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父親

第二十八章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蕭紅

　　1911年，在一個小縣城裏邊，我生在一個小地主的家裏。那縣城差不多就是中國的最東最北部--黑龍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個月飄著白雪。

　　父親常常為著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對待仆人，對待自己的兒女，以及對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樣的吝嗇而疏遠，甚至於無情。有一次，為著房屋租金的事情，父親把房客的全套的馬車趕了過來。房客的家屬們哭著，訴說著，向著我的祖父跪了下來，於是祖父把兩匹棕色的馬從車上解下來還了回去。

　　為著這兩匹馬，父親向祖父起著終夜的爭吵。“兩匹馬，咱們是不算什麽的，窮人，這兩匹馬就是命根。”祖父這樣說著，而父親還是爭吵。

　　九歲時，母親死去。父親也就更變了樣，偶然打碎了一隻杯子，他就要罵到使人發抖的程度。後來就連父親的眼睛也轉了彎，每從他的身邊經過，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針刺一樣：他斜視著你，他那高傲的眼光從鼻梁經過嘴角而後往下流著。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黃昏裏，圍著暖爐，圍著祖父：聽著祖父讀著詩篇，看著祖父讀著詩篇時微紅的嘴唇。

　　父親打了我的時候，我就在祖父的房裏，一直麵向著窗子，從黃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樣的飄著；而暖爐上水壺的蓋子，則像伴奏的樂器似的振動著。

　　祖父時時把多紋的兩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後又放在我的頭上，我的耳邊便響著這樣的聲音：

　　“快快長吧！長大就好了。”

　　二十歲那年，我就逃出了父親的家庭。直到現在還是過著流浪的生活。

　　“長大”是“長大”了，而沒有“好”。

　　可是從祖父那裏，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惡而外，還有溫暖和愛。

　　所以我就向這“溫暖”和“愛”的方麵，懷著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回憶我的父親（節錄）

　　楊絳

　　我父親楊蔭杭，字補塘。筆名老圃，又名虎頭，江蘇無錫人，生於1878年，十九歲（1897）考入南洋公學，二十一歲（1899）由官費派送日本留學。回國後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緝，籌借了一筆款子，再度出國赴美留學。我是父親留美回國後出生的，已是第四個女兒。那時候，我父親不複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後做了民國的官，成了衛護“民主法治”的“瘋騎士”--因為他不過做了一個省級的高等審判廳長，為了判處一名殺人的惡霸死刑，堅持司法獨立，和庇護殺人犯的首長和督軍頂牛，直到袁世凱把他調任。他在北京不過是京師高等檢察廳長，卻把一位貪汙巨款的總長（現稱部長）許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準保釋，直到受“停職審查”的處分。我父親聲稱他沒有違犯憲法。

　　審查結果，他確實完全合法，官複原職。他就辭職回南了。那是1919年的事。

　　《民國演義》上提到這件事，說楊某其實沒錯，隻是官官相護。據我理解，我父親的“立憲夢”，辭官之前早，已破滅。

　　我曾問父親：“爸爸，你小時候是怎麽樣的？”父親說，“就和普通孩子一樣。”可是我叮著問，他就找出二寸來長一隻陶製青底藍花的小靴子給我，說小時候坐在他爺爺膝上，他爺爺常給他剝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詩“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時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個很小的小官。

　　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過一個小地方的小官。兩代都是窮書生，都是小窮官。我祖父病重還鄉，下船後不及到家便咽了氣。家裏有上代傳下的住宅，但沒有田產。我父親上學全靠考試選拔而得的公費。

　　據我二姑母說，我父親先考入北洋公學，我不知他在北洋上學多久。他在北洋的時候，有部分學生鬧風潮。學校掌權的洋人（二姑母稱為“洋鬼子”）出來鎮壓，說鬧風潮的一律開除。帶頭鬧的一個廣東人就被開除了。“洋鬼子”說，誰跟著一起鬧風潮的一起開除。一夥人麵麵相覷，都默不作聲。鬧風潮不過是為了夥食，我父親並沒參與，可是他看到那夥人都縮著腦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說：“還有我！”好得很，他就陪著那個廣東同學一起開除，風潮就此平息。

