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回憶湯用彤先生

　　自己已經到了望九之年。過去80多年的憶念，如雲如煙，浩渺一片。但在茫茫的煙霧中，卻有幾處閃光之點，宛如夏夜的晴空，群厘上千上萬，其中有大星數顆，熠熠閃光，明亮琅璨，無論什麽時候回想起來，都晶瑩如在眼前。

　　我對於湯用彤先生的回憶就是最閃光之點。

　　但是，有人會提出疑問了："你寫了那麽多對師友的回憶文章，為什麽單單對於你回憶中最亮之點的湯錫予(先生的號)先生卻沒有寫全麵的回憶文章呢？

　　"這問得正確，問得有理。但是，我卻有自己的至今還沒有說出過的說法。試想：錫予先生是在哪一年逝世的？是在l964年。一想到這個年份，事情就很清楚了。在那時候，階級鬥爭已經快發展到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程度。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還沒有爆發，但是對政治稍有敏感的人，都會已經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高壓氣氛。錫予先生和我都屬於後來在十年浩劫中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號的人物。我若一寫悼念文章，必然會流露出我的真情來。如果我還有什麽優點的話。那就是，沒有真感情，我不寫回憶文章。但是，在那個時代，真感情都會被歸入"小資產階級"的範疇，而一旦成了"小資產階級"則距離"修正主義"隻差毫厘了'。我沒有這個膽量，所以就把對錫予先生懷念感激之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靈深處。到了今天，環境氣氛已經大大地改變了，能夠把真情實感從心中移到紙上來了。

　　因為不在一個學校，我沒有能成為錫予先生的授業弟子。但是，他的文章我是讀過的，他的道德我是聽說過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早已是我崇拜的對象。我也崇拜一些別的大師，讀其書未見其人者屢見不鮮。但我卻獨獨對錫予先生常有幻象：我想像他是一個瘦削慈祥的老人，有五綹白須，飄拂胸前。對於別的大師，沒見過麵的大師，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幻象，此理我至今不解。但是，我相信，其中必有原因，一種深奧難言的原因。既然"難言"，現在就先不"言"吧。

　　1945年，我在德國呆了整整l0年之後，二戰結束，時來人夢的祖國母親在召喚我了。我必須回國了。回國後，必須找一個職業，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搶一隻飯碗"。古人雲："民以食為天，"沒有飯碗，怎麽能過日子呢？於是我就寫信給我的恩師、正在英國治療目疾的陳寅恪先生，向他報告我10年來學習的過程。我的師祖呂德斯(Heinrichltiders)正是他的老師，而我的德國恩師瓦爾德施米特(Ernstwaldschidt)正是他的同學。因此，我一講學習情況，他大概立即了然。不久我就收到他盼一封長信，信中除了一些獎掖鼓勵的話以外，他說，他想介紹我到北京大學任教，這實在是望外之喜，北大這個全國最高學府，與我本有一段因緣，1930年我曾考取北大，因夢想出國，棄北大而就清華。

　　現在我的出國夢已經實現了，陰陽往複，往往非人力所能定，我終究又要回到北大來了。我簡直狂喜不能自己，立即回信應允。這就是我來北大的最初因緣。

　　1945年10月，我離開住了10年的"客樹回望成故鄉"的哥廷根，揮淚辭別了像老母一般的女房東，到了瑞士，在這山青水綠的世界公園中住了將近半年，然後經法國馬賽，越南西貢、英國占領的香港，回到了祖國的上海。路上用了將近4個月。二戰中遺留在大洋裏的水雷尚未打撈，時時有觸雷的危險。

　　載著上千法國兵的英國巨輪的船員，隨時都如臨深履薄，戰戰兢兢，終於靠他們那一位上帝的保佑，度過了險境，安然抵達西貢。從西貢至香港，海上又遇到颶風，一晝夜，小輪未能前進一寸。這個險境也終於度過了。離開祖國將近11年的兒子又回到母親懷抱裏來了。臨登岸時，我思緒萬端，悲喜交集，此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初到上海，人地生疏，我仿佛變成了瑞普·凡溫克(Ripuanwinkei)目茫然。幸而臧克家正住在那裏，我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十幾天。又轉到南京，仍然是無家可歸，在李長之的辦公桌上睡了一個夏天。當時寅恪師已經從英國回國，我曾到他借住的俞大維的官邸中去謁見他。師生別離已經10多年了。各自談了別後的情況，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杜甫詩說："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不啻為我當時的心情寫照也。寅恪師命我持在德國發表的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去見當時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時校長胡適尚留美未返。傅告訴我，按照北大的規定，在國外拿了學位回國的人，隻能給予副教授的職稱。我對此並不在意，能人北大，已如登龍門了，焉敢還有什麽癡心妄想？如果真有的話。那不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嗎？

