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藝術家

第三節 亞洲對托爾斯泰的反響

　　這本書在發行前幾版時，我們還不能知道托爾斯泰的作品在世界上能有多大的反響。那時，種子還埋在泥土中，還需要等待夏天的到來。現在，秋收都已經結束了。人們發現，從托爾斯泰的身上竟然發展出來一個完整的支流，一個完全繼承了他的衣缽的後裔。他們把他的文字真正付諸了行動。在伊阿斯拿耶·波裏阿那的先驅者聖·約翰之後，還有印度的救世主聖雄甘地。

　　在世界曆史的長河中，常常會發生令人感歎的故事，一些偉大的思想有時從表麵上看，雖然被消滅了，但它的種子卻不會喪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顆種子在時代潮流的灌溉下，逐漸肥沃，並最終會破土而出。

　　1847年，托爾斯泰19歲。這一年，年輕的他在嘉尚的一家醫院治病，鄰近的病床上，是一個喇嘛僧。這個僧人的麵部被強盜傷得很重，托爾斯泰從他那裏，第一次獲得了不抵抗主義的啟示，這一啟示被他奉為一生的座右銘，終生不棄。

　　62年之後，也就是1909年，年輕的印度人甘地，從耄耋暮年的托爾斯泰手中，接過這個俄羅斯的老信徒用他的愛情與痛苦孕育成的聖潔的火炬，用這炳火炬放射出的燦爛火焰，照亮了苦難的印度，甚至映紅了全世界。

　　行文至此，我們先將托爾斯泰與亞洲的關係介紹一下，以後再介紹甘地與托爾斯泰的關係；因為假若缺少這篇文章，僅有一部托爾斯泰傳是不完整的。從某個角度上說，托爾斯泰對於亞洲的貢獻，可能比歐洲更為巨大。他的思想體係，是人類意識形態上的第一條“大道”，它結合了東西方古老大陸上的一切元素。現在，全世界的巡禮者，都在這條“大道上”自由往來。

　　這會兒，我們已經可以具體了解一下托爾斯泰思想了，因為托爾斯泰的忠誠的信徒保爾·皮呂各夫已經把所有的材料整理成一本書，名字叫《托爾斯泰與東方》。

　　東方對托爾斯泰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在他還是非常年輕的嘉尚大學生時，他便選修了東方語言科中的亞刺伯·土耳其語言組，開始學習東方的知識。在高加索當兵的一段時間中，他又長時間接觸過回教文化，並使他獲得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在1870年後，他所編寫的《初級學校讀本》中，能夠發現不少亞刺伯和印度的童話。當他因宗教的事物苦惱時，聖經已不能解除他的苦悶。這時，他便開始學習東方的宗教。這一階段，他讀了很多這些方麵的書籍。保爾·皮呂各夫在他的著作後麵，列有托爾斯泰所讀東方書籍的表。沒有多長時間，他就有了把他的讀物介紹給歐洲讀者的想法，《聖賢思想》集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書中介紹了聖經、佛、老子和克利歇那等書或人的思想。他在那時起就相信人類一切的宗教，無不是建立在一個共同的信念之上。

　　可他真正追求的人生理念，以及和亞洲人士的直接關係，則是在他人生的最後十年中才有進展，那時，伊阿斯拿耶經常與東方各國之間的朋友通信。

　　在整個亞洲中，他認為在思想上觀念同他最接近的是中國。但中國思想最不容易表達出來。到1884年時，他已認真研究過孔子與老子；尤其是老子，是他最為敬愛的古代聖賢。但一直到1905年，托爾斯泰才與老子故鄉的人通了第一封信，而且同他通信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學者Tsien Huang-tung，（編者按：不知所指何人），另一個是大文豪辜鴻銘。辜鴻銘，北京大學教授，革命後亡命日本。他的名字在歐洲是很響亮的。

