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剛正不阿

　　一一紀念徐悲鴻逝世三十周年[HT]

　　吳作人

　　早在20年代，徐悲鴻先生即同頹廢派文人就藝術思想問題進行過論戰，40年代又同北平國民黨反動派所操縱的保守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本世紀中國美術發展進程中，徐悲鴻矢誌不渝地捍衛和堅持著現實主義。

　　徐悲鴻和田漢的藝術革新運動是帶有進步意義的。20、30年代，在上海有過形形色色的自命維"新"的藝術旗號，在美術方麵也曾經有一些糊塗思想，以為走西文現代流派的道路就是思想上的進步。但是徐、田兩先生在當時則主張藝術要以形式完美為手段，以達到表達先進思想為目的。正由於這個藝術觀上的一致，他們建立了南國藝術學院。當時所謂"南國精神"，不論在文學上，戲劇上，美術上，都如田漢說過的："我們在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1928年春，當南國藝術學院成立不久，美術係就遭到反動勢力摧殘。他們兩人曾有過一次長談，我相信他們之間，已就各自的藝術觀和在藝術活動相互支持上有了默契，這已為此後的一些事實所證實(見《文化史料》第五輯66頁，吳作人：((憶南國社的田漢和徐悲鴻》)。我自己則在l930年春去巴黎，國內的情況了解甚少。1935年我再回到南京，徐悲鴻首先告訴我並要我快去探望剛由徐悲鴻和宗白華保釋出獄的田漢。我深感徐、田兩位先生的情誼之深，因為當時在白色恐怖時期，即使骨肉之親有人尚難免趨避，他們卻能以身家擔保。1953年9月，徐悲鴻在北京醫院辭世，在側的幾位老友中田漢沉慟獨切，這是不無緣由的。田漢是徐悲鴻生前諍友，他在1930年寫的《我們的自己批判》一文中曾對徐悲鴻求全責備，流露過一點微辭。這篇文章發表的時間、地點，"左"的壓力是普遍存在的(見《戲劇論叢》1981年4期第4頁，陳白塵：《中國劇壇的驕傲》)。此後南京的營救，武漢的支援，保釋後的重逢，尤其是北平解放前夕，田漢曾冒著艱危密晤徐悲鴻，以完成中央交付的重托(詳見((文化史料》第五輯)，都說明了二人的友誼。

　　徐悲鴻待人直諒真誠，不以小不合而棄大義。1948年的年終前後，解放軍已指出北平的前途和國民黨的去從，問題就看傅作義最後的抉擇。傅在一次邀宴北平學者名流數十人的席後茶餘，向大家提出關於北平"守"、"和"的問題這不是一個一般的問題，說話是要擔風險的。當時誰也不敢發言。經過長時間的冷場後，徐悲鴻首先發言，他說："時至今日，傅將軍還有什麽值得對蔣先生抱紀想的呢？"這時大家才相繼表了態，紛紛讚成和平解放北平。北平解放前夕，徐悲鴻堅決保護學校，拒絕南遷，立場鮮明，這無疑是黨的指示和關懷，給徐悲鴻以無限勇氣和力量。

　　在藝術教育上，徐悲鴻主張應要求學生有嚴格的基礎鍛煉。在鍛煉過程中要求在尊重客觀事物的基礎上力求概括提高，要以一絲不苟的誠實態度來認識客觀存在。為了加強造型的表現力，須刪去繁瑣的細節，強調塑造形象的統一性。對進行基本功訓練的學生，從開始學畫，就要力求刻意勾劃，寧方勿圓，字拙勿巧，要以直線求曲線，以平麵求圓麵。基本功要做到眼、手、心相協調，"盡精微"以"致廣大"。

