疙瘩。我可憐母親講的道理是白費勁。比起白天父親那打罵她，我還喜歡這啞聲的黑夜呢。父親沒有道理可回答。

　　明天，以後，他還會為了叫奶奶高興照常打罵我母親。他改變不了局麵，也改變不了他自己。母親的吵鬧是讓父親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和奶奶講道理，不要不分青紅皂白地隻圖個孝順。可父親辦不到，他也不這樣辦，那“孝”字是不能更改，不能變成另外一個樣子，古來沒有過，古書上更沒有寫著。母親常常把嗓子說啞了，也改變不了他。小弟弟病後，奶奶不發話，父親不敢買藥，母親白白哀求，我的小弟隻能是他們中間的犧牲品，哥哥們大了，長了翅膀，有了家室，隻有我是他們中間的受氣包，活得不如小狗小貓。比起母親來，我還算可以，因為我小，在他們你死我活的明爭暗鬥中，還不會說話，不會插手，隻能常常在驚嚇中，幹瞪著驚恐的眼睛瞧著。母親隻能這樣對我說：

　　“九兒，你長大了，我要給你找一個沒有婆婆的婆婆家，找一個大女婿，知道疼你。”有時候，她又說：“你一定要給娘長誌氣，長成一個有誌氣的人。”

　　我不知道什麽叫誌氣，也不知道誌氣怎麽個長法。她那對吵對罵，我看著就是誌氣，卻看不出她這誌氣有啥用處。

　　“七七”蘆溝橋事變了。我們這地方土匪遍地，各村搶奪，大亂起來。一大亂，我們家的亂子倒小子，小得幾乎沒有了，一家人整天盤算著日本人打來，到哪裏去逃難，哪裏有個安全的地方？

　　這時，大哥、二哥的同學好友，一夥一夥常聚到我家商討。隻有在這時候，母親才對我說，大哥是共產黨。大哥十八歲時，國民黨抓他，他逃到哈爾濱去的。到我們家來的這些人，也是共產黨。

　　從此，我奶奶、父親、母親有了共同的語言和行動。奶奶叫我父親買肉，買菜，叫我母親和嫂子們給這些青年人做好飯，包餃子、包子。無論來多少，也都我家最高貴的客人。奶奶說，這些青年人都是她的孫子。

　　父親在村裏有個外號，叫黑劉紹。一是他那漫長臉長得黑，二是他小氣。

　　我們家鄉把小氣、自私。叫做“黑”，他算是裏表一致，名副其實的。我家的長工大叔，為了一年多增一元工錢，父親死也不答應，把我母親氣得夠嗆，怎麽吵也沒有用處。父親有個理由，說我們家叫長工吃得好，幹糧裏常年有白麵，農忙時中午兩個菜，有魚，有涼菜。他說這是大哥走前規定的，他沒有違背過。

　　父親會說那句古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所以，他對那些一心要抗日的人們又不顯得小氣了，很大方。我大哥參加了共青團，回家鄉，帶領著窮苦人衝擊過縣衙門，成立農民協會，給長工們改善生活，父親統統不反對，還帶頭支持了。二哥又要去參加八路軍，父親也不阻擋，還是支持，也不管家庭的存亡。大哥從淪陷的哈爾濱逃回家，不久，雙到山西去找紅軍了，父親給路費，也是高高興興的。三八年，日本人占領了縣城，偽軍對我家要滿門抄斬，全家人在群眾的掩護下逃出虎口。仨仨倆倆，各奔工西，成了討飯的。這一切，父親從沒有說過一句埋怨哥哥的話。看來，他對富農家庭的破產，沒有一絲留戀。

　　1939年的春節，父親到他的四舅舅家去過年。奶奶的親弟弟，我的四舅爺也是個富農，比我們家還富，在我父親最艱難的時刻，他四舅隻給他外甥端來一個魚頭，還冷冷地說：

　　“好好的個家，放下日子不過，叫兒子去當八路。當成了全家討飯，給你吃一口就算不錯了。”

