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醒世姻緣傳考證》

　　《醒世姻緣傳》以前並不知名。20年代初，上海亞東圖書館把它標點重印，已排好六七年了，把清樣本留在胡適家，年年催他做序，他因為沒有考證出著者"西周生"是誰，未能動手。到1930年夏，徐誌摩看了清樣本發生興趣，胡適和他約定合作，於是才把這項工作布置起來。他到北平去做搬家事項時，先請研究小說掌故的孫楷第幫他做搜查關於《醒世姻緣傳》有關山東淄川、章邱的材料。第二年初春，胡適已定居北平，亞東圖書館編輯胡鑒初專為《醒世姻緣傳))出版事來在胡家，胡適就叫他做聊齋白話文與((醒世姻緣傳》比較的工作。我於這年3月，整理完了《胡鐵花遺稿》，胡適叫我編輯((聊齋全集》，我也投到這項工作中來。

　　胡適寫成(《蒲鬆齡生年考》後，就接著寫這篇大文章《：醒世姻緣傳考證》。

　　在六七年前，胡適最初感到要考作者"西周生"是誰，好像大海撈針，無可下手處。他研究了全書的內容，看出((醒世姻緣傳》的結構是一個兩世的惡姻緣，很像《聊齋誌異》裏的《江城》一篇。他就抓住這點作為下手處，提出可以推測《醒世姻緣傳》的作者也許就是《聊齋誌異》的作者蒲鬆齡，也許是他的朋友這一個假設。他有了這個假設，就想設法證實他，或者否證他。證實的工作很困難，他在那幾年裏隻能用《聊齋誌異》和《醒世姻緣傳》兩部書作比較的研究，想尋出一些"內證"。他所尋出的那些內證也有很值得注意的，但總尋不著有力的證據。直到l929年，他去北平買了鄧之誠《骨董瑣記》，見著一條記鮑廷博說蒲鬆齡是《醒世姻緣傳))的作者，他認為這是一條古傳說的證明，把這條證據列為第一次證實。但鮑廷博的話見於何書，鄧之誠已記不得了，列為第一次證實，是有缺陷的。到胡適寫成這篇考證後9個月，1932年8月，我才從我父親所藏《昭代叢書》癸集楊複吉《夢闌瑣筆))裏尋出鮑廷博話的出處，把此書寄給胡適。他十分高興，立即寫了一篇《後記二》，指出這一條記載的重要"在於證明鮑廷博確指蒲留仙為《醒世姻緣傳》的作者。鮑廷博是代趙起呆刻《聊齋誌異》的人，他的話一定是從趙起呆得來的。趙是山東萊陽人，這話至少代表山東人在當時的傳說。"他又指出："《夢闌瑣筆》的著者揚複吉，乾隆庚寅(1770)舉人，辛卯(1771)進士，曾續輯《昭代叢書》的丁、辛五集。據((疑年補錄》，他生於乾隆十二年(1747)，死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與鮑廷博(生1728一死l814)正同時，又是很相熟的朋友。《夢闌瑣筆》中兩次記乾隆壬寅(1782)年鮑廷博到他家中去訪他。他記的話應該是他親自聽鮑廷博說的，其時去蒲鬆齡死時(1715)不過60多年，雖然其中已夾有神話的成分，還可算是很重要的證據。"我認為胡適這條考證是很細密很嚴謹的。必須這樣層層考證，然後才能說明鮑廷博說的話可信，然後才能列為第一次證實。

　　胡適第二項證據，是孫楷第給他找到的證據。孫楷第用《醒世姻緣傳》所記的地理、災祥、人物三項，來和濟南府屬各縣的方誌參互比較，證明：書中的地理實是章邱、淄川兩縣；著書的時代在崇禎、康熙時，至早不得過崇禎；作者似是蒲鬆齡，否則也必是明清之間的章邱人或淄川人。胡適又據《聊齋文集·紀災前編》考出作者為蒲鬆齡及到康熙四十二三年(1703-1704年)尚未完成，以補充孫楷第的考證。

　　胡適第三項證據，是從聊齋的白話詞曲裏證明《醒世姻緣傳》作者為蒲鬆齡，是胡鑒初給他做的。胡適叫胡鑒初先從《醒世姻緣傳》裏把那些特別土語錄出來，又從十幾種聊齋白話曲文搜集土語，用歸納的方法確定他們的意義，然後兩者作比較研究，試探這部小說和那些曲文有沒有關係。胡鑒初研究得出相同的結論。胡適據來作出他第三項證據。

