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四

　　我被捕以後，魯迅在著作中和與人書信來往中幾次提到過我，感謝一位熱心同誌替我搜索，現摘抄幾則在這裏：

　　《偽自由書》後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致王誌之信：丁事的抗議，是不中用的，當局那裏會分心於抗議。現在她的生死還不詳。其實，在上海，失蹤的人是常有的，隻因為無名，所以無人提起。楊杏佛也是熱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殺，……(書信集三八四頁)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我的種痘》：……整整的五十年，從地球年齡來計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從人類曆史上說，卻已經是半世紀，柔石丁玲他們，就活不到這麽久。(《集外集拾遺補編》)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科學新聞社信：至於丁玲，毫無消息，據我看來，是已經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還造許多關於她的謠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書信集一。五七頁)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致曹聚仁信：舊詩一首，不知可登《濤聲》否？(書信集第四。八頁)(詩即《悼丁君》，載同年九月三十日《濤聲》二卷三十八期)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致王誌之信：丁君確健在，但此後大約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因為這是健在的代價。(書信集第六二二頁)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蕭軍蕭紅信：蓬子轉向；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書信集第六六。頁)

　　我被捕以後，社會上有各種傳言，也有許多謠言，國民黨禦用造謠專門反共的報紙《社會新聞》以及《商報))，還有許多我不可能看到的報刊雜誌都刊載了很多。我真感謝魯迅並沒有因為這一些謠言或傳說而對我有所遣責。但到後來，1957年以後，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最初年代，還有個別同誌對於前麵摘錄的魯迅的文字，作些不符合事實的注釋，或說我曾在南京自首，或說我變節……等等。這種言論在書籍報刊上發表，有些至今仍在流傳，引進了很多讀者的關心和詢問，現在我毋須逐條更正或向他們作什麽解釋。我能夠理解這些同誌為什麽這樣貶責我，他們不了解情況。他們不是造謠者，也不是存心打擊我，他們在那樣寫的時候，心裏也未必就那樣相信。這樣的事，經曆了幾十年的鬥爭的人，特別是在十年動亂中橫遭誣陷迫害的廣大幹部、群眾，完全會一清二楚的。

　　最近翻閱((我心中的魯迅》一書，在第223頁上有一段1979年6月蕭軍對魯迅給他一信的解釋：

　　關於丁玲，魯迅先生信中隻是說："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並沒有片言隻字有責於她的"不死"，或責成她應該去"坐牢"。因為魯迅先生明白這是國民黨一種更陰險的手法。因為國民黨如果當時殺了丁玲或送進監牢，這會造成全國以至世界人民普遍的輿論責難，甚至引起不利於他們的後果，因此才采取了這不殺、不關、不放……險惡的所謂"綿中裹鐵"的卑鄙辦法，以期引起人民對丁玲的疑心，對國民黨"寬宏大量"寄以幻想！但有些頭腦糊塗的人，或別有用心的人……競說"政府在養她"這句話，是魯迅先生對於丁玲的一種"責備"！這純屬是一種無知或惡意的誣枉之辭！

　　1979年北京圖書館得到美國圖書協會訪華參觀團贈予拘一些珍貴文物史料的複印件，其中有《草鞋腳》編選過程中，魯迅與伊羅生來往通訊的原始手跡，有魯迅、茅盾寫的((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等等。這七件來往書信中最晚的一封是1935年10月17日魯迅寫給伊羅生的。從第一封信到最後的這一封信裏，全都沒有說過因為有了關於丁玲的種種傳言而要改動原編書目的話，而是按照原定計劃，照舊選人了我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水》兩篇。與此同時，魯迅、茅盾在《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中對我主編的《北鬥》雜誌，也仍舊作了正麵的論述，沒有絲毫的貶義。這七封信的原文，1979年12月5日《光明日報·文學專刊》第一五六期已經刊載；魯迅、茅盾合寫的《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也將會在《魯迅研究資料》刊出。

　　一九三四年九月魯迅給王誌之信中說"此後大約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因為這是健在的代價。"我認為這話的確是一句有閱曆、有見識、有經驗，而且是非常有分寸的話。本來嘛，革命者如果被敵人逮捕關押，自然是無法寫文章、演戲或從事其它活動的；倘如在敵人麵前屈從了，即"轉向"了，自然不可能寫出"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讀到這樣的話，我是感激魯迅先生的。他是多麽擔心我不能寫文章和不能寫出"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我也感到多麽遺憾，魯迅先生終究沒有能看到後來以至今天我寫的文章。這些文章數量不多，質量也不理想，但我想這還正是魯迅先生希望我能寫出的。在魯迅臨終時，我已到了西安，而且很快就要進入魯迅生前係念的陝北蘇區、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現在紀念魯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我想我還是魯迅先生的忠實的學生。他對於我永遠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這一麵的。

　　l981年1月於廈門補記：1983年第三期《新文學史料))發表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魯迅致申彥俊的一封佚信。申彥俊是三十年代初朝鮮((東亞日報》駐中國特派記者，是一位進步人士，他曾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應約去"內山書店"拜訪魯迅先生，並寫了訪問記，刊載於朝鮮((新東亞》一九三四年第四期，其中記錄了會見時的談話。申彥俊問："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您認為誰是無產階級代表作家？"魯迅先生答道："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無產階級作家，"這很使我感動，更使我慚愧。那年，我才二十九歲。那以前發表過一些作品，就傾向說，雖然我自己也以為是革命的，但實際隻能算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品吧。魯迅先生為什麽對一個外國的訪問者作這樣溢美的評價呢？我想，這恐怕是因為，我正是在他們這次會見的八天之前被國民黨秘密綁架的，存亡未卜。出於對一個革命青年的愛惜，才使魯迅先生這樣說的。因為我是一個左翼作家，是一個共產黨員，是因為從事革命活動而陷入險境，魯迅先生才對我關切備至，才作了過分的揄揚。

　　198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