　　當時我父親是個窮學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費學校，境遇該算不錯，開除就得失學。幸虧他從北洋開除後，立即考入南洋公學。我現在還存著一幅1908年8月中國留美學生在美國麻薩諸塞州開代表大會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學生展著一麵龍旗。後排正中兩個學生扯著一麵旗子，大書“北洋”二字。我父親就站在這一排。他曾指著扯旗的一人說“這是劉麻子”，又指點這人那人是誰，好像都很熟。我記得有一次他滿麵淘氣的笑，雙手叉腰說：“我是老北洋。”看來他的開除，在他自己和同學眼裏，隻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曾聽到我父親說：“與其寫空洞無物的文章，不如翻譯些外國有價值的作品。”還說：“翻譯大有可為。”我在父親從國外帶回的書裏，看到過一本英譯的孟德斯鳩《萬法精義》和一本原文的達爾文《物種起源》。可是我父親從沒有講過他自己的翻譯，我也從未讀過。他也從未鼓勵我翻譯，也從未看到我的翻譯。

　　我不信父親對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稱慈禧為誤國殃民的無識“老太婆”。

　　我也從未聽他提到光緒有任何可取。他回國後由張謇推薦，在北京一個法政學校教課。那時候，為宣統“輔政”的肅親王善耆聽到我父親是東西方法律的行家，請他晚上到王府講授法律課。我父親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為背景的小說裏曾提起這事，鍾書看到過，但是記不起書名，可能是《留芳記》。聽說這個肅親王是較為開明而毫無實權的人。我父親為他講法律隻是為糊口計，因為法政學校的薪水不夠維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親辭職回南，肅親王臨別和他拉手說：“祝你們成功”拉手祝賀，隻表示他有禮貌，而“你們”兩字卻很有意思，明白點出東家和西席之間的不同立場。“祝你們成功”這句話是我父親著重和我講的。

　　我父親到了上海，在申報館任編輯，同時也是上海律師公會創始人之一。

　　當律師仍是為糊口計。我是第四個女兒，父母連我就是六人，上麵還有祖母。

　　父親有個大哥在武備學校學習，一次試炮失事，轟然一聲，我大伯父就轟得不知去向，遺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還有大小孩子的學費。

　　我的二姑母當時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三姑母在蘇州景海女校讀書，兩位姑母的學費也由我父親供給。我有個叔叔當時官費在美國留學，還沒有學成。整個大家庭的負擔全在我父親一人身上。

　　我父親當律師，一次和會審公堂的法官爭辯。法官就責怪他不規規矩矩坐著，卻翹起了一條腿。我父親故意把腿翹得高高地，侃侃而辯。據我大姐講，第二天上海各報都把這事當作頭條新聞報道，有的報上還畫一個律師，翹著一條腿。從此我父親成了“名”律師。不久，由張謇的推薦，我父親做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兼司法籌備處處長，駐蘇州。我父母親帶了我們姊妹，又添了一個弟弟，搬到蘇州。

　　我不知道父親和張謇是什麽關係，隻記得二姑母說，張謇說我父親是“江南才子”。鍾書曾給我看張謇給他父親的信，稱他父親為“江南才子”。這使我不禁懷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別有緣，從一個一才子“家到又一個”才子“家！我記得我們蘇州的住宅落成後，大廳上”安徐堂的匾額還是張謇的大筆，父親說那是張謇一生中最末一次題的匾。

　　我父親當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不久國家規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職，父親就調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駐杭州。惡霸殺人的案件，我從父母的談話裏隻聽到零星片斷。我二姑母曾跟我講，那凶犯不把殺人當一回事，殺了人，衙門裏使些錢就完了。當時的省長屈映光（就是“本省長向不吃飯”的那一位）、督軍朱某（據說他和惡霸還有裙帶親）都回護凶犯。督軍相當於前清的撫台，省長相當於藩台，高等審判廳長算是相當於臬台，通稱“三大憲”；臬台當然是最起碼的“大憲”，其實是在督軍省長的轄治之下。可是據當時的憲法，三權分立，督軍省長不能幹與司法。這就造成僵局，三權分立而分裂一一至少分裂為二。我父親堅持司法獨立，死不讓步。我不知雙方僵持多久，約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晉見袁世凱，我父親就調任了。

　　我想，父親在北京的幾年裏，越發看透了當時的政府。“憲法”不過是一紙空文。他早想辭官不幹，但是正如他和我母親講的：“要拍了一下桌子再走呢！”我記得父母講到扣押了那位許總長不準保釋的那一夜，回憶說：“那一夜的電話沒有停。”都是上級打來的。第二天，父親就被停職了。父親對我講過：

　　“停職審查”雖然遠不如“撤職查辦”嚴重，也是相當重的處分；因為停職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過日子的。