　　我由於受徐悲鴻先生的支持和鼓勵，到了巴黎，正如徐悲鴻所預先說的那樣，有不少他在巴黎的老朋友熱情地來照顧我，其中有一位叫張宗禹，他給了我許多幫助。我考取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西蒙教授班，入學時的學費和其他費用，都是由張宗禹替我向他人借貸的。我在巴黎生活拮據的日子裏，李有行幫我找零活幹，他們和徐悲鴻都是師友之交。徐悲鴻還函托了在比利時任公使的謝壽康給我關注，由於他的協助，我又考進了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獲得了助學金，這才開始了較穩定的生活，保證了正常的學習。

　　徐悲鴻先生寫信給我們在國外學美術的學生，時常提醒我們要堅持現實主義的治學態度，不要受資本家豢養的大小畫商巧言佞色的迷感而走上了歧途。

　　徐悲鴻與齊白石是平生知交，他讚揚齊白石在藝術上多方麵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藝術獨創性，他時常帶來齊老的畫給我們看。說實在的，我那時才學了不到一年的基礎素描，要懂得齊老作品的高明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對我來說，乃是使我認識和熱愛中國繪畫的第一步。

　　1933年徐悲鴻在西歐各國和蘇聯舉行中國畫展，以及此後在各國展出，都要介紹齊白石的作品，使齊白石終於從被北平的保守派長期攻訐的地位而成為舉世聞名的中國當代巨匠。徐悲鴻生前20多年來始終關懷著齊白石的藝術創作和他的生活問題。l953年9月徐悲鴻不幸逝世，我們都不敢向白石老人提起。

　　這會使他受到震動和悲慟，而那時他已是90多歲的老人了。開始的一些時候，他還常問起："徐先生怎麽不來看我？"左右的人都告訴他徐先生因為有事，出門去了。時間過久了，老人也有點將信將疑。老人心裏是無時不在懷念著徐先生。有一次，那是離老人去世(1957年)不久前，我去他家探望。他一反平日沉默寡言的習慣，忽然對我說："我一生最知己、最好的朋友就是徐悲鴻先生！"他沒有更多說，我不覺感到黯然神傷，相對無言。

　　當敵寇鐵蹄蹂躪中華國土，使千百萬同胞喪生、流離失所之際，徐悲鴻對朋友的關懷，對受委曲的人同情，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廣大受苦難的群眾的憂患之心，無不在詩、畫、文章和通信中流露著。l938年，他熱情滿懷地投到了由周恩來同誌領導、郭老主持的武漢軍委政治部三廳，田漢是藝術處長。同心同德，一致抗敵，使他們重逢。可是當他同政治部主任陳誠晤見時，陳當然對徐反蔣的宿怨未消，給徐悲鴻以冷遇，徐悲鴻亦拂袖而去。到了重慶，他對我說："難道我是為了謀求一官半職才去武漢的？我是要使我的藝術為抗戰服務！不過，田先生那兒需要搞美術的青年。"我接著說我們正組織幾個青年人想去台兒莊戰地作畫。他說："這很好，你們早點出發，到武漢先生去武昌曇華林三廳，找藝術處田先生，他會給你們幫助的。我自己，已經決定去南洋帶自己的作品去展覽，以全部售出的款項作為救濟戰爭難民的捐獻。"我們和徐先生分頭奔向各自的目標。徐悲鴻在星洲、檳城一帶開畫展，同時還屢次給我寫信，對我當時家破人亡的遭遇寄予父兄般的慰勉。徐悲鴻在嚴酷的現實生活中，自己也經曆過顛沛流離，無家可歸的生活，在他的思想認識上，是從正義感走向痛感社會改革的需要又進而逐漸認識到共產黨人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在一封信裏說："吾人雖非共產黨人，但他們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實足欽佩。"在十年動亂中我散失了不少長期來保存的一些書禮、資料，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時間去全部清理，記得這信是從新加坡寄給我的，時間是1940年至1941年之間。諄諄教導，使我在將近一年的目疾痊愈之後，加上老同學鄭君裏的規勸，我又負起畫箱，提起畫筆，由重慶出發，前赴成都、青城、蘭州、青海、敦煌……寫生創作。當我輾轉回重慶時，已是抗戰勝利的那一個新年了(1945年)。我在重慶舉行了3天的個人回顧畫展。

