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我的父親名永錫,字伯蕃(小名景崧),1872年生,比我母親大三歲。父親十六歲中秀才,那時曾祖父經商順利,很希望兒孫輩能從科舉出身,改換門庭。
他知道長孫少年中了秀才,十分高興,嚴厲督促我父親攻讀八股,希望他能中個舉人。但是我的父親訂了婚以後,卻想到丈人那裏學醫。此時父親十九歲,下過一場鄉試,沒有中。他知道老一輩(祖父一輩)三房全靠曾祖父掙錢養活,而自己的父親也是吃現成飯的,自己連弟妹有六人之多,食指繁多,來日大難。
即使曾祖父有幾萬家當,老三房分後,輪到他這一輩,還能分得多少?沒有一技之長,將來如何過活?這是他要學醫的根本理由。
我的外祖父此時身邊已有五個大弟子,早已聲言不再收門生。但對未來的女婿卻不好拒絕。問題在曾祖父能不能同意。祖父為此向曾祖父請示。曾祖父不許。祖父不敢再請示。於是我的父親自己寫信給曾祖父,宛轉說明學醫與舉業可以並行不悖,又舉古代及清朝若幹有名官吏都兼通醫道為證。這樣往返再三請求,曾祖父才勉強同意。
我父親到嶽父家學醫時,我的外祖父身邊的五個大弟子,都比我父親年紀大,也都已結婚生了子女。他們在外祖父處學了五六年,本來可以自立診所行醫了,但他們都想從這位年事已高的老師那裏多學些臨床經驗,都不肯走。那時,外祖父正在寫一部醫學書,這些大弟子也爭著要當助手。外祖父規定:每天門診不超過五人,診(本鎮)不超過二人。外地來請,一概謝絕。那時,外祖父的堂弟渭卿也在鎮上行醫多年(他小於外祖父十歲,但也有五十來歲了,有一獨子粟香,也學醫,已娶妻,生二女),醫道也不壞,但因我外祖父名聲太大,所以到渭卿那邊求診的就比較少。我的外祖父既然規定自己每日門、出診的數目,凡額外的病人,他就介紹到渭卿那裏,並且誠懇地對病家說:我這堂弟,本事和我一般好,而比我年輕,精力充沛,請他診治,比請我可靠。從此陳渭卿的名聲就蒸蒸日上,外祖父故世後,他成為杭、嘉、湖、蘇一帶的名醫。陳渭卿這一家是外祖父家唯一的近族;也是外祖父家在江南唯一的同族。據我的母親說,陳家在江、浙兩省也許還有本家,但早在太平天國軍興以前就不通音問,無從查考了。
外祖父如約在女兒十九歲辦喜事,為此,他化了一千五百兩銀子;他對女兒說,從前他自己娶錢氏(即女兒的生母),隻化二百兩,現在情況不同,他手頭有錢,女兒女婿都是他所喜愛的,而且聽說沈家老太爺出手闊綽,他不能顯得寒酸相。後來,聽說我曾祖父匯來兩千兩銀子給長孫辦喜事,外祖父臨時添了五百兩,那是現金(銀元),給填箱用的。(填箱,舊時婚姻,女家辦嫁妝,一般的隻是櫥兩箱,外加桌、椅、春凳、瓷器、銅錫器用具等,富有者倍之。這是我的家鄉的風俗。至於首飾,不在這成規以內。箱裏除裝滿四季衣服外,每隻箱子底置製錢二三千,謂之填箱;富有者填箱不用製錢,而用銀元。外祖父為女兒治的嫁妝,是兩櫥四箱,四箱者,一個矮櫥,上堆兩大一小三隻箱子,共四疊,計大小十二隻箱子,每隻箱填銀元一百,共八百,約合銀五百兩。至於當時的官僚、大地主、大商人辦喜事,要奢侈得多。)
我的父親因為學醫未卒業,故結婚滿月後仍到外祖父家居住。外祖父叫我的母親也去,仍舊管家。我的父親早已知道我母親知書識字,婚後就考問她讀過一些什麽書。考問以後,我的父親又高興又不高興。高興的是:我母親讀過“四書五經”,《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列女傳》,《幼學瓊林》,(《楚辭集注》(朱熹)等書,而且能解釋。不高興的是:這些書,在父親看來,都是不切實用的。於是他首先要母親讀《史鑒節要》,這是一部以《禦批通鑒輯覽》為底本而加以增刪的簡要的中國通史,上起三皇五帝,下迄清朝末葉,太平軍興以前。
這書自然是文言,而且直抄《資治通鑒》者也不少,幸而母親有《詩經》、《唐詩三百首》等基礎,讀時並不困難。雖然她這時還管外祖父的家務,但因早已管慣了,駕輕就熟,不費氣力,盡有時間靜心讀書。不比在沈家,上麵有一大輩的婆婆、嬸嬸,下麵有一大堆的叔叔、小姑,房屋小,擠在一處,亂哄哄地不得安寧,何論讀書。
我的父親接著叫母親讀的,是《瀛環誌略》,是他到杭州鄉試時買來的。他自己很喜歡這部書,也要母親讀。這是一部淺近的關於世界各國曆史地理的書。
文言,沒有什麽典故,但母親卻感到困難,因為書內講到的事,太生疏了。
外祖父的醫學著作,寫成了初稿,名為((內經素向校注新詮》;校注者謂對前人注釋有所取合也,新詮者謂於舊注之外複就自己臨床經驗有新的發揮也。
