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父親

第三章父親的病

　　周作人

　　（上）

　　我於甲午年往三味書屋讀書，但細想起來，又似乎是正月上的學，那麽是乙未年了，不過這已經記不清楚了，所還記得的是初上學時的情形。我因為沒有書桌，就是有抽屜的書桌，所以從家裏叫用人背了一張八仙桌去，很是不像樣，所讀的書是《中庸》上半本，普通叫做“上中”，第一天所上的“生書”，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是“哀公問政”這一節，因為裏邊有“夫政也者蒲蘆也”這一句，覺得很是好玩，所以至今不曾忘記。回想起來，我的讀書成績實在是差得很，那時我已是十二歲，在本家的書房裏也混過了好幾年，但是所讀的書總計起來，才隻得《大學》一卷和《中庸》半卷罷了。本來這兩種書是著名的難讀的，小時候所熟知的兒歌有一首說得好：

　　大學大學，

　　P股打得爛落！

　　中庸中庸，

　　P股打得好種蔥！

　　本來大學者“大人之學”，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不是小學生所能懂得的事情；我剛才拿出《中庸》來看，那上邊的兩旬即“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還不能曉得這裏講的是什麽，覺得那時的讀不進去是深可同情的。現今的小學生從書房裏解放了出來，再不必愁因為讀書不記得，P股會得打的稀爛，可以種蔥的那樣，這實在是很可慶幸的。

　　現在話分兩頭，一邊是我在三味書屋讀書，由“上中”讀到《論語》、《孟子》，隨後《詩經）），剛讀完了“國風”，就停止了。一邊是父親也生了病，拖延了一年半的光景，於丙申（一八九七）年的九月棄世了。

　　父親的病大概是在乙未年的春天起頭的，這總不會是甲午，因為這裏有幾件事可以作為反證。第一個是甲午戰爭：當時鄉下沒有新聞，時事不能及時報道，但是戰爭大事，也是大略知道的；八月是黃海戰敗之後，消息傳到紹興，我記得他有一天在大廳明堂裏，同了兩個本家兄弗談論時事，表示憂慮，可見他在那時候還是健康的。在同一年的八月中，嫁在東關金家的小姑母之喪，也是他自己去吊的，而且由他親自為死者穿衣服；這是一件極其不易的工作，須得很細心謹慎，敏捷而又親切的人，才能勝任。小姑母是在產後因為“產褥熱”而死的，所以母家的人照例要求做法事“超度”；這有兩種方法，簡單一點的叫道士們來做“煉度”，凡繼續三天；其一種是和尚們的“水陸道場”，前後時間共要七天。金家是當地的富家，所以就答應“打水陸”，而這“道場”便設在長慶寺，離我們的家隻有一箭之路，來去非常方便，但那時的事情已都忘記了。

　　小姑母是八月初十日去世的，法事的舉行當在“五七”，計時為九月十五日左右，這也足以證明他那時還沒有生病。有一天從長慶寺回來，伯宜公在臥室的前房的小榻上，躺著抽煙，魯迅便說那佛像有好多手，都拿著種種東西，裏邊也有骷髏；當時我不懂骷髏的意義，經魯迅說明了就是死人頭骨之後，我感到非常的恐怖，以後到寺裏去對那佛像不敢正眼相看了。關於“水陸道場”，我所記得的就隻是這一點事，但這佛像是什麽佛呢，我至今還未了然，因為“大佛”就是釋迦牟尼的像，不曾見有這個樣子的，但是他那丈六金剛，坐在大殿上，倒的確是偉大得很呢。

　　（中）

　　伯宜公生病的開端，我推定在乙末年的春天，至早可以提前到甲午年的冬天，不過很難確說了。最早的病象乃是突然的吐狂血。因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裏，不能估量其有幾何，但總之是不很少，那時大家狼狽情形，至今還能記得。根據舊傳的學說，說陳墨可以止血，於是趕緊在墨海研起墨來，倒在茶杯裏，送去給他喝。小孩在尺八紙上寫字，屢次舔筆，弄得“烏嘴野貓”似的滿臉漆黑，極是平常。他那時也有這樣情形，想起來時還是悲哀的，雖是朦朧地存在眼前。這乃是中國傳統的“醫者，意也”的學說，是極有詩意的，取其黑色可以蓋過紅色之意；不過於實際毫無用處，結果與“水腫”的服用“敗鼓皮丸”一樣，從他生病的時候起，便已經定要被那唯心的哲學所犧牲的了。

　　父親的病雖然起初來勢凶猛，可是吐血隨即停止了，後來病情逐漸平穩，得了小康。當初所請的醫生，乃是一個姓馮的，穿了古銅色綢緞的夾袍，肥胖的臉總是醉醺醺的。那時我也生了不知什麽病，請他一起診治，他頭一回對我父親說道：

　　“貴恙沒有什麽要緊，但是令郎的卻有些麻煩。”等他隔了兩天第二次來的時候，卻說的相反了，因此父親覺得他不能信賴，就不再請他。他又說有一種靈丹，點在舌頭上邊，因為是“舌乃心之靈苗”，這也是“醫者，意也”的流派；蓋舌頭紅色，像是一根苗從心裏長出來，仿佛是“獨立一支槍”一樣；可是這一回卻不曾上他的當，沒有請教他的靈丹，就將他送走完事了。

