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魯迅先生於我(節錄)

　　丁玲

　　大革命失敗後，上海文壇反倒熱鬧起來了，魯迅從廣卅來到上海，各種派別的文化人都聚集在這裏，我正開始發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來我對創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一九二二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幾個朋友以朝聖的心情找到民厚裏，拜見了郭沫若先生，鄧均吾先生，鬱達夫先生出門去了，未能見到。一九二六年我回湖南，路過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購買了一張創造社發行的股票。雖然隻花了五元，但對我來說已是相當可觀的數目了。可是在這時，我很不理解他們對魯迅先生的筆伐圍攻。以我當時的單純少知，也感到他們革命的甲胄太堅，刀斧太利，氣焰太盛，火氣太旺，而且是幾個人，一群人攻擊魯迅一個人。正因我當時無黨無派，剛剛學寫文章，而又無能發言，便很自然地站到魯迅一邊。眼看著魯迅既要反對當權的國民黨的新貴，反對複古派，反對梁實秋新月派，還要不時回過頭來，招架從自己營壘裏橫來的刀斧和射來的暗箭，我心裏為之不平。我又為魯迅的戰鬥不已的革命鋒芒和韌性而心折。

　　而他還在酣戰的空隙裏，大力介紹，傳播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我讀這些書時，感到受益很多，對魯迅在實踐和宣傳革命文藝理論上的貢獻，更是倍加崇敬。我注視他發表的各種長短文章，我絲毫沒有因為他不曾回我的信而受到的委屈影響我對他的崇拜。我把他指的方向當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寫作的途程中，逐漸撥正自己的航向。當我知道了魯迅參加並領導左翼作家聯盟工作時，我是如何的激動啊！我認為這個聯盟一定是最革命最正確的作家組織了。自然，我知道"左聯"是共產黨領導的，然而在我，在當時一般作家心目中，都很自然的要看看究竟是哪些人，哪些具體的人在"左聯"實現黨的領導。l930年5月，潘漢年同誌等來找我和胡也頻談話時，我們都表示樂意即刻參加。當九月十七日晚"左聯"在荷蘭餐館花園裏為慶祝魯迅五十壽誕的聚餐後，也頻用一種多麽高興的心情向我描述他們與魯迅見麵的情形時，我也分享了那份樂趣。盡管我知道，他並沒有、也不可能向魯迅陳述那件舊事，我心裏仍薄薄地拖上一層雲彩，但已經不是灰色的了！我覺得我同魯迅很相近，而且深信他會了解我的，我一定能取得他的了解的。

　　1931年5月間吧，我第一次參加"左聯"的會議，地點在北四川路一個小學校裏，與會的大多數人我都是新相識。我靜靜地坐在那裏，沒有發言。會開始不久，魯迅來了，他遲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長袍，著一雙黑色球鞋，短的黑發和濃厚的胡髭中間閃爍的是一雙錚錚鋒利的眼睛，然而在這樣一張威嚴肅穆的臉上卻現出一副極為天真的神情，像一個小孩犯了小小錯誤，微微帶點抱歉的羞澀的表情。我不須問，好像他同我是很熟的人似的，我用親切的眼光隨著他的行動，送他坐在他的座位上。怎麽他這樣平易，就像是全體在座人的家裏人一樣。會上正有兩位女同誌發言，振振有詞的批評"左聯"的工作，有一位還說什麽"老家夥都不行，現在要靠年輕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氣的話。我看見魯迅仍然是那末平靜的聽著。我雖然沒有跑上前去同他招呼，也沒有機會同他說一句話，也許他根本沒有看見我，但我總以為我看見過他了，他是理解我的，我甚至忘了他沒有回我信的那件事。

　　第一次我和魯迅見麵是在北四川路他家裏。他住在樓上，樓下是一家西餐館，馮雪峰曾經在這樓下一間黑屋子裏住過。這時我剛剛負責《北鬥》的編輯工作，希望《北鬥》能登載幾張像《小說月報》有過的那種插圖，我自己沒有，問過雪峰，雪峰告訴我，魯迅那裏有版畫，可以問他要。過幾天雪峰說，魯迅讓我自己去他家挑選。1931年7月30日，我和雪峰一道去了。那天我興致非常好，穿上我最喜歡的連衣裙。那時上海正時興穿旗袍，我不喜歡又窄又小又長的緊身衣，所以我通常是穿裙子的。我在魯迅麵前感到很自由，一點也不拘束。他拿出許多版畫，並且逐幅向我解釋。我是第一次看到珂勒惠支的版畫，對這種風格不大理會，說不出好壞。魯迅著重介紹了幾張，特別拿出《犧牲》

