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一個榜樣一篇宣言

　　--追悼朱佩弦(自清)先生

　　一年來我們正因為朱先生的勇敢抗爭和精彩言論，而不斷讚歎著，前月，卻忽然得了他的死訊。朱先生雖然是因為病而去世，可是，它喚起我們驚詫和悲悼的程度，並不下於聞一多先生的意外凶耗。"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朱先生的話)

　　過去一個多月中，在許多朋友口頭上，在許多雜誌、報章上，都聽到、看到關於對朱先生的哀悼言辭。他的死，在今天的文化界，的確是一個衝擊，一陣不小的災害！這不是站在一些私人的交誼上看，也不是單站在文藝和學術發展的立場上看。朱先生在今天全國人的眼裏，是深切地關聯著整個人民解放的大業的。他是"人類解放戰爭中的一員勇士"(H·海涅的話)。因此，哭朱先生的聲音，正和哭聞先生的具有同樣的意義。

　　在這裏，沒有多餘的篇幅和心情來詳述朱先生的學藝及生平。我隻想說一說，朱先生晚年的行誼的意義。這也是今天我們紀念朱先生的最重要的一點。

　　朱先生晚年的行誼，給今天中國上層知識分子一個榜樣。他鄭重地指示他們一一路隻有一條。

　　我們都知道，朱先生向來是很少過問政治的作家兼學者。不錯，他不是沒有血氣的人。例如在段祺瑞屠殺執政府門前請願民眾的時候，他就寫過嚴厲控訴的文字。在那篇文章的結尾，他說："在首都的堂堂執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之不足，繼之以搶劫，剝屍，這種種獸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們國民有此無臉的政府，又何以自容於世界！一一這正是世界的恥辱呀！"最後大聲地問："死了這麽多人，我們該怎麽辦？"這是何等悲憤，而且帶著煽動性！可是，一般地說，在過去相當長時期中，他確實隻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著職責。像抗戰初期那樣全民族心髒正在沸騰的時候，朱先生好像也沒有表現出怎樣激昂的行動。這甚至引起一些青年們的誤解。一位當時在清華讀書的青年朋友，就向我表示過不滿意他的這種冷淡行為。當然，這不是說朱先生一向對於當前社會、政治的大事件，沒有相當的了解。這一點，有許多和朱先生比較接近的朋友是能夠替他說明的。但是，在這方麵，他很少明顯奮躍的表現，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可是，複員以來，他激昂了！對於那些"看不順眼的事情，都站出來說話"(葉聖陶先生的話)。如果以前他的正義感是蘊藏在胸裏的，或者偶然才一度外露的，現在它都突出地表現在行為上，而且是繼續不斷的。同時在講堂上，在論著上，他不再寬容地稱許那些象征派或別的艱澀纖仄的詩歌。他強調嚴肅，強調人民的立場。他讚揚朗誦詩，讚揚口號標語，讚揚直截新鮮的快板。他指出文藝的方向決定於社會、政治，指出當前的文藝在矛盾中發展。

　　這個轉變是相當重大的。怪不得他的名字要被列入了逮捕者的黑名單，而那些自外於時代或別有心腸的所謂學者、教授之類要說他的"閑話"了。

　　朱先生是個虛心客氣的人，可是，他卻不是隨便的、依違兩可的。他是柔中有剛的人，是胸有定見的人。他是慎重而又堅決的。他的轉變絕不是偶然衝動或湊湊熱鬧。我們不知道在他決定過問社會、政治事情之前，是否像聞一多先生那樣，經過整個星期的閉門沉思。但是，我想，至少他是認真考慮過來的。

　　隻要看他一開步走，就一步迫緊一步，再沒有什麽猶豫或反頤，事情不是很可以了然麽？而直到最後，他還是那麽堅強的。臨終前對他夫人說的話，就是一個明證。"擇善而固執之"，正是說的朱先生這類人了。

　　這個有曆史意義的事件，對我們說明了什麽呢？它雄辯地說明了：在今天，知識分子隻有一條道路一一就是和人民結合！朱先生去世前二十天在"中建"編輯人所主辦的座談會上，關於"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的發言，已經簡要地提到這點。他說："知識分子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幫閑幫凶，向上爬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有這種人；一條是向下的。"所謂"向下的"，就是投入人民的隊伍。拿他們的好惡做好惡，拿他們的利害做利害。向他們學習，為他們奮鬥。和他們同甘苦，共禍福。這就是近代一般社會先覺者所走的道路，也就是朱先生自己晚年所選擇的道路。走這樣道路的知識分子，必須堅決地拋棄過去的自己，割斷許多陳舊的關係。有膽氣拋棄一切，才能重新獲得一切。這不隻是一種背水陣。這是從烈火中更生的鳳凰；是中國神話上說的，那剝去舊皮再變青年的"脫蛻人"。朱先生自己用他的行為證明了。對於今天中國知識分子一一特別是那些學者、教授等上層人物，他是一個榜樣，一篇宣言。他是一麵旗子，一個指示路向的箭頭。誰要是對他閉上眼睛，塞住耳朵，誰要是忽略了他的指示和呼喚，誰就是放棄了自己，放棄了自己和曆史的關聯，誰就要成了時代的落伍者或叛徒。因為朱先生的行為，是根據曆史的大意誌抉擇的，同時它就是人類最明智的抉擇。在今天我們的麵前，正確的道路，隻此一條，別無分岔！朱先生就是那個"打前站"的人。