　　包括近期的西北邊地寫生創作和遠在30年代初學生時期的大部分作品。隻有3天的展覽，全部排賣、收門票、場租和一切開支都是自負。這時徐悲鴻因腎髒病臥床數月，身體初愈猶弱，聽說我在重慶江蘇同鄉會開畫展，隻有3天，他不顧病體堅持要進城來看我的畫展。他雖然清臒，但神采還很好，認真地看了幾乎所有的畫，我勸他不要太累了，他對我說："這幾年你沒有浪費，我雖然病剛好，還是第一次進城，我想回去要寫一篇短文，望你繼續努力！"l946年初，我從重慶回到上海，首先去看先到上海的張光宇和小丁，他們《清明》編輯室裏籌劃組織"上海美術作家協會"，主要是團結在上海淪陷時期沒有"下水"的進步畫家。趁剛複員的國民黨反動派所策劃的"上海美術會"宣布成立之前，我們必須舉行一個聯合美展，把炮打在反動派的前頭，轟動上海社會。李宗津正趕上參加我的4月上海美展。他告訴我："剛從南京來，見到徐悲鴻先生，要我打聽你回到上海沒有。可能他有什麽事想找你。兩三天後，李宗津又回南京去了。過了一個多月(6月)，李宗津來上海找我，帶了徐悲鴻的手書一封，並說要注意這封信。我捧讀徐先生這一紙言簡意切邀我前去北平藝專執教的信，當時有點猶豫。因為在西北諸省的幾年中，覺得過去教書，隘於一隅之地，一旦走出來了，眼睛看到新的生活，眼界放大了。當時和司徒喬在西北，後來又同在成都，對藝術的態度，比較一致，我們相約今後再不要當教師了。其實在那些年，學畫必然的出路，就是教書。以為職業畫家如何理想，其實也不過是理想。司徒喬在50年代從美國回來，也和我一樣當了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這是徐悲鴻的一封關於進步藝術思想，進步藝術表態的信，我雖然失掉了這封信，但至今時隔36年，猶能回憶信中的詞句：

　　"作人吾弟：

　　吾已應教育部之聘，即將前往北平接辦(日偽的)北平藝專。餘決意將該校辦成一所左的學校，並已約葉淺予、龐薰粟、李樺諸先生來校任教。至於教務注任一職。非弟莫屬。務希允就，籲祈勿卻，至盼！"徐悲鴻的藝術思想更明確的站在進步藝術的一邊了。他提名的這幾位先生，也是當時就知名的進步畫家，他決意要辦一所左的學校，我決不能為了自己的"理想"，忍負徐悲鴻更有遠慮的"理想"。第二天我就寫了複信，交即將回南京的李宗津托他麵呈徐先生，表示受命，北上共襄此舉。

　　1946年7月末，徐悲鴻約同在大後方所擬聘的一些青年圓家經上海取海道北上，到達北平已是8月初了。當然先期到北平的國民派反動派早已安排好控製北平藝專的陣勢(即訓導處和三青團)，就看這批以徐大師為首的"離經叛道"藝術家是否能在他們手掌心中就範。情勢如此，徐悲鴻必須在實現他理想的陣地上取得優勢。他首先對原有敵偽時期的學生中，凡學業優良的，因思想進步而被訓導處除名的，一律恢複其學籍。再則將原有的教員中，凡落水失節者，一律停聘。在這些問題上徐悲鴻是立場堅定的，有一些人反複托情關說，徐悲鴻拒之再三；無奈時，也觀其才學批準二、三名不占名額的兼任教員。當時有某"教授"，在法國留學過，而術業無成，但他卻是國民黨反動派特務組織的成員，恃有靠山，多次找徐悲鴻，強詞奪理，非要當一席"教授"，徐悲鴻堅持不同意，他競上告到南京。可是徐先生並不被他嚇倒，說這是既無才又無學，靠反動特務組織吃飯的"黨棍子"，決不能拿"教授"做"人情"。此人終未得逞。

