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父親

第三十四章回憶我們的父親--錢玄同

　　錢三強秉雄德充

　　一、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距今已六十年。五四運動前夕，《新青年》雜誌正在提倡“民主”和“科學”。在這場新文化運動中，提出打倒“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口號的我們的父親逝世也已整整40年了。

　　時間雖然過去了四十年，但父親的容貌舉止，他那爽朗的談笑聲在我們的記憶中是難忘的。他身材不高，載著近視眼鏡，夏天穿著件竹布長衫，頭戴白盔，腋下夾著一個黑皮包，穿著黑色圓口鞋，在傍晚的時候，他回到家裏看一看，呆不久，不吃晚飯又出門去了。那時我們年紀小，正在小學裏讀書，也不知是怎麽回事，隻覺得父親是一個“忙人”，在家的時候很少。後來知道父親那時除了在學校教課外，還參加了新文化運動，所以下午、晚間常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討論問題，並為（（新青年》雜誌奔波約稿。這正是五四運動前一兩年的時候。他晚間也不住在家中（那時我們家住在宣外琉璃廠西北園），而是住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員宿舍裏。其實，高師宿舍離我們家也不遠，隻隔著一條胡同。有時，我們有事去找父親，見他住的宿舍中除去床和書桌外，書架上滿堆著書報雜誌，書桌上除去紙墨筆硯外，有兩個黃銅製的蠟燭台最引我們注目，插在燭台上的白洋蠟點得剩下很短的一截兒，四周還有流下來的蠟燭油，父親曾說過：“夜深人靜是讀書寫文章最好的時候。”那時他經常是在兩支白蠟燭光下寫文章看書到深夜。

　　父親的青年時期，是在風雨如磐的黑暗歲月中度過的。六十年前我國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是北洋軍閥專製的統治，政治腐敗，社會製度落後。這些都使父親對祖國的前途十分憂慮。他在《論應用之文亟宜改良》一文中說：

　　“自丙辰春夏以來，目睹洪憲皇帝之反古複始，倒行逆施，卒致敗亡也；於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種極明確的教訓：知道凡事總是前進，決無倒退之理。最粗淺的例，如我今年三十一歲，明年便一定是三十二歲，決無倒退為30歲之理……研究1916年以前之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謂‘鑒既往以察來茲’，凡以明人群之進化而言。故治古學，實治社會學也。斷非可張‘保存一國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帶，做二千年前之古人。吾自有此心理，而二年以來，見社會上沉滯不進之狀態，乃無異於兩年前也，乃無異於七八年前敏……質而言之，今日猶是戊戌以前之狀態而已，故比來憂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當改革。”他看到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北洋軍閥的頭子袁世凱竊奪了大總統的權位，他做總統嫌不夠，還想當皇帝，他當了83天的洪憲皇帝就死了。袁世凱雖然被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但其遺毒仍是存在的。辛亥革命後廢除的“祭孔”、“讀經”又恢複了，北洋軍閥政府中的一些舊式文人打著“保存國粹”的招牌來抵製科學和新知識的輸入，以專製獨裁來壓製民主，禍國殃民，出賣我國礦山鐵路的主權，向帝國主義國家借款來維持其反動政權。那真是倒行逆施到了極點！他想要改革封建的道德文章和讀經的情況，從哪裏下手呢？當時社會上複古的封建勢力相當大，不容人提出反對的意見。幸好，1917年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學的校長，對北大校務大加整頓革新，還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陳獨秀對文科的課程大事改革，他又是（（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1918--1919兩年的《新青年》是由六位教授輪流編輯的，他們是陳獨秀、胡適、劉複、沈尹默、李大釗和父親。他們當時都在北京大學任教，課餘聚集在一起討論新文化運動中的問題，研究如何向封建的舊勢力舊習慣做鬥爭。

　　1917年，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一發表，他提出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建設寫實文學；推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他說：

　　“改良中一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見陳獨秀答胡適的信（《新青年》1917年）。父親是積極擁護讚成的。他平日深深感到我國古文和語言不合，使青年學生不能在短時間內學好語言文字，寫出表達思想感情通順的好文章來。這對於普及教育和學習科學知識是不利的，有很大的阻礙。