　　父親望了一眼那魚頭，沒有吃，餓著走了。

　　同年夏天，我們全家大小都經受了不少磨難，從各處投奔到運河西的清河縣抗日根據地。這裏有個抗日家屬被服工廠，全家在這裏會麵了。父親帶著他的老母親，和他的寶貝大老黑。不管每個人經曆了一些什麽艱難，在這部隊和人民滿村歌聲和。操練聲的地方，都沒有眼淚，隻有歡樂。奶奶愛哭，當她望見全家一個也不缺少的時候，笑著閃現出了兩眼淚花。從此，在抗日家屬被服廠裏，母親和兩個嫂子給八路軍做鞋襪，做衣服，奶奶也自動參加了勞動，她把單線合成雙線，讓人們做活用；父親當了管理員，他負責采買各種物件、棉花、布匹，還買菜。他那噔噔噔又重又快的腳步，有了大用處。我和兩個侄子，人了工廠的子弟小學。白吃飯的隻有兩位，五歲的大老黑和他三歲的小妹妹。

　　這時候的我，像魚兒投入了汪洋大海，原那一壇死水中的一切不幸全不想了，沒了。我和父親直到這時，也沒有過語言的往來，不知道他每天都想些什麽，隻從他那又急又快的腳步中，看到他走著這條新路很愉快。隻有一次，不知道他為了買什麽，到運河東敵占區去了一趕。他回來說，夜間回家去看了看，鄉親們把我家的大門口用土坯封起來了。他是從東鄰家的梯子上爬到我家的東房頂上，又抱著棗樹下到院子裏。那小黑狗已經長成了大狗，黃狗快老了，兩隻狗一看見他，都用後腿站起來，用它們的前腿和爪子抱住了他的肩膀親他，發出了嗚嗚的哭聲。鄉親們告訴他，封門時把狗趕出來，它們又跳回家，誰也抱不出來。南鄰的小三哥隻好每天三頓用繩子吊下個小桶去喂它們，它們才活下來。從西牆角給它們扒了個洞，讓它們出來和別人家的狗到村外去玩玩，散散心，它們還是不出來，在等，等這一家人回去。

　　當我父親又爬上棗樹要離開家時，兩隻狗在樹下使勁往上跳、跳。當它們望不見我父親了，它們在院子裏的聲音更響，像在哭。

　　奶奶和一家人聽了，都流了淚，隻有父親沒有淚。我從沒見過他流眼淚，我以為他沒有淚，他沒有長著會流淚的眼睛。長大後，我才明白，他很有家長的尊嚴，當著兒女的麵，他是不能隨便流淚的。

　　在工廠，又發生了一場矛盾。政府選拔我父親到太行山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參議員訓練班去受訓，受完了訓就是那一級政府的參議員了。母親和二哥都十分高興，保證父親走後，我奶奶不會受委屈，大家都會更加孝敬她，處處把她照顧好。看到父親那興奮的神采，他也很想去，他當然要問我奶奶。奶奶寒下臉說：“你去吧，回來你就沒有娘了。”

　　這句話，算鐵板上釘，誰說什麽，父親也不去了。他的回答是：“盡忠不能盡孝，盡孝不能盡忠，我在這工廠裏辦點事算忠孝雙全，都盡了。再說，兒女們誰盡忠我也不擋著，叫他們去盡忠，也算替我盡了一份。”

　　在母親聽來，他說的全都是歪理，是落後，是愚忠愚孝，是無理胡攪，把母親氣得夠嗆。

　　我和侄女在子弟小學讀書不到半年，軍分區宣傳隊來招收女孩當宣傳員，我和兩個侄女都走了。父親確實沒有阻擋，他沒有認為女孩去當兵有啥不好，更不說我們去了可能會遇到危險。這不是因為他不喜歡女孩，死活他管不著，他說話是算數的，再加上母親的支持。在抗日根據地，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民的，大家都有了當家做主的權利，父親的家長權威，無形中自動退位。

　　1942年5月，敵人開始對這一片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我和侄女又和家人聚到一起，但我們這些抗日戰士的家屬很難落腳了。我父親擔當起一家老小從這裏到那裏的逃難任務。哪裏還有太平日子呢？瞎闖罷了。

