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父親

第四十三章動蕩的家

　　秦牧

　　在人事表格的“籍貫”一欄裏，我向來填上的是“澄海”二字。名義上我是廣東澄海人，而實際上，在近七十年的生涯中，我在鄉間居住的日子不足五年，其它六十多年不是在海外，就是在國內各地度過。至今，我並不能操極其流利的家鄉語言，一般的對話是可以的，但是冷僻、深奧、語義雙關、含意微妙的一些詞語，我就講不來了。

　　我們的家從小就是一個動蕩的家，它並不窮困，甚至大體地講，還可以說是個“小康之家”，至少我從小到大，在家期間，從沒有嚐過饑餓的滋味。但這個家庭卻是個動蕩之家，它仿佛一艘帆船，總是在驚濤駭浪中航行，經濟不景氣，社會動蕩的陰影籠罩著它。我父親的酗酒和任性的行為，又使得它更加顛簸不安。

　　我們這個家庭，先人出洋曆史悠長，並非自我父親一代開始。大概在清朝鹹豐年間吧，我的曾祖父坐著紅頭船（清代對某些港口向外洋航行的船舶，船頭應該漆上什麽顏色，曾經作過一些規定），到暹羅（現在的泰國）去，在那兒和一對傣族姊妹結了婚。夫婦分屬於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問題就來了，那對傣族姊妹不願意到中國來，我的曾祖父卻始終忘不了“葉落歸根”的古老格言。長期無法處理的矛盾後來終於這樣解決了：曾祖父經過一番策劃，橫下一條心，抱著我那還在幼年的祖父下了船，回到“唐山”（華僑對於祖國、家鄉的統稱）。大洋遠隔，夫婦間的關係就這樣斬斷了。

　　曾祖父回到家鄉之後，大概是由於內疚吧，就把這個秘密告訴了新娶的唐山妻子。大概也同樣是由於內疚吧，曾祖母經常夢見兩個異族女人口裏嚼著栳葉（蔞葉）和檳榔，睜著怒眼，伸手向她要回兒子。為了禳災，或者更準確地說，為了使自己的良心獲得安寧，曾祖父買了紙船、香燭，曾祖母禱求這兩個異族女人的魂魄坐上焚化後的紙船，重歸本土，勿再擾她清夢，她願意盡心撫養好她們的兒子，並把她們的稱號寫上神主牌去，在龕裏享受世代兒孫的香火祭祀。

　　因此，我家神龕裏，曾祖父的牌位上，除了有姓氏的“夫人”以外，還有兩個沒有名姓的“夫人”。而我們兄弟姊妹呢，計算起來，也還有八分之一的傣族人的血統。

　　像這一類故事，在僑鄉並不算是怎樣新奇的。我們這位傣族婦女所生的祖父，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兒孫會去飄洋過海，自然也是十分順理成章的攀。

　　我的父親的名字叫做林運三，他起初是鄉間的一個裁縫，積蓄了一筆錢之後，就到暹羅、新加坡等地謀生。他隻讀過私塾，然而書法極好，可以說完全達到書法家的水平。他又非常好學，小時候，我們常常看到他在瀏覽諸子百家或者其它什麽典藉報紙。由於勤奮學習的緣故，他後來在商業上獲得一些發展，在我懂事的時候，他擔任的是一間米行的經理。真正的老板在暹羅，他就成了資方在新加坡的代理人。在他比較發達的時候，除了家鄉的妻子（我的大母親）

　　之外，又陸續娶了兩個侍妾，這就是我的生母吳瓊英和三母餘瑞瑜。她們都出身窮困之家，小時候都當過丫頭。

　　這樣，我父親的家就分成兩半，一半在澄海樟林老宅裏，它由我的大母和她的兒女以及我的三母組成：一半在海外，它由我父親、生母以及我們七兄弟姊妹組成。我的第三母親沒有生育，她時常來往於鄉下和新加坡之間。在我們的生母逝世以後（在我七歲時她就逝世了），她專程從鄉間到新加坡來照料我們。

　　雖然她和我的生母關係原本並不很融洽，但是她卻盡心盡意照料我們。舊時代有些女性在撫養丈夫前妻子女時，那種忘我犧牲的精神，的確是很了不起的。

　　我長大後寫的紀念母親的文章，描述的就是我的這位第三母親，因為她給我的印象，較之我對我的生母的印象還要深。

　　我1919年初秋誕生於香港。那時候，父親正在香港經商，大概已經建成一個小康之家了。我們當時住在香港高升街附近，為了慶賀我的誕生，家裏曾經請了一棚木偶戲（潮汕人叫做“紙影戲）在附近演出。從這件事可以想見我們家境不差。我小時候的名字叫做”阿書“，學名派光。”阿書這個名字是父親找人扶乩時在沙盤上劃出來的。這自然是一種迷信活動。然而我長大後居然成為一個寫書的人，卻不能不說是極其有趣的巧合。在我三歲的時候，我們全家從香港遷居新加坡。