外祖父的大弟子有一二人對此書感興趣,各抄了一份,我的父親也抄了一份。
直到三十年後,我的表兄陳蘊玉(以後還要講到他)從我家借了這書稿去,說是打算私資付印,可是後來這個花花公子既未付印,連原稿都遺失了。
我的父親、母親婚後住在外祖父家直到我的曾祖父告老回家。那時我已滿周歲半。我出生的時候,曾祖父還在梧州稅關上,家裏給他打了電報,因為我是長房長曾孫,他來信給我取個小名叫燕昌,大名叫德鴻。按照沈家排行,我父親一輩的名字中間是永字,下邊一個字是金字旁。我父親名永錫,這是用的《詩經》上的一句“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我這一輩是德字排行,下麵一個字要用水旁(按照五行,金下應是水),所以我的名字叫德鴻。小名為什麽取燕昌呢?因為這一年梧州稅關來的燕子特別多,迷信認為這是祥兆,就取了這個小名。但是我這小名從來沒有用過,家中人自祖父母以下都不叫我小名,而叫我德鴻。
從此以後,我的母親算是正式離開娘家住到婆家來了。我的舅舅(外祖父的老來子)此時有十來歲了。他一向是我母親照管的,他怕姊姊(我的母親)甚於怕他的父親,雖然我的母親從沒罵他,更不用說打他了。
回憶父親(二則)
一父親的抱負
外祖父逝世後,母親回家,我亦跟著回家了。兩年後,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歲,母親以為我該上學了,想叫我進我們家的家塾。但是父親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學習,但猜想起來,祖父是不肯教這些新東西的。他就幹脆不讓我進家塾,而要母親在我們臥室裏教我。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學堂的《字課圖識》,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後兩者是父親要母親從《正蒙必讀》裏親手抄下來的。母親問父親:為什麽不教曆史?父親說,沒有淺近文言的曆史讀本。他要母親試編一本。於是母親就按她初嫁時父親要她讀的《史鑒節要》,用淺近文言,從三皇五帝開始,編一節,教一節。
為什麽父親自己不教我,而要母親教我呢?因為一則此時祖母當家,母親吃現成飯,有空閑;二則,一一也是主要的,是父親忙於自己的事,也可以說是他的做學問的計劃。
父親結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戰爭的那一年。清朝的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投降派,在這一戰爭中喪師辱國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對於富有愛國心的士大夫,是一個很大的刺激。變法圖強的呼聲,震動全國。烏鎮也波及到了。我的父親變成了維新派。親戚中如盧鑒泉,朋友中如沈聽蕉(嗚謙),都與父親思想接近。父親雖然從小學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裏討厭八股。他喜歡的是數學。恰好家裏有一部上海圖書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圖書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漢口經商走運時買下來的)。父親從這部大類書中找到學數學的書。由淺入深自學起來。他還自製了一付算籌(用竹片),十分精致(母親一直保存著直到她逝世)。但當時,曾祖父尚在,父親隻學偷偷學習,而且結婚以前,父親沒有錢,不能購買那時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書。
當時(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給,家中稱為公賬開支;這公賬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費用,外加零用錢,每房每月五元……統歸祖母掌握,如果父親向祖母要錢買書,祖母就會說:家中有那麽多書,還要買?
