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父親

第三十二章父親

　　馮亦代

　　坐在逆行的車座上，在我的感覺裏，即使列車在向前行進，也似乎並不是南下而是正在北上。火車過了長江大橋，過了南京，進了山洞。車裏突然暗了下來，盡管有微弱的燈光，但一霎時又是滿車陽光了。

　　就在這從亮到暗，從燈光到陽光的變換裏，有什麽東西在我心頭觸動了一下，不知怎的，在上海讀書時每逢寒假到南京去看父親的情形，又重新浮了上來。

　　父親故世已經三十四個年關了，但他那坐在書桌前默默抽煙的神態卻經常跟著我在各處跑。1949年5月下旬的一個淩晨，在上海一處八層的高樓上看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我高興得流了眼淚；但我那時想的則是“如果父親還活著……”，須知那時他死了還不到半載！

　　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到淮海戰役捷報傳來時，他已經每天便血喊肩胛痛，睡不好覺也吃不下飯了。不過每天我到醫院去看他時，他總要問我新華社廣播了什麽好消息。那天我把淮海大捷的戰訊告訴他，他那張已經十分瘦削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隨即又低沉地說：“不知道什麽時候過江，我能看到解放軍過江就好了，但願……，於是他淒然一笑，便躺下身來，揮著手說，”你回去吧，我今天很好。我含著淚離開了病室。

　　他每天都對我說，“我今天很好”。而他的病情卻越來越嚴重了。他在1949年1月8日淩晨，離透視發現他是肺癌，不過三天就去世的。臨死前他神誌還很清楚，嘴唇嚅動著，可是已經聽不到他的聲音了。他說了些什麽嗎？還是那句“我能看到解放軍過江就好了”的話嗎？

　　母親生我那一年，父親整三十歲，母親產後一個月，便因產褥熱不治故世了。父親很傷心，不願再在杭州老家裏生活下去。他是留學日本學鐵道工程的，便到北京京張鐵路工作。以後又去江西修南潯鐵路，到北京交通部當京官，然後又到粵漢鐵路。總之，他很少回家，隻有1926年他在浙江省道局工作時，才在老家住了一年多。以後患了咯血，差一點死去。病好後就到津浦鐵路改行當審計人員了，因此我對他很陌生。

　　他在杭州的一年暑假裏，一查我的功課，什麽都過得去，就是代數剛剛及格，因此在暑假裏規定由他自己給我補習。父親是工程師，靠計算吃飯；母親在日本學師範，回國當了數學教師，也整天與數學打交道。要是根據血統論，則我一定可以成個數學家，可歎的是我有各式各樣的愛好，腦細胞裏唯獨缺少數學的因子；寧願熱得滿身大汗和表兄表姊們玩“官打捉賊”，也不願坐下來解一個方程式。父親氣傷了心，但也無可奈何。後來他病了，暑假也過完了。一直到考大學時，我就吃了數學不及格的虧，進不了我日夜想念的清華大學，然而懊悔已經太晚了。

　　這一次是我一生和父親同住在一個屋簷下最長的日子，以後他盡可能一年回杭州一次，總說來休假，事實上則是請了假來看我這個不肖子的。等我到了上海讀大學，他那時已經在南京津浦鐵路做事，根本連杭州也不去了。

　　我和父親雖然見麵不多，但他的愛子之心則是很強烈而且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有件事是最好的證明。我快九歲時，忽然家裏人說父親娶了位繼母，馬上要在暑假裏回杭州來了。果然我放暑假沒幾天，父親帶了繼母回來了，住了一個多星期，父親又回九江去，而繼母便在家裏留了下來。我的一位表姊告訴我說父親曾經決心不再結婚，但是現在祖母死了，沒人照顧我，所以改變決心續了弦。回想那些日子我是多麽高興，父親回來了，還帶來了一位繼母！我祖父母喜歡孩子，我的表兄表姊共有八個，他們都住在我家裏，另外還有一個堂姊和一個堂弟，他們都有母親，唯獨我沒有。聽他們媽媽、媽媽叫得歡，不免心裏豔羨。姑母們害怕我不好受，誰都要我叫她“幹娘”（杭州人對姑爍、姨母的愛稱），那也不過是嘴上熱鬧而已。祖母疼我這個獨根苗，但她去世得早，由兩個表姊帶管著我。她們也大不了我多少，戀愛、結婚夠她們傷腦筋的。所以父親在續弦時，事前就說明有個兒子，需要她撫養成人。

　　繼母出生於南昌的一家破落戶，雖屬名門，式微已久，知書而不識理。每天不打麻雀牌時，便手捧《紅樓夢》；還以為一朝嫁人，夫婿須要贍奔她的全家，可是又死愛麵子，不說她要錢接濟娘家，反而造出種種理由，說我要衣服鞋襪，還因為我自幼身體孱弱，每日需吃營養品。拿這些理由，一封封信給父親要錢。父親起初是有求必應，但後來起了疑心，因為衣服鞋襪和牛奶雞蛋究竟所費有限。所以有一天，他趁公差之便，突然回到家裏。