　　托爾斯泰在與這兩位優秀的中國人的通信時，尤其在致辜鴻銘底長信中，托爾斯泰表達他對於中華民族的深深愛戀與欽佩。這些年來，中國人以寬厚的態度去忍受歐洲各國對其所施的暴行這事實尤其加深了托爾斯泰對中國人的認識。他鼓勵中國堅持它的這種清明的忍耐，預言它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他認為，中國割讓給俄國的旅順（這件事情使俄國在日俄戰爭中付了極大的代價）這件事例，必將使德國在膠州灣、英國在威海衛獲得同樣的結果，這些強盜必然會在他們之間上演互盜的把戲。但當托爾斯泰後來知道暴力與戰爭的思想，已經開始在中國人心中複蘇時，心中又表示憂慮，他要求中國人抗拒這種“不良”傾向。他認為，假若中國人也被這種思想感染了，那麽，將會遭受巨大的災難，它不僅僅指是“西方最曠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黃禍這個意義上，還表現在人類最高的福利這些思想觀念上。因為古老文明的中國滅亡之後，它的真正的、大眾的、和平的、勤勉的、實用的智慧，這些本應當從中國逐步滲透到全人類的智慧，必將隨之毀滅。托爾斯泰認為有一天，人類社會的生活必將改變；他堅信在這種變化中，中國在東方各民族之中必將處於最重要的位置。他覺得，亞洲的任務在於向世界上其餘的人類指示一條走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這條路，托爾斯泰稱之為“道”。他從內心希望中國不要像西方那樣進行改革，就是不要把立憲製度代替君主政治，不要建設國家軍隊和大工業。它把歐洲作為前車之鑒，那種地獄一般殘酷的現狀，那些可憐的無產者，那種階級鬥爭，無窮盡的軍備競爭，他們的殖民地掠奪政策，這些將導致整個文明世界的破產。歐洲就是一個先例，是的！它是這種不應該發生的事情的先例。當然，中國也不能長期保持以前的現狀，受各種暴行的侵犯，但它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對於一切政府的絕對不抵抗！它隻要服從神的意誌，繼續默默無聞地耕田種地，歐洲就會在這四萬萬人的英雄、高尚的人麵前降服。在田野中平和的工作，要依中國的三教行事：即儒家講的解除暴力；道教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佛教的自我犧牲與大愛無疆。托爾斯泰認為，人生智慧與幸福的秘密就是這麽簡單。

　　托爾斯泰提出他的忠告後，我們且看今日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麽事。第一件，與他通信的博學者辜鴻銘，似乎並未領悟他的意思，因為他的傳統主義非常狹隘，他所提出的補救現代世界狂熱的萬能藥，隻是對於過去的傳統，給予絕對忠誠的維護。但我們不可以用表麵的浪濤來揣測無涯的大海。雖然那些時起時滅的黨爭與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爾斯泰的思想與中國聖賢數千年的傳統是否相符，但你能說中華民族的做法與托爾斯泰的思想有什麽差距嗎？

　　日本人和中國人正好相反，他們的骨子裏有一種狂熱的性格，他們對於世界上的一切新生事物有一種狂熱的好奇心，由於這些原因，雖然他們是全亞洲和托爾斯泰發生關係最早的民族（約於1890年左右），但托爾斯泰卻對他們持猜疑的態度，他提防他們執著的國家主義和好戰天性，而且懷疑他們那麽徹底地接納歐洲文明，隻會立刻學全這種文明的害處。我們不能說他的猜測沒有道理。因為他和他們的多次曾使他遭了好幾次暗算。如一個年輕的日報主筆，曾自稱為他的信徒，並自命為把他的主義與愛國情操結合在一起的折衷派，可是在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他竟公然指責托爾斯泰。更令人失望的還有一個青年田村，開始讀托爾斯泰的一篇關於日俄戰爭的文字時，感動得聲淚俱下，全身顫抖著，他大聲疾呼說：“托爾斯泰是今世唯一的先知者。”可僅僅在幾個星期之後，當日本海軍在對馬島擊破了俄國艦隊時，此人又一下子卷入了愛國狂潮，開始寫攻擊托爾斯泰的文章。

　　不過，在日本也有反對戰爭的、英雄的奮鬥者，這就是日本的社會民主黨，他們比大多數日本更為堅定、更為真誠一些，雖然他們與托氏真正的思想相距很遠。1904年9月，這個組織致書托爾斯泰表達他們的思想。托爾斯泰在複信中感謝他們的盛意，但他說，他痛恨戰爭，同時也不喜歡社會主義。