但在結婚以後,父親知道母親有填箱銀元八百元,他就覺得他的一些計劃可以實現了。這些計劃,除了買書,還有同母親到上海、杭州見見世麵,到蘇州遊玩等等(父親那時也沒有到過上海、蘇州),甚至還想到日本留學。當時母親笑道:“你沒有當過家,以為八百塊錢是個大數目,可以做這,做那。我當過家,成百上千的錢常常在我手上進出,我料想這八百元大概隻夠你買書罷了。”
事實上,當時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鄉試,是不許父親到別處去“見世麵”的,何況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歲過上海,後來走南闖北,是最喜歡新環境,新事業的,不料他管教兒孫卻另是一套。
父親暫時隻能滿足於買書,求新知識。他根據上海的《申報》廣告,買了一些聲、光、化、電的書,也買了一些介紹歐、美各國政治、經濟製度的新書,還買了介紹歐洲西醫西藥的書。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問,光緒帝下詔定國是,決定變法維新。
幾個月內,接二連三下了好些上諭,例如試士改八股文為策論,開辦京師大學堂,改各省省會之書院為高等學堂,府城之書院為中學堂,州、縣之書院為小學堂,皆兼習中西學術……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後再出親政,將光緒幽拘於瀛台,殺譚嗣同等六人,通緝康有為、梁啟超。百日維新,至此遂告結束。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變。
我的父親空高興了一場。當維新變法正當高潮時,我的父親計劃到杭州進新立的高等學堂,然後再考取到日本留學的官費,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進京師大學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接著是老三房分家。這些事接著而來,父親的出遊誌願,自然要擱起來了,何況母親第二次懷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變後的第四年,即壬寅(1902年)秋,舉行鄉試,廢八股,考策論。
父親本來不想應試,但是親友們都勸他去。盧鑒泉自己要去,也勸父親去。於是結伴到杭州應考的。有五、六人。沈聽蕉素來不想應鄉試,但想趁熱鬧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親下了頭場,就得了瘧疾,他買了金雞納霜(即奎寧),服下後瘧止,沒有考第三場,自然“中式”無望。但這次到杭州,未入場前,逛了書坊,買了不少書,其中有買給母親的一些舊小說(《西遊記》、《封神榜》、《三國演義》、《東周列國誌》),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譯的西洋名著。父親還拍了一張六時的半身照相。這張照片一直掛在臥室內靠近大床的牆上,直到父親逝世。
這是父親最後一次出門,一年後他病倒了。
壬寅鄉試是補行庚子、辛醜恩正並科,也是清朝舉行的倒數最後第二次的鄉試(最後一次即癸卯科),盧鑒泉於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鎮另一個中式的是嚴槐林。
父親的三年之病
前已說過,父親在杭州鄉試時得了瘧疾,用奎寧治療,回家後又生過小病;