　　到今天，我依稀還能記得那一個對於他十分難過的下午。我正在布滿暮色的後軒（那是一家人吃飯的地方，就在大廳背後）裏做作業。大門響了，不一會我忽然看見父親走了進來。他一邊拉住我的手，一邊端詳著我，接著他就走上樓去。繼母不在家，出去打牌了。我聽見樓上有移動箱篋的聲音。過了一會，父親在叫喚我，我便跑上去。

　　隻見父親呆呆地坐在我的衣箱旁邊，箱蓋打開著，一旁堆著我的衣物；一套發了黴的棉衣褲，幾件夾衣衫、幾件長褂、幾套短衫褲，此外便是前穿後通的一堆破爛襪子。父親陰沉著臉問我，這是你平時穿的？我不敢直接答覆，隻道媽說過年時再給我做新的。

　　以後的事，我現在已記不清了，就是在當時，我也沒有弄明白過。隻是幾個月後，父親又來了一次杭州，接著繼母便回江西去了。表姊們告訴我說父親和繼母離婚了。這消息並沒有使我吃驚，相反倒有些釋然之感。

　　我自幼喪母，雖然祖母視我如瑰寶，但終究不是母親。任何孩子，即使他挨了母親的打，也比我這個沒有母親打的人日子好過，何況祖母也早已去世了。

　　繼母來了，我滿心以為我可以得到一個愛我疼我的人，我可以隨便對之撒嬌撒野的人。可是這個夢，還沒有等送她來家的父親離去，就完全破滅了。繼母的理由是我已經是個大孩子，應當立規矩，不該再“縱容”我。因此在她看來，我一身無一是處。從此我和她之間，隔了一重厚壁。這重厚壁，便是她經常虎起的麵孔。她給我立的什麽規矩，別的不說，隻說晚上非等她麻雀牌打完，才讓我跟著她上樓睡覺，因為她怕我從床上滾下來。我就在牌聲和賭徒的喧囂中，做我的數學習題，背誦我的課文。我一生從來沒有賭過，麻雀牌的技巧我一竅不通；而且深惡痛絕，也許和我當時的處境，不是沒有關係的。

　　我怕繼母，盡管她沒有打過我一下（她不敢，如果沒有家裏的其它人，我想她早就不會饒過我的），可是少不了責罵。我有差錯是責罵，我沒有差錯也是責罵。甚至她在牌桌上輸了錢，也要對我嘮叨一番，說是我攪了她的手運。

　　父親並沒有向我提他離婚的事，隻是他自己照顧了我幾天之後，便把我托給我母親生前的寄姊家裏去生活了。一直到三十年代初，有次我到南京去過寒假，他才和我提起這件事。他一個人住在南京臚政牌樓大同公寓，過著老鰥夫的孤寂生涯。早上天不亮起來，匆匆擺渡過江到浦口津浦路局上班。晚上下班回來，有時和朋友們去聽聽戲，吃吃小館子，有時候便一個人在寓室裏，悶頭在昏暗的電燈底下看書。他喜愛文學，有時也喜歡謅幾句詩，當時上海出版的文學刊物塞滿了他的那間鬥室。

　　有一天黃昏，他帶了我到夫子廟去吃了頓晚飯，兩個人喝了些酒。回到公寓裏，他在燈下默默地抽著雪茄煙，不時抬起眼來瞅我一下。我發現他的神情有些不平常，便說：

　　“爸，你有事要講嗎？我聽著。你煙抽得太凶了。”

　　父親又抬頭望了我一眼，慢吞吞說：三舅柵四舅都勸我再結婚，說我老了，需要有個老伴，一起生活有個照應，可我想來想去，總覺得還是現在這樣一個人生活的好，過慣了也無所謂了。而且再和一個人結合，會生出多少事來！

　　我沒有忘記當年為了你還小，需要有人撫養，才再結了次婚。但我沒有選好適當的人，使你受了委屈，我對不起你的母親。而現在你已經成年了，再過兩年大學畢業，你能夠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也了卻一樁心事，我又何必自尋煩惱呢？

　　其實，要父親再結婚有個老伴，是我和四舅商量的，請三舅四舅提出來的。

　　父親是個木訥而不善於表達感情的人，盡管他的腦筋非常靈敏，有時他可以從你的神態與語言中探知你隱藏在背後的東西，但要我這個疏魯的人透過他那副眼鏡片去摸索他的靈魂，真是難上加難。說實在的，即使他一輩子沒有對我一次疾言厲色，而且我還都從他平時若有所思的對我注視，看到他對我不用言語的愛撫，我還是有點害怕他的。也許這隻是由於小時候表兄姊們常常用“小胡子（指我的父親）來了”嚇唬我有關。說來說去，這種陌生感是因為我從小沒有長期和他在一起造成的。

　　我說，“這話是我向四舅提起的，我不知道大學畢業後會有怎樣的生活，你這樣一個人過日子，我覺得難受……”他聽我聲音變了，便說：“以後再談吧……”

