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關於吾師

　　張中行

　　記得昔年有興致打油，曾謅這樣一句："幾度扶風待絳紗"。這表明我雖是"今之眾人"，卻不像韓文公說的那樣"恥學於師"。不恥學於師，又受天之祜，幼年未夭折，因而所從之師，就數量說就大為可觀了。數量大，有沒有魚目混珠的？難免。那就挑選一下，隻留聽過講又或多或少懷有敬意的，粗粗算了算，數目還是不少。且不管它。隻說師生授受方麵的心情關係，可分為正反兩個方麵。正麵的，最高超的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得一言一行則拳拳服膺，死生以之。反麵的，也說最高超的，兼舉中外，中有"謝本師"，外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忽然泛論這些做什麽呢？我是想拉個老外亞裏士多德來幫忙，壯壯膽量，以便說幾句本不該說又禁不住要說的話。徑直說是對於紅樓時期的兩位老師，今已作古的，近年的一些想法，我有不同意見。意見不同！本之北大的紅樓精神，應該各抒己見，所以我就不客氣了。

　　一位是錢賓四(名穆)先生。三十年代初我聽過他一年課，課程名目記不清了，隻記得語音南腔而不北調，說"黃河"有如"王五"，考證《楚辭》，把其中許多地名由江南搬到江北。這對不對，像是可商，但我佩服他，因為所寫《先秦諸子係年》確是很高明。"七·七"事變以後，他到昆明，山川修阻，其後到了台灣，多年來談虎色變，聽說他寫過((國史大綱》之類我沒讀過，不知道有沒有與眾不同之見。是不久前，((光明日報》某君送來他們新編的一本《書摘》，翻開看看，竟收錢先生1979年版的一本新著，名《從中國曆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看書名，知道錢先生學風有變，是由昔年的分析變為綜合，考證變為推想。這，估計錢先生會以為意義更大。我也但願如此，於是看((書摘》的所摘，《從象棋看中國人的精神》一節。沒想到剛看千八百字就遇見下麵一段，使我大吃一驚。他是這樣寫的：

　　中國的傳統，隻可說是君主立憲，而絕非君主專製。君主專製這種政治製度是違反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的。中國這樣大，政治上一日萬機，怎麽可由一人來專製？中國人不貪利，不爭權，守本分，好閑暇，這是中國人的人生藝術，又誰肯來做一個吃辛吃苦的專製皇帝呢？

　　恕我對老師說幾句直言，這段話說到中國的政治製度，說到中國人的品質，如果意在為這兩個大塊頭作廣告，可以評一百分；如果是敘述事實。顯然就應該評零分，因為很難在中國的一'土地"上找到實例。說"土地"，因為在書本上可以找到，如巢父、許由之類。至於生活在土地上有血有肉的真人，不貪利，不爭權，錢先生往矣，希望同意錢先生看法的能夠找來一些讓我們見識見識。個別的，能找到，但錢先生是統而言之，意思是都不貪利，不爭權，那麽，如嚴嵩、和砷之流，富可敵國，曹丕(代漢)，楊廣(殺父取位)之流，往哪裏安置呢？總不能算外國人吧？還是專說最大塊頭的政治製度，錢先生用到君主立憲這個名稱，對君主立憲的涵義，或說規定和措施等，總不當毫無所知吧？不知，可以查查辭書，那是有人總管行政，君主也要依法行事；或比之實例，英國有不少女王，曾經如清末掌權的糊塗老太太那拉氏，一不高興就把一些正人君子推向菜市口刑場嗎？說到亂殺人，想到正在播放的《雍正皇帝》，他不隻隨意殺人，還下令稱自己的弟兄為豬為狗，這也可以稱為依((憲法》行事嗎？至於上引一段話最後說的無人肯做皇帝，恕我更加直言，真不知道錢先生的曆史是怎麽念的！

　　一一或應該說，不知道是怎麽理解的，因為就在上麵一段話之前不遠，錢先生還說過："楚漢之際，項羽與劉邦兩人爭天下。"爭與不肯，怎麽能夠和平共處呢？

　　再說一位是顧頡剛先生。三十年代初我入北大紅樓讀書，正是《古史辨》

　　充滿學術空氣的時候，我自然會受到熏染，自信也學到不少東西，如不輕信經史中為在上者粉飾的假話，以及《易經》卦爻辭中還藏有什麽神秘，等等，就有不少是《古史辨》及其創始者顧先生之賜。也就因為對顧先生懷有敬意，他來北大兼課(其時他是燕京大學教授)，講禹貢，即古代地理，我選了。顧先生不嫻於辭令，可是讀書多、知識豐富，我們於結結巴巴中還是獲得很多。其時他有弄清楚曆史(的)地理的大誌，創辦禹貢學會，編印《禹貢》期刊，我以聽課時因緣，也加入學會，記得還寫過文章。說這些是想表明，顧先生確是我的老師，非一般為表示尊敬，泛泛稱呼一聲的可比。解放以後，我和他隻見過一麵，他研究什麽，是否仍熱心於曆史地理，我都不知道。是不久前，以偶然的機緣，我知道他重印所著《秦漢的方士與儒生》，曾在((重版前言》中表示今是而昨非。趕緊找來看，篇幅不長，其中有些話也使我感到驚訝。那是這些：