　　在南京做了一個夏天的"流動人口"。雖然飽賞了台城古柳的清碧，玄武湖旖旎風光，卻也患上了在南京享有盛名的瘧疾，頗受了點苦頭。在那年的秋天，我從上海乘海輪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到了北平。錫予先生讓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迎接我們。時屆深秋，白露已降，"淒清彌天地，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我心中說不出是什麽滋味，淒涼中有欣慰，悲愁中有興奮，既憶以往，又盼來者，茫然懵然，住進了幾乎是空無一人的紅樓。

　　第二天，少曾(陰法魯號)陪我到設在北樓的文學院院長辦公室去謁見錫予先生。他是文學院長。這是我景仰多年以後第一次見到先生。把眼前的錫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錫予先生一對比，當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卻更愛眼前的錫予先生。他麵容端嚴慈祥，不苟言笑，卻是即之也溫，觀之也誠，真藹然仁者也。先生雖留美多年，學貫中西，可是身著傑布長衫，腳踏圓口布鞋，望之似老農老圃，沒有半點"洋氣"，沒有絲毫教授架子和大師威風。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渾身感到一陣溫暖。晚上，先生設家宴為我接風，師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當時一介和一玄都還年小，恐怕已經記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從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開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我可絕沒有想到，過了一個來星期，至多不過l0天，錫予先生忽然告訴我；我已經被聘為北京大學正教授兼新成立的東方語言文學係係主任，並且還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導師，前兩者我已經不敢當，後一者人數極少，皆為飽學宿儒，我一個30多歲的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夥子，竟也濫竿其間，我既感光榮，又感惶恐不安。這是誰的力量呢？我心裏最清楚：背後有一個人在，這都出於錫予先生的垂青與提攜，說既感且愧，實不足以表達我的心，隋。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無古人的，這無疑是北大的新紀錄，後來也恐怕沒有人打破的。

　　我隻能說，這是一種恩情，它對我從那以後一直到今50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中，起了而且還在起著激勵的作用。

　　但是，我心中總還有一點遺憾之處：我沒有能成為錫予先生的授業弟子。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大概是1947年。錫予先生開"魏晉玄學"這一門課，課堂就在我辦公室的樓上。這真是天賜良機，我焉能放過！解放前的教授，相對來講社會地位高，工資收入豐，存在決定意識，這樣就"決定"出來了"教授架子"。架子人人皆有，各有巧妙不同，沒有架子的也得學著端起一副拒人的架子。我自認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有沒有架子，我自己不得而知。但是，在錫予先生跟前，宛如小丘之仰望泰嶽，架子何從端起！而且聽先生講課，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當時，一位教授聽另外一位教授講課，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

　　這些事情我都不想，毅然征得了錫予先生的同意。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誠的學生之一，一整年沒有缺過一次課，而且每堂課都工整地做聽課的筆記，巨細不遺。

　　這一大本筆記。我至今尚保存著，隻是"隻在此室中，書深不知處"了，有朝一日總會重見天日的。這樣一來，我就自認為是錫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個宿願。

　　錫予先生對我的關心是多方麵的，他讓我從紅樓搬到文科研究所的大院子裏去住，此地在明朝是令人聞而觳觫的特務機關東廠，是專殺好人折磨好人的地獄，據說當年的水牢還有遺跡保留著。"庭院深深深幾許"，我住在最裏麵一個院子裏。裏麵堆滿考古挖掘出土的漢代磚棺，陰氣森森，傳說是鬧鬼的凶宅之一。晚上沒有人敢來找我，除非他在門房打聽得萬分清楚：季羨林確是在家裏，才敢邁步走進。我也並非"季大膽"，隻是在歐洲10年多，受了"西化"，成了一個"無鬼論"者，所以能處之泰然。夏夜昏黑，我經常在縷縷的馬櫻花香中，怡然入夢。

　　當時的北大真正是精兵簡政。隻有一個校長胡適之先生，還經常不在學校，並沒有什麽副校長。一個教務長主管全校的教學科研工作。一個秘書長主管全校的後勤工作。6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各設院長一人。也沒有聽說有什麽校院長聯席會，什麽係主任聯席會。專就文學院而論，錫予先生孤身一人，聘人，升職等等現在非開上無數次會不可解決的問題，那時一次會也不開，錫予先生一個人說了算。大概因為他為人正直，辦事公道，從來沒有出過什麽婁子。我們係裏遇到麻煩，我總去找錫予先生，他不動聲色，幫我解除了困難。他還幫我在學校圖書館中要了一間教授研究室，所有我要用的書都從書庫中提到我的研究室裏，又派一位研究生馬理女士當我的助手，幫我整理書籍。室內窗明幾淨，我心曠神怡。我之所以能寫出幾篇頗有點新見解的文章，不能不說是出於錫予先生之賜。我的文章寫出後，首先送給錫予先生，請求指正。他的意見，哪怕是片言隻語，對我總都是大有幫助的。