　　我父親受停職處分是在我的暑假裏。我記得他和一位愛做詩的植物學家同鄉黃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標本，去了大約一星期，回家來一張臉曬成了紫赭色，一個多星期後才慢慢退白。父親對植物學深有興趣，每次我們孩子到萬牲園（現稱“動物園”）去看獅子老虎，父親一人總到植物園去，我不懂植物有什麽好看。那次他從百花山回來，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葉葉，都用極小極整齊的白紙條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張橡皮紙上，下麵注明什麽科（如茄科、菊科、薔薇科等）植物，什麽名字。中文下麵是拉丁文。我不知憑什麽知道那是拉丁文。我閉上眼還能看到那些宇尾，因為父親做標本的時候，我自始至終一直站在旁邊仔仔細細地看著，佩服父親幹活兒利索，剪下的小白紙條那麽整齊，寫的字那麽好看，而且從不寫錯。每張橡皮紙上都蒙上一張透明的薄紙，積成厚厚的一大疊，就用一對木夾子上下夾住，使勁用腳踩扁，用繩子緊緊捆住。

　　這幾捆標本帶到無錫，帶到上海，又帶到蘇州，後來有一次家裏出垃圾，給一個中學收買去做教材了。

　　我父親病後就到上海申報館當“主筆”（這是我大姐的話，據日本人編的參考資料，我父親是“上海申報社副編輯長”）。那時候，我已經和三姐跟隨大姐同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寄宿在校。老家仍在無錫，我們那個小家不久搬到上海，租居兩上兩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裏，有一天，我父親的老友接我們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親同窗的“穩健派”，後來參與了和日本人訂“二十一條”的章宗祥。我父母講到“二十一條”的時候，總把這位同窗稱為“嘴巴”。據我猜想，大約認為他不是主腦，隻起了“嘴巴”的作用（我從沒問過，但想來猜得不錯）。我記得父親有一次和我講到這件事，憤憤地說：“他們嘁嘁嘁嘁嘁，隻瞞我一個！打量我都不知道嗎！”我想，“嘴巴”是不願聽我父親的勸阻或責備吧？我們家最初到北京，和他們家好像來往較多，以後就很疏遠了。我記得在上海隻到他們家去過一次，以後隻我二姑母帶著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親沒再去過。

　　我父親病後身體漸漸複元，又重操律師舊業。他承認自己喜歡說偏激的話。他說，這個世界上（指當時社會）隻有兩種職業可做，一是醫生，二是律師（其實是指“自由職業”）。他不能做醫生，隻好當律師。他嫌上海社會太複雜，決計定居蘇州。我們家隨即又遷到蘇州。可是租賃的房子隻能暫時安身，做律師也得有個事務所。我母親說，我家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蓋一所房子了。

　　可是我父親自從在北京買了一輛馬車，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有了“財產”，“從此多事矣”。他反對置買家產。

　　我父親反對置買家產不僅是圖省事，他還有一套原則。對本人來說，經營家產耗費精力，甚至把自己降為家產的奴隸；對子女來說，家產是個大害。他常說，某家少爺假如沒有家產，可以有所作為，現成可“吃家當”，使他成了廢物，也使他不圖上進。所以我父親明明白白地說過：“我的子女沒有遺產，我隻教育他們能夠自立。”我現在常想：靠了家產不圖上進的大少爺即使還有，也不多了，可是捧著鐵飯碗吃大鍋飯而不求上進的卻又那麽多；“吃家當”是不行了，可是吃國家的財產卻有多種方式。我父親知道了又將如何感慨。

　　我有時懷疑，父親是否又有個共產主義的幻想一一我說幻想，因為他決計不懂什麽馬列主義，隻會望文生義，對共產主義有些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幻想。他不止一次說：“共產主義有什麽可怕，共了你的，你共大家的，還不好嗎！”我在中學的時候，聽父親講到同鄉一位姓陸的朋友有兩個在交通大學讀書的兒子，“那兩個孩子倒是有誌氣的，逃出去做了共產黨。”我弟弟在上海同濟讀書的時候，帶了一個同學到我家來。我聽弟弟轉述那人的議論，好像共產主義的進步思想。我父親說那孩子是“有誌氣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對我說：“你覺得嗎，咱們爸爸很腐朽。”我斷定這是他那位朋友的話，因為他稱我弟弟為“安徐堂”的“少爺”。在他眼裏，我父親是一個大律師，住一宅寬廊大院的大宅子，當然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我沒有搬嘴，隻覺得很滑稽，因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論，和共產主義的口號很相近，我常懷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親主張人人該自食其力，不能不勞而食。表麵上，這和“不勞動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嗎？