　　那幅畫給我，還答應為這畫寫說明。這就是《北鬥》創刊號上發表的那一張。

　　去年我看到一些考證資料，記載著這件事，有的說是我去要的，有的是說是魯迅給我的。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是我去要的，也是魯迅給的。我還向魯迅要文章，還說我喜歡他的文章。原以為去見魯迅這樣的大人物，我一定會很拘謹，因為我向來在生人麵前是比較沉默，不愛說話的。可是這次卻很自然。後來雪峰告訴我，魯迅說"丁玲還像一個小孩子"。今天看來，這本是一句沒有什麽特殊涵義的普通話，但我當時不能理解，"咳，還像個小孩子！我的心情已經為經受太多的波折而變得蒼老了，還像個小孩子！"我又想："難道是因為我幼稚得像個小孩子嗎？或者他腦子裏一向以為我可能是一個被風雨打蔫了的衰弱的女人，而一見麵卻相反有了小孩子的感覺？"我好像不很高興我留給他的印象，因此這句話便牢牢地留在我的記憶裏。

　　從三一年到三三年春天，我記不得去過他家幾次。或者和他一道參加過幾次會議，我隻記得有這樣一些印象。魯迅先生曾向我要《水》的單行本，不止一本，而是要了十幾本。他也送過我幾本他自己的書。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給我的書都包得整整齊齊，比中藥鋪的藥包還四四方方，有棱有角。有一次談話，我說我有脾氣，不好。魯迅說："有脾氣有什麽不好？人嘛，總應該有點脾氣的。

　　我也是有脾氣的。有時候，我還覺得有脾氣也很好。"我一點也沒有感到他是為寬我的心而說這話的，我認為他說的是真話。我盡管說自己有脾氣，不好，實際我壓根兒也沒有改正過，我還是很任性的。

　　有一次晚上，魯迅與我、雪峰坐在桌子周圍談天，他的孩子海嬰在另一間屋裏睡覺。他便不開電燈，把一盞煤油燈撚得小小的，小聲地和我們說話。他解釋說，孩子要睡覺，燈亮了孩子睡不著。說話時原有的天真表情，濃濃地綻在他的臉上。這副神情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裏。我覺得他始終是一個毫不裝點自己，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1933年我被國民黨綁架，幽禁在南京。魯迅先生和宋慶齡女士，還有民權保障同盟其他知名人士楊杏佛、蔡元培諸先生在黨和左翼文人的協同下，大力營救，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強烈抗議。國際名人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繼發表聲明。國內外的強烈的輿論，製止了敵人對我的迸一步迫害。國民黨不敢承認他們是在租界上把我綁架走的，也不敢殺我滅口。國民黨被迫采取了不殺不放，把我"養起來"的政策。魯迅又轉告趙家壁先生早日出版我的((母親》，又告知我母親在老家的地址，仔細叮嚀趙先生把這筆稿費確實寄到我母親的手中。

　　1936年夏天，我終於能和黨取得聯係，逃出南京，也是由於曹靖華受托把我的消息和要求及時報告給魯迅，由魯迅通知了剛從陝北抵達上海的中央特派員馮雪峰同誌。是馮雪峰同誌派張天翼同誌到南京和我聯係並幫助我逃出來的。

　　遺憾的是我到上海時，魯迅正病重，又困於當時的環境，我不能去看他，隻在七月中旬給他寫了一封致敬和慰問的信。哪裏知道就在我停留西安，待機進人陝北的途中，傳來了魯迅逝世的噩耗。我壓著悲痛以"耀高丘"的署名給許廣平同誌去了一封唁函，這便是我一生中給魯迅先生三封信中唯一留存著的一封。

　　現摘錄於下：

　　無限的難過洶湧在我的心頭，……我兩次到上海，均萬分想同他見一次，但因為環境的不許可，隻能讓我懸想他的病軀，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現在卻傳來如此的噩耗，我簡直不能述說我的無救的缺憾了。……這哀慟是屬於我們大眾的，我們隻有拚命努力來紀念世界上這一顆隕落了的巨星，是中國最光榮的一顆巨星！……

　　而魯迅先生留給我的文字則是一首永遠印在心頭，永遠鞭策我前進的一首律詩，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悼丁君》：

　　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

　　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

　　前年我回到北京以後，從斯諾的遺作裏看到，魯迅同他談到中國的文學時也曾獎譽過我。去年到中國訪問的美國友人伊羅生先生給了我一本在美國出版的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這是1934年魯迅與茅盾同誌一同編選交他出版的，裏麵選擇了我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水))兩篇小說。魯迅在《草鞋腳小引》中寫道："……這一本書，便是十五年來，'文學革命'以後的短篇小說的選集。……它恰如壓在大石下麵的植物一般，雖然並不繁榮，它卻在曲曲折折地生長。……"(《且介亭雜文》)魯迅先生給過我的種種鼓勵和關心，我隻願深深地珍藏在自己心裏，經常用來鼓勵自己而不願宣揚，我崇敬他，愛他。

　　我常用他的一句話告誡自己："文人的遭殃，不在身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已，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我不願講死無對證的話，更不願借魯迅以抬高自己，因此我一直沉默著，拒絕過許多編輯同誌的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