　　當我們剛到北平時，就了解到反動派正在策劃成立一個"北平美術會"，於是我們按照在上海的經驗即時成立了"北平美術作家協會"，也和上海一樣，是同反動派針鋒相對的。我們的計劃向徐悲鴻先生談了，他立刻同意，並答應任名譽會長。協會在解放前借人家的報紙辦了自己的期刊，徐悲鴻揮筆草就"論戰"文稿。舉辦畫展，都得到徐悲鴻的支持。到接近解放，"北平美術作家協會"的內部成員後來也有所分化，我們就在1948年12月7日另外組織了"一二'七藝術學會"(這是部分進步成員，包括美術以外的音樂、舞蹈等)，在徐悲鴻的直接領導下準備迎接解放。而且一直到解放，還以這個學會的名義在《進步日報》繼續辦了一年副刊《進步藝術》。

　　當我們進入北平藝專之初，訓導處一夥就感到徐悲鴻是不容易推拉倒的。

　　1946年12月，他們借助學金分配問題，鼓動三青團的打手掀起"倒吳作人"風潮。後來訓導處的國民黨極端反動分子，又勾結一些人聯名誣告徐悲鴻任用吳作人為首的民盟危險分子集團，並揚言撤查(當時民盟是在被取締之列的，況且我當時也未參加任何組織)。

　　恰在1947年初，我接到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邀請，安排我到英國作為期3個月的考查訪問。我即向徐悲鴻征求意見。鑒於當時的鬥爭十分激烈，他為了保護我，毅然勸我出國訪問，他說："你出國一下，可以姑避其鋒，我在這裏比你安全些。李宗仁是我多年老友，傅作義也和我熟識，那些人是不敢隨意動我的。

　　過去蔣介石不敢殺害蔡元培，而殺害了楊杏佛，亦是此理。你去Ⅱ巴！你到英國之後再轉回來。你有3件事替學校辦一下：一、在國外給藝專圖書館買一些美術圖書及畫冊；二、邀請在巴黎久居的滑田友回國任教；三、就是到盧弗爾官臨摹德拉克羅瓦畫的《但丁遊地府》。另外在你回國路過香港時，專程訪問一下我的朋友中華書局的舒新城先生；把我寄存在那裏的((八十七神仙卷》帶回來。"l948年1月，我返回藝專。徐悲鴻向我扼要地講述了過去一年裏在北平藝專發生的種種藝術思想方麵的、政治壓力方麵的鬥爭。他巍然屹立，頂住反動派的陰謀、誣蔑、上告等等，他據理力爭，保護了被反動派迫害的師生。繼上一年的《國畫論戰))之後，徐悲鴻親自主持了一次規模宏大的"美術聯合展覽會"，就是由北平美術作家協會、中國美術學院、北平藝專等三單位聯合舉辦的，當時轟動了北平社會。徐悲鴻收集了反動派的黑文字罪證，累牘盈尺，呈交給來接管藝專的軍管會代表，即聞名的詩人艾青，黨對徐悲鴻在北平與反動派短兵相接的鬥爭是很了解的。

　　徐悲鴻有極高的藝術造詣，對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事業，有不可磨滅的建樹，一貫熱愛祖國，同情人民痛苦，堅決站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場上，特別在反動派威逼利誘下，他冷然對之以浩然正氣，不為所動，而在革命發展的關鍵時刻，他忠心耿耿，挺身而出，懷念及此，令人肅然起敬。

　　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大會期間，他堅持大會執行主席工作，又參加外事活動，以他多病之身，終以腦溢血不治逝世！他終年僅58歲。人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位在祖國的藝術事業上有著傑出建樹的藝術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