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悼蔡元培先生

　　顧頡剛

　　當《責善》半月刊創刊號付印的時候，突然在報紙上見到蔡孑民先生(元培)於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在香港逝世的消息，給我們精神上一個很大的打擊，不能不加進這一篇，促同學們的注意。

　　蔡先生的傳將來自有人做，這裏為材料所限也不能做，隻就我所記得的幾件事說一下。

　　蔡先生的一生在中國史上有重大關係的有三個階段：一是民元任教育總長，二是民六任北京大學校長，三是民十八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無論在教育上，在學術研究上，都是開風氣奠基礎的工作。先生站在崇高的地位，懷著熱烈的情感和真實的見解，指導青年向前走，可以說這二十九年來的知識分子沒有不受著他的影響的。

　　我是北大學生，在他沒有當校長的時候已在那邊了。那時的北大實在陳舊得很，一切保存著前清"大學堂"的形式。教員和學生，校長和教員，都不生什麽關係。學生有錢的盡可天天逛妓院，打牌，聽戲，校中雖有合監也從不加幹涉。學生有事和學校接洽，須寫呈文，校長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門。

　　蔡先生受任校長之後，立即出一布告，說："此後學生對校長應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這一下真使我們摸不著頭腦，不知道這位校長為什麽要這樣的謙虛。

　　稍後他又出版《北大日刊》，除了發表校中消息之外，又收登教員學生的論文，於是漸漸有討論駁難的文字出來，增高了學術研究的空氣。學生對於學校改進有所建議時，他也就把這議案送登《日刊》，擇其可行的立即督促職員實行。這樣幹去，學生對於學校就一點不覺得隔膜，而向來喜歡對學生擺架子的職員也擺不成他的架子了。

　　北大學生本來毫無組織，蔡先生來後就把每班的班長招來，勸他們每一係成立一個學會。許多班長退下來躊躇道："這件事怎麽辦呢？"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指導，以及學校在經費上的幫助，許多會居然組織起來了。不但每係有會，而且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音樂會，辯論會，武術會，靜坐會……一個個成立起來，誰高興組織什麽會就組織什麽會，誰有什麽技藝就會被控進什麽技藝的會。平時一個人表現自己能力時很有出風頭的嫌疑，可是到了這個時候，雖欲不出風頭而不可得了。校中盡有消遣的地方，打牌聽戲的興黜就減少了許多了。一校之內，無論教職員，學生，仆役，都覺得很親密的，很平等的。記得蔡先攀每天出入校門，校警向他行禮，他也脫帽鞠躬，使得這班服小慣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頭來。

　　《北大日刊》的稿件擁擠了，他就添出Ⅸ北大月刊》。《月刊》的《發刊詞》

　　是他自己做的。他說："《中庸》裏說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我們應當實踐這幾句話。"那時正在洪憲帝製和張勳複辟之後，我們看他把帝製派的劉申叔先生(師培)請到國文係來教"中古文學史"，又把複辟派的辜鴻銘先生(湯生)請到英文係來教"英國文學"。劉先生的樣子還不特別，辜先生卻是大辮子，烏靴，腰帶上眼鏡袋咧，扇袋咧，鼻煙袋咧，曆曆落落地掛了許多，真覺得有點不順眼。但想到((月刊》的《發刊詞》，就知道他是有一番用意的。他不問人的政治意見，隻問人的真實知識。哲學係的"經學通論"課，他既請今文家崔適擔任，又請古文家陳漢章擔任，由得他們堂上的話互相衝突，讓學生兩頭聽了相反的議論之後再自己去選擇一條路。

　　國史館自館長王閹運死後歸並北大，蔡先生就兼作了館長。為了編史，他請了許多專家，如張相文，屠寄，葉瀚等等，於是在大學中添設了史學係，請這班先生兼一些課。國史館中除了搜集民國史料之外，還編"中國通史"和"分類史"，定有很周密的計劃。

　　那時國立大學隻有這一個，許多人眼光裏已覺得這是最高學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還要在大學之上辦研究所，請了許多專家來作研究導師，勸畢業生再入校作研究生，三四年級學生有誌深造的亦得人所，常常開會討論學問上的問題。這樣一來，又使大學生們感覺到在課本之外還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學問。