　　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重版我的舊作《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使得我既高興又慚愧。高興的是，這本小冊雖是舊作，也許還能對讀者認識這一時代的特性有所幫助；慚愧的是，書中還存留著不少的缺點和錯誤，而我的身體已為許多慢性病所困住，不能在這大好的形勢之下早日作出相應的修改，有負領導和讀者的厚望。例如原書提到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認為"焚書"是秦初統一時的政治措施，而"坑儒"隻是始皇個人一時的發脾氣。這一點既與毛主席的觀點不符，即對於我自己近年研究法家思想時所得到的結論也不合：這兩件事分明是同一種時代思潮的連鎖反應。這方麵的證據我在病中已搜羅了許多，我想請人助我用考據的方式敘述出來，盡量不改動原材料的麵貌，比較清楚地說明秦始皇製行這兩項嚴厲的任務都是有所秉承，起著拗轉當時腐化的遊惰的社會寄生生活的作用的。

　　這是說，對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昔年的認識，即不舉手讚成，錯了；應該改變觀點，變不讚成為讚成，並引經據典證明今是而昨非。這引經據典的著作，擬題為《儒法兩家的由來和儒法鬥爭的真相》，大概沒有完成，不知道有什麽不同於時風的講法。其實也可以不管，隻說我的一貫偏見，是：不管能找到什麽樣的看似高妙的理由，憑借手中擁有動用武力的生殺予奪之權，一時不高興，就下令焚隻是不利於己之書，坑自己厭憎之人，都是迫害小民的荒謬之舉，我都反對。因而對於顧先生的變，我也不能讚成。

　　深追一步，兩位老師的意見的不足為訓，恕我用準誅心之法，說來由還不一樣。錢先生流落異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想到吾國與吾民，由愛戀之情出發，就隻看見，或並未看見而隻是醉心於希望甚至幻想，於是入目的就隻是孔孟的善而不是盜蹠的惡(依舊說)，隻是西施的美而不是無鹽的醜。這是因情而忘了事實之理。顧先生則另是一種，"前言"是1978年初所寫，其時顧先生年過古稀，就真能盡棄其所學而學吧？我頗疑為乃從大流，作應時八股。如"前言"的開頭是"自從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雲雲，推想十年之後的現在，就必定另起爐灶。如果竟是這樣，對於吳起、商鞅、韓非、李斯之流，認識也會又有變吧？假定對於這兩位老師，我的追問來由的想法不錯，我想再膽大一些，來個總的評論。不好說，想由康德那裏借個術語，是：為了大我，錢先生不惜扔掉"純粹理性"；為了小我，顧先生不惜扔掉"實踐理性"。兩位都錯了，錢先生是在治學方麵，顧先生是在為人方麵。

　　說到為人，吾師中也有決不作應時八股的，可以舉熊十力先生為例。紅樓時期，熊先生講"新唯識論"，我聽過一兩次，是旁聽。選而聽的不過一兩個人，不是曲高和寡，是阿賴耶識之類過於玄遠。比如熊先生所謂新的，與玄奘法師、窺基大師或可稱為舊的究竟分別何在，我始終不甚了'了。分別總是有的，證據是有人寫了((破新唯識論》，熊先生當然不甘示弱，還寫了《破破新唯識論》。萬法唯識，能生一切的種子在心，如果真像_一些淺嚐甚至外行的人所想象，哲學可以分為唯心和唯物兩類，唯識自然應該劃人唯心那一類。熊先生承認這種劃分，也承認自己的哲學是唯心論。且說解放以後，時風是唯物皆是，唯心皆非，縱使誇誇其談時候，並不知道所謂物，所謂心究竟何所指，更不知道，如來中國講過學的羅素，曾寫《物之分析》和《心之分析》，每一本都是幾十萬言。總之，唯心不吃香了，熊先生回首都北京，仍在北京大學領工資，怎麽辦呢？切膚之痛，熊先生像是感受更深。感受表現為言行，我自己親曆，也看見不隻一次，舊學生第一次來看他，他必用手指己胸，聲如講課時，說："我可還是唯心論！"，這是明示學生："你不要以為我會應時而變，我永遠不會變。"熊先生往矣，我才敢說，對於他的早期的唯識，晚期的大《易》，我因為受了西方的以科學為基礎的哲學思想的"汙染"，一直覺得仍是漢宋儒生那個老框架，玄想成分太多，實證成分太少。但扔開所想，隻說熊先生的治學和為人的態度，忠於自己之所信，不以勢利為轉移，我是自始至終高山仰止的。

　　到此，該結束了，想到一時興之所至，說了一些對先師不夠尊重的話，是不是過於狂妄了？這也許不妥，所以應該求化挑剔為助力，那就改為這樣的意思：我也老了，有時也舞文弄墨，所以必須自勉，要求有所想，有所言，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