　　我說，“既然開始了，就談下去吧。”於是他講了許多不再結婚的理由，我講了許多他必須再結婚的理由，談到隔鄰人家雞叫，也談不出個所以然來，事情也就這樣擱下了。抗戰軍興，國民黨蔣介石棄南京不守而奔武漢。父親工作的津浦路已完全淪人敵手，就此把員工全部解散，我父親也因肺病複發，展轉回到上海。他到滬時，我已決定去香港，便租了間房子把他安頓好，自己則上了旅途。

　　父親在上海租界裏過起文字生涯來了。他不時為一些抗日的報刊寫些掌故一類的文章。以後他在一個朋友開的小銀行裏找了個工作，日子也還湊合。太平洋事變後，他工作的銀行關了門，我在重慶很久後才知道，幸而我不時托人帶些錢接濟他，生活得以渡過。勝利後，我回到上海，他已住在我的一個親戚家裏，每天給孩子們補課。那時我多麽想找到幾間房子和他住在一起，可是國民黨劫收的房屋我沒有資格去消受，而出錢頂房子，又一無黃金二無美鈔。我實在愧見我的老父，因為我自己一家四口還是臨時住在嶽父家的。父親似乎早已見到我的苦衷，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他不動聲色地寫信給我杭州的一個寄姊，要到杭州去卜居。杭州的阿姊當然歡迎，等我知道，他們已一切安排好了，要我做的大事，便是把父親送到杭州去。

　　父親說了許多理由。說年老了，苦於上海的煩囂，所以要到杭卅I去住，可以清靜些，在西湖邊徜徉終日，也對他的肺疾有所幫助。他越是談他的理由，我越是增加自己的負疚心情。我沒有一處自己的家，我拿什麽理由來留他！他在杭州住不上半年，還是回到上海來了。我嶽母看我找不到房子，不能一家團聚，而終日怏怏不樂，便收拾一間屋子出來，給我父親住。但他在這兒也不過住了一冬，之後便因肺疾複發而進了醫院。不過，雖然僅僅是一冬，由於朝夕相處，我何父子之間的了解，倒也日益加深。當時他和我談得最多的是解放戰爭的形勢。父親的思想，照他的年紀和所受的教育來說，作為一個舊民主革命時期老知識分子應該說是很開明的。他年輕時參加過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大革命時期他參加過國民黨，但是在濟南慘案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山東，殘酷殺害中國的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現在的年輕人恐怕不會知道他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剜眼，割舌，淩遲而死的）後，他從此便看不起蔣介石，他那時因為懂日文臨時調到蔡公時那兒當隨員，負責交涉濟南青島鐵路通行的工作。濟南慘案發生，他倉卒撤退回來，看見蔣介石那種無恥投降的行徑，他上書力爭，可是誰也不理會他，他寫了多少字的意見，退回來時一個字不多一個字不少。他悲憤之餘，便辭職不幹。一直到全麵抗戰，膠濟鐵路的權益，也沒有從日本人手裏拿回來。

　　抗戰勝利，淪陷區的人民，懷著滿腔愛國之忱，歡迎國民黨歸來，但他們所得的隻是又一次洗劫，國民黨反動派的行為並不下於日帝。我父親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對中國共產黨有了些認識。到一九四八年時，他已經完全寄厚望於解放大軍了。國民黨的報紙從來都是“勝利”的消息，從前線逃跑日“轉進”，失掉城市則日：“戰略撤退”如此等等。父親每每看到這些大標題，便冷冷地說，“又吹牛了，也不怕臉紅。”解放戰爭中的重大勝利和消滅蔣介石的有生力量使他高興，對共產黨的指望也就更強烈。他在病榻前曾經說過，“我從年輕時就希望有個強大的中國，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民主自由的中國，同盟會給我失望，國民黨也給我失望，現在隻能寄希望於共產黨了。”這種對中國共產黨的樸素感情，我想正是那些在大陸解放前夕，拒絕跟國民黨到台灣或遠離祖國的愛國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深為遺憾的則是父親既沒有親見上海的解放，也沒有看到新中國的誕生。如果他還在世上，他一定會歡欣鼓舞的。他那種對黨和對中國解放事業的心向往之，純粹是他把推翻帝製後逐個時期加以比較辨析的結果；絕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這種感情是原始的，但也是誠摯的，可惜他活在人世的年月太少了，死時不過六十幾歲，照現在的說法，他還不算太年老啊！

　　如果他還活在世上，他一定會對我說好好幹吧，你的日子比我處得好。而現在我已經超過父親的壽命，我當然還要幹，而且還要對我的兒孫輩說，好好幹吧，你的日子比我處得更好。

　　想起父親，我沒有悲哀，隻有負疚和歉然之感。我總在心頭說，要是我能使他辛苦了一輩子的晚年過得稍稍順暢些，早有個落腳的窩，他一定不會那麽早死去，而看不到光輝的今天的。這真是吳天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