　　清朝大學堂時代，圖書館中曾有許多詞曲書，給監督劉廷琛看作淫詞豔曲，有傷風化，一把火都燒了。到這時，蔡先生請了劇曲專家吳梅來作國文係教授，國文研究所中又大買起詞曲書來。豈但莧羅詞曲而已，連民間的歌謠也登報征集起來了，天天在《北大日刊》上選載一兩首，絕不怕這些市井猥鄙的東西玷汙了最高學府的尊嚴。那時我們都是二十餘歲的青年，自以為思想是很新的了，那知一看學校當局公布的文件，競新得出乎我們的意想之外。

　　從前女子隻能進女學堂，她們的最高學府是女子師範學校，大學是與她們無緣的。北大既經這般新，當下就有女學生妄覬非分，請求旁聽。這使得校中辦事人為難了，究竟答應不答應呢？蔡先生說："北大的章程上並沒有說隻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話，我們把她們收進來就是了。"於是就有胸掛北大徽章的女子出現於學校中，給男生一個強烈的刺戟。到了暑假招生，有女子來報名應考，這一年錄取了三個，校中始有正式的女生。學生定((日刊》是歸號房辦的，有一天我去取報，那知已被同學強買了去，原來這天報上登著這三位女同學的姓名，大家要先睹為快呢。到現在，那個大學不收女生，試到華西壩一看，女同學竟比男同學還多了。

　　北大一天天的發皇，學生一天天的活潑，真可以說進步像飛一般快，一座舊衙門經蔡先生一手改造競成為新文化的中心。於是五四運動一試其鋒，文化的鋒頭掉轉到政治，就像狂飆怒濤的不可抵禦。那時北洋軍閥和頑固學者恨蔡先生刺骨，必欲置之死地，竟想架炮在景山頂上轟擊北大。蔡先生在法國時留了長長的須，那時逼得沒法，就剃了胡子逃回老家去。雖然風潮過後又請回來，畢竟做不長了，記得民國十二年彭允彝任教育總長時就很不客氣地下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應免本職"的命令。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蔡先生在江浙預備響應，被革命目標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下令通緝，他從浙江坐木船浮海逃到廈門。那時我在廈門大學任教，校中招待他，我也作陪。席上有人罵當時學生不守本分讀書，專歡喜作政治活動的，蔡先生就正色說道："隻有青年有信仰，也隻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不讓他們擔任該什麽人擔任！"他這般疾言厲色，我還是第一次見呢。翌日他應廈大浙江同鄉會之招，報告浙江革命工作，說到工作不順利處，他竟失聲哭了。那時他已經60歲，就在這般淒風苦雨之中度過了他的誕辰。

　　北伐勝利，他任了國民政府的幾個要職。但他是生活簡單慣了的人，聽說他在法國時隻穿工人的衣服，這時他雖任了監察院長，到他家裏去還隻看見客堂裏沿牆放著四張靠背椅子，當中放著一張方桌，四個方凳，沒有什麽別的陳設。他的家在上海也隻住在普通的"裏"裏，直到民二十後始遷入一所破舊的洋房。"八一三"後，上海淪陷，他避居九龍。今天看到報上的唁電，依然是某某路某某號的"樓下二號"。

　　他是紹興人，紹興是出酒的地方，所以他從小就能喝酒。記得民二十三四年間，他到北平，北大同人在歐美同學會替他洗塵，一共五臭，差不多每人敬他一杯，他都喝幹了。有人說："蔡先生今天回來，看看他手創的北大，覺得高興，所以多喝了些。"可憐這已是他最末一次到北大了！

　　蔡先生今年七十四歲，在他自己，辛苦了一生，已經到了該休息的時候，可是我們如何舍得他呢？他在法國巴黎大學、德國來比錫大學研究哲學、美學、人類學、文明史等等，雖然歸國後為人事繁忙，自己沒有寫出多少東西(記得四五年前，他因為身體不好，辭去兼職和名譽職。報上說有七十餘個之多，可想見其忙)，但他已把他所學的一起用到實際上來了。他希望人家發展個性，他鼓勵人家自由思想，他惟恐別人不知天地之大，他又惟恐別人成見之深。他要人多看，多想，多討論，多工作，使得社會一天比一天進步，人生一天比一天快樂。這一個他的中心主張，雖則他自己沒有明白說出，但是知道他的人一定是感覺得到的。這就是他在中國史上最大的貢獻，也是將來的青年們所永遠不能忘記的人牛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