　　他還說：“舊文章的內容，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為文中之謊謬道理所征服。”見錢玄同寄陳獨秀信（《新青年》1918年3月14日）可見舊文章從形式到內容都是不利於青年人的，所以必須改革。他在《嚐試集》序中更從正麵說：“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鏟除階級製度裏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的思想，或直敘外麵的事物，並沒有什麽一定的格式。對於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那時既然要和舊文學宣戰，非這樣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明確的主張不可。他說：“文選派”是第一種弄壞白話文章的文妖，“桐城派”是第二種弄壞白話文章的文妖，“這兩種文妖，是最反對那老實的白話文章的。因為做了白話文章，則第一種文妖，便不能搬運他那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詞藻；第二種文妖，便不能賣弄他那可笑的義法，無謂的格律。並且若用白話做文章，那麽會做文章的人必定漸多，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會做文章的名貴身份，這是他最不願意的。”父親提出打倒“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口號是從文章發展過程中提出來的。他舉例說，“然而司馬遷做《史記》，采用《尚書》，一定要改去原來的古語，做漢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績鹹熙’改為‘眾功皆興’……可知其對言文雖然分離，但是做到文章，仍舊不能和當時的白話相差太遠；若是過於古奧的，還是不能直用。”這就表明語言和文字應該一致。什麽時代的人就應該用什麽時代的話來寫文章，這是很明顯的道理，可是在距今六十年前，北洋軍閥、舊式文人和遺老們看到提倡白話文，打倒文言文，那還了得！視為“洪水猛獸”，像掘了他們祖墳一樣的難受。到五四運動前夕，桐城派古文家林琴南便和北大校長蔡元培大開筆戰，並且要唆使一個壯士“荊生”，把“金心異”的眼鏡打壞了。（這是當時林琴南因看到白話文將得人民的擁護，積憤而做的一篇文言小說《荊生》，其中“金心異”就是暗指父親。）

　　父親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最多的文章是用通信的方式寫的，其中以給陳獨秀、胡適和劉複的最多，討論的內容是怎樣建立新文學。他主要的貢獻，是從文章發展的自然趨勢上和語言文字的學理上來說明新文學建立的必要和可能。他還寫了些隨感錄，如《斥頑固和國粹派》，《斥複古國粹派的謬論》、《斥士大夫為封建統治幫凶》，《民國人民要一律平等》，《奉勸世人要虛心學習西人一切科學、哲學、文學、政治、道德》，《談作文應表達真義，不要隻求慕擬古人》等等。這些隨感錄都是和當時守舊派文人和遺老們作鬥爭的。[ZW（]錢玄同：

　　《嚐試集序》。

　　在父親擔任《新青年》雜誌輪值編輯時，他曾不斷地動員魯迅為《新青年》

　　寫文章。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劃時代的小說《狂人日記》。

　　父親不但在提倡白話文學方麵努力去幹，並且在反對“吃人的舊禮教”鬥爭方麵也是一員大將。他認為二千年來，把孔丘當做“教主”來崇拜，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用綱常、禮教、名分等來壓迫人民，就等於是“吃人”。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包辦買賣式的婚姻”，“立貞節牌坊”等。曆代反動統治者就是利用這些封建的教條把人民人為地分成等級，尤其是對於女子壓迫更甚，所以舊禮教非打倒不可。而舊禮教附魂於孔丘，所以非一拳打翻孔家店不可。

　　父親常引譚嗣同的話說：“少遭綱倫之厄”見譚嗣民的（《仁學》序。這確實是實在的情形。父親生，祖父（名振常，清同治年間的舉人）已六十二歲。父親小時候，三周歲就站在書架旁讀祖父親自寫的一條條的《爾雅》。聽父親說，到晚間他常是讀到兩腿僵直自己不能走回去，隻好由仆人抱他回到內房去。祖父對於父親從小管教極嚴，盼望他將來能考上舉人。這自然是封建科舉時代要求“正途”出身的思想。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的伯父（名恂，號念劬，清末曾任駐日本及俄、法、意、荷等國參讚及公使）比父親大三十四歲，他十幾歲就考中了秀才，考了好多場也沒有考上舉人，因此祖父把兒子中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父親身上。父親五歲從塾師讀經書，決不許看閑書。有一次，父親偷看《桃花扇》，被老師發現，一戒尺打來，眉心上永留下一個疤痕。祖父去世，父親才十一歲；他十五歲祖母又去世了。在封建時代，“守製”的人是不許考試的，他就隻好放棄考試。他還看到在封建的舊禮教家庭中，女子死了丈夫的處境是多麽低下慘苦！經濟當然不能獨立，事事要仰仗他人，看人的臉色行事。這些情況，父親是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因此他對於他的母親特別懷念。他每到他生日的那一天，隻是自己單獨去照～張像留作紀念，從未做過“生日”。可以說我們的父親在十五歲以前，是被關在書房裏讀經書學做八股預備考秀才的一個人。祖母死後，父親才算得到了自由，和外界有了接觸，能看到一些當時的新書，報，如《新民叢報》、《清議報》等。他十六歲的那年冬天，一個朋友送他兩本書：

