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父親

第三十八章麵臨生死抉擇的心路曆程--思念父親

　　鬱風

　　最近在收到家人所寄國內剪報中有一則四方寸小紙片的剪報：

　　《鬱曼陀先生傳》碑在西天目發現[HT]

　　這則“本報訊”原載今年（1989年）9月5日《杭州日報》，其中報道：“這塊用石灰石製成的碑，高113厘米，寬52厘米，全文共548字，用楷書寫成，字跡清晰。它立於1944年，詳細記載了鬱曼陀先生的經曆和業績，以及殉國年月”。此外並未提到立碑者和撰寫者的名字。

　　這不能不引起我的驚訝和猜測，我從來沒聽說過有這麽一誌願為父親樹立的刻碑。唯一的是，家鄉浙江富陽縣參議會於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七年，在鸛山腳下鬆筠別墅大門前建立的“鬱曼陀先生血衣塚”前所立的碑，碑文是郭沫若先生撰稿，馬敘倫先生用楷書書寫。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塊碑和血衣塚已被徹底搗毀，盡管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上海市報告批準鬱華（曼陀）為烈士，頒發給家屬的烈屬證上還有毛澤東的簽名。“文革，後的1977年我和母親回到家鄉，富春江依然環繞鸛山流去，而半山腰上的血衣塚舊址卻已成荒草廢墟。問縣府和鄉人，那塊碑十年前被砸破，斷石也蕩然無存。幸好母親親手中存有馬敘倫先生書寫的原稿，捐獻給富陽縣政府，又經過當地各界人士五六年的磋商籌備，終於在1983年在鸛山上辟為公園的鬆筠別墅舊址建成紀念鬱華鬱達夫烈士的雙烈亭，並重刻了一塊”鬱曼陀先生血衣塚的碑，立於原血衣塚舊址。

　　然而，這塊新發現的碑是否就是原來的血衣塚碑呢？如果是，記者總不會不寫上郭沫若撰文的吧？原碑是橫幅，高約一米，寬約1.5米左右，新發現的卻是立幅，隻有52厘米寬。而且是“字跡清晰。它立於1944年”，原碑卻是立於1947年。看來即便是斷碑一半也不像。

　　無奈我遠在南半球，無法向杭州了解真相和詳情。自從不久前來到澳大利亞，環境和思緒都不複先前，現在正是江南的初秋，這裏卻是春盡麵臨炎夏。

　　太陽每天雖從東方升起，卻不是由左向右轉向南方，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轉到北方再向西方落下。思念起國內親人朋友和富春家鄉，就好像遠在夢中，如同隔世。

　　想到父親呢，更是如同隔世的隔世。1939年11月23日，他在上海被151本占領軍和漢奸政權設在租界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的特務機關派人暗殺，至今已整五十年了。

　　記起去年在北京遇到《上海灘》編者約稿，談起今年是父親殉難五十周年，作為抗日戰爭中第一個在上海殉職的法官，《上海灘》應為文介紹，而作為他的女兒我應該寫。可是事隔一年，又遠離祖國到了南半球，突然收到這張小紙片剪報，便引起種種猜測和冥想。

　　1944年杭州還在日軍占領下，竟然有人敢為一位被當局者置於死地的人樹碑立傳，從擬意、設計、撰寫到刻在石頭上成為碑，並把它樹立在離杭州城不遠的西天目山，這一整個過程都要擔當風險。然而竟有人一一也許不止一個人這樣做了，不為名，不為利，無非隻為給後世人知道曾經有過這樣一位在敵人漢奸的威脅下“守正弗撓，烈烈以死”（柳亞子為鬱曼陀詩集寫的序文）的法官，同時也給當道反顏事仇的敗類以震撼。

　　如今要全麵介紹父親的生平事跡是困難的，因為手邊沒有任何材料，連他的詩集也沒有。但對父親的恍如隔世的懷念，不能不聯係到對上一代知識分子麵臨生死抉擇的心路曆程的理解，無論是對是錯，記下一二也許不是全無意義的吧。