　　原來我們一家分散著住在武城縣運河西的村莊裏。敵人“掃蕩”過去，就在這些地方修炮樓，怎麽辦呢？有位老鄉說，棗強和冀縣還是我們的根據地，敵人沒有“掃蕩”。這樣，父親借了個小手推車，讓奶奶和小侄女坐上去，他推車駕轅，我們三個女孩拉車，向西要走一百裏路呢。這是夏天，父親的汗水濕透了全身的衣裳，一步一滴汁水，一個腳印。走出去不太遠，就變成厚厚的沙土路了。母親和大嫂都是小腳，實在邁不動步，就在沙路上向前爬、爬。她們身後的沙土中都留下了一長串身印。父親那推車的腳步更費勁了，他喘著，喘著，拚命地推。奶奶和小侄是不能下車的，下來也走不成，爬也爬不動。奶奶在小車上望望前，望望後，皺緊眉頭，愁得直想哭。

　　來到了冀縣沙土窩裏的黃窪窯村，村長找了個房子多的戶家讓我們一家住下了。父親緊接著的任務是給一家老小九口人找吃的。開始，村政府送來點糧食，餑餑，時間久了，就供不起了。父親天天找區政府去批條子，批到哪個村，就到哪個村去討要。而這裏離敵人並不遠，敵人常出來搶糧，搶東西。我們的部隊和地方工作人員都要吃飯，各村的人民群眾都很艱難。

　　每天，父親天不亮就出發，一家老小整天餓著等著他的腳步聲。天很黑了，他才回來。也不知道他去哪個村，跑了多遠的路。他的腳步聲成了一家人的生命線，我們等著，聽著。如果他的腳步聲更重了，就說明他背來了糧食。我們趕忙跑出去接過來，常常那口袋底上隻有一點點，五六斤，最多十幾斤。我們倒在碾盤上碾，連糠皮一起吃，也不夠一兩天的，隻能拔野菜，做糊糊。隻有一次，父親背回來三十斤穀子，一家人高興極了，做了一鍋帶糠皮的發麵窩窩。

　　小侄女一看，不敢動，她仰起臉問：

　　“老奶奶，這一頓咱全家都吃這麽好的飯呀？”

　　奶奶用哭聲說：“咳！唉！我那孩兒啊……”她說不下去了。

　　誰知，沒有多久，敵人又開始了對這一片地區的大“掃蕩”。一位老大娘說：“你們出去跑，把老太太交給我吧，還有這個小丫頭和他哥哥黑小，餓不死這次”掃蕩連續二十多天，父親帶領著母親、嫂嫂、我和侄女，鑽莊稼棵，遍地跑。人又餓又累，兩天後，幾口人再也不動步了。槍炮聲在各處響，說不定敵人的汽車和馬隊會從哪裏竄出來。父親一看大人孩子要累垮了，他讓我們在一片墳頭地中等他，他不顧死活，走向了一個村莊。我們正為他擔心，他抱著八個高梁麵餅子跑回來了。我們又驚又喜，好像這些幹糧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父親說：

　　“那一家的老大哥、大嫂都太好了，人家說，這亂時候救命要緊，就是這麽多幹糧，全拿走吧！”

　　又過了三天，父親再到那一家要飯時，他空手回來了。那一家再也沒有吃的了。跑“掃蕩”的人很多，許多人去要過，他們自己也在挨餓。我們一麵躲敵人，父親一麵抽空進村去討要。他不讓婦女和孩子進村，怕碰上敵人，他自己不顧死活，去探路，去衝闖。秋天，他領著我們撿豆粒，撿落在地上的大麻籽粒，去給我們換點東西吃。

　　說實在的，這幾個月要不是有父親在，這一家人的死活就說不定了。我二哥在武城縣公安局擔任除奸股長，這裏“掃蕩”過後，他來接我們時，瞪大了眼睛一看，笑著說：

　　“哈哈！又是一個也沒少，都在，都活著。”

　　奶奶說：“問問這幾口子吧，是不是你爹那雙腿腳快跑斷了？”

　　二哥望著父親笑，父親那沒有表情的麵孔在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回到武城縣的前樹村，父親認為我們應該學點什麽，他教我和二侄女淑花打算盤。加減乘除，我學完後，淑花還是學不會“小九九”的打法。我父親急了說她笨，一巴掌打得淑花幹脆不學了。