　　一本是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本是鄒容的《革命軍》。他讀後思想上受了一番大刺激，以前尊清的見解竟為之根本動搖了。他認為章、鄒二人的主張真是有道理，一定非革命不可！他十七歲的夏天就把辮子剪了，表示反對滿清的決心。父親在年輕時候有過這樣一段親身感受的經曆，所以他對於“三綱”這種封建禮教的教條是切齒痛恨的。他說：‘三綱’像三條麻緝，纏在我們的頭上，祖纏父，父纏子，子纏孫，一代代纏下去，纏了兩千年。新文化運動起，大呼解放，解放這頭上纏的三條麻繩。我們以後絕對不許再把這三條麻繩纏在孩子們頭上！可是我們自己頭上的麻繩不要解下來，至少新文化運動者不要解下來。再至少我自己就永遠不會解下來。為什麽呢？我若解了下來，反對‘新文化’維持‘舊禮教’的人，就要說我們之所以大呼解放，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著提倡新文化來自私自利，新文化還有什麽信用？還有什麽效力？還有什麽價值？所以我自己拚著犧牲，隻救青年，隻救孩子！父親確有這樣決心，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他和我們的母親雖是舊式婚姻，但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諧。他把我們送進學校，教我們認真學好外語和科學知識，小學讀的是白話文，用注音字母來注字音，並且要我們參加體育運動，鍛煉好身體，所以我們過的完全是學校的生活。五四以後，父親給我們的課外讀物，期刊有：《小朋友））、《兒童世界》、《小說月報》、《創造季刊》、《語絲》；舊小說如《儒林外史》、《水滸》、《西遊記》、《紅樓夢》、《鏡花緣》、《三國演義》；新小說如，《呐喊》、《彷徨》、《魯濱遜漂流記》、《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等。這不僅豐富了我們的課餘生活，還開闊了眼界，養成讀書的習慣，對於寫作也有一定的幫助。父親常對我們說：

　　“你們將來學什麽，我不包辦代替出主意，由你們自己去選擇。但是一個人應該有科學的頭腦，對於一切事物，應該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其真相，判斷其是非、對錯。然後定改革的措施。其次，對於古書要用曆史的眼光去分析，這樣，對於製度的由來，文化的變遷才能弄明白，弄明白了有兩個好的結果：一是知道現在不適用的，在過去某時代是很需要的，這樣便還它在曆史上的價值；一是知道在前代很有價值的，到了現在，時代變了，早已成為僵石了，無論它在曆史上有怎樣的大功效，今天總是要不得的。這樣便不至於貽害今人。第三，對於社會要有改革的熱誠，時代是往前進的，你們學了知識技能就要去改造社會。”父親從我們小時候就教給我們向前看，應該多接受先進的思想，接受新事物，不可保守。以上是我們回憶父親五四運動前後的一些情況。

　　二、文字改革

　　父親一生中另外一件重要工作是積極地參加了“國語”運動。他1917年加入國語研究會為會員。1919年他兼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常駐幹事。1918年冬，吳稚暉從上海帶著他親自編寫的《國音字典》稿本來北京，共有一萬三千多字，是根據1913年教育部讀音統一會全國代表和專家多數表決的字音規定的。當時在陳頌平家中邀請了吳稚暉、黎錦熙、王璞、馬裕藻和父親開審查會，經過兩天就修正決定了。1919年，《國音字典》出版，東南方麵的教育界大不以為然，說《國音字典》不應該用多數人表決的普通字音，應該一律照北京本地人說話的字音。父親當時認為不可變更原來的審查時的原則，隻可逐字複審，稍加修訂。《國音字典》到1920年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從此《國音字典》成了全國文字讀音的標準，直到1932年才正式廢止，另由教育部公布《國音常用字匯》。這部《國音常用字匯》卻是完全改用北京本地人說話的宇音為標準了。