　　作為子女，總是很難全麵客觀公正地理解父親。每一代人都戴著與生俱來的一直隨著他生長的整個時代社會賦予他的有色眼鏡，在生活距離中越是親近，越是會通過有色眼鏡放大一點不及其餘。譬如我二十歲左右時，隻看到他對我的革命“自由”的限製，心目中把他放在阻礙社會前進的位置上，而從來不理會他在同樣二十歲時已經和梁啟超等革新派站在一起爭他的和社會的自由，也不理會他五十歲的當時站在複雜鬥爭的焦點和前沿所處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

　　直到我於上海淪陷後，自以為不顧生死奔向抗戰離家而去。父親留在“孤島”卻巍然以身殉國，當時對我的打擊不僅是失去父親的悲痛，而更使我愧悔不已的是自己沒有真正理解父親。

　　如今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比父親在世的年齡更長了一一父親殉難時隻有五十六歲。隔世的懷念的遠距離，使我似乎更能清晰而扼要地回想父親的一生，仿佛更親切地接近他了，比較能夠客觀地理解他了。

　　從我讀小學的時候，常聽到親友中的公論，一致讚揚父親是鬱家的孝子賢孫，我心想這是老封建那一套，可是我卻喜歡跟父親回富陽老家看望奶奶和阿太（太祖母），不但因為有香泡（柚子）、栗子、雲片糕等好吃的東西，而且那座破舊的老屋很有意思，父親和二叔三叔在那裏出生，符合父親講的他小時候的故事。樓上黑洞洞的堆放著竹簍瓦缸和農具，父親說這裏住著一條大蟒蛇是家神，奶奶和阿太不許動它。我和弟弟總想等著它出來看個究竟，又怕上樓要走過阿太的床前。阿太白天也睡在她那深藍色夏布蚊帳裏，父親要買個珠羅紗蚊帳給她，她堅決不肯要。可是我們沒吃到父親小時候唯一送飯的菜--醃過的莧菜管，奶奶老愛說：“透鮮啊！”實際上是窮人把菜市上人家扔掉的老菜莖撿回來用鹽醃的，而這時家裏已不再吃這個了。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是在父親帶了三叔和母親第二次去日本考察司法回國以後，他在大理院當推事並兼在朝陽、法政等大學教書。他第一次去日本是考取杭州府官費留學，在此之前是府道試第一名的秀才，父親能夠當上一名知識分子是全靠不識字的祖母。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私塾執教的，兩代都早死，留下兩代寡婦，本不可能供孩子讀書了，可祖母堅持要孩子讀書，寧願勞苦為人洗衣縫補。

　　三十年代初，父親調任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長，他以月薪積蓄在富陽鸛山造了鬆筠別墅給祖母養老並給二叔養吾醫生當診所。抗日戰爭開始那年冬天，杭州富陽淪陷，祖母固執，死也不肯跟二叔離家逃難，她說：我還有一個兒子是法官，一個兒子是作家，日本人來了還該向我下拜呢。日寇真的來了，就占據了鬆筠別墅，命令祖母侍候炊飯，她不肯，帶了炒米逃匿鸛山後麵樹叢中，竟凍餓而死。父親過了很久才知道，悲痛不堪，直到他殉難前那一年中，家人在他麵前不敢提起祖母。