　　朱先生怎樣能夠果決地走上這條道路呢？這也是很值得我們尋思的。

　　今天的中國，一方麵，是極盡了限度的黑暗和殘酷；另一方麵，是崇高的理想在爆響，在閃光，在發出爽朗而誘惑的笑。中國的知識分子一一特別是參與過"五四"文化革命的中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學者一在這種太過分明的對照局麵中，在這種太過沉重的壓迫力量下，他們不能夠再"蒙在鼓裏"，或者保持一種"距離"，火已經燒到眉毛了。要就是任他活活燒死；要就是提起水桶，和人們一道撲火救災。總之，最後的抉擇到臨了，連猶豫的時間差不多都沒有了。在這種情勢下，一部分作家、學者、教授們，明智地決定了自己的新崗位，並勇猛地揮刀作戰。這正是順情合理的事情。

　　可是，光光指出這點，還不能充分說明我們所要說明的事實。今天解放區外一部分上層知識分子的革命化，在客觀的社會的原因(包括出身階級等)之外，還有那些屬於主體的個人的原因。大體上說，曆史是公平的。可是，去接受和履行曆史意旨的人，卻各具著種種不同的條件，這就多少增減或決定了他的接受力、實行力。最重要的自然是各人出身的階級。此外，還有許多因素，縱使重要性比較差些，可是也不能輕視。好像個人的氣質、性情和平日為人、治學態度等(這些，如果追究起來，自然往往滲透著社會的、階級的因素的血液，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它在一定限度下的相對獨立意義)，都是很有關係的。在那首要因素大體相似的時候，這種因素就要顯出它的相當重要性。由此，我們可以明白今天許多出身、教養等相似的知識分子，在接受革命或實踐革命的行為上，為什麽會有那樣明顯的分歧或遲速。決定和影響我們行為的性質及程度的因素，是簡單的，而又相當繁複錯綜的。我們固然首先要辨別輕重，可也不能夠隻滿足於那種粗枝大葉的理解。

　　朱先生由一個自由主義的，不太過問政治的作家、學者，在很短的時期內變成了集體主義的、革命的鬥士，在今天中國非自由區的社會裏，並不是怎樣平常而容易的事情。在大的誇觀的條件之外，朱先生個人主體的優異因素，不能不說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我在已經發表的另一篇文章裏多少說到一些。這裏不妨來點補充或發揮。朱先生晚年能夠走進那種境界，並且演了很成功的腳色，在他個人的因素上，自然也不是很簡單的。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那種注重事實、不斷求進步的精神和態度。因為他一雙慧眼不斷地盯著事實，所以他不自造幻想，或者給別人的謊話所欺騙。他說過，有位朋友看了他的詩篇《戰爭》，說他不能做抒情詩，隻能做史詩。他對這話的解釋，是自己簡直沒有做詩人的資格。我的解釋卻是另一樣。我以為這正表明他有高強的對客觀的注意力和批判力。他是個現實主義者，頭腦是那麽清醒的。這樣一個人，活在今天這樣的社會裏，怎能夠不嚴肅地去明辨是非、剖別善惡呢？那使他做不成抒情詩人的因素，到底卻使他成為鬥士了。但是，如果朱先生隻限於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那麽，他理解現實、批判現實的力量誠然是有了，可是還未必能夠決然投身革命的事業，並且竭力去協助這種事業。因為這並不是輕易的事情，它需要相當重大的犧牲。它是一種艱苦的戰鬥。戰線有兩條：

　　一條是外在的；另一條是內在的。和地獄樣的惡環境戰鬥已經夠危難了。而跟本身長期形成的思想、習慣和趣味等作對，更是一個險惡的戰鬥！朱先生一方麵在戰鬥，一方麵卻說出了他的體驗："知識分子的既得利益，雖然趕不上豪門，但生活到底比農人要高。……要許多知識分子每人都丟開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我們過群眾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願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該接受的，是習慣上變不過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他說得何等深刻，何等坦白！他所以能夠這樣，就由於他平日所養成的那種不肯"自劃"，不肯自滿的精神。位置不能限製他，名譽不能限製他，年齡一一甚至於疾病、恐怖也不能夠叫他停下來。"天行健，誌士前進不息。"因此，他才能夠走出自己的階層，在人民事業的隊伍中前進。從學藝上說，他才能夠客觀地批評過去的成就，勇敢地頌揚新生的東西。他才能夠讚成雅俗的界限撤消，隻剩下共賞的局麵(大眾化)。他才能夠不以歐化的盆景為滿足，而進一步去看重那些改造民間形式的創作。總之，他不把自己縛在過去的柱子上，因此，他才能夠跟著時代的"飛腿"向前。看呀，多少學者、教授在當前社會的旋風閃電中，感到頭暈眼花，不知所向，甚或昏迷倒地，一瞑不醒！因此，我們不能不更感歎朱先生的明智和豪勇了！

　　1948年9月21日於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