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父親

第二十九章父親的故事

　　侶倫

　　比起母親來，我的父親有另外一種人生。他不像母親那樣出生在舊社會裏，終生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卻是一出身就接觸“洋”氣社會。據我推想，他很年輕就出來為生活工作，打的是洋人工。在我開始對人事有所認識的時候，印象中他已經是個海員，而且這一直成為他的終生職業，他所工作的是美國輪船，這些輪船的航線是固定的，經常來往於中國、日本和美國的大城市，香港也是其中的一個站。照例是三個月才到香港一次。我的父親便是這樣長年累月在太平洋兩岸來來去去，消磨了大半生的。

　　由於長時期呼吸著西方空氣，加上生活環境的影響，他的思想和習染，多少也帶有“洋化”成份。他沒有忘記自己的中國人本位，可是對於鄉土的觀念卻非常淡薄；雖然也注意中國的時事，卻並不是出於關切。不過他也不盲目崇拜外國，隻是在碰到看不順眼的中國社會的缺點時，便往往拿外國人來比擬：

　　人家就不是這樣子“難怪老番看不起唐人！”這便是他習慣的口頭語。事實上在父親的那個時代，中國的確有許多事情不爭氣，使得許多具有民嫉自尊心而思想上又認識不清的人，由失望陷於絕望。我的父親便是這一類人之中的一個。

　　就是因為職業環境所形成的“洋化”思想，加上長時期生活在海外，我的父親的家庭觀念也是淡薄的。他對我的母親沒有感情，對於兒女也沒有感情。

　　他每次隨船回到香港，仿佛是一個過客，兒女也把他看作是一個遠方的來客。

　　因此當他離去的時候，沒有什麽惜別的情緒，回來的時候，也沒有什麽興奮的情緒。他的冷漠得近於嚴肅的態度，叫人不願意去接近他。甚至一些親戚，對他也有一種敬畏的心理。這就是我的父親的典型。

　　但人是會變的。這主要是決定於種種客觀方麵的因素。當時勢越來越顯得不能再像過去那麽好，一個人再也不容易操縱自己命運的時候，他便會醒悟著應該怎麽樣去處置自己。我的父親盡管還沒有到退休年齡，他的好日子已經是一場消逝了的華夢。於是他把接近暮年的生活，由海上轉移到陸上，在家裏安頓下來。他對於大半生自己賺錢自己揮霍的行徑有沒有悔意，誰也不知道。所能知道的卻是，他的“洋化”思想，隨著環境的變遷慢慢地扭轉過來了。他在精神上回到不再同家人和親戚長久隔膜的圈子裏來了。

　　於是在生命的新階段上，出現過一場喜劇。

　　那一次，是我母親的“外家”辦喜事，請吃喜酒。地點是在九龍城郊區一條村子裏。父親是從來不同一切有親戚關係的人來往的，他的脾氣是討厭“庸俗”，怕應酬。這一次卻破例地答應了邀請，使主家非常高興：難得這位嘉賓光臨。

　　母親和家人提早到主家幫忙做事去了。父親沒有早去的必要，他記下了路徑和入席時間，獨自隨後去。當他按照了提示沿著通往主家的小徑向前走時，中途給一個人迎麵截住，把他牽到路旁一處喜氣洋洋的場合裏去；那裏的一家屋子的庭院裏，幾桌喜酒正吃得喧鬧。父親給拉到空位就座，給同桌的賓客們包圍著勸酒，隻好禮貌地應酬著。奇怪的是見不到一個相識的麵孔。他隻好向一位招待的人找尋我的舅父朱秀。

　　“朱秀在裏邊忙著，不要管他。”對方匆忙地回答，“反正是自己人，不要客氣啦！”

　　原來在同一地區裏，兩家姓朱的同時辦喜事；無巧不成話，同樣有兩個名字相同的人。顯然地，事情是搞錯了！

　　正當我父親困惑著的時候，正式主家那邊也在困惑。人們奇怪著一位難得的嘉賓遲遲未到。擔心他不識路，便派了幾個人到路上去查看；走到中途，一眼望見在另一家喜筵上喝得半醉的我的父親，才恍然明白，嘩叫起來……

　　這件事的結局是，我父親窘得連大衣手杖也沒有拿，便急忙跟了來人到正式的主家去。隨後叫人送去二個紅封包作賀禮。

　　父親的生命原是一片空白，可是因為這一幕喜劇的緣故，卻使他的形象在關係人的記憶中，連同那喜劇一齊存在。

　　197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