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去世了,活了95歲。中國有句老話:"百年,壽之大齊也。"從經驗上看,一百歲是人壽的極限,梁先生就快達到這個極限了。在將近一個世紀內,他經曆了許多不平凡的事情。
1918年,我在北大是哲學係三年級學生,梁先生來給我們講《印度哲學》,梁先生比我隻大兩歲,同班中還有比梁先生歲數更大的。他經常約我們到他家裏去玩。以後他搞"村治",我講"工業化",走了不同的路。但我有幾位朋友,也是跟著梁先生搞"村治"的;所以對於他的思想活動,還經常保持接觸。
粱先生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社會活動家。在一次中國文化書院召集的講演會上,他自己也大聲疾呼地說:"我不是一個書生!"他在思想上有很多不小的貢獻,但是還不可以看他專是一個哲學家或思想家。
從這兩方麵看,我認為他的一生之中,有兩件事值得特別注意。一件是:
他自己認為他有一個任務,有一個繼承孔子的任務,這對於他並不是一句空話,他實在有像孔子所說"天生德於予"那樣的感想。在抗戰時期,日本占領了香港,黨內地下工作人員把當時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用小木船救出香港,回到大後方。當時重慶有個傳說,說當時他坐在小船裏,在海上漂泊很危險。梁先生說,他自己想決不會死,因為中華民族要複興,要靠他的三部書,現在書還沒寫成,所以他決不會死,。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天生德於予,桓魅其如予何?!"我現在後悔沒有向梁先生問過個傳說是不是真的。但是他在這一方麵確是自負不凡。
另一件事:梁先生曾在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會議上,公開批評黨的農民政策,說照黨的政策,工人的地位高於九地之上,農民的地位低在九天之下。毛主席當場大怒,即席做了一個長篇發言,狠狠地批判了梁先生爭頓。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事。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對於皇帝敢於犯顏直諫,不怕貶官,不怕充軍,也不怕廷杖,認為該怎麽說就怎麽說,這是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的美德。梁先生繼承了這種美德。
根據這兩點認識,我給梁漱溟先生撰了一副挽聯:
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
廷爭麵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我在我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的腹稿中,已經初步給梁先生安排了一個位置。我認為,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右翼。新文化運動的I1號是''打倒孔家店",梁先生是維護"孔家店"的。但是他的維護並不是用抱殘守闕那樣的辦法,他給孔子的思想以全新的解釋。這個全新的解釋正確與否,姑且不論,但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而不是舊文化了。所以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在當時也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就使他在新文化運動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