　　就這樣，我們共同迎來1949年北京的解放。在解放軍圍城期間，南京方麵派一架專機。來接幾位名單上有名的著名教授到尚未解放的南京去。錫予先生單上有名，但他卻堅決不走，他期望看到新中國。有一段時問，錫予先生被任命為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算是一個"過渡政權"。總之，北大師生共同度過了許多初解放後興奮狂歡的令人難記的日子。

　　l952年，我們北大從城裏搬到了現在的燕園中來。政府早已任命馬寅初先生為北大校長，隻有兩個副校長，其中一個是黨委書記江隆基兼任，實際上主管教學和科研的就是錫予先生一人。馬老德高望重，但實際上不大真管事情。

　　江隆基是一個正直正派有理智有良心的老革命家。據我們局外人看，校領導是團結的。當時的北大，同全國各大學和科研機構一樣，幾乎是天天搞"運動"6然而北大這樣一所全國重點大學。一隻無形的帶頭羊，卻並沒有出什麽婁子，這與校領導的團結和江隆基同誌的睿智正直是分不開的。

　　還是講一講我自己的情況吧。出城以後，我"官"運亨通，財源大開。先是在城裏時工資被評為每月1100斤小米，解放前夕那種物價一小時一漲，火箭似的上升的可怕日子一去不複返了。後來按級別評定工資，我依稀記得：馬老(馬寅初)是三級，等於政府的副總理。以下是湯老(湯用彤)、翦老(翦伯讚)、曹老(曹靖華)、等，具體級別記不清了。再以下就是我同其他幾位老牌和名牌的教授。到了1956年，又有一次全國評定教授工資的活動，根據我的回憶，這次活動用的時間較長，工作十分細致，深入謹慎。人事處的一位領導同誌，曾幾次征求我的意見：中文係教授吳組緗是全國著名的小說家，《紅樓夢》研究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我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他問我吳能否評為一級教授？我當然覺得很夠格。然而最後權衡下來，仍然定為二級，可見此事之難。

　　據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隻有一個一級教授，有的競連一個也沒有，真是一級之難"難於上青天"了。

　　然而，藐予小子竟然被評為一級，這實在令我誠惶誠恐。後來聽說，常在一個餐廳裏吃飯的幾位教授，出於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與不可理解之間的心理，背後賜給我一個諢名，日"一級"。隻要我一走進食堂，有人就竊竊私語，會心而笑："一級來了！"我不怪這些同事，同他們比起來，無論是年齡或學術造詣，我都遜一籌，起個把諢名是應該的。這是由於我的運氣好嗎？也許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後有一個人在，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錫予先生。

　　俗話說："福不雙至"。可是l956年，我竟然"福真雙到"。"一級"之外，我又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這是中國一個讀書人至高無上的稱號，。從人數之少來說，比起封建時代的"金榜題名"來，還要難得多。

　　除了名以外，還有頗為豐厚的津貼，真可謂"名利雙收"。至於是否還有人給我再起什麽諢號，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話，我也會一笑置之。

　　總之，在我剛過不感之年沒有幾年的時候，還隻能算是一個老青年，一個中國讀書人所能指望的最高的榮譽和利益，就都已穩穩地拿到手中。我是一個頗有點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所以能夠做到這一步，與錫予先生不聲不響的提攜是分不開的。說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說一點沒有，但那是次要的，至於機遇，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

　　從1956年起直到l964年錫予先生逝世不知道經過了多少運動，到了l966年十年浩劫開始而登峰造極。在這些運動中，在曆次的提升提級的活動中，我的表現都還算過得去。我真好像是淡泊名利，與人無爭，至今還在燕園內外有令人滿意的口碑。難道我真就這樣好嗎？我的道德就這樣高嗎？不，不是的。我雖然不敢把自己歸入完人之列。因為除了替自己考慮外。我還能考慮別人。我絕對反對曹操的哲學："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但我也決非聖賢，七情六欲，樣樣都有；私心雜念，一應俱全。可是，既然在名利兩個方麵，我早已達到了頂峰，我還有什麽可爭的呢？難道我真想去"九天攬月，五洋捉鱉"嗎？我之所以能夠獲得少許美名，其勢然也。如果說我是"浪得虛名"，也是並不冤枉的。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錫予先生，我能得到這一點點美名嗎？

　　所以，我現在隻能這樣說，我之所以崇敬錫予先生，憶念錫予先生，除了那一些冠冕堂皇的表麵理由以外，還有我內心深處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的動機。

　　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謬托自己是錫予先生的知己，我隻能說錫予先生是我的知己。我生平要感謝的師輩和友輩，頗有地位，盡管我對我這一生並不完全滿意，但是有了這樣的師友，我可以說是不虛此生了。，我自己現在已經是垂暮之年，活得早早超過了我的期望。因為我的父母都隻活了40多歲，因此，我的最高期望是活到50歲。可是，到了今天已超過這個最高期望已經快到40年了。我雖老邁但還沒有昏聵。曹孟德說："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我竊不自量力，大有"老驥伏櫪，誌在萬裏"之勢。在學術研究方麵，我還有不少的計劃。這些計劃是否切合實際，可另作別論，可我確實沒有攀登八寶山的計劃，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但願我回憶中那一點最亮的光點，能夠照亮我前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