　　他對祖母的感情遠遠超出一般的孝心，他認為自己生根立命的知識、信念和為人處世的準繩，這一切都是來源於祖母的堅持讓他讀書。

　　我們小時候對父親心目中的尊崇、愛好和歸宿的理解，除了祖母神聖不可侵犯之外，家鄉富陽富春江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父親終年喝著家鄉的茶，最受歡迎的客人是富陽來的，父親立刻說起富陽土話問他今年雨水如何，收成如何，醃了幾條火腿等等。他畫的山水畫和作的詩都是懷戀家鄉，他最崇拜的畫家是畫富春山居圖的黃公望，他講得最精采的故事是嚴子陵和漢光武皇帝同榻而眠，一翻身竟把腿壓在皇帝身上，因而天上的客星犯了帝座。自然他也講富春江上遊嚴州府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了頭發的故事，端午節為什麽要吃粽子的故事。那時是在北京一個四合院裏，夏夜的螢火蟲伴著滿天星，“小院深深月到遲，冰茶雪藕納涼時”（父親的詩句），我和弟妹們圍著父親倚靠的竹床，每晚都要聽幾個故事。記得有一回我問他：

　　“嶽飛、文天祥、屈原都是大大的忠臣，為什麽皇帝都不喜歡他們呢？”

　　他笑了，一時答不出來。也許他認為說了小孩也不能理解。後來他從反麵說，嚴子陵就不是皇帝不喜歡他，而是他不喜歡跟皇帝去做官，寧願自己在富春江邊釣魚。

　　這正是北伐戰爭之前軍閥混戰的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忠君愛國思想早已起了變化。父親在，日本留學的青年時代正在醞釀辛亥革命，他曾是激進的革命派，經常著文作詩在報刊抨擊腐敗的清政府。民國初年再度赴日考察回來，當上一名小京官，對參預政治已無能為力，便寄情於山川文物，把屯國曆代知識分子的精華所尚--最崇高的氣節操守當作個人修養品性的追求。這其實是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所推崇的，隻不過有或多或少或真或假，或在口頭域貫徹於行動的區別而已。對於父親來說，除此之外還有一條，就是對他所學和事業的執著，形成不可動搖的職業道德和信念，法律尊嚴，以法治國。到了今天的遠距離才看出，這就是父親一生借以安身立命的兩條主線。

　　因此，他的一切行為思想都可以從這兩條線得到解釋。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他正在沈陽任最高法院東北分院刑庭庭長，日軍占領了沈陽，軍部通知法院指定要鬱華留下“有要職委派”，他立即星夜隻身逃到皇姑屯，藏在農民家裏，換裝逃回北平。那時母親和我們孩子們並未去沈陽。

　　他每日去法院辦公兼在大學講課，數十年如一日，還要挑燈寫作《刑法總則》和《判例》（未曾出版）。

　　在北平每周日家中常有畫家詩人雅集，我記得的有湯定之、賀履之等，餘紹宋也有唱和往來，後來到上海參加了柳亞子先生倡立的南社。

　　躲避官場應酬，不參加黨派活動，不願結交律師，連近親舊友為人托情，也必遭拒絕。

　　對國家、政治頗感失望，抒發感情唯有畫富春江山水和作詩：“已為憂亡生白發，尚傳買鬥費黃金。同群忽發泥山歎，誰識經生憤世心。”

　　然而生活中的現實常和他的主線衝突，不可能沒有矛盾。

　　如三叔達夫是比他小十二歲的幼弟，三歲時祖父死去，十六歲時父親帶他去。日本，肩負著教養責任，一麵嚴格要求他學技能人了醫科，一麵又禁不住愛他的才華，教他作詩，帶他結交日本漢詩家如森槐南、服部擔風等。可父親先回國，三叔便自己改讀文學，終於寫出《沉淪》那樣的小說，以至於一度鬧得兄弟反目。後來到1927年達夫在上海又發生了與王映霞結婚的事，父親又為三叔犯了重婚罪而惱火，後來由於法律規定這種罪狀是“告訴乃論”，而原在富陽老家的三嬸卻寧願接受贍養的保證而不去“告訴”，矛盾才解決。

　　又如三十年代中我在上海瞞著家裏參加一些左翼活動：去浦東女工夜校教文化講時事，與陳波兒等組建青年婦女俱樂部，參加業餘劇社演出話劇……等等，每天很晚回家，母親父親盤問多了我不免頂撞，常常惹得父親大怒。