　　1942年冬天，我離開父親到地委去當了交通員，一直到1945年我們的縣城解放，我已經當上軍區文工團的演員。到我們縣城來慶祝，演出，我又和全家人見麵了。軍民在狂歡中給文工團送來了許多肥豬肉。各分隊每頓飯打一盆肉來，大家吃不完，都給我們家送來。看我們一家子這個吃勁，像在冀縣喝菜粥，你一碗，他一碗，父親用的是大海碗，他能吃兩碗，足有三斤肉。這就是抗戰八年沒吃過肉的一家子。

　　從這以後，母親、嫂子都參加了工作，孩子們出去當兵的當兵，上學的上學，家中隻有父親和奶奶了。奶奶一活活了一百零四歲，全是父親做飯，照顧。

　　奶奶死前躺了三年，父親為了護理她，三年沒有脫過衣服好好睡過一覺。

　　六九年奶奶去世後，我本想讓父親到我身邊來休息幾年，讓我來孝敬孝敬他。恰恰在此時，“四人幫”正猖狂。我很難有機會回到邯鄲家中看望父母和兩個小兒子。

　　這時候，母親已經83歲，糊塗了。她一看見我父親，總想起過去她在家挨打受氣的那些年月，那一切給她的傷害太重了，抗戰共患難的八年，也沒有醫好她心靈的創傷，和父親有隔膜。

　　隻有一次，我回到了家，看見父親端著碗稀飯，顫抖著手說；

　　“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母親說，父親熬的稀飯好吃。

　　父親的腦血管硬化了，雙手總是顫抖。母親也老的不能做飯了，兩個孩子太小，不會做。十年動亂正極左，找個幫忙的叫作剝削，隻好我父親親自做飯。

　　他照護完了百歲以上的老娘，又來侍候這麽老小三口。母親對父親的怨恨未消，還處處不容他；國家又處在災難深重的時刻，說不盡我有多麽心酸，難過。我還沒有來得及報答父親，他卻一病不起，住了兩個月醫院死了。去世前；我問他有什麽要求，有什麽話要說，他張了張口想說，已經發不出聲音了。他指了指東麵我故鄉的方向，又搖了搖頭，擺了擺手，覺得不可能，無力地放下了他的手，永遠閉上的眼睛。我明白他的心思，是要我想法在他死後，把他拉回家，埋在他那老母親的身邊去。邯鄲離我家鄉有三百裏，這時極左，我正在“學習班”，根本做不到把父親拉回老家，我隻能抓緊父親的手，算是女兒最後對他的一點安慰。

　　母親知道父親不行了，才想起了他那些好處，才改變了她的態度。父親是晚上十點鍾去世的，我們沒有告訴母親。第二天早晨，她問我：“給你爹喂了飯沒有？”

　　我才告訴她，父親昨天晚上十點鍾死了。她慌忙拄著拐杖來到東套間，她丟掉拐杖，一雙手抓住了我父親的雙腳，從腳一直撫摸到臉部，最後抓住了父親的雙手哭了。

　　他們結婚時，父親十三歲，母親十七歲，六十六年的夫妻，多少災難和怨仇，和解了。他們和解了。天呀！

　　父親在我的心目中變換了幾次形象。嚴厲可怕的父親。愛國抗戰，不怕家破人亡的父親。不怕吃苦，拚命保護了一家人的父親。抗戰勝利，會笑了的父親。社會主義建設中，自編自唱河南墜子書，幽默聰明的父親。我回家治病時，每天早晚給我熬兩次中藥，不怕麻煩，慈愛的父親。讓我們在外工作的人不要掛念祖母，他一個人孝順到底的父親。終生勞苦的父親。

　　父親死後，如果我能哭一場，會好受些，我哭不出來，更加痛苦不堪。主治醫生告訴我，父親是一種老年常見病，血甲紊亂，失去了溫餓的感覺，治不好，死時也不痛苦。

　　但我總覺得對父親沒有做到盡心盡意，猶如刀攪著似地懷念著他，何況他死的又不是個正經時候。所以，這痛苦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

　　今天，父親的骨灰盒終於拿回故鄉，埋在了奶奶的身邊，讓他們母子生死在一起了。算是了卻父親的心願，但這卻仍安慰不了我。

　　198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