　　假如我們對某一件東西非常豔羨，父親常常也隻說一句話：“世界上的好東西多著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爭取。也許這又是一項“勞動教育”，可是我覺得更像鼓吹“個人奮鬥”。我私下的反應是，“天下的好東西多著呢，你能樣樣都有嗎？”，我父親又喜歡自稱“窮人”。他經常來往的幾個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為他開口就有說不盡的苦事），一是“忙人”（因為他活動較多），一是父親自稱的“窮人”。我從父母的談話裏聽來，總覺得“窮人”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反抗性的自詡，仿佛是說，“我是窮人，可是不羨慕你們富人。”所謂“窮”，無非指不置家產，“自食其力”。不過我父親似乎沒有計較到當時社會上，“自食其力”是沒有保障的；不僅病不得，老不得，也沒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幹自己喜愛或專長的事。

　　我父親不愛做律師。他當初學法律，並不是為了做律師。律師的“光榮任務”是保衛孤弱者的權益，可是父親隻說是“幫人吵架”。民事訴訟十之八九是為爭奪財產；便是婚姻問題，底子裏十之八九還是為了財產。我父親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當起法官來，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成了當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紹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要求我父親設法對付他異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讓她承襲遺產。那妹妹還在中學讀書。我記得父親怒衝衝告訴母親說，“那麽個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臉說出這種話來！”要幫著欺負那個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這種案件。可是我父親硬把那人訓了一頓，指出他不能勝訴（其實不是“不能”而隻是“不該”），結果父親主持了他們分家。

　　有時候我父親為當事人氣憤不平，自己成了當事人，躺在床上還撇不開。

　　他每一張狀子都自己動筆，悉心策劃，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勝訴。如果自己這一方有弱點，就和對方律師勸雙方和解。父親常說，“女太太”最奇怪，打贏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稱心，就好像全是辯護律師的恩惠。父親認為那不過是按理應得的解決罷了。有許多委任他做辯護律師的當事人，事後就像我家的親戚朋友一樣，經常來往。有兩個年輕太太曾一片至誠對我母親叩頭表示感謝；多年後對我們姊妹還像姊妹一樣。

　　有些事不論報酬多高，我父親決不受理。我記得那時候有個駐某國領事高瑛私販煙土出國的大案件，那領事的親信再三上門，父親推說不受理刑事案。

　　其實那是誑話。我祖母的丫頭的兒子，酒後自稱“八路總指揮”，法院咬定他是共產黨，父親出盡力還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記得一次大熱天父親為這事出庭回家，長衫汗濕了半截，裏麵的夏布短褂子汗濕得滴出水來。父親已經開始患高血壓症，我接過那件沉甸甸的濕衣，心上也同樣的沉重。他有時到上海出庭，一次回來說，又攬了一件刑事案。某銀行保險庫失竊。父親說，明明是經理監守自盜，卻冤枉兩個管庫的老師父。那兩人歎氣說，我們哪有錢請大律師呢。

　　父親自告奮勇為他們義務辯護。我聽偵探小說似的聽他向我母親分析案情，覺得真是一篇小說的材料。可惜我到清華上學了，不知事情是怎樣了局的。

　　那時蘇州的法院賄賂公行。有的律師公然索取“運動費”（就是代當事人納賄的錢）。“兩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記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當事人沒錢，可以等打贏了官司大家分肥，這叫作“樹上開花”。有個“詩酒糊塗”的法官開庭帶著一把小茶壺，壺裏是酒。父親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師，我記得他們經過仔細商量，合寫了一個呈文給當時的司法總長（父親從前的同學或朋友）。過些時，地方法院調來一個新院長。有人說，這人在美國坐過牢。父親說：坐牢的也許是政治犯一一愛國誌士。可是經調查證實，那人是偽造支票而犯罪的。

　　我記得父親長歎一聲，沒話可說。在貪汙腐敗的勢力前麵，我父親始終是個失敗者。

　　他有時伏案不是為當事人寫狀子。我偶爾聽到父親告訴母親說：“我今天放了一個‘屁’。或”一個大臭屁“或”惡毒的大臭屁“。過一二天，母親就用大剪子從《申報》或（《時報》上剪下這個”屁“。我隻看見一個”評“字，上麵或許還有一個”時字吧？父親很明顯地不喜歡我們看，所以我從沒敢偷讀過。

　　母親把剪下的紙黏連成長條，卷成一大卷，放在父親案頭的紅木大筆筒裏。日寇占領蘇州以後，我們回家，案上的大筆筒都沒有了。那些“評”或許有“老圃”的簽名，可是我還無緣到。舊報紙上去查看。

