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魯迅先生的逝世

　　馮雪峰

　　魯迅先生就是在他死的頭一天，也還是不相信他自己會很快就死的。病的沉重對他的威脅雖然很大，但他的精神並沒有被病所征服；他總在計劃著工作和戰鬥，而且隻要能起床就工作；樂觀的情緒和勞動的熱情，是壓倒了病給他的憂鬱的。

　　在5月和6月間病得最嚴重的時候，像他自己後來在散文《死》中所說，他大概確實曾經預感到過死的。但他到7月初就有了轉機；在健康也逐漸恢複到能夠做一些工作的時候，就又覺得他離開死還是相當的遠。我記得在7-8月間，關於死和他病在床上時的某些感想，還常常成為他談話的資料，而且總以愉快的心情談到的。在7月問的一個晚上，他又曾經感到勝利她、同時自嘲地說過這樣的話："總不至於即刻'翹辮子'了。……我在1927年住在景雲裏的時候，也生過一回像這回一樣的大病，真的昏迷，幾乎'翹辮子'了，但一愈就是十年。……那麽，總還有十年罷。"("翹辮子"是上海話，死的意思。)說了以後，還大笑起來。

　　《死》的那篇散文中附有七條類似遺囑的東西，現在是被大家看做真的遺囑了，我也以為可以看做真的遺囑。但實際上，誰都了解，魯迅先生顯然不是作為遺囑來公布的，他隻是寫他的文章。我現在回想起他寫好這篇文章，把原稿給我看，並因了我的意見而改動了兩個地方的當時的他的神情來，就覺得他並不是當作遺囑來公布的，雖然這也就是他的真實的態度，總之，他寫的是已經過去了的病中的感想，而不是給將來準備的。

　　他在原稿上改動的兩個地方，就是那當作遺囑的七條中的第一條和第五條上麵；第一條，現在我們讀到的是："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一一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這後麵的"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一句，原來是沒有的。第五條："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一一這裏麵的"空頭"兩字原來也是沒有的。當時他等我讀完了全篇原稿以後，就談到這七條，精神很好地微笑著說："我倘要真寫遺囑，也就都在這裏了。這些倒也都是真話，……說牙眼勿報的人，是不可相信的。"這談到的是第七條，原文是："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他也談到了第六條，原文是："別人應許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我當然也不會把他的文章當做真的遺囑來看，但關於第一條，因為他平日談到過別人的事情，知道這裏還有他對於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防禦的意思，就覺得很有趣地笑著說："如果當做真的遺囑，這第一條很要緊，國民黨有所企圖的話，許先生也容易對付了，說是根據遺囑就是。但是，這隻是一麵；假如革命的政權來辦理喪事呢？那就不能根據遺囑了。我看，這作為文章發表，是否可把其中'任何人'三個字怎麽改動一下，使它更能夠表示你的明確的態度。"他笑著說：

　　"那是說，也可以破例了，……看怎麽改。"沉吟了一下，就從藤躺椅上站起來，一麵說，"加一句老朋友可例外罷"，一麵拿筆在原稿上加了上麵所說的一句。

　　接著，關於第五條，我也說出了我的感覺，認為容易給人誤會，好像一切文學家和美術家，他都看不起似的。他也同意改一下，還和我商量如何改，不一會兒就由他自己想出"空頭"兩個字來了。這"空頭"兩個字，他覺得很滿意，在原稿上添上了，躺回藤躺椅上去以後，還笑著說："這添得好。隻兩個字，就將這些人刻畫得活靈活現了。這就是住在上海的好處，看多了這類空頭人物，才能想到這兩個字。"總之，從當時他的這心情看起來，他顯然相信離開死是還有相當遠的時間的。

　　他的這種精神，也影響他的親屬和朋友；大家雖然都擔心他的病，但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曾經想到過他會很快就死的。大家隻希望他去療養，覺得他不療養，那是危險的，但可以說，都沒有把危險和死連接起來想過。也許是這樣想過的，但我們的感情無形地在阻止我們去明白地嚴重地這樣想。由於他自己堅信不會很快死，也由於我們受了他這種精神的影響，還有當時環境所造成的種種原因，對於他的病的嚴重性，我們是非常地估計不足的，可以說我們都是很有些麻痹的。如何搶救這個偉大的生命，當時我們都不曾非常積極地想過辦法；條件的困難自然是主要的原因，但在他的周圍的人，我也自然在內，都多少有以上所說的麻痹，也是原因之一，現在想起來都是應該自責的。