　　父親對於我，在好處和壞處方麵都給了相當的影響，因此這裏我想多談談他。

　　父親的特點是好學、好奇、敢作敢為、勇於助人。他喜歡讀書，非常勤奮，前麵已經說過一些了。他曾經買來兩個小西瓜大小的石球，親手在上麵繪上世界地圖。我們家有一個酸枝古董櫃，專門陳放各式各樣的古玩。裏麵除了箭筒、水晶、瓷瓶、宣爐等等外，還有沉香、犀角、羚羊角、虎乳（結成一團的深灰色的東西）等等。客廳的牆壁上，還掛有一條丈多長的鱷魚標本。父親超脫自許，對於一些和他來往的商人背後的評價往往是“俗不可耐”、“目光如豆”一類的評語。父親除了愛讀書以外，還愛吃各種離奇古怪的東西，例如：鱷魚、蝙蝠（熱帶的果蝠，每隻重一二斤）和各種野獸的肉，我們從小就都跟他吃過，碰到買上鱟（一種劍尾類的節肢動物）、鱉、烏龜、蛇、蛤蚧一類東西的時候，他還動手親自宰殺烹製，所以我從小也學會宰殺這類東西。由於商業上的往來，父親的足跡踏遍暹羅、緬甸、馬來亞半島、東印度群島的爪哇、三寶壟、泗水等地（那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還未立國），是一個見聞頗廣的人，常常給我們講述異域見聞。他的好奇心和冒險性還表現在這麽一樁事情上：他青年時代僑居暹羅，當地流行火葬，當時一個小州府設於一個小林子裏的停屍場（死屍一般在焚化之前先在停屍場裏停放數日），聽說常常“鬧鬼”，有人曾於夜間路過附近時，見到有“鬼”在停屍場中出沒，嚇得趕快奔逃，人們言之鑿鑿，鬧得草木皆兵。我父親剛巧有事到那個州府去，聽後不肯相信，和一個膽子很大的朋友約好，一個夜裏，各自持著獵槍和強光手電筒，守在林子旁邊，觀察究竟。

　　深夜裏，果然見到幢幢“鬼影”出現在林子裏，他們開槍轟擊，並立刻扭亮了手電筒，看到一個黑影迅速向林子的另一方向逃跑了。他們趕上前去，看到停屍場裏有個少女的屍體已被拉開了褲子。原來是一個色膽包天的歹徒到停屍場來奸屍，這樣的事情原來已經發生過好幾起了。我父親多次向我們談起這件事。

　　他的好奇和大膽由此可見一斑。

　　父親因為擔任米行經理，家境還不錯，每次買米時總是大袋大袋地要米行送來（每袋一百公斤）。有些窮苦親戚前來探訪，家裏常常一籃籃地贈米。但這還是細微末節。斥資助人，給人擔保的事他也常常幹。有時被擔保的人大敗虧輸，或者拆了爛汙，他就得負責賠償。為了這些事情，家中時常發生爭吵。我們家後來的破落，和父親為人擔保受累也有不小的關係。

　　然而父親畢竟是個舊式商人，這從我們家裏的陳設也可以推知一二。我們家裏隻有酸枝台椅、古董櫃、中式睡床之類的東西，而沒有什麽沙發、高級電器之類的家具。父親隻讀古籍，極少涉獵新文學一類的作品，而且，他久居商場，也未能免除商人陋習的影響。首先是他愛酗酒，酒量驚人。在香港南北行街經商的時候，他是潮籍商人中名列第三的酒徒。他一天可以喝完一瓶白蘭地酒。當時新加坡的商人盛行喝一種法國“鐵線標”白蘭地，每樽酒外麵都有一層鐵絲絡緊緊包裹著。我小的時候常被父親差遣去酒店買酒，買的就是這種牌子的法國貨。每次他都是一瓶酒當天喝完，而且不需要什麽下酒的菜。但他並沒有“千杯不醉”的能耐，喝醉了，時常鬧得家裏不得安寧，他或者爛醉如泥地躺著，急得我的生母或者三母親氣急敗壞地用涼毛巾給他敷額，煮薑湯解酒，或者忙碌地清理著嘔吐物，家庭常常由此引起激烈爭吵。我對這一點印象很深，由於對喝酒反感，長大後我竟成為一個不會喝酒的人，一杯“茅台”就足以使我醉倒了。

