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竺可楨先生二三事

　　3月7日是竺可楨先生的百歲誕辰之期，我與他共事十餘年，相知甚深。許多往事，常常使我難以忘懷。

　　那是1937年的秋天，我在美國摩爾根實驗室完成了博士學位以後，又遵照了導師杜布讚斯基的要求，再留下來，隨他搞了一年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再也不願意留在美國了。我急於要回國的的原因是：中國已開始r神聖的抗日戰爭，我應該回到祖國去，增加一分力量。另一個原因是中國也需要發展遺傳科學。

　　我早點回去，可以早點培養出我們自己的遺傳教學和研究人才。

　　可是在那個時期：封建思想十分頑固地控製著全中國。各大學派別森嚴難越。我是一個在教會學校中長大的學生，我的關係體係是屬於教會這一個係統的。可是我不想再回到教會辦的大學中去。我希望能找到一所學術空氣濃厚的國立大學去，因為那裏的學生清貧好學，容易培養，畢業以後又容易直接參加國家建設。可是我無法越過這條鴻溝，走不進國立大學去。

　　我正在苦惱無路之時，我的一位留美同學朱正元先生(他是東南大學物理係畢業生，他們的係主任胡剛複先生在浙江大學擔任文理學院院長)說替我寫一封信去試試，時隔不久，回信來了，中附竺可楨校長的聘書，讓我立刻返國，到浙大去。真是喜出望外，於是我毅然回國了。

　　我到浙大任教那年是28歲，聽說是最年青的教授了。當時竺可楨校長批給我的待遇是：二級教授，工資三百元。真算是重金聘請了。為什麽待我獨厚？是不是他對任何外國回來的博士都如此優待呢？我起初不知道。後來我看那些從東南大學或中央大學畢業，而且也是從美國或德國獲博士學位回來的他的過去門生，都給副教授待遇。而對浙大本校畢業，也是從國外獲博士學位回國的則一律先給一級講師起用(到一年以後如果成績好再提升副教授)。這情況當然會引起本校畢業的一些同學的不滿，有個別的人向竺校長提意見。可是他說："校友回母校服務，理應低於客校前來者。這個道理，你們應該懂得。"所以浙大同仁，誰都知道竺先生一向是待人寬、責己嚴，對待關係越深的教師，要求越嚴，而且待遇也越低。隻有這樣才能信服於人。有個別業務上不能適應的門生，在他了解以後都毫不客氣地把他們辭退了。而我為什麽能定級這樣高呢？後來我知道，因為我在摩爾根實驗室獲博士後又研究一年，有一個"博士後"的學位，所以比一般的外校博士又高了一級。

　　我到浙大以後知道，浙大是一所重視學術科研的好大學。浙大本身並不缺乏教授，特別是浙大的生物係，已經有了不少著名的教授了，如貝時璋先生等都早已在浙大了。可是竺可楨先生知道我是搞遺傳學的，他希望摩爾根的學說也能在浙大生根發展，這時他不但對我如此，對別人也是一樣，不久園宗洛教授又被他請到浙大來，也在生物係任教。生物係如此，其他係也是如此。可見當時的浙大在竺先生主持下，真是哲彥濟濟學人薈萃了。當時的學術之盛也可想而知。英國皇家學會會長李約瑟博士就是看到了這種情況，才讚美地說："浙大是東方的劍橋"。

　　那時候，我們隨浙大西遷，邊逃、邊遷、邊上課。實驗、上課都在破廟裏，大家都是地瓜(山芋)充饑，青燈照明。在那種情況下，哪裏談得上舒適。可是我們大家心情很舒暢。那時候竺可楨也和我們一樣同甘共苦，所以我們大家願意跟著他同舟共濟。我的一些最重要研究論文就是在那窮鄉僻壤的湄潭唐家祠堂中研究出來的。我的一些卓有成就的學生，也是在那裏培養出來的。我今天回顧我的一生，最寶貴的時期，就是在浙江大學任教的這個時期，而這個時期的舒暢心情與環境的形成，是與竺可楨先生的努力分不開的。那時期，竺先生自己也搞科研，他以行動帶動全校。

　　我們這些與竺可楨先生共事過的教師，都願凝聚在他的周圍，一起辦教育和搞科研。即使在那最艱苦的歲月裏，許多單位和學校常常以高職位高薪水來浙大聘我們。可是我們這些同事，就是情願受苦，也不願意離開。這又是為了什麽？我的一生中見過許多大學校長，可是像他這樣具有凝聚力的校長，還沒有見過。我在年青的時候，最崇敬的校長是蔡元培先生。他那兼容並蓄的胸襟、廣羅人才和尊重人才的精神，使北京大學在文化運動中一直站在最前哨，最終還掀起了"五四運動"。可見他多麽偉大。可是我未見過蔡先生，我是從學習他的事跡中，敬佩他的。我常常在想，竺可楨先生是可以與蔡先生相比的兩位好校長。因為蔡先生所具備的，竺先生幾乎全都具有，而竺先生所處的年代，是亂世，情況更加艱巨了。在那樣的環境裏，他既要支持大家參加民主運動，又領導大家開展自由學術活動，是多麽不容易啊！

　　竺先生胸襟開闊，氣度恢宏，是我們這些人難以相比的，他學識淵博，作風平易，永遠是我的學習榜樣。最使我不能忘記的就是那次我被全國李森科學派包圍之時，是他在北京為我不平地說："對待學術研究怎能把政治連在一起？

　　"他的一句話，對我有多麽大的作用啊！

　　總之，竺先生是我畢生最難忘的校長、教師和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