　　因此，他的逝世，大家都覺得非常意外的。以我自己來說，在他死後幾天，我都覺得他並沒有死，一直到他出殯後，才在感覺上覺得他是真的死了。

　　10月17日下午，他曾出外看朋友，途中受了風；但晚上他還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到深夜熱度又高起來，疲勞到不能支持，這篇文章也就沒有寫完。到l8日早晨4點鍾前後就開始不停止的氣喘，病即刻轉為劇烈了。

　　l8日下午，我去看他時才知道他的病已轉為劇烈；我上樓去，他直坐在藤躺椅上，隻是氣喘；見我去，曾想向我說話，我連忙搖手，因為他那時說話是十分困難的。我看他自己也很焦急。我在那裏坐了有二十多分鍾，見他隻是氣喘；偶爾看我一下，他那表現出肉體的疲乏和痛苦的眼睛，好像是說："想不到，突然就這樣嚴重了。"這時候，許廣平先生和別的人，都隻能依照魯迅先生自己的意思，依賴一個長期給他看病的日本醫生的診治；隻希望先把氣喘止住，然後再想其他的辦法。

　　到晚上八九點鍾，我再去時，他已經靜臥在床上；氣喘已因為打了強心針和室內裝了氧氣機而減低了。日本醫生在那裏，沒有離開；我請人轉問醫生，究竟怎樣，他回答說，隻要能夠過得了這個晚上，就可以有轉機。那天晚上，我我也曾經和別盼同誌研究過，想請宋慶齡先生聘請更好的醫生來診治；但我們又都相信這個晚上是能夠過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當晚11點前我再去，請許廣平先生再問醫生，回答是同樣，要看今天晚上。在l2點前我離開時，許廣平先生送我到樓下，暗暗地流著眼淚對我輕聲說："我很怕……

　　"我仍以堅信的態度對許廣平先生說："度過這個晚上，明天再請別的醫生試試看。"但許廣平先生後來告訴我，當晚十一二點時魯迅先生的兩腳溫度已經很低了，所以她當時有可怕的預感。我當時看見她憂愁很深，還對她說過這樣的話：

　　"你在周先生麵前要竭力表現得堅強；你是知道他的性情的，即使萬一……他看見你強，也就安心一些了。"後來許廣平先生告訴我，她是竭力做到表示堅強這一點的；她不曾'在他麵前流過一滴眼淚。

　　19日早晨5點多時，我接到了周建人先生的電話，說情況很壞了。我知道，如果不是太嚴重，周建人先生是不會打電話給我的；因此，我也立刻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了宋慶齡先生。等我到魯迅先生家裏時，他已經斷氣三十多分鍾了。

　　不久宋先生也就到了，當即商量成立了治喪委員會，由治喪委員會發出了訃文給各報記者。毛澤東同誌的名字也是列在治喪委員會裏麵的，此外是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茅盾等先生，還有其他幾個人；但毛澤東同誌的名字，當時除了一個報紙曾經披露過一次以外，其他報紙都不敢披露；後來，我看見別人記錄魯迅先生喪事的文章，也沒有把毛澤東同誌的名字列入，這是因為當時上海是在反動國民黨政權統治之下的緣故。第二天，我黨中央的吊唁的電報就到上海了；同時，我黨中央曾經代表人民向南京國民黨政府發去一個電報，要求國葬魯迅先生，並要求明令撤銷對於他的著作的禁令，這個電報也有一個副本發到上海來，但這兩個電報當時也都不可能公開發表。國民黨政府不但不曾照我黨中央所主張的做，並且還派了特務分子監視魯迅先生的喪事。對於魯迅著作的禁令也始終未曾撤銷過。我是遵奉我黨的指派去參與喪事的處理的，但我隻能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裏同沈鈞儒先生以及許廣平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商量問題，連出殯我都不可能參加。