　　我父親還時常涉足風月場中，那時各個行幫的商人都有自己的俱樂部。每逢星期六或者什麽固定日子的一晚上，就群聚飲宴，猜拳嬉鬧，找歌女或妓女陪酒。我父親有時竟也帶我去參加（那時我四五歲），他的放縱之處從這樁事情也可以想見。

　　父親的好學，任性，對我們兄弟姊妹都各有若幹程度的影響。我的二姊，抗戰時期拋下家庭去報考軍校，以後又曾經女扮男裝去參觀過妓館。我的另一位姊姊，我們叫她就姊，後來僑居泰國，六十歲時，有時還讓兒女們抬著她在客廳裏繞室嬉戲。她有一個兒子，已經當上了經理了，在男女關係上犯了錯誤，她還是揮起藤鞭便打，執行家法。我後來也有任性、偏激，氣頭上什麽都不怕的那種性格，這或多或少都和父親的影響有關。

　　上麵已經說過，我的生身母親和三母親都婢女出身。因此，對於婢女的故事我從小知道得特別多。那時在鄉間，每逢凶年荒歲，貧寒人家就有許多人得賣兒賣女了。這些貧家兒女被人販子帶進大戶人家的門庭，“主人”看合意了，就買了下來，立契為據，每一歲大概十個銀元，十二歲的女孩，不過是一百二l。十個銀元左右罷了。被賣以後，就給改個丫頭的名字，什麽春梅、夏蓮、秋香、冬紅之類，如果是肖虎的，破了相的、醜陋的，鬥雞眼的……還得給特別壓低了價錢。以後大抵過著受人打罵驅遣的生活，長成了或被賣給有錢人當侍妾，或賣給貧農、工人做妻子。讀過《紅樓夢》或者巴金的《家》的，對於婢女的生涯都會有若幹程度的體會。我的這兩位母親就是過來人了。我的生母還有外家可認（後來我們回到鄉下時認識了外祖母一家，是十分貧因的貧農），我的三母親外家就沒有什麽人了。兩位母親都不大願意提起自己做婢女時期的生活境況，但是卻向我們談了不少她們當年婢女同伴的故事。例如有的婢女被所謂少爺扮鬼嚇死，有的婢女由於常常吃不飯，竟敢吃生米和捉守宮（鹽蛇）吃的故事，就是她們告訴我的。她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相當善良，對待窮人很有同情心，對家裏的保姆、傭人絕少喝罵。這些地方，使我對於不幸者從小具有同情心以及人道主義思想的形成也有若幹的關係。

　　生母和三母，大概是由於年輕時候的艱辛經曆吧，她們的健康都很不好。

　　我的生母患肺病，因不堪疾病折磨，有一次曾企圖自殺。被我的弟弟發現了，呼喊起來，家人才把她從繩套裏救了下來。她四十多歲就死了，剛死時，我們兄弟姊妹圍著她哭，她突然從眼角裏湧出兩顆清淚來，大姊趕快把它拭去，又說著安慰她的話，撫摩她的眼皮，她才瞑目了。這事情給了我終生難忘的印象，原來心髒剛剛停止跳動的人，某些器官是仍然存在一定機能的。我的三母接著從鄉下趕來照料我們。那時她才是三十歲光景，要負起照料七個孩子的責任，也夠苦了。她的健康也不好，時常昏眩。發病時有時甚至咬緊牙關，不省人事。

　　家人要用銀湯匙撬開她的牙關，才能把藥灌下去。她瘦弱不堪，但是竟然能夠活到七十多歲。

　　我們家庭，有時也有許多溫情脈脈的生活。過春節是一年中的頭等大事。

　　祭灶、掃灰塵、準備新衣、年貨這類活動，海內盛行，海外也有。我們家一向把它當做一樁大事。除夕，父親總是親自去買幾盆鮮花、一枝吊鍾花回來。我們幾兄弟姊妹都躲到大姊--我們叫她蓉姊--房裏，幾乎徹夜不眠地守歲。