　　當時正是柔石等五作家被處決以後，中共領導的地下活動常遭破壞，書店、電影廠被搜查，白色恐怖籠罩上海。在中國地界以外的租界也有南京政府派遣的特務通過租界捕房捉人。父親當時所在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是受理租界上發生的案件，而涉及政治的案件都由他主持的刑庭處理。因此在他表麵上對我嚴厲訓斥的後麵，必然隱藏著他想象有朝一日父女對簿公庭的恐懼。

　　對於公事他從來不在家裏談論。他的兩條信念與現實政治之間的矛盾顯然尖銳化了。

　　幸運的是我沒有和他對簿公庭，但確有被他當作朋友的人曾作為他的階下囚而麵對他的審訊，那就是田漢和陽翰笙。1942年我隨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華等十餘人一同從日軍占領下的香港撤退到桂林，許多文化人先後都到了桂林，田漢先生也經常見麵，他對我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和陽翰老在上海租界被捕後那戲劇性的場麵。原來是1932--1933年問他和陽翰老經常到赫德路（今常德德）三叔家裏，經常遇見父親，一起吃飯打麻將聊天，當時父親剛調上海，我們全家還在北平。田漢說1935年他和陽翰笙被捕後開庭時，他一看上麵坐著的竟是達夫的大哥，他便放心了，說罷哈哈大笑。究竟如何具體發落他沒說清楚，後來他們雖被解往南京，他說對父親還是感激不盡。

　　1933年廖承誌在上海租界被捕，也是由他審訊辦案，他不知使用什麽法律條文沒有準許特務機關“引渡”，終於在宋慶齡、何香凝的力爭營救下獲釋。事後何先生手繪春蘭秋菊圖贈給父親。1954年在北京我陪同母親去看望何先生，她補題了兩行字：“1933年承誌入獄其時得到曼陀先生幫忙特贈此畫紀念。”

　　在那個時代，父親周圍所有那個社會層次的人幾乎不會有人讚成共產黨，父親站在以法治國的立場尤其反對暴力革命，“殺人放火”，從他對我的訓斥和談論都是如此。但是為什麽他又能同情田漢、廖承誌呢？這就是上一代知識分子思想所反映出來的複雜性。

　　1933年我們全家遷往上海，就住在離虹口公園不遠的公園坊。父親常帶我們散步到內山書店，我在那裏第一次見到魯迅先生。父親和他和內山先生總是用日語談話，我聽不懂。可以想見他從三叔達夫的關係認識了左翼文藝界的一些人，他們顯然不像“殺人放火”那麽可怕，而且無論是談國是，談論中國和日本的文化，父親和他們之間還是有著共同語言的。

　　以他的資曆學識地位，應該早已是國民黨員，並當上法院院長等更大的官，但他最厭惡“黨棍”，拒絕和他們來往。他已看出當時政府中的貪汙腐敗，十分痛恨。甚至他所奉為神聖的法律尊嚴法治精神也被“中統……軍統”等特務製度所破壞，對外又屈辱於日本軍國的欺壓，實在為國家前途憂慮、氣憤，灰心已極。

　　直到西安事變之後，局麵急轉直下，終於全麵抗戰開始，父親明顯地振奮起來。“八一三”後戰爭打到上海，我更忙於青年婦女俱樂部，在“婦救”領導下組織群眾支援前線慰問傷兵難民等實際工作。父親再也不幹涉了，他從各方打聽十九路軍的消息，北方的消息，向我們宣告，甚至還鼓勵母親也和我們一起募捐和縫製傷兵衣服。家庭之間的氣氛也變得融洽了，是抗戰的同仇敵愾使得許多外在的內在的矛盾都統一起來，表現在父親心裏，他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他的信念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法律與正義的矛盾，形勢不但容許而且需要他站定他的崗位為最高的民族利益貢獻一切。