　　胡適《醒世姻緣傳考證))就是這三項證據。這篇考證，在胡適全部考證工作中是獨特的，他沒有一篇考證長長不停探索了六七年，沒有過一篇考證要人幫助才能寫，更沒有一篇考證是由集體工作而後完成的。而胡適常以"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教人，他這篇《醒世姻緣傳考證》正是用這個方法。他怎樣運用這個方法呢？趙儷生同誌在《胡適曆史考證方法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他考證的主題是《醒世姻緣傳》的作者是誰。《醒世姻緣傳》是一部以男女婚姻不幸福，悍婦凶殘虐待丈夫作為主題的近一百萬字的長篇小說。關於它的作者究竟是誰的問題，胡適確實隻有很少的進行推測的根據，那就是《醒世姻緣傳》中的悍婦情節跟《聊齋誌異》中《江城》篇的情節太相似了，並且蒲鬆齡在《江城》篇之外，還寫了《馬介甫》、《孫生》、《大男))、《張誠》、((呂元病》、《錦瑟》、《邵女》等一係列悍婦的故事。據此推測，《醒世姻緣傳》的作者可能是蒲鬆齡，或者是他的朋友。這是"大膽的假設"，接著就二步步地"小心的求證"了。第一步是從鄧之誠《骨董瑣記》裏找到一條劄記，說清中葉刻書家鮑廷博說過蒲鬆齡除《聊齋》之外，還有《醒世姻緣傳》一種著作。第二步，孫楷第幫助他從地理、災祥、人物三方麵看，《醒世姻緣傳》中的場景，不出山東淄川、章邱兩縣。第三步，又陸續發現了蒲鬆齡的17種通俗曲文，胡鑒初幫他歸納出《姻緣》和曲文中共同使用了大量的山東淄川一帶的很奇特的土語，如"豁出去"作"出上"、"狂張"作"乍"等等。最後一步是羅爾綱幫他查到鮑廷博的話的出處，是楊複吉的《夢闌瑣筆》(見《昭代叢書(癸集)》)。這樣通過以胡適為首的不少人的集體查證，終於落實了《醒世姻緣傳》的作者大體就是《聊齋》作者蒲鬆齡。

　　胡適怎樣提出"大膽的假設"，又怎樣進行"小心的求證"，趙儷生同誌這一段話說得最分明的了。

　　胡適對他這篇考證十分欣賞，"認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個實例"，"給將來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個有趣味的例子。"他在引首裏，把古人那兩句："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改作："鴛鴦繡取從君看，要把金針度與人"。

　　回鄉省親走上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路《聊齋全集》的編輯工作，到l931年秋天便做完了。就在這個秋天裏，先嗣母林老孺人來信說她常常有病，叫我回家一行。我把這個情況向適之師說了。

　　適之師也主張我回去。當我理好行裝，想到一年半來適之師和江冬秀師母待我的恩禮，不免唏噓。他們愛護我，體恤我，把我當作他們的子侄一樣看待，尤其使我感激的，我在師家不過是一個抄寫人員，地位十分低微，而師家卻常常是名流滿座，在那種場合下，我這個既敏感又偏狹的人，不免會起自卑感。適之師卻早為我顧到這點，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時，他把我介紹後，隨口便把我誇獎一兩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我這個無名無位的青年人，我也不致於太自慚渺小。有時遇到師家有特別的宴會，他便預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請去作客。適之師愛護一個青年人的自尊心，竟體貼到了這個地步。我是個拙於言詞的人，幾次走到適之師和師母麵前，要說半旬感激的話都說不出來，我隻好寫了一封信，送到適之師書桌上去，略表我的微忱。第二天適之師看見了，他回我一封信說：

　　爾綱弟：

　　我看了你的長信我很高興。我從前看了你做的小說，就知道你的為人。你那種"謹慎勤敏"的行為，就是我所謂"不苟且"，古人所謂"執事敬"，就是這個意思。你有些美德，將來一定有成就。

　　你覺得家鄉環境不適宜你做研究，我也讚成你出來住幾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歡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幾個條件：