　　我父親凝重有威，我們孩子都怕他，盡管他從不打罵。如果我們不乖，父親隻會叫急，喊母親把淘氣的孩子提溜出去訓斥。鍾書初見我父親也有點怕，後來他對我說，“爸爸是‘望之儼然，接之也溫’。”我們怕雖怕，卻和父親很親近。他喜歡飯後孩子圍繞著一起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我十一歲的暑假，在上海，看見路上牽著草繩，繩上掛滿了紙做的小衣小褲，聽人家說“今天是盂蘭盆會，放焰口”。我大驚小怪，回家告訴父母，惹得他們都笑了。可是“放焰口”還是我家常用的辭兒，不論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父親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弱，不宜用功。據說和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女學生個個短壽，都是用功過度，傷了身體。他常對我說，他班上某某每門功課一百分，“他是個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親嘲笑。我在高中還不會辨平仄聲。父親說，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有一天我果然四聲都能分辨了，父親晚上常踱過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麽聲。我考對了他高興而笑，考倒了他也高興而笑。父親的教育理論是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嗚”。

　　我對什麽書表示興趣，父親就把那部書放在我書桌上，有時他得爬梯到書櫥高處去拿；假如我長期不讀，那部書就不見了一一這就等於譴責。父親為我買的書多半是詩詞小說，都是我喜愛的。

　　對有些事父親卻嚴厲得很。我十六歲，正念高中。那時北伐已經勝利，學生運動很多，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宣傳一一掇一條板凳，站上向街人行人演講。我也被推選去宣傳。可是我十六歲看來隻像十四歲，一著急就漲紅了臉。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們準會看猴兒似的攏上來看，甚至還會耍猴兒。我料想不會有人好好兒聽。學校裏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隻要說“家裏不讚成”，就能豁免一切開會、遊行、當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說“家裏不讚成”。父親一口拒絕。他說，“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我說，“不行啊，少數都服從多數呀。”父親說：“該服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實在難說，我能說自己的臉皮比別人薄嗎？

　　父親特向我講了一個他自己的笑話。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的時候，程德全（我記不準）到了上海。當地土紳聯名登報歡迎。父親在歡迎者名單裏忽然發現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屬下某某擅自幹的，以為名字既已見報，我父親不願意也隻好罷了。可是我父親不肯歡迎那位軍閥，說“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了一條大字的啟事，申明自己沒有歡迎。他對我講的時候自己失笑，因為深知這番聲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學著一位朋友的話說：“唉，補塘，聲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親說：“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tosayno！你敢嗎？”

　　我父親愛讀詩，最愛杜甫詩。他過一時會對我說“我又從頭到底讀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詩。我記得他有一次悄悄對我說：“你知道嗎？誰都作詩！連××（我們父女認為絕不能做詩的某親戚）都在作詩呢！”父親鑽研的是音韻學，把各時代的韻書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說：“爸爸讀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書。”

　　抗戰時期，我和鍾書有時住在父親那邊。父親忽發現發現鍾書讀字典，大樂，對我說：“哼哼，阿季，還有個人也在讀一個字、一個字的書呢！”其實鍾書讀的不是一個個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親得意，我就沒有分辯。

　　有時候父親教我什麽“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興趣，父親說我“喜歡詞章之學”，從不強我學他的一套。每晚臨睡，他朗聲讀詩，我常站在他身邊，看著他的書旁聽。

　　我跟著父親的時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辯護，一上午總伏案寫稿子，書案上常放著一疊裁得整整齊齊的竹簾紙充稿紙用，我常揀他寫禿的長鋒羊毫去練字。每晨早飯後，我給父親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父親飯後吃水果，我專司削皮；吃風幹栗子、山核桃等幹果，我專司剝殼。中午飯後，“放焰口”完畢，我們“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讓父親歇午。一次父親叫住我說：“其實我喜歡有人陪陪，隻是別出聲。”我常陪在旁邊看書。冬天隻我父親屋裏生個火爐，我們大家用煨炭結子的手爐和腳爐。火爐裏過一時就需添煤，我到時輕輕夾上一塊。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聲。