接著是長壽舅父的去世,父親同母親在外祖母家住了將近一個月,父親先回家,就有低燒,盜汗,他自己開個方子服了幾貼,也不見效。接著是母親也回家了,她看見父親臉上氣色,覺得不妙,問是什麽病,父親自己說,也還在摸索。
總之,不是什麽傷風感冒之類。這就見得問題複雜了。父親自己開方,用的是溫補之藥。母親認為此番的病是考試時服了西藥,把瘧疾遏止,餘勢未清之故……母親見父親不聽,便寫了幾封信,請外祖父的門生(包括姚圮塘)來給父親會診。來了七、八個人,倒有一大半是和母親的看法大致相同。姚醫生的看法卻和我父親差不多。最後,取了折中辦法,仍用原方,加一二味表藥。服了三、四帖,不見壞,也不見好。父親還是天天起來,隻是覺得容易疲勞而已。
漸漸地,母親也不那麽著急了,覺得這不是急病,拖個把月,慢慢打聽有什麽神醫,大概不會誤事。
因為母親說要打聽有什麽神醫,祖父、祖母卻想起十幾年前的一件事。原來父親幼時(大概九、十歲)曾患一場怪病,也是經常有低燒,有盜汗,那時也是眾醫束手;拖了半年多,忽然聽說本鎮到了一個和尚(他是鎮上某富戶托人請來看病的),精於太素脈,善治疑難病症。當時托人請這和尚來診視,開了個方子,說可以長服,一個月後當見效,否則,也就不必再服,可到杭州某寺找他。
照方服了一個月,果然有效,守著這個方子服了半年,病完全好了。這個方子當時藏在一方大硯台下。
父親服了那方子,果然有效。盜汗止了,低燒時有時無。母親認為這和尚真有本事,更加盼望能找到他。
但就在這時候,我的弟弟(那時虛數三歲)忽然病了;父親開方,吃了沒有用。而弟弟之病來勢甚猛,三、五天就不進飲食。母親又通知了外祖父的那些門生。於是又來會診,改變前方,另擬新劑,服了二帖,仍然無效,病兒卻漸呼吸都很微弱。母親決心請他的六叔(渭卿)來治。考慮到老人家久已不診病,母親就自己去請,說,好歹拉他來一趟。母親坐了船去……從午時等到太陽西斜,方見粟香進來,大家都心裏說,“這回連師妹也請不動了麽”,可又見母親扶著渭老慢慢進來。這一下,登時熱鬧起來。茶點早已擺齊,渭老上坐,聽父親簡單明了地報告弟弟起病及醫治過程,問了句“到今天是第八天了”,然後細看了前後各方,就由母親扶著,父親與粟香相隨,都上樓去了。看過病兒,渭老下樓來立即開方,寥寥幾行字,擱筆,對父親和母親說:“死馬當活馬醫罷。”
父親等一看方子,都大驚失色,原來這方子同他們連日的方子全然不同,其中用量最重的兩味藥是東瓜子,東瓜皮。
渭老走後,父親的師兄師弟們都還不走,議論紛紛,可是母親已經叫人抓藥,煎好立即服下。客人們都佩服這位“師妹”真有決斷,也都告辭,說明天來聽好消息,一一其實他們心裏是懷疑的。
那晚上,弟弟居然睡得安穩。半夜醒來,又吃二服,天亮後醒來居然說肚子餓了。連服三帖,病已痊愈。母親連忙寫信,與父親連名,感謝渭老。正想派人送去,忽然阿秀進來了,隨後是寶珠扶著外祖母。原來外祖母結伴到杭州燒香,主要是找那和尚。事隔多年,杭州所有寺廟都訪過了,都不知有此和尚。
外祖母坐定,才把找不到和尚的事,告訴父親。父親說:果然那和尚雲遊不知去向,不要再水中撈月了。
大概是我八歲的時候,父親病倒了。
最初,父親每天還是掙紮著從床上起來,坐在房中窗前讀書一、二小時,然後又臥。他那時還是對數學最有興趣,他自習小代數、大代數、幾何、微積分(那時新出的謝洪賚編的),其次是喜歡聲、光、化、電一類的書,又其次是世界各國曆史、地理的書。也看那時留日學生所辦的鼓吹革命的報刊。