　　這個轉變，父親是起著主要作用的。因為通過一個時期的實踐，檢驗出原來《國音字典》審查原則是不符合字音實際的。從此“國語”運動的語言標準問題才確定了一條合理而有效的路線。從這裏可見父親的“實事求是”精神。《國音常用字匯》是怎麽樣編成的呢？1925年，由《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推舉黎錦熙、王璞、趙元任、汪怡、白滌洲和父親六人為起草委員，逐字逐音逐日會議，到1926年才寫成十二大冊稿本，父親認為字數太多，有些不常用的字，其音又一時難以決定。1929年，經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常務委員會決議，改名為《國音常用字匯》，就原稿本刪定，共得9920字，加上異體異音的字，合計12220字，再由父親做最後的審查，黎錦熙和白滌洲參加意見，到1931年，（《國音常用字匯》的全稿才定下來，整整經過了十年。這《字匯》中有一長篇例言，題目是“本書的說明”，是父親親自寫的，是一篇精細、簡明、切實的作品。此外，關於注音符號的論著，他還寫了《十八年來注音符號變遷的說明》和《國音聲符略說》，均發表在《國語周刊》上。

　　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一期“漢字改革號”。在這期上，父親發表了長篇論文：《漢字革命》，說：“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這是有新思想的人們都知道的，”漢字不便編號，檢查，排印，打電報，打字等等，“處處都足以證明這位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他又從漢字“由象形而變為表意，由表意而變為表音”的演變曆史，證明漢字自身走著“離形就音”的道路，隻要表音的假借字“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則拚音文字就可以出世”，所以“漢字革命，改用拚音，是絕對可能的事”。他用進化觀點肯定拚音文字是比漢字更加進步的文字。他不否定注音，但是不滿足於注音字母。他說：“注音字母雖然是改革了的漢字，雖然是拚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一羅馬字母式的字母一還隔了一層。”他是主張“漢字革命”將來一定要改用“拚音文字一”，並且主張用羅馬字母。在“漢字改革號”這期中，黎錦熙發表了《漢字革命前進的一條大路》，這篇文章中，強調“詞類連書”對漢語拚音文字的重要性，使“連寫”問題初次得到比較係統的研究。趙元任也在這期中發表了《國語羅馬字的研究》，提出詳細的“國語羅馬字的草稿”。這都給後來擬訂“國語羅馬字方案”奠定了基礎。就在這午，父親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常年大會上，提出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的議案，由大會主席指定會員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一、汪怡和父親等十一人為委員，但是由於當時北洋軍閥混戰，時局不安定，工作無法進行，隻是在北京的幾個委員彼此討論研究。到1925年，劉複從歐洲回國，發起一個“數人會”，專談語言音韻之學，後來就在這會中專門討論“國語羅馬字”的問題，由趙元任主持寫稿，經過了一年的商討，開會二十多次，稿子換了九次，擬定了一個“國語羅馬字拚音方式”，在1926年9月14日，由研究委員會開會，全體通過。但是當時北洋軍閥專政，凡事都“開倒車”，因此教育部當局不肯用部令公布。1926年11月9日，就以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名義直接布告，把“國語羅馬字拚音法式”正式公布。過了兩年，直到1928年9月26日才由教育部（當時稱大學院）把它正式公布，做為“國語字母第二式”。所以“國語羅馬字”是經過兩次公布的。當時父親很有幾篇關於“國語羅馬字”韻重要文章，如：

　　《為什麽要提倡國語羅馬字？》、《曆史的漢字改革論》、《國語羅馬字的字母和聲調拚法條例》、《關於國語羅馬字字母的選用及其他》等，都發表在《新生周刊》

　　上。

　　關於“漢字改革”，父親的主張，改用“拚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筆畫”是治標的辦法。但是改用“拚音”文字非短時間所能成功，需要百年以上。當前治標的辦法卻也需要去做，父親在1922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常年大會上，提出一個“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是一篇又痛快又充實的提案文章，連署人有陸基、黎錦熙、楊樹達。當時大會通過，也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但以後研究“國語”的人都去幹“國語羅馬字”去了，沒有注意這件事。