　　有一次寒假裏，父親歇午，我們在火爐裏偷烤一大塊年糕。不小心，火夾子掉在爐盤裏，年糕掉在火爐裏，乒乒乓乓鬧得好響。我們闖了禍不顧後果，一溜煙都跑了。過些時偷偷回來張望，父親沒事人似的坐著工作。我們滿處找那塊年糕不見，卻不敢問。因為剛剛飯後，遠不到吃點心的時候呢。父親在忍笑，卻虎著臉。年糕原來給扔在字紙簍裏了。母親知道了準會怪我們鬧得爸爸，可是父親並沒有戳穿我們幹的壞事。他有時還幫我們淘氣呢。記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魚缸裏的水幾乎連底凍了。一隻隻半埋在泥裏的金魚缸旁邊都堆積著鑿下的冰塊。我們就想做冰淇淋，和父親商量一一因為母親肯定不讚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親說，你們自己會做，就做去。我家有一隻舊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幫著做，所以也會，隻是沒有材料。我們胡亂偷些東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後園的廳）南廊的太陽裏搖了半天。木桶裏的冰塊總也不化，鐵桶裏的冰淇淋總也不凝，白賠了許多鹽。我們隻好向父親求主意。父親說有三個辦法：一是冰上淋一勺開水；二是到廚房的灶倉裏去做，那就瞞不過母親了；

　　三是到父親房間裏的火爐邊搖去。我們采用了第三個辦法，居然做成。隻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親助興嚐了一點點，母親事後知道也就沒說什麽。

　　我父親晚年常失眠。我們夏天為他把帳子裏的蚊子捉盡。從前有一種捕蚊燈，隻要一湊上，蚊了就吸進去燒死了。那時我最小的妹妹楊必_已有八九歲，她和我七妹兩個是捉蚊子的先鋒，我是末後把關的。珠羅紗的蚊帳看不清蚊子在裏在外，尤其那種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掃，把帳子的五麵和空中都巡看好幾遍，保證帳子裏沒一隻蚊子。

　　父親一次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麽樣？”我說，“不好過。”

　　“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我說，“一星期都白活了。”父親笑說：“我也這樣。”

　　我覺得自己升做父親的朋友了。暑假裏，乘涼的時候，門房每天給我送進幾封信來。父親一次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長吟“故人笑比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我忽然發現我的父親老了，雖然常有朋友來往，我覺得他很疲勞，也很寂寞。父親五十歲以後，一次對我說：“阿季，你說一個人有退休的時候嗎？一我現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親自覺體力漸漸不支，他的血壓在升高，降壓靈之類的藥當時隻是神話。父親又不信中藥，血壓高了就無法叫它下降。他所謂“退休”，無非減少些工作，加添些娛樂。每日黃昏，和朋友出去買點舊書、古董或小玩意兒。他每次買了好版子的舊書，自己把綣曲或破殘的書角補好，叫我用頇的白絲線雙線重訂。他愛整齊，雙線隻許平行，不許交叉，結子也不準外露。父親的小玩意兒玩膩了就收在一隻紅木筆盒裏。我常去翻弄。我說：“爸爸，這又打入‘冷宮’了？給我吧。”我得的玩意兒最多。小弟弟有點羨慕，就建議“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親曾花一筆錢買一整套古錢，每一種都有配就的墊子和紅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親病了，覺得天旋地轉，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錢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麵教我名稱。我卻愛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鏟刀錢”“禱子錢”之類。

　　我心不在焉，隻想怎樣能替掉些父親的心力。

　　我父親忙的時候，狀子多，書記來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恭楷錄寫，而且不許抄錯一個字。我的墨筆字非常惡劣，心上愈緊張，錯字愈多，隻好想出種種辦法來彌補。我不能方正正貼補一塊，隻好把紙摘去不整不齊的一星星，背後再貼上不整不齊的一小塊，看來好像是狀紙的毛病。這當然逃不過我父親的眼睛，而我的錯字往往逃過我自己的眼睛。父親看了我抄的狀子就要冒火發怒。我就急得流淚一這也是先發製人，父親就不好再責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賴不肯抄了。我說：“爸爸要‘火冒’（無錫話‘發怒’）的。”父親說，“誰叫你抄錯？”我說沒法兒不錯。父親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後園去。我往往在後園躲了好一會回屋，看看父親臉上還餘怒未消。但是他見了我那副做賊心虛的樣兒，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親那次出庭不能開口之後，就結束了他的律師事務。他說還有一個案件未了，叫我代筆寫個狀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寫成稿子。父親的火氣已經消盡。我準備他“火冒”，他卻一句話沒說，隻動筆改了幾個字，就交給書記抄寫。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親的幫手。我父親當律師，連自己的權益也不會保障。據他告訴我，該得的公費，三分之一是賴掉了。父親說，也好，那種人將來打官司的事還多著呢，一次賴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門了。我覺得這是“酸葡萄”之論，而且父親也太低估了“那種人”的老麵皮。我有個小學同班，經我大姐介紹，委任我父親幫她上訴爭遺產。她贏了官司，得到一千多畝良田，立即從一個窮學生變為闊小姐，可是她沒出一文錢的公費。二十年後，抗戰期間，我又碰見她。她通過我又請教我父親一個法律問題。我父親以君子之心度人，以為她從前年紀小，不懂事，以後覺得慚愧，所以借端又來請教。也許這番該送些謝儀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請我吃一碗五個湯團。我不愛吃，她殷勤相勸，硬逼我吃下兩個，那就是她送我父親的酬勞。我常奇怪，為什麽有人得了我父親的幫助，感激得向我母親叩頭，終身不忘。為什麽有人由我父親的幫助得了一千多畝好田，二十年後居然沒忘記她所得的便宜，不顧我父親老病窮困，還來剝削他的腦力，然後用兩枚湯團來表達她的謝意。為什麽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竟這麽大？