　　就在上海淪陷前夕，先施公司遭敵人的飛機轟炸，母親正在那裏為傷兵購置紗布受了傷。我是在醫院裏和母親含淚告別，離開了已經淪陷的上海乘船到香港轉廣州的。母親贈我的詩雲：“漂流從此始，憐爾已無家”，父親卻是堅定地囑我放心大膽去工作，不要想家。我絕沒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父親了，而他是否已意識到這可能是和女兒最後的訣別呢？

　　上海淪陷，南市閘北等中國地界的政府機構全部撤退轉移，唯獨租界上的法院仍執行中國政府的職權，然而卻是在敵人勢力的包圍中。在這種極特殊的情況下，他本可以有多種選擇。每當權勢轉移，總有跳梁君子活躍，巴不得謀他的位子，他滿可以調到別處後方的法院，照樣當他的庭長，也可以什麽都不當，回到他所鍾愛的家鄉，他自己的鬆筠別墅，“但求故壑能娛老”，也可以什麽都不教兒童“本來是他常常在打算的理想歸宿。而且後來母親告訴我，過去他拒絕過無數次賄賂，心安理得無所謂，可到了上海”孤島“形勢越來越惡劣時，拒絕一次利誘就得罪一幫人，就增加幾分危險，保況還遭到更大的威脅。那時漢奸與黑社會在租界搞暗殺十分猖獗，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先生被刺，凶手捕獲後由父親審理，他不顧有人暗中警告，開庭時當堂痛斥並判以死刑（據劉湛恩之子劉光華敘述他親眼所見）。許多朋友勸告他不能再幹了，不如急流勇退，而他卻偏偏鐵了心不走，也許當時他知道了祖母死得慘烈，更堅定了他的選擇。他說，”多難安容我輩閑“，”越是國家民族在危急中，我越不能辭其職，當做我應該做的。（見他的詩和答友人信）

　　他在上海“孤島”敵人漢奸的包圍中苦戰了兩年，終於在收到多次恐嚇信和附著的子彈後，於1939年11月23日早上出門上班時，真的被早有預謀的歹徒結束了生命，劊子手登上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76號特務機關的車場長而去。父親當天穿的那件血衣後來就埋葬在富春江邊的鸛山上。

　　直到現在我才理解，父親並非遭意外不幸，而是有意不肯回避，麵對死亡，接受挑戰。

　　然而當他每天準備麵臨意料中事時，能夠那麽坦然無所牽掛嗎？忍心拋下二十多年恩愛相隨的妻子，一生心血尚未完成的著作，六個兒女中隻有兩個大的展翅飛出去了，四個小兒女還依著父母身邊讀中小學。

　　父親的決心早已超越了忠君愛國思想，也不屬於慷慨悲歌從容就義，而隻是悄悄地堅持自己畢生的信念，堅守自己的尊嚴的法官崗位，坦然麵對凶險，暗自隱忍著隨時會拋棄親人的痛苦終於他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也如願地達到了他所追求的個人情操的高度完成。

　　五十年，半個世紀。曆史總是翻過一頁又一頁，每一頁都不同於前一頁，但中國的曆史每一頁都同樣鈐有正直之士的印跡。因為他們總是在直麵各個時代的慘淡人生，在經過苦悶和彷徨之後：最先看到人們心中燃起明亮耀人的希望，最先挺身迎接它那刺人的光芒，那身內身外的一切便付諸腦後了。

　　1989年10月於澳洲父親陳敬容太冷啊，冬之夜。

　　火盆裏底火正熊熊地燃著，照紅了圍坐著的母親，弟弟，和我底臉。我不住地把兩手在火上晃來晃去，偶爾偷偷地望一望坐在桌前喝酒的父親：他底臉，現在雖因幾分酒意而帶著點紅色，不像往日那樣冰冷地板著了，但我仍不敢多看，趕快又把眼光收回來，落在雙手與爐火上了。