　　但喪事進行還算是勝利的，因為魯迅先生自己的世界性的地位與聲譽，到底使國民黨反動派不敢亂來；而公開出麵主持的是宋慶齡先生、蔡元培先生(他們兩人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領袖，魯迅先生的戰友)、沈鈞儒先生(他是當時上海各界人民救國會的領袖)等，同時上海的進步人民的力量也究竟還是不小的。當時上海，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是那麽嚴重，特務分子到處散布著，而到萬國殯儀館去瞻仰遺容和出殯送到墓地的群眾是那樣的多，就是一個明證。

　　是的，當時我們一方麵非常擔心反動派和帝國主義來搗亂，所以並沒有怎樣號召廣大群眾來瞻仰遺容與參加送殯，以免反動派和帝國主義有所借口來進行破壞；但一方麵卻看見群眾自動來瞻仰遺容和送殯的是如此的多，覺得這也正是愛國群眾力量的一次檢閱，因此那幾天我們參加治喪工作的人都覺得自己是在進行一次鬥爭。一一大概就是這種勝利的心情支配了我們，我覺得在那幾天中不但我忘記了悲哀，連許廣平先生和周建人先生等也似乎忘記了悲哀。

　　就是由於這種心情，以及我在l8日的晚上都還相信他不會很快就死的那種心理，我在感覺和感情上就總覺得他並沒有死。幾天中我參與著治喪的事情，也仿佛隻是在進行一件和魯迅先生有關的、我很願意做的工作一樣。可是，當出殯以後，許廣平先生等回來，告訴了我墓前大會勝利地開成了的事情以後，我覺得喪事是完全告結束了，這時我就開始感覺著真的悲哀了。

　　當晚我睡在床上，腦子裏動不動就浮上他平日談話時的那種笑容與笑聲來；而這樣地回憶了幾次以後，又想起他的逝世的消息震動了'全國的進步青年和人民的事情來，也想起在上海瞻仰遺容與送殯的群眾是這樣多的事情來，覺得這總是實實在在的、不能不相信的事情，那麽，他的死也是實實在在的，不能不相信的了；我對我自己說："他將永遠活在人民的心裏，這是已經證明了的事情，這也就是我所能了解的他的死。"第二天我一個人去看了他的墳墓。第三天，我就因事被派到揚子江上遊的某地去；當大約過了十天我事情完了回上海的時候，我是坐的民生公司輪船的所謂大菜間的艙位，在那喝茶和用餐的大菜間，桌子上有和報紙等放在一起的一本新出的畫報，裏麵登有魯迅先生的遺容和出殯時盛況的照片，一個國民黨軍官在看著。他突然抬起頭來對著我一一我正坐在他對麵喝茶一__好像非要我相信不可似的說："魯迅是一個危險分子。他不是共產黨，你槍斃：我！"然後把那畫報推向我這一麵來讓我看。聽他的口音，這一個生了氣的軍官好像是湖北人。

　　我沒有怎樣去理他，他也並沒有一定要人回答的意思；但我禁不住微笑起來了。

　　當然，眼前這個渺小的反動軍官，是不足道的。不過，這時候，我自然就會想得遠一些，覺得魯迅先生不僅生前使敵人害怕，就是死後也還使敵人害怕的，所以我微笑了。

　　從他死後，一直到現在，動不動就浮上我的腦子來的，除出他平日談話時的笑容與笑聲外，還有他走路時的姿勢和背影。在我認識他的這近十年間，我隻知道他穿的是橡皮膠底的黑帆布鞋，不管熱天寒天；他走路略帶八字步，可是一步一步非常穩固，好像每一步都先做穩了中國拳術上所說的馬步那樣；同時他是目不旁視的，更是從不回頭顧盼。的確，他走路的這種堅實的姿勢，也是非常性格化的；在他生前，我不很注意，在他死後，譬如他下葬的第二天我去看了他的墳墓回來的路上，我就清楚地看見這個身材不高大的人在前麵這樣在走著；那天坐在輪船上也這麽看見；從此，我隻要想到他，就總看見在我前麵有這麽一個背影。這是，我相信，誰都會看見的，因為這個人總是在我們前麵在走著，從封建社會的"叛臣逆子"到無產階級的堅決戰士；從不回頭，而每一步又都好像先做穩了馬步，準備隨時和人毆鬥似的在走著。

　　是的，凡是死後而仍活在人民心上的人，都是人民在前進的道路上抬頭就能看見他的背影的人。

　　1952年五一勞動節夜寫畢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