　　我們無錫人稱“馬大哈”為“哈鼓鼓”，稱“化整為零”式的花錢為“摘狗肝”。我父親笑說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無當的住宅，又如讓人賴掉公費等），又愛摘狗肝（如買古錢、古玩、善本書之類）；假如他再精明些，貪狠些，至少能減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隻作總結，並無悔改之意。他隻管偷功夫鑽研自己喜愛的學問。

　　有一次，我旁觀父母親笑說著互相推讓。他們的話不知是怎麽引起的，我隻聽見母親說：“我死在你手裏。”父親說：“我死在你手裏。”我母親後來想了一想，當仁不讓說：“還是讓你死在我手裏吧，我先死了，你怎麽辦呢。”當時他們好像兩人說定就可以算數的；我在一旁聽著也漠然無動，好像那還是很遙遠的事。

　　1938年10月，我回國到上海，父親的長須已經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經回複舊時的裝束。我回國後父親開始戒掉安眠藥，神色漸漸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一門《詩經》，聊當消遣。不過他掛心的是母親的棺材還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隻他一人記得，別人誰也找不到。那時候鄉間很不安寧。有一種盜匪專虜人勒贖，稱為“接財神”。父親買得靈岩山“締穀公墓”的一塊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親的棺材。有一位曾對我母親磕頭的當事人特到上海來接我父親到蘇州，然後由她家人陪我父親擠上公共汽車下鄉。父親摘掉眼鏡，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隻破氈帽。事後聽陪去的人笑說，化裝得一點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識分子，而且像個大知識分子。父親完成了任務平安回來。

　　母親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禮堂去上漆了。

　　我們在公墓的禮堂上，看到的隻是漆得烏光鋥亮的棺材。我們姐妹隻能隔著棺木撫摸，各用小手絹把棺上每一點灰塵都拂拭幹淨。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壙，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裏，隨後就用水泥封上。父親對我說，水泥最好，因為打破了沒有用處；別看石板結實，如逢亂世，會給人撬走。這句話，父親大概沒和別人講。勝利前夕我父親突然在蘇州中風去世，我們夫婦、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後才從上海趕回蘇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經營的。父親的棺材放入母親墓旁同樣的水泥壙裏，而上麵蓋的卻是兩塊大石板。臨時決不能改用水泥。我沒說什麽，隻深深內疚，沒有及早把父親的話告訴別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戲言：“我死在你手裏”；父親周密地安葬了我母親，我們兒女卻是漫不經心。多謝紅衛兵已經把墓碑都砸了。但願我的父母隱藏在暴岩山穀裏早日化土，從此和山岩樹木一起，安靜地隨著地球運轉。

　　自從我回國，父親就租下兩間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時住錢家，有時住父親那邊，鍾書探親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親那邊。三姐姐和七妹妹經常回娘家。父親高興說，“現在反倒擠在一處了！”不像在蘇州一家人分散幾處。

