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回憶黎錦熙先生

　　鍾敬文

　　今年春間，我在寫作一篇紀念"五四"學術活動的論文(題目：《"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的興起)))，是準備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五四"7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因為論文裏涉及當時的統一國語和言文一致等問題，我重新披閱了黎錦熙先生的力作《國語運動史綱》。

　　這部刊行於半個世紀以前(1934年)的、四百餘頁的學術史著作，它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資料翔實而豐富。黎先生是我國國語運動熱心的提倡者和參與者。許多事情和有關資料，是他的親身經曆或參與製作的。他又是那些資料(包括事件記錄)劬勤的輯錄者和保存者。好象他一開始參加這項工作，就存心準備寫作這樣一部學術史似的。它為後來的學者提供了多少方便！我就是在這點上從心底感謝他的。

　　如果一部學術史著作，它的長處隻在於資料的豐贍和可靠，還不能就算是好著作。寫作這種著作，須要有比較高明的見解，就是過去學者們所強調的"史識"。在這點上，黎先生也是沒有愧色的。因為他不僅是一位當行的語言學家、國語言學家，而且也具有時代的民主思想和推進民智的用世熱忱。加以文字表達上的清晰條理和優雅詼諧，這就自然要使我們讀者大得好處和深感愉快了。

　　在這段時期裏，我還讀了黎先生那篇冠在《重印胡適國語文學史講義》

　　之前的《代序》(致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書)。這篇28頁的長序，同樣使我讀了感到愉快。因為它不但給與我以有關的知識，也使我了解到黎先生在文學史方麵的學養和見解，體味到他鼓吹白話文學的熱情。

　　總之，在這一段時間裏，我對於這位已故的前輩有著深一層的認識，因而也更加懷念起他來。

　　我跟黎先生相識和共事，雖然是在全國解放初期，但是，知道他的名字以及誦讀他的著作，卻遠在20年代中期。記得他那部在學界很有影響的《新著國語文法》，我不僅讀過了，並且曾經用它去教學生。我僅有的一些關於國語文法的知識，主要還是從它那裏得來的。我後來離開故鄉廣東，在杭州等地工作，又陸續讀過他的一些關於語文改革、羅馬拚音及修辭學等的論文。盡管嚴格地說，我們不算同行，但他無疑是我敬重的一位學界前輩。

　　1949年夏天，我在北京參加了第一次文代會。會後，有些廣東的同誌，希望我跟他們一道隨軍南下。我因為要在北京創立研究民間文藝的機構(該機構於次年春成立，即"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現在改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所以沒有成行。不久，我新認識了葉丁易同誌。他是一位進步的年輕的學者和作家，曾經去過解放區，這時正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任教。他為了想使該係增添一些新的力量，約我和黃藥眠同誌到該係共同工作，我們答應了。當時黎先生任北師大校委會主席兼中文係主任。他約我和藥眠麵談。地點是西單西頭的"大地"(俄國式餐廳)。丁易同誌當然也在座。黎先生初次給我的印象，是身材短小，麵龐瘦削而微黑，但雙眼奕奕有神。他的語言略帶湘音，使我想起另一位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滿口流利的京音來。黎先生對藥眠和我約略提到授課的科目和時數，顯出他是一個有行政經驗的精明的學者。

　　在這次餐桌上的談話裏，有一件事當時很使我感到詫異。那就是要我開設"方言調查"課的問題。當時，黎先生談到我將來所授的科目，他希望開設一門"方言調查"之類的功課。我當然謝絕了。他也沒有勉強我。但是，我心裏總不免覺得怪異。他是一位語言學家，希望中文係裏有較多的同事來開語言學方麵的功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一向是搞文學的，特別是搞民間文學的，曆年所發表的文章，除了文學和民俗學外，也很少涉及其它學科。這點，他大體是應該知道的(即使我自己或丁易同誌沒有作過明白介紹)，為什麽他老先生競提出那樣的要求呢？產生誤解的原因，到底在哪裏呢？經過反複思考，我忽然領悟過來了。

　　事情的來源大概是這樣的。本世紀20年代中期，我常在北京大學的《歌謠》周刊和((國學門周刊》發表關於民間文學的文章。有一次，在《歌謠》上看到毛坤先生所譯的P．馬倫篤夫《現行中國之異族語及中國方言之分類》(該刊89號，《方言研究號》，l925.5)的論文，我覺得文中關於我國地理及方言分布的話，跟我所知道的實際情況有出入，便寫信給譯者，指出不妥的地方。譯者寫了承認錯誤的回信，並把它跟我的原信，用《關於中國方言之分類的討論》

　　的題名一齊發表於《國學門周刊》第6期。當時北大是中國新文化活動的發源地和大本營。它的出版物，較早的如((新潮》，稍後的如《國學季刊》以及((歌謠》周刊((國學門周刊》等，在國內學術界具有一定的權威性。黎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雖然他努力的是語言方麵)，並且住在北京，當然是看到我和毛坤同誌討論方言的信的。因此，認為我在這方麵也是個行家，所以在20多年後請我在他主持的中文係裏教書時，便想了起來，並希望為係裏開設這類的科目。

　　從上麵的敘述看，這無疑是一場誤會。但是，它是何等值得思索，乃至於怎樣值得感謝的誤會120多年前，一個刊物上所登的通信，黎先生竟銘記在心，曆久不忘，這豈僅僅是記性過人而已。從我這方麵說，當時還不過是一個有心向學的青年，學識的淺薄自不待言。一時偶然寫發的短信，竟引起這位前輩的注意，以至於在長久之後，見麵時向我提出開設這方麵專課的希望。這是多麽使我激動和感謝的呢！

　　黎先生離開我們十多年了。但我們想起他就禁不住向往和思念之懈。他人去了，學術的業績和學者的風範存在著。我誠懇希望這永遠生活在年青一代學者們的心靈中，體現在他們的彳亍動土！

　　黎老是不死的！

　　1989年9月12日作於北師大小紅樓，時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