　　(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錢來供你費用。

　　(二)我每月送你40元零用，你不可再辭。

　　(三)你何時能來，我寄100元給你作旅費，你不可辭。如此數不敷，望你實告我。

　　我用了這些"命令詞氣"，請你莫怪。因為你太客氣了，叫我一百分不安，所以我很誠懇地請求你接受我的條件。

　　你這一年來為我做的工作，我的感謝，自不用我細說。我隻能說，你的工作沒有一件不是超過我的期望的。

　　我當時盛滿一腔感恩的熱情，帶著那珍貴無比的"不苟且"三字的師教，依依不合地拜別師門。

　　我本預定過了春節就回師家。到除夕那天，族兄國香(爾禁)回裏任縣立貴縣初級中學校長，約我幫他接收，留我做教員。當我在大學讀書時，先嗣母就希望我畢業後回家鄉教書，這時更要留我在家鄉工作了。我不忍過佛慈母的願望。因此，就留在貴中當教員。……

　　適之師自始就以不苟且的精神教我，到我回到故鄉來仍舊叮嚀我要繼續這種精神。族兄國香先生又是個辦事認真的人，所以我們在貴中兩年，還算有點小成績，至今還給許多同學懷念著。當時因為我的家庭不願意我遠離，所以適之師來信叫我在家鄉安心工作。但是，我總覺得我在茫茫的學問大海裏，找不到歸宿，不免焦急著。

　　本來我在大學裏，對中國上古史曾做過點探索，寫了一篇《春秋戰國民族考》。到了適之師家，便打算跟著這篇考證去進一步探索，預備要寫一部《春秋戰國民族史))。我根據的史料以《左傳》為主，並參考《世本))、《竹書紀年))、《國語))、《戰國策》、《史記))以及《五經》、《諸子))各書。這年夏曆除夕，適之師為著要慰藉一個在過年的辰光正在思家的遊子的寂寞，那天晚上，特地叫我到他的書房去細細問我的研究情況。我將寫成的兩章請他看。適之師看了說：

　　"你根據的史料，本身不是有問題的，用有問題的史料來寫曆史，那是最危險的，就是你的老師也沒有辦法幫助你。近年的人喜歡用有問題的史料來研究中國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勸你還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吧，因為近代史的史料比較豐富，也比較易於鑒別真偽。"我聽了適之師的話，好似給一盆冷水當頭潑下來一樣，把我要研究春秋戰國民族史的心灰了。但要換過方向去研究中國近代史，究竟選擇哪一個題目呢？因為在大學裏對中國近代史的生疏，教我茫然不知所措。適之師這一個黑夜明燈般的指示，一直到兩年後，一個偶然的機緣，才把我引到研究太平天國一個中國近代史的專題方麵上去。

　　這能不說是一件太偶然的事嗎？那是1932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整理家中藏中，忽然在那塵封已滿的舊書堆中翻出一冊《光緒貴縣誌》的殘本，我隨手翻開來看看，那正是紀事部分，一開卷就在《紀事寇略》裏看到一篇張嘉祥傳。

　　張嘉祥是清朝道光末年貴縣大盜，我兒時曾聽叔曾祖母鄧太老孺人說過他做強盜時的故事。他後來受招安，改名國梁，做到江南提督。統兵圍困太平天國的國都，兵敗戰死。他是清朝方麵著名的大將。這篇傳記全文如下：

　　張嘉祥，廣東高要縣人，初至貴縣，在水源街全昌鹹貨鋪雇工。旋辭出，往石罅，捉牛皮鋪榮利之子勒贖。榮利赴縣告，縣令楊曾惠僅循例出票，不嚴拘，因得漏風。道光二十五、六年，嘉祥寓劉公圩，開賣洋煙館，常從大嶺、平村、博合，大灘往來，交結謝江殿、蘇三等賊，以打劫為生。二十九年，官兵進剿。嘉祥屯紮甘塘，聽盛總戎招撫。隨與城東門外慣賊王亞壯串通，挾製富戶，派出錢銀，令其惡黨守街，強取團練大炮。越年，縣令張公汝瀛蒞任，成大團，嘉祥船經過，紳士逼繳回原炮，遂往南寧。