又到年關了。這個時候,在烏鎮通常是一年最冷的時候,常常下雪。烏鎮一帶地區的房屋構造是不保溫的,也沒有取暖設備,因此顯得特別冷。父親此時隻好整天躺在床上,蓋著厚的絲棉被;他常常支起雙腿,躺著看書。不料臘月既過,天氣漸轉暖和時,父親的兩條腿不能放平,好像因為長久支起,筋已縮短。如果別人幫著用力拉,是可以拉平的,但因父親臉上有痛苦表情,媽媽不忍,就讓這樣支起。
在父親臥床不起的第二年夏天,祖母親自到城隍廟裏去許了個願,讓我在陰曆七月十五出城隍會時扮一次“犯人”。這是烏鎮當時的迷信:家中有病人而藥物不靈時,迷信的人就去向城隍神許願,在城隍出會時派家中一兒童扮作“犯人”,隨出會隊伍繞市一周,以示“贖罪”;這樣,神就會讓病人的病好起來。
烏鎮那時每年陰曆七月十五至十七要連出三天城隍會,其盛況不下於元宵節的鬧龍燈。出會的費用由鎮上的大小商號攤派(名為“寫疏”,)“節目”則由各街坊準備。所謂“節目”就是各種彩紮的“抬閣”和“地戲”。“抬閣”是由四個精壯漢子抬著一塊平板,上麵由童男童女裝扮成戲文中的各種角色,如白娘娘、呂洞賓、牛郎織女等等,四周掛著琉璃彩珠,打上燈彩。“地戲)”比較簡單,挑幾十個漢子(不再是兒童),穿上做戲的“行頭”,在地上走著,有時也舞弄一下手中的大刀和花槍。
出城隍會,照例由一隊人馬在前麵鳴鑼開道,然後就是各街坊的“抬閣”和“地戲”,在喧天鑼鼓聲中慢慢地依次走過。隊伍的中間是一台十六人抬的大轎,裏麵坐著城隍的木像,麵施彩漆,身穿神袍,轎前有“回避”、“肅靜”的大木牌,前呼後擁,十分威風。但是大轎在經過我家旁邊的修真觀時,卻突然鑼鼓息聲,抬轎的人要一齊跑步,飛速穿過觀前的那一段街道。這是有名目的,叫做“搶轎”,因為修真觀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城隍是玉帝手下的小官,當然不能大模大樣地經過修真觀,隻能跑步通過。城隍大轎的後麵,又是“抬閣”和“地戲”,最後就是“犯人”的隊伍。“犯人”仍穿家常的衣服,但一律圍一條白布裙子,戴一副“手銬”;所謂“手銬”其實是一副手鐲,有金的也有銀的,用一根帶子係牢,掛在“犯人”的脖子上。整個出會的隊伍要在烏鎮的四柵(東南西北柵)周遊一圈,“犯人”也要跟著兜一周。
祖母讓我去扮“犯人”的那一年,我九歲,正是最愛玩耍的年齡,對於能夠親身參加出城隍會,自然十分高興,隨隊伍繞著四柵走了十多裏路,竟一點不感到累。不過事後想想,又覺得不上算,因為“犯人”隻能跟在出會行列的末尾,一路所見隻是前麵“抬閣”的背影和兩旁圍觀的人群,實在沒有扒在我家老屋臨街的窗台上看下麵經過的隊伍來得有意思,而且在窗台上連“搶轎”的場麵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另外,我雖然當了一次“犯人”,父親的病卻未見有一絲的好轉。
母親現在不得不日夜守著父親。白天,她經常替父親拿著翻開的書籍豎立在父親胸前讓他看,而在看完一頁以後翻過新的一頁。父親此時連舉手捧書也覺得困難了。他自己歎氣說:“怎麽,筋骨一點一點僵硬了。”當真,他巍顫顫地舉起手來時,五個指頭拿東西顯得不平穩,而且舉了一下就覺得“重”,不得不放下了。
那時,弟弟住在外祖母家,寶珠(寶珠一一作者的舅媽。)管他。我每天到隔壁的立誌小學讀書。我每天下午三時便放學了,回家來,母親便教我坐在床沿,執著書,豎立在父親胸前讓他看。而乘此時候,母親下樓去洗衣服,因為父親大小便都在床上,衣服得一天換一次。
有一天,我正在執書讓父親看,父親忽然說:“不看了。”停一會兒,又說:
“拿刀來。”這是指我們房中的一把剖切瓜果之類的鋼刀,長方形,長有半尺,寬有寸半,帶一個木柄,我拿了刀來,問道:“做什麽?”父親說:“手指甲太長了,刀給我。”那時我原也覺得詫異,手指甲怎麽能用刀削呢?但還是把刀給了父親。父親手拿刀,朝刀看了一會兒,終於把刀放下,叫我拿走。父親也不看書了,叫我去看看母親洗衣完了沒有。我下樓,看見母親已洗完衣服,就對她說:“爸爸欲剪指甲。”