　　這所古老而寬大的屋子，在這樣的寒夜裏顯得多麽寂寥嗬。大家都沉默著；

　　母親有時和父親作一兩句簡單的問答，隨後又複默然。廳堂裏和樓板上，時有成群的老鼠跑來跑去，弄出很大的響聲，惹得小貓咪嗚咪嗚地叫了：多難受嗬，讓人這樣悶著！看一看弟弟，他也正無可奈何地看著我底臉；母親呢，低了頭不知在想些什麽，隻有她嘴唇動了一下，似乎要說話的，又咽下去了。

　　“什麽呢，媽媽？”

　　“沒有什麽。”

　　無聊，來一個嗬欠吧。但這個嗬欠立刻傳染了母親，她接著也嗬欠起來，疲乏地眨著眼睛。

　　“怎麽，還早著呢。你們就瞌睡起來了？”

　　想是父親聽見我們嗬欠，以為我們想藉故走開，因而發怒了吧？我們都膽怯地望著他，奇怪了，這回他臉上並無一點怒色，大家放了一半心。一是還早呢。

　　母親有意無意地回答說。父親看看我們，怪沒意思搖搖頭，使勁喝了一口酒；對著半朵搖搖欲墜的燈花，呆呆地不作一聲。從那棕黑而帶著倔強性的臉子上，不可掩飾地透露出十幾年來奔走於軍中的風塵。一個疑問不經意地飄進我底腦中：父親怎麽就顯得有點老了呢，不是還不到四十歲嗎？

　　但我馬上又想到別的事情上去。我常常聽人說，許就是父親自已說的吧，說冬夜裏一家老幼圍爐坐談，是一件最快樂不過的事。這時，不知有哆少和我們一般大的孩子，正笑咪咪地坐在爐火之旁，聽他們底父母講-美麗的故事呢；一爐紅紅的炭火上煎著新茶，嚕嚕的沸水聲伴著他們一串歡樂的笑，滾到爐火裏，爐火是燃得更紅了。

　　是嗎，我不也正同著我底家人圍坐在爐火邊嗎？

　　父親要不在家，我們這時候也許正同母親圍爐笑談，母親談著她底回憶中的童年，談著一些好孩子的故事；有時也談到我們底父親，雖然我們並不要聽。

　　也許母親正躺在床上把小妹妹拍人甜蜜的小夢裏去，弟弟正弄著勞作，或調配從《小朋友》雜誌上看來的演魔術的藥料，我則讀著小說，或是手裏捏了一管鉛筆在練習繪畫。冬之夜，永遠是那樣靜靜的，可是從未使我們有過寂寞感，父親不在家，時光總是這樣輕易地流了去，這中間，我們也用心念書，也好好遊玩，在母親底愛撫之下，如像深山的草木在陽光裏，悄悄地，日繼一日地成長。

　　母親忽然嗆嗆地咳嗽起來，雙手按著胸口，滿臉脹得緋紅。我連忙替她捶著背，弟弟走去舀了一杯熱茶給她。怎麽好呢，母親身體近來越變越壞了，特別是幾個月來父親在家，事情多，她操勞過度，本來就不很強健的身體當然更容易遭病了。

　　我們常常怕母親生病，但母親偏常常病著。父親不在家的時候，她病了我們可以陪她談心，安慰她，有時我們底無知的話語不禁使她發笑。但是父親在家了，每當我們日暮裏放學歸來，屋子裏窗戶緊緊閉著，窗紙上透著一層薄弱的黃昏的光，母親床上的帳子沉沉地垂著，或是掛起一幅來，現出那用一隻手支在枕上的慘淡的病臉；離床不多遠，在一把大靠椅上坐著一個臉色陰沉的中年人，那便是我們底父親，口中正含著一隻葉煙，兩腿不停地左右搖動著，看見這種情形，我們隻好慢吞吞地挨到母親床邊，問了一聲好些沒有，便把書包掛上，悄悄地畏縮縮地坐在一邊，雖然心裏有很多話想同母親說，但一看到那張陰沉沉的臉，似乎正等著我們說錯了或做錯了一點什麽，便好沉著聲音來一個“媽的，”或竟致伸出那隻有斷掌的手；因此我們連坐著也不安起來，加以那悶氣的房間，那窗上的薄薄的光……