　　我讀了這篇傳記，立刻使我想到晚清古文家薛福成也有一篇張嘉祥傳，那是在他的《庸盒筆記》裏的。因在書架上取來，翻開那篇《張忠武公逸事》來看，說：

　　張忠武公國梁，初名嘉祥，廣東高查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跅弛不羈。年十五，之粵西，從其叔父學賈，顧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遊，其黨有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

　　頃之，盜魁病死，群黨推嘉祥為盜魁……兵吏為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為盜狀，苟蒙宥赦，願盡死力……

　　我們將這兩段記載兩兩對照，相差何其遠！《貴縣誌》記的張嘉祥是一個擄人勒贖的強盜，薛福成記的張嘉祥卻是一個被迫上梁山的好漢。我們究意相信哪一方麵的記載呢？

　　我認為要知道張嘉祥是否被迫上梁山，應該查當時廣西的吏治情況如何。

　　因此，我就動手去查幾部清代道光、鹹豐間的文獻。我看見了兩篇重要的史料，一篇是龍啟瑞的《上梅伯言先生書》，一篇是嚴正基的《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

　　這兩篇史料，告訴我們知道廣西自道光十六年(1836年)梁章钜做巡撫時起，十多年來，做一省長官的巡撫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以文酒征逐為豪舉，他們對地方懲辦盜案的屬員，目為俗吏，或加以擯斥。於是做州縣地方官的，看出上司的意旨，隻好縱盜養奸諱匿不報，遂造成後來廣西群盜如毛的局麵。啟瑞是臨桂人，翰林院侍講，道光三十年(1850年)丁父憂回籍，鹹豐元年(1851年)，總辦廣西團練正基是奉旨來廣西辦理糧台的大吏。他們所說這種情況，是很可信的。故可知《貴縣誌》所說張嘉祥擄人勒贖，事主赴告，縣令楊曾惠僅循例出票，不嚴拘，因得漏網的話，才是當時廣西州縣地方官的作風。而薛福成所記"張嘉祥任俠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的話為失實。自從那天起，我就喜歡專選擇道光、鹹豐兩朝文獻，做我公餘閱覽的讀物。於是漸漸地引起了我對太平天國史事的興趣，因此把家中的藏書有關太平天國的都搜集在一處。

　　我記得當時隻有道光、鹹豐、同治三期的((東華錄》，捫虱談虎客編的《中國近世秘史》，其中收有《李秀成供》、《滿滿記事》及太平天國故事若幹篇，《文藝雜誌》節錄的張德堅《賊情匯纂》，《曾文正公全集》，((胡文忠公全集》，《皇朝續經世文編》等幾部書。我就從這樣貧乏的設備裏麵，開始我的太平天國史研究。

　　適之師教我懂得懷疑，教我要疑而後信，而引動我開始太平天國研究的動機，便是由於懷疑薛福成所述張嘉祥故事的傳說，結果，史實給我證明了薛福成記載的虛謬。這一件事對我以後研究太平天國史有至為重大的意義。因為太平天國史事，當時官書野乘已經傳說紛繪，加以清季有一班人又特意偽造太平天國文獻借來鼓吹革命。所以我們研究太平天國史，除非先存一個懷疑的態度，具有辨偽的功力去從事鑒別史料，考證史事，恐怕不免墮於五裏霧中，難見真麵目。我一開步走就存著懷疑的態度，我覺得我的步伐不會走錯。以後我懷疑洪秀全與朱九濤的關係，懷疑洪大泉，懷疑石達開的詩文與其出身等等，都是繼續這個步伐進行的。其後幾年，我把我的懷疑一一的考證出來了，便在太平天國史上開了一種辨偽考信的風氣，一點一滴地把太平天國史上的偽傳說、偽文件逐步推翻去。這一點小小的工作，都從適之師給我的訓練，給我的教訓得來的。

　　1933年春，我仍在貴中教書，那時候，貴縣成立一個修誌局纂修縣誌。局長龔雨庭(政)先生知道我正在探討太平天國史。他聘我做特約編纂，專負責關於貴縣太平天國史跡的谘詢。局中搜集有20多種廣西各府州縣方誌，還有一些與太平天國史有關的書籍。我得閱讀了這批書籍。當時我一邊教書，一邊就根據我見到的材料，動手去寫一部《太平天國廣西起義史》，和十幾篇辨偽的劄記。等到文章脫稿時，已經到年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