　　這個夜裏，四方八麵爆竹如雷，幾無間斷。天蒙蒙亮的時候，我們就都在大姊的照料下，穿上新衣裳，看到父母親醒了，就湧出去跪拜叩頭（一年中叩頭隻此一次），口裏說著善頌善禱的話（這都是大姊事前教會我們的）。這時，父母親就給我們分贈紅包。連續三四天裏，前來拜年的親友也都給小孩發紅包，我們都把它集中到蓉姊那裏去，然後由她總計和分攤給大家，大概每個新年我們每人都可以分攤到二三十元，那時幣值很高，母親給我們的零用錢隻是一天五分，一個椰子也隻賣五分錢。因此，二三十元。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從這件事，也可以想見當年父親的交遊頗廣，春節裏幾乎是客人不斷的。

　　我還記得有一年中秋，桌子移到窗前，擺滿了月餅、芋頭、楊桃、熱帶果子之類的東西。父親要我和比我大一歲的姊姊，穿得整整齊齊的，扮成所謂“金童玉女”，在皓月當空中增添情趣，惹得全家人笑語聲喧，都怪歡樂的。

　　父親每年有好幾次帶著全家到外麵的遊樂園享受豐盛的晚宴，並觀看焰火和雜技之類的節目。那時新加坡的遊樂園裏有一個驚險刺激的節目。一個歐洲人爬上十幾丈高的鐵梯，在上麵的平台，穿上石棉防火衣，然後淋上汽油，點火燃燒自己，到了火差不多燒遍全身的時候，就像一個火球那樣從高空對準地麵的一個很深的水池躍下，這一來，烈火立刻飛騰池麵，跟著就熄滅了，他這才鑽出水來，向歡呼的群眾揮手致意。這個節目給了我終生難忘的印象。後來，我才知道這種以人命做兒戲的驚險表演是遍及世界許多地方的。

　　但是，溫情脈脈的日子畢竟所占無多。商場的風浪，父親的酗酒，母親（不管是哪一個）的病患，以及我們的淘氣，都常常使這個家庭發生了動蕩。馬來亞一帶以出錫礦著名，父親曾經與人合資開礦，結果失敗了。他經常為此唉聲歎氣，喝酒消愁。家裏從此添了一樣東西：一瓶作為紀念品的錫礦砂。

　　我從來不知道父親最有錢時擁有多少財產。我的生母逝世時，挽幛掛滿了樓下的廳堂，打醮打了好幾天。我的大姊出嫁時，頭上和身上的金飾幾達半斤。

　　從這些地方看來，我們的家境是蠻不錯的。但大人們又常常為了家用浩大而歎息，有時父親又得到當鋪典當貴重的飾物，從這些地方看來，經濟狀況又不是很好的。照我後來推想，在我七八歲以前，家庭經濟狀況是很好的，但是後為就破落了，但是盡管破落，也還勉強支撐著一個門麵，例如直到回國時，家裏仍有一些金飾，就堪為佐證。

　　我七歲時，曾經在同一條街的鄰家念過私塾。現在還有印象的是那天很早吃了有蔥（象征聰明）和芹菜（象征勤學）調配的菜肴，然後去見塾師、跪拜掛在牆上的孔夫子像；再後一大群人鬧哄哄地跟著塾師念書，讀些《千字文》之類的東西。塾師不老，也不嚴厲，學習到什麽，我已經記不住了。隔年我就轉到潮州會館興辦的端蒙小學去。在這裏教書的先生和念書的學生都是潮籍人。這學校的對麵是一個火車站。門口有寬廣的地方可以讓小販擺攤，那裏有五光十色的小食，連馬來人和印度人也來擺賣辣椒米粉、鷹嘴豆之類的東西。我們一般中午都在校外的小食攤上吃東西。我常常不是規規矩矩地吃飯菜粉麵一類食品，而是一攤一攤地吃零食。我愛吃零食的習慣就在這個時候養成。長大之後，在一般朋友中間，我屬於最愛吃零食的人物當中的一個，市麵的各種零食，我幾乎沒有一種沒有吃過。

　　在學校念書時，我的成績屬於中等水平，並不特別聰明，但是我花在溫習功課的時間很少，一般總能比較快地領會，由於不肯勤奮溫習的緣故，考試成績並不好。那時的小學語文課本念的是“大狗叫，小狗叫，叫一叫，跳一跳”之類的內容，雖說莫名其妙，但是比較私塾的東西好懂得多了。