　　我在錢家住的時候，也幾乎每天到父親那裏去轉一下。我們不論有多勞瘁辛苦，一回家都會從說笑中消散。抗戰末期，日子更艱苦了。鍾書兼做補習老師，得了什麽好吃的，總先往父親那兒送，因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親常得意說，“愛妻敬丈人”（無錫土話是“愛妻敬丈姆”）。有時我們姊妹回家，向父親訴苦：“爸爸，肚子餓。”因為雖然塞滿了仍覺得空虛。父親就帶了我們到鄰近的錦江飯店去吃點心。其實我們可以請父親吃，不用父親再“放焰口”。不過他帶了我們出去，自己心上高興，我們心理上也能飽上好多天。抗戰勝利前夕父親特回蘇州去賣掉了普通版的舊書，把書款向我們“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親在上海的朋友漸漸減少。他一次到公園散步回家說，謠傳楊某（父親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驚問怎會有這種謠言。原來父親碰到一個新做了漢奸的熟人，沒招呼他，那人生氣，罵我父親眼裏無人。有一次我問父親，某人為什麽好久不來。父親說他“沒臉來了”，因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戰的那幾年，我父親心情還是很愉快的，因為愈是在艱苦中，愈見到自己孩子對他的心意。

　　他身邊還有許多疼愛的孫兒女一一父親不許稱“外孫”或“外孫女”，他說，沒什麽“內孫”、“外孫”。他也不愛“外公”之稱。我的女兒是父親偏寵的孫女之一，父親教她稱自己為“公”而不許稱“外公”。缺憾是母親不在，而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親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勞累。有時碰到些事，父親不在意，母親料想不會高興，父親就說，幸虧母親不在了。

　　父親去世後，我末一次到蘇州舊宅。大廳上全堂紅木家俱都已不知去向。

　　空蕩蕩的大廳上，停著我父親的棺材。前麵搭著個白布幔，掛著父親的遺容，幔前有一張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樣到廚下去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門檻上傻哭，我們姐妹弟弟一個個淒淒惶惶地跑來，都隻有門檻可坐。

　　我父親根本沒有積累家產的觀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掛念。～

　　我隻傷心父親答應傳給我的《詩騷體韻》遍尋無著，找到的隻是些撕成小塊的舊稿。我÷遍比一遍找得仔細，咽下大量拌足塵土的眼淚，隻找出舊日記一捆。

　　我想從最新的日記本上找些線索，隻見父親還在上海的時候，記著“阿×來，饋××”。我以為他從不知道我們送了什麽東西去，因為我們隻悄悄地給父親裝在瓶兒罐兒裏，從來不說。我驚詫地坐在亂書亂紙堆裏，發了好一會呆。我常希望夢見父親，可是我隻夢見自己蹲在他的床頭櫃旁，揀看裏麵的瓶兒罐兒。

　　我知道什麽是他愛吃而不吃的，什麽是不愛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夢見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蘇州。車站上跟在背後走，看著他長袍的一角在掀動。父親的臉和那部《詩騷體韻》的稿子，同樣消失無蹤了。

　　我父親在上海經常晤麵的一位老友有挽詞五首和附識一篇。我附在後麵，因為讀了他的“附識”。可約略知道《詩騷體韻》的內容。

　　讀他的挽詞，似乎惋惜我父親的子女不肖，不能繼承父學；他讀了我的回信，更會歎恨我們子女無知，把父親的遺稿都丟失了。“附識”中提到的《釋麵》《釋笑》等類小文一定還有，可是我連題目都不知道。父親不但自己不提，而且顯然不要我看；我也從未違反他沒有明說的意思。《詩騷體韻》一書，父親準是自己不滿意而毀了，因為我記得他曾說過，他還想讀什麽什麽書而不可得。

　　假如他的著作已經謄清，他一定會寫信告訴我。毀掉稿子當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給我的信上一定未提起他的書，我兩個姐姐都一無所知。父親毀掉自己的著作，罪過還在我們子女。一個人精力有限，為子女的成長教育消耗太多，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來。

　　我讀了《堂吉訶德》，總覺得最傷心的是他臨終清醒以後的話：“我不是堂吉訶德，我隻是善人吉哈諾。”我曾代替父親說：“我不是堂吉訶德，我隻是《詩騷體韻》的作者。”我如今隻能替我父親說：“我不是堂吉訶德，我隻是你們的爸爸。”

　　我常和鍾書講究，我父親如果解放後還在人間，他會像“亡人”一樣，成為被“統”的“開明人士”呢；還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呢？父親末一次離開上海的時候，曾對我賣弄他從商店的招牌上認識的俄文字母，並對我說：“阿季，你看吧，戰後的中國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將怎樣迎接戰後的新中國，料想他準會驕傲得意。不過，像我父親那樣的人，大概是會給紅衛兵打死的。

　　我有時夢想中對父親說：“爸，假如你和我同樣年齡，《詩騷體韻》準可以寫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親虎著臉說，我隻求出版自己幾部著作嗎？像我父親那樣的知識分子雖然不很普遍，卻也並不少。所以我試圖盡我的理解，寫下有關我父親的這一份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