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初入師門

　　1930年初夏，我快要在上海中國公學畢業了。由於我已堅決地選擇了研究曆史的路，就把我的誌願寫了一封信，去請求校長胡適之師幫助我。適之師得了我的信，複我一封短信說："此間並無曆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又遠在北京，大圖書館此間亦甚少。"問我每月需要多少錢，期望多少，叫我告他一個大致，他當為我想法子。

　　過了幾天，適之師到學校，我去校長室見他。他見了我，就說："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學校獎學金，你的文化史論文很好。我讀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形。你畢業後，如果願意到我家來，我是很歡迎你的。"原來文化史課程是適之師教授的；適之師做中國公學校長，他想要養成一種樸實勤學的風氣，在1929年春學校就頒布一種獎學金條例，全校每年以成績最優的5個學生應選。

　　我在這一年的夏天，僥幸首次得到此項獎學金，所以適之師：還知道我這個在學校裏無聲無息的一點不活躍的學生。我當初隻希望適之師介紹我人研究院，而今卻出我的望外。適之師叫我到他家去，使我得置身在一位當代大師的家庭，終日親炙師教。我當時聽了適之師的話，真是說不盡的歡喜！

　　到了6月初間，行過畢業典禮，我離開了那濱江臨海的母校，在一個南風薰薰的夏天初夜，到滬西極司斐爾路49號甲適之師的府上去。那天晚上，適之師恰巧宴請張菊生(元濟)先生。張先生是戊戌維新的要人，政變後創辦商務印書館，乃中國出版界一個大元勳。適之師把我介紹給張先生，在我麵前，一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長者向我還禮，使我肅然起敬。這一個初進師家之夜，與張菊生先生會見的一件事，對我的生命發生了影響。因為我在1925年暑假得了一場大熱症，出醫院後，因無錢未能遵醫囑服培補品，到秋天開學時不能上學，隻得回我的家鄉廣西貴縣(今改為貴港市)。因暈船嘔吐虛脫，到家後病更重，接著患神經衰弱、胃病等症，中間有過一段嚴重的時期，自己以為生命是沒有什麽希望的了。到1929年以後，雖然身體已經有點康複的樣子，但死亡的陰影還始終威懾著我。我怕提到一個死字，我怕看見棺材。後來適之師看出了我這種怕死的心理，他就把張菊生先生做個榜樣來教訓我說："你見過張菊生先生的。

　　他青年時也很多病，因為善於保養，所以現在到了高年，身體：還很好。一個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萬莫要存著怕死的念頭。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會康健的。"我自從聽了適之師這次勸誡以後，每逢遇到心理發生怕死的恐怖，就立刻想到那天張先生給我的印象，叫我多增加一次生命的鼓舞力，到了1934年我健康恢複了。

　　我在適之師家的工作，是輔助祖望、思杜兩弟讀書和抄錄太老師鐵花(諱傳)先生(1841-1895)遺集。祖望、思杜都能自學，我隻是輔導而已，每天主要工作卻是抄錄鐵花先生遺集。鐵花先生一生，東北到了吉林邊疆，南到海南島，東到台灣，足跡所至，對地理學上多所訂正。他又是一位精幹廉明的人，光緒間中俄交涉、中葡交涉、黃河河工、中日戰爭諸役，鐵花先生均與其役。此外在廣東時北往韶關，西往梧州考察關稅，南往海南島檢閱軍隊。在台灣時，巡閱全台軍政，凡所經曆，都有文書報告政府，並有日記詳載其事。故鐵花先生全集，除了地理學的論文有其學術上的價值外，其全部記載，乃光緒間一部有關外交的、內政的、軍政的、河工的史料。他的全部遺集分為年譜、文集、詩集、申稟、書啟、日記六類，約有80萬字。要抄錄這部巨著，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因為鐵花先生太忙了，在他的底稿上，東塗西改，左添右補，煞是難看。抄寫的人，除非十分小心，並且有耐性，不然是抄不下去的。有時還得用校勘方法，如在抄申稟時遇到哪裏的字句實在看不清楚了，就得拿書啟或日記裏麵那些記同一事件的部分來對勘，方才可以尋得他改削的線索出來。因此，這一部巨卷，適之師擱置了許多年還不曾找到一個適當的人去整理，到我來了，才交我抄錄。我伏案做了這一件繁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