　　我小時候是個頑皮孩子，在所有兄弟姊妹當中，我是最頑皮的一個。許多調皮掏蛋的事情我都幹過，包括爬到樹上向路人撒沙子，畫黑臉孔嚇人之類的活動在內。小的時候我曾經愛好過踢球、繪畫、編織、猜謎等等活動，聽故事則是我突出的愛好。這間學校辦得頗有朝氣，我記得當時有聲電影剛剛發明（大概在1930年左右），學校就特地找了個放映隊前來放映，銀幕上出現不過是一個個零星鏡頭，例如狗向人吠叫，鵝群喧嘩行進，樂隊在演奏，行火穿過馬路之類，但是看慣無聲電影的我們已經感到十分驚奇和新鮮了。

　　學校雖說辦得相當正規，但卻是保持體罰的。學生調皮或者考試成績不好的時候，教師就執行體罰了。有些教師隻是象征性地用鉛筆輕輕打打手心就算，有些教師則簡直包藏有打人取樂的毒心。有兩個打人打得最凶的教師，一個要學生伸出手掌，藤鞭淩空打下，往往使我們手掌為之紅腫；另一個隔著褲子鞭打我們的大腿，往往使我們大腿上留下了血瘀的鞭痕。有些同學被點名上去挨打的時候，往往先在掌上塗抹藥油，其實藥油並沒有任何止痛的作用。小同學每在手掌上被打一下，就愁眉苦臉，兩手夾在胯間摩擦，要過好長一會兒才能再次伸出手去，因此，責罰的時間有時竟占一個課時的五分之一。這種野蠻的教育方法，想是從當年的國內傳播出去的。

　　家裏有時發現我們在學校挨打，大人也感到憐惜，但是從來沒有表示要向學校抗議，大概認為學生接受體罰是理所當然的吧！何況家裏的大人也同樣對我們施行體罰。我因為在所有兄弟姊妹中是最頑皮的一個，因此挨打的次數最多，而姊妹們則極少受到體罰。父親有時打我打得很凶。記得有一次我在家裏學孫悟空，揮舞棍子，敲破了燈泡，就挨了一頓打。又有一次，父親領我上街，等待橫越馬路，我不顧紅綠燈閃的是什麽顏色，飛跑衝過馬路，父親當著許多路人就用手杖打了我一頓。我的生身母親曾經把我捆在大床柱子上打；三母親也常打我，但她打我，我也打她，兩個人團團亂轉，賽似走馬燈一樣。不過。在我長大以後，對三母親並無怨恨，不像我對若幹嚴酷的教師那樣，總懷著一種憎惡鄙夷之情。可見，就是一個小孩子，對於什麽是善意的管教，什麽是惡意的欺淩，也自有一番體會。

　　由於小時不論在學校和家庭，我都受過鞭打，這種野蠻教育，出乎人們意料，它反而使我以後成為一個比較倔強的人。當禍患臨頭的時候，並不覺得怎樣畏懼；就是在受到死亡威脅的時候，也並不覺得怎樣害怕，這種變態，既有它的好的一麵，也有壞的一麵。

　　像我這樣一個頑皮兒童，以後沒有像豬滾下斜坡一樣沉淪下去，全靠書籍的挽救。我因為愛聽故事，每當大人們圍著聽彈詞唱本的時候，我總是湊熱鬧跟著聽。這種彈詞唱本，在清朝初期出版曾經達到高峰。以後，各個方言區也各有自己的彈詞唱本出版。它們大抵是木板印刷，本子長方形，一張包袱布包著一套，在各個家庭之間輾轉傳播流通。各個家庭進行這種“文化欣賞”的時候，大抵是由一個識字的婦女朗誦，其他的婦女靜靜地圍著諦聽。聽到動人之處，大家就紛紛議論，這類彈詞唱本，名目繁多，不勝枚舉，大抵是什麽《再生緣》、《天雨花》、《包公案》、《狄青三取珍珠旗》之類。盡管那些唱本有許多老套的東西，以至於封建的糟粕，但是它也教人分正邪、辨忠奸。我小時候對彈詞唱本是聽過不少的。韻文敘事長詩的確娓娓動聽。

　　父親也常常買些《小朋友》、《兒童世界》、外國童話之類的東西給我們看。

　　一接觸到這些東西，我常常忘乎所以，伏在地板上貪婪地閱讀到深夜。《魯浜遜飄流記》、《安徒生童話》等，我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對它們有了印象的。

　　我並非僅僅閱讀童話故事一類課外書，凡是我能找到，並且勉強看得懂的東西，我都如饑似渴地瀏覽。由於使用眼力過度，我在小學三年級時就戴上了近視眼鏡。到現在，戴眼鏡已有五十多年曆史了，鏡框架在鼻梁上，也感覺不到它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