母親就上樓去了。後來我再進房去,看見母親坐在床沿上,低著頭,眼眶有點紅,像是哭過。到晚上,等父親睡著了,母親悄悄告訴我,父親叫我拿刀給他,他想自殺。原來母親聽我說父親要剪指甲,進房後就要給父親剪指甲。
父親自己卻把剛才想要自殺的事告訴了母親,他說。“病是一定沒有好的希望了。這樣拖下去,何年何月可了,可不把你拖累了麽?”而且他自己也一天一天不耐煩了,一舉一動都得人幫助,這也不好受呀。父親又對母親說,雖然暫時不缺錢,但明知病不能好,每天化不少錢弄吃的,這不是白化了嗎?還不如省下來,留給母親和我們罷。父親又說:教養兩個孩子成人,沒有他,母親也會辦得很好,隻要有錢,母親什麽都能辦好。這都是父親想自殺的原因。
據母親說,父親終於答應,不再起自殺的念頭了。但是母親仍不放心,切實叮囑我:以後把刀子藏好,剪子也要藏好,都不許再給父親了。
隔了一天,外祖母帶了寶珠和阿秀來了。外祖母對母親說:“你說暫時瞞著姑爺,我卻要推開天窗說亮話。”父親摸不著頭腦。外祖母又說:“請郎中瞞著病人,不好。”父親聽這樣一說,便猜著幾分了,說:“又有什麽和尚道士會醫的罷。”外祖母說:“不是和尚道士,是東洋鬼子。”於是就一五一十都說明白。原來是母親聽說南潯鎮(離烏鎮約二、三十裏,太平天國後許多暴發戶都出在這個鎮上)有個西醫院,醫生是日本人,請外祖母設法打聽。外祖母派陸大叔去了一天,打聽明白,這個醫院的日本醫生可以出診,診費每日十元,外加夥食費每日五元,藥費另算,到烏鎮來回作三天算,如請來診,合計大概要五十餘元。
父親聽了搖頭,說:“何必化這筆冤枉錢。日本人未必有本事治這怪病。”
外祖母說:姑爺,管他能治不能治,請來識識也好。五十多塊錢,我還不算一回事。
母親和寶珠也幫著說。父親最後隻好同意。於是母親寫了封信給那個醫院,請於五天後派醫生來鎮,並付定洋四十元。
大約十點鍾,醫生來了,卻是個女的,三十來歲,帶個翻譯,四十左右,還有個女看護(中國人),二十來歲。外祖母問那翻譯:“醫生呢?還在船上?”翻譯指那日本女人,說她就是醫生。外祖母很不高興,正想發作,幸而母親下來了,對外祖母說:“女的也一樣,請他們上樓罷。”於是都上樓去,擠滿了一房。
女醫生倒很大方,脫了木屐,爬到床上,開始診病。此時正當初夏,氣溫較高。
翻譯說,病人該脫上衣。母親和寶珠,那個女護士,三人一齊動手,才把父親的上衣脫下。照例聽、敲以後,醫生按著父親的胸脯,問“痛不痛”?又使勁捏住父親的手臂關節,問“痛不痛”?父親都搖頭。醫生向翻譯嘰哩咕嚕說了幾句。
翻譯說:該脫褲子看看。外祖母聽著笑了。寶珠有點害羞,站遠了點兒。母親便同那女護士替父親脫褲子。醫生按著父親的支起的兩腿,又向翻譯說了幾句。
翻譯問:病人的腿能不能伸直?老是這樣支起的嗎?母親歎氣回答:一年多了。
醫生又把聽診器按在病人肚上,這邊,那邊,聽了好一會,又要父親側臥,把聽診器在背脊從上到下都聽過了。蹲在床上一會兒,看著病人全身無肉,搖了搖頭,這才下床來,向翻譯說了句。翻譯說:診斷完了,下樓去罷。母親拿一條夾被給父親蓋好,留阿秀在房,便一同下樓。
到了客堂,外祖母請醫生等吃茶點,一邊問:這病有辦法治麽?翻譯同醫生商量了好多時候,然後回答:老太太明白,病人全身肉都落盡了,又聽說飲食照常,這個,你們小心照管,不會馬上出事。外祖母又問:這是什麽病?翻譯又同醫生講了幾句,拿起桌子上的紙、筆,寫了兩個大字:骨癆。
