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高夢旦先生小傳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7年1月《東方雜誌》第34卷第l號，署名胡知之，後收人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6月版《胡適選集》。)

　　民國十年的春末夏初，高夢旦先生從上海到北京來看我。他說，他現在決定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繼任者。他說："北京大學固然重要，我們總希望你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事業。我們的意思確是十分誠懇的。"那時我還不滿30歲，高先生已是50多歲的人了。他的談話很誠懇，我很受感動。我對他說："我決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一個支配幾千萬兒童的知識思想的機關，當然比北京大學重要多了。我所慮的隻是怕我自己幹不了這件事。"當時我答應他夏天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去住一兩個月，看看裏麵的工作，並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夢旦先生的付托。

　　那年暑假期中，我在上海住了45天，天夫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去，高先生每天他把編譯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給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紹和我談話。每天他家中送飯來，我若沒有外麵的約會，總是和他同吃午飯。

　　我知道他和館中的老輩張菊生先生、鮑鹹昌先生、李拔可先生，對我的意思都很誠懇。但是我研究的結果，我始終承認我的性情和訓練都不配做這件事。

　　我很誠懇的辭謝了高先生。他向我意中有誰可任這事。我推薦王雲五先生，並且介紹他和館中各位老輩相見。他們會見了兩次之後，我就回北京去了。

　　我走後，高先生就請王雲五先生每天到編譯所去，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給他看，和他從前指示給我看一樣。一個月之後，高先生就辭去了編譯所所長，請王先生繼他的任，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部長，盡心盡力的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業。

　　民國十九年，王雲五先生做了商務印書館的總理。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商務印書館的閘北各廠都被日本軍隊燒毀了。兵禍稍定，主先生決心要做恢複的工作。高先生和張菊生先生本來都已退休了，當那危急的時期，他們每天都到館中來襄助王先生辦事。兩年之中，王先生苦心硬幹，就做到了恢複商務印書館的奇績。

　　我特記載這個故事，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美談。王雲五先生是我的教師，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薦他自代，這並不足奇怪。最難能的是高夢旦先生和館中幾位老輩，他們看中了一個少年書生，就要把他們畢生經營的事業付托給他；

　　後來又聽信這個少年人的幾句話，就把這件重要的事業付托給了一個他們平素不相識的人。這是老成人為一件大事業求付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這是值得大書深刻，留給世人思念的。

　　高夢旦先生，福建長樂縣人，原名鳳謙，晚年隻用他的表字"夢旦"為名。

　　"夢旦"是在夢夢長夜裏想望晨光的到來，最足以表現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

　　他早年自號''崇有"，取晉頒《崇有論》之旨，也最可以表現他一生崇尚實事痛恨清淡的精神。

　　因為他期望光明，所以他最能欣賞也最能了解這個新鮮的世界。因為他崇尚實事，所以他不夢想那光明可以立刻來臨，他知道進步是一點一滴的積聚成的，光明是一線一線的慢慢來的。最要緊的條件隻是人人盡他的一點一滴的責任，貢獻他一分一秒的光明。高夢旦先生晚年發表了幾件改革的建議，標題引一個朋友的一句話："都是小問題，並且不難辦到。"這旬引語最能寫出他的誌趣。他一生做的事，30年編纂小學教科書，30年提倡他的13個月的曆法，30年提倡簡筆字，提倡電報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認為不難做到的小問題。他的賞識我，也是因為我一生隻提出一兩個小問題，鍥而不合的做去，不敢好高務遠，不敢輕談根本改革，夠得上做他的一個小同誌。

　　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熱心，他那古板的外貌裏藏著一顆最仁愛暖熱的心。在他的大家庭裏，他的兒子、女兒都說："吾父不僅是一個好父親，實兼一個友誼至篤的朋友。"他的侄兒、侄女們都說："十一叔是聖人。"這個聖人不是聖廟裏陪吃冷豬肉的聖人，是一個處處能體諒人，能了解八，能幫助人，能熱烈的、愛人的、新時代的聖人。他愛朋友，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他愛真理，崇拜自由，信仰科學。因為他信仰科學，所以他痛恨玄談，痛恨迷信，痛恨中醫。因為他愛國家社會，所以他愛護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樣。他愛敬張菊生先生，就如同愛敬他的兩個哥哥一樣。他愛惜我們一班年輕的朋友，就如同他愛護他自己的兒女一樣。

　　他的最可愛之處，是因為他最能忘了自己。他沒有利心，沒有名心，沒有勝心。人都說他衝澹，其實他是濃摯熱烈。在他那濃摯熱烈的心裏，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勝利，別人的成功勝利都使他歡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勝利一樣。因為濃摯熱烈，所以衝澹的好象沒有自己了。

　　高先生生於公曆1870年1月28日，死於1936年7月23日，葬在上海虹橋公墓。葬後第4個月，他的朋友胡適在太平洋船上寫這篇小傳。

　　1936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