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恩師

憶孟真

　　十二月二十日午前，孟真來農複會參與會議，對於各項討論的問題他曾貢獻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其見解之明澈，觀察之精密，與會的中美兩國人士，無不欽佩。他忽爾講中國話，忽爾講英國話，莊諧雜出，莊中有諧，諧中有莊，娓娓動聽，我們開了兩個鍾頭的會，他講的話，比任何人多。孟真是一向如此的。他講的話雖多，人不嫌其多，有時他會說得太多，我們因為是老朋友，我就不客氣地說："孟真，你說得太多了，請你停止吧！"他一麵笑，一麵就停止說話了，我們的顧問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社會學教授安得生先生會後對我說：

　　"你太不客氣了，你為何那樣直率地停止他說話。"我回答說："不要緊，我們老朋友，向來如此的。"我記得好幾年前有兩次，我拿起手仗要打他，他一麵退，一麵大笑，因為我辯他不過，他是有辯才的，急得我隻好用手仗打他。

　　同日午後，他在省參議會報告，他就在那裏去世了。我於第二天早晨看報才知道，那時我有說不出的難過，我就跑到殯儀館裏吊唁了一番，回到辦公室做了一副挽聯，自己寫就送了去，算是做了一個永別的紀念。挽聯說：

　　學府痛師道，舉國惜大才。

　　盂真辦台灣大學，鞠躬盡瘁，以短促的幾個年頭，使校風蒸蒸日上，全校師生愛戴，今茲逝世，真使人有棟折梁摧之感。

　　孟真之學，是通學，其才則天才，古今為學，專學易，通學難，所謂通學就是古今所說之通才。

　　孟真博古通今，求知興趣廣闊，故他於發抒議論的時候，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他於觀察國內外大勢，溯源別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結論，往往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他對於研究學問，也用同一方法，故以學識而論，孟真真是中國的通才。

　　但通才之源，出於天才，天才是天之賦，不可以僥幸而致。國難方殷，斯人雲亡，焉得不使舉國歎惜！

　　我識孟真遠在l919年，他是五四運動領袖之一，當時有人要毀掉他，造了一個謠言，說他受某煙草公司的津貼。某煙草公司，有日本股份，當時全國反日，所以奸人造這個謠言。我在上海看見報上載這個消息，我就寫信去安慰他。

　　但是當時我們並沒有見過麵，到這年七月裏，我代表蔡孑民先生，到北平去代他處理北京大學校務，我們兩人才首次見麵，他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藍布大褂，高談闊論了一番五四運動的來蹤去跡。那年他剛才畢業，但還在北大西齋住了一些時，此後他就離校出洋去了。我們直至1922年方才在英國見麵，他那時在學心理學，後來我在德國，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勸我不要無目的似地在德、奧、法、意各國亂跑。他提出兩個問題要我研究：第一個是比較各國大學行政製度；第二個是各國大學學術的重心和學生的訓練。這可證明他不但留心自己的學業，而且要向人家貢獻他的意見。

　　他後來在廣東中山大學擔任教授。我在北平，他在廣東，彼此不見麵好幾年。直到後來他擔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見麵的機會就多了。

　　當時我在南京教育部，中央研究院也在同一街上，兩個機關的大門正對著，所以見麵的機會特多。當我在1930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複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是太大了。

　　在那個時期，我才知道孟真辦事十分細心，考慮十分周密，對於人的心理也十分了解，毫無莽撞的行動。還有一個特點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就是他心裏想說什麽就說什麽。他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其中毫無夾帶別的意思，但有時因此會得罪人。

　　12月17日為北京大學52周年紀念。他演說中有幾句話說他自己。他說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先生，但他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最後他笑著批評蔡、胡兩位先生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他走下講台以後，我笑著對他說："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他笑著就溜走了。

　　孟真為學辦事議論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則不遺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今往矣，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