母親看是“癆”,就有點吃驚,問翻譯道:“骨癆是什麽?”翻譯回答:這是癆病的蟲子鑽到骨頭裏去了。
母親便不再問。外祖母和寶珠也不出聲,神色都變了。
女護士打開一個大皮包,醫生從中揀出兩三個玻璃瓶,瓶內有藥丸,也有藥粉。醫生各取若幹,分別包成二十多包,向翻譯說了一通。翻譯便說:這藥丸和藥粉每天各吃一包。
外祖母又同母親、寶珠上樓去,祖母也出麵了,同到父親房裏,母親把醫生的診斷簡短說了一說,便問父親:“你知道什麽叫骨癆?”父親想了半天回答道:“中國醫書上沒有這個病名。癆病蟲子是土話。我看過西醫的書,說肺癆西醫名為肺結核,這結核是菌,會移動。想來是移動到骨髓裏去了。這病是沒法治了。東洋醫生給的藥,吃也無用。”
父親說話時心氣平靜。外祖母和寶珠都哭了。父親笑道:“原來說是來看看,弄個清楚,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還能活幾天?我有許多事要預先安排好。”
從此以後,父親不再看書了,卻和母親低聲商量什麽事。一、二天後,父親口說,母親筆錄。我在旁雖然聽得,卻不解其意義。母親一麵筆錄,一麵下淚,筆錄完,母親重念一遍,父親點頭說:就是這樣罷。但是母親想了一會兒說:這樁大事,我寫了,人家會說不是你的主張,應當請公公來寫。父親聽了,苦笑道:你想得周到。於是叫我去請祖父來。祖父來後,父親不把母親寫好的底稿給他看,而自己再念一遍,請祖父寫。最後二句,我卻聽懂了:沈伯蕃口述,父硯耕筆錄。還有年、月、日。後來我知道這是遺囑。要點如下:
中國大勢,除非有第二次的變法維新,便要被列強瓜分,而兩者都必然要振興實業,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願在國內做亡國奴,有了理工這個本領,國外到處可以謀生。遺囑上又囑咐我和弟弟不要誤解自由、平等的意義。立遺囑後的一天,父親叫母親整理書籍;醫學書都送給別人,小說留著,卻指著一本譚嗣同的《仁學》對我說:“這是一大,你現在看不懂,將來大概能看懂的。”
從此以後,父親不再看數學方麵的書,卻天天議論國家大事,常常講日本怎樣因明治維新而成強國。還常常勉勵我:“大丈夫要以天下為己任。”並反複說明這句話的意義。母親要我做個有誌氣的人,俗語說“長兄為父”,弟弟將來如何,全在我做個什麽榜樣。
第二年夏季,氣候酷熱。母親見從前預備給曾祖父住的兩間樓房(家中稱為新屋)此時空著,便找人背著父親住到新屋的靠西一間樓下。安排我和弟弟住在靠東一間樓下。這年夏末秋初,父親去世了。父親死時並無痛苦之狀,像睡著似的永遠不醒來了。當母親喚父親不應時,還以為父親睡酣,但臉上血色全沒有了,摸摸脈搏,才知道父親真個離開愛妻和嬌兒,到他常常想念的第二次變法維新國富兵強的中國去了。
我和弟弟正在寫字,聽得母親一聲裂帛似的號眺,急忙奔去,卻見母親正在給父親換衣服,我和弟弟都哭了。一會兒,家裏人都來了。七手八腳想幫助母親。但是母親搖手,淚如雨下。母親親手用熱毛巾把父親全身擦幹淨,換上殮衣,很小心地仍讓父親的兩腿支起。
父親的遺體移到樓下靠東,平常作為會客室的一問。母親始終隻是吞聲嗚咽。直到外祖母和寶珠哭著進來時,這才放聲大哭。
因為天熱,第二天就殮了。喪事既畢,母親在父親逝世的屋內設一個小靈堂,隻供一對花瓶,時常換插鮮花。父親的照片朝外掛著。照片鏡框的兩側母親恭楷寫的對子是:幼誦孔孟之言,長學聲光化電,憂國憂家,斯人斯疾,奈何長才未展,死不瞑目;良人亦即良師,十年互勉互勵,雹碎春紅,百身莫贖,從今誓守遺言,管教雙雛。
父親終年三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