　　而現在是放寒假的日子呢，要是母親病倒在床上，叫我們怎樣去消磨那從天亮以後的長長的時間嗬。我一直望著她，希望看出她是健康的，是不會害病的；但是天嗬，她那瘦瘦的臉，那陷進去的兩個眼眶！我害怕而又不勝悲哀地俯下頭去，用鐵鉗夾了一塊炭放在火盆裏。

　　父親早喝過了酒，這時也走到爐邊來，恰好坐在我和茲的中間。我們都不期然而然地向母親身邊挨攏一點。

　　“冰凡！”

　　教訓來了，我想。

　　“你們什麽時候開學？”

　　原來是這句話，剛才還聽見他問過母親的，現在怎麽又問起我來呢？真奇怪！莫不是叫我下期別上學吧？我又疑懼著，因為我常常有這種危險的嗬。不過一麵我還是恭恭敬敬地回答了他。

　　“那麽到你們開學的時候，我已經不在家了呢。”

　　這話引不起我們一點興趣，誰都不願作聲，於是散失到被爐火照紅的空氣中去了。一向除了罵人而外從不肯和我們多說話的父親，今晚特別不同，好像一點寂寞都耐不住似的，又問弟弟：

　　“式行，你不是喜歡科學家的故事嗎？我這回一定給你買一本《科學偉人傳》回來，好不好？”

　　弟弟舉起驚喜的眼睛向他望一望，回答了一個“好”字，就又低頭默著了。

　　父親沉重地歎了一口氣，也默不作聲。爐火照見他緊鎖雙眉，眼望著一塊塊燒紅的炭。

　　早就睡著了的小妹妹忽然在隔壁哭起來，母親連忙站起，離開了這間溫暖的屋子。當她跨過門限時，我想起幾年間一個黃昏，為了點什麽小事，父親抓著她底胳膊，向門限那邊一拋，把她拋得直挺挺地臉朝下麵躺在地上，父親還在這屋裏罵著，摔著東西。我也記得，從那以後，健康的母親就漸漸多病起來。

　　看著母親一走，我和弟弟互相望了一眼，隻想趁勢也走開去，但剛要站起時又止住了，經驗告訴我們，這樣走了會被叫轉來而且大罵一頓的，不如趁早別動吧。但是父親卻說了：

　　“過去幫幫你媽媽吧，我看你們也要睡覺了。”

　　於是我們立刻離開了火爐，離開了四麵溫暖的空氣。跨過門限時我聽到一聲更長，更沉重的歎息。

　　母親正輕輕地唱著，拍著小妹妹哄她睡覺，桌上一盞燈一閃一閃地抖動著；

　　我們一過來，便都很快地走到母親跟前。

　　“今晚爸爸很想同你們說話的嗬。”

　　母親低低地對我們說，聲音裏帶點唏噓，我沒有回答。

　　“可是說什麽呀！”

　　弟弟搶著回答，一麵用兩手揉著眼皮。

　　這晚，當人們把一切喧嘩都帶到夢裏去了，我悄悄地坐在燈下讀一本什麽小說（那是當父親上街去了，我把零用錢托弟弟替我買的），隔壁有沉重的穿著布底鞋的腳步聲在地板上拖來拖去，時而又停了下來，接著聽得一聲歎息。

　　窗外淅瀝地下著陰寒的小雨，夜之森嚴充塞著這所古老而寬大的屋子。

　　1935年9月於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