　　這時伯宜公的病還不顯得怎麽嚴重，他請那位姓馮的醫生來看的時候，還親自走到堂前的廊下的。晚飯時有時還喝點酒，下酒物多半是水果，據說這是能喝酒的人的習慣，平常總是要用什麽肴饌的。我們在那時便團圍著斷他講聊齋的故事，並且分享他的若幹水果。水果的好吃後來是不記得，但故事卻並不完全忘記，特別是那些可怕的鬼怪的故事。至今還鮮明地記得的，是《聊齋誌異》裏所記的“野狗豬”，一種人身狗頭的怪物，兵亂後來死人堆中，專吃人的腦髓，當肢體不全的屍體一起站起，驚呼道“野狗豬來了，怎麽好！”的時候，實在覺得陰慘得可怕，雖然現在已是六十年後，回想起來與佛像手中的骷髏都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不過這病情的小康，並不是可以長久的事，不久因了時節的轉變，大概在那一年的秋冬之交，病勢逐漸地進於嚴重的段落了。

　　（下）

　　伯宜公的病以吐血開始，當初說是肺癰，現在的說法便是肺結核；後來腿腫了，便當作膨脹治療，也究竟不知道是哪裏的病。到得病症嚴重起來了，請教的是當代的名醫，第一名是姚芝仙，第二名是他所薦的，叫做何廉臣，魯迅在（（朝花夕拾））把他姓名顛倒過來寫作“陳蓮河”，姚大夫則因為在篇首講他一件賠錢的故事，所以故隱其名了。這兩位名醫自有他特別的地方，開方用藥，外行人不懂得，隻是用的“藥引”，便自新鮮古怪，他們絕不用那些陳腐的什麽生薑一片，紅棗兩顆，也不學葉天士的梧桐葉，他們的藥引，起碼是鮮蘆根一尺。這在冬天固然不易得，但隻要到河邊挖掘總可到手；此外是經霜三年的甘蔗或羅卜菜，幾年陳的陳倉米，那搜求起來就煞費苦心了。前兩種不記得是怎麽找到的，至於陳倉米則是三味書屋的壽鑒吾先生親自送來，我還記得背了一隻“錢褡”（裝銅錢的褡褳），裏邊大約裝了一升多的老米，其實醫方裏需用的才是一兩錢，多餘的米不曉得是如何處理了。還有一件特別的，那是何先生的事，便是藥裏邊外加一種丸藥，而這丸藥又是不易購求的，要配合又不值得，因為所需要的不過是幾錢罷了。普通要購求藥材，最好往大街的震元堂去，那裏的藥材最是道地可靠，但是這種丸藥偏又沒有；後來打聽得在軒亭上有天保堂藥店，與醫生有些關係，到那裏去買，果然便順利地得到了。名醫出診的醫例是“洋四百”，便是大洋一元四角，一元錢是診資，四百文是給那三班的轎夫的。

　　這一筆看資，照例是隔日一診，在家裏的確是沉重的負擔；但這與小孩並無直接關係，我們忙的是幫助找尋藥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對”，且說明須要原來同居一穴的，這才算是“一對”，隨便捉來的雌雄兩隻不能算數。在“百草園”的菜地裏，翻開土地，同居的蟋蟀隨地都是，可是隨即逃走了，而且各奔東西，不能同時抓到。幸虧我們有兩個人，可以分頭追趕，可是假如運氣不好捉到了一隻，那一隻卻被逃掉了，那麽這一隻捉著的也隻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對，用綿線縛好了，送進藥罐裏，說時雖快，那時卻不知道要花若幹工夫呢。幸喜藥引時常變換，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對的蟋蟀的，有時換成“平地木十株”，這就毫不費尋找的工夫了。《朝花夕拾》說尋訪平地木怎麽不容易，這是一種詩的描寫，其實平地木見於（（花鏡》，家裏有這書，說明這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珊瑚珠的。我們稱它作“老弗大”，掃墓回來，常拔了些來，種在家裏，在山中的時候結子至多一株樹不過三顆，家裏種的往往可以多到五六顆，拔來就是了。這是一切藥引之中，可以說是訪求最不費力的了。

　　經過了兩位“名醫”一年多的治療，父親的病一點不見輕減，而且日見沉重，結果終於在丙申年（1896）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時候是晚上，他躺在裏房的大床上，我們兄弟三人坐在裏側旁邊，四弟才四歲，已經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們一眼，問道：

　　“老四呢？”於是母親便將四弟叫醒，也抱了過來。未幾即人於彌留狀態，是時照例有臨終前的一套不必要的儀式，如給病人換衣服，燒了經卷把紙灰給他拿著之類，臨了也叫了兩聲，聽見他不答應，大家就哭起來了。這裏所說都是平凡的事實，一點兒都沒有詩意，沒有“衍太太”的登場，很減少了小說的成分。因為這是習俗的限製，民間俗言，凡是“送終”的人到“轉煞”當夜必須到場，因此凡人l臨終的時節，隻是限於平輩以及後輩的親人，上輩的人絕沒有在場的。“衍太太”於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況且又在夜間，自然更無特地光臨的道理，《朝花夕拾》裏請她出台，鼓勵作者大聲叫喚，使得病人不得安穩，無非想當她做小說裏的惡人，寫出她陰險的行為來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