　　事隔十多年，到1934.年，上海出版界居然鑄造了幾百個所謂“手頭字”印在當時的雜誌上。父親那時正在休病假中，就發憤動手搜集，以“述而不作”為原則，擬編一部“簡體字譜”。在1934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第29次常務委員會上又提出一個“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請教育部施行。教育部也答應了。到這年6月，父親的“第一批簡體字表”起草告成，計二千三百多字，送到當時南京的教育部中討論了三天，通過了一千二百三十多字，最後由部長圈定了三百二十四字，在1935年8月21日先行公布。這就是解放前由當時政府的教育部正式公布的“第一批簡體字表”。全國解放後，簡體字運動從群眾的自動推行發展為在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有組織地進行和設計，結果產生1956年的“漢字簡化方案”，長期以來，廣大人民迫切要求簡化漢字的願望終於達到了。

　　195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又通過了《漢語拚音方案》，肯定了“國語羅馬字”的曆史作用。

　　以上是父親在“國語”運動方麵所做的三件事：

　　（一）參加“國音常用字匯”的編定，

　　（二）參加“國語羅馬字”的製定。

　　（三）搜集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

　　另外，他也參加了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的工作，他和黎錦熙分任總編纂，雖定了計劃，但因“七七”事變，未能完成。

　　三、生平

　　我們的父親生於1887年9月12日，原籍浙江吳興，但從幼生長在蘇州，因祖父晚年在蘇州工作。他1906年春天和我們的母親徐婠貞在上海結婚，這年九月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習師範。1908年章太炎在東京《民報》社講學，父親因崇仰他而往聽講，學習聲韻訓詁之學，並受章太炎、秋謹等革命黨人的思想的影響，主張推翻滿清的統治。1910年春回國，任浙江省嘉興中學、海寧中學、湖洲中學國文教員。辛亥革命後在杭州教育專署任科員，視學。1913年秋天到北京任北京高師附中國文教員。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高等師範教授。1928年秋任北平師範大學國文係主任，主講“音韻學”、“說文研究”、“經學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學術思想概要”，“先秦古書真偽略說”等課，著有（（文字學音篇》、《<說文>部首今讀》等。父親的“經學”老師有兩個：一個是章太炎，主“古文”；一個是崔觶甫，主“今文”，1911年曾讀其（《<史記>探原》之稿。父親研究經籍，向來不守什麽“家法”。他給重印（（新學偽經考》作序，後來改題為《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見《古史辯》第五冊）。這篇文章是站在古代語文學的立場來考辨“古文”經，隻是求真，在“古文”和“今文”兩方麵都不偏袒。他是要進一步把“經”的本身一律要重新估定它的價值。現在用他自己的話來概括：“我所做的事，是關於國語和國音的，我所研究的學問是‘經學’與‘小學’；我反對的是遺老，遺少，讀經，新舊各種‘八股’，他們所謂‘正體字’，辮子……二十年來如一日，即今後也可預先斷定，還是如此。”他晚年曾引用劉繼莊的幾句話教育我們：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

　　父親在1929年以後，患高血莊症，血管硬化，神經衰弱。1935年，有一次他到車站送黎錦熙、汪怡等人去南京開會，回來後忽見一切光明都有暈，右眼從此患視網膜炎，看東西不清楚，寫字歪斜，伏案工作，每次總不能超過一小時。父親由於患病不能離開北平，但是“七七”事變後的北平，環境極為惡劣，精神上受的刺激更大。父親拒絕偽聘，曾向西北聯大來北平的汪如川說：

　　“請轉告諸友放心，錢某決不做漢奸！”1938年恢複舊名“夏”，表示是“夏”而非“夷”，決不做順民。

　　父親在平常談話時曾說：“我的體質雖不如你們的伯父和祖父，他們都活到74～75歲，但我想我活到六十多歲是可能的。”我們當時還以為父親太過慮了，雖有高血壓症，服藥休養總會好起來的，沒有想到環境和外界的刺激增加血管的壓力以致右腦血管破裂，雖經搶救無效，不幸就在1939年1月17日下午9時3刻病故於北平德國醫院。他終年五十二歲。

　　1979年1月17日父親逝世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