　　無論怎麽樣，托爾斯泰的精神已徹底地根植進了日本的土壤。1908年，在他八旬誕辰之際，他的俄國友人向全世界托爾斯泰的朋友征文，預備印行一部紀念冊，加藤寄去一篇頗有意義的論文，指明托爾斯泰對於日本的影響。他的宗教作品，大部分在日本都有譯本；這些作品在1902至1903年間據加藤說，產生了一種精神革命，不僅僅日本的基督徒奉若圭臬，就是日本的佛教徒亦莫不如此；而且還由此發生了佛教創新運動。宗教素來是一種自成法統的外界律令，從那時起它才具有真正的意義，“宗教意識”從此也變成一個時髦名詞。當然，這種“自我”的覺醒並不是沒有一點危險的。在許多情況下，它可以引人達到與犧牲和博愛精神完全相反的結局，如把人引入自私的享樂、麻木、絕望之中，甚至自殺。這個容易振奮的民族，在他的熱情的狂亂之中，往往把一切主義推向極端。但在西京附近，卻有好幾個托爾斯泰研究者的團體，竟這樣形成了，他們耕田度日，並宣揚博愛的教義。可以這樣說，有一部分日本人的心靈生活，已深深地接受了托爾斯泰的人格的感應。就是在現在，日本還有一個“托爾斯泰社”，他們發行一種每期70頁的受托氏思想影響的頗有意義的月刊。

　　年輕的德富健次郎是這些日本信徒中的典範，他也參加了1908年的祝壽文集。1906年初，他從東京寫了一封熱烈的信致托爾斯泰，托爾斯泰立刻答複了他。但德富健次郎還沒有收到複信，就搭了近期出口的船去見他。他不懂一句俄文，連英文也懂得極少。7月中他到了伊阿斯拿耶，住了5天，托爾斯泰像慈父般地接待他。這一星期的見聞與老人的光輝四射的微笑，使他回到日本後終生不能忘懷。

　　德富健次郎在1908年寫的祝壽文章中提起此事，他的單純樸實的心這樣訴說著：

　　“在別後730天與距離1萬裏的霧靄中間，我還依稀看到他的微笑。”“現在，我和妻子以及一隻狗生活在鄉間一座簡陋的房屋中。我種著蔬菜，割著滋生不已的敗草。我的精力與我的光陰完全消磨在割草，割草，割草之中了……這也許是我的思想的本質使然，也許是這困頓的時代使然。但我很幸福……隻是一個人在這情境中，卻隻能提筆弄文，也太可憐了！……”

　　這個日本青年，在他的簡陋純樸的生活狀態上，在他的人生的智慧與勤勞的工作上，和那些參與祝壽文集的一切托氏的信徒相比，都更能實現托氏的理想，並觸及托氏的心靈。

　　俄羅斯帝國的回教徒共有200萬人，所以以托爾斯泰在俄國的地位，認識他們是很容易的。因此他們在他的通信中也占據了很大的比例，但在1901年以前，這種通信還不多見。隻到這年春天，托爾斯泰被開除基督教教籍與一封“致神聖宗教會議書”感動了他們。托爾斯泰卓越的堅決的言辭對於回教徒們猶如是古猶太先知愛裏升天時的囑言。俄羅斯的Baschkirs人，印度的回教僧侶，君士坦丁堡的回教徒寫信給他，說他們讀到他斥責整個基督教的宣言，使他們“快樂的流淚”；他們祝賀他從“三位一體的黑暗的信仰”中解脫出來。他們稱之為他們的“弟兄”，竭力擁護他改宗。一個印度回教僧，竟天真地告訴他說一個新的救世主才在Kaschmir找到了耶穌的墳墓，打破了基督教中耶穌複活的謊言；他還寄給他一張所謂耶穌墳墓的照片和那位所謂的新救世主的畫像。

　　我們難以想象，托爾斯泰對於這些奇特的友誼，是怎樣保持可愛的鎮靜，幾乎沒有譏諷（或悲哀）的表示。沒有看到托爾斯泰在這些論爭中所取的態度的人，不可能知道以他剛愎的天性和涵養究竟保持到了怎樣溫和的地步。他從來不放棄他的殷勤的情意與好意的鎮靜。倒是那些與他通訊的回教徒，憤憤不平地告訴他說不抵抗主義並不與穆罕默德底主義相抵觸；但“應當如托爾斯泰讀聖經一般，在真理的光輝中而非在迷信的雲霧中讀可蘭經。”他們稱頌托爾斯泰不是超人，而是大家的兄弟，不是西方或東方的太陽，而是神的太陽，大眾的太陽。隨後他們預言，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與“印度聖哲的教訓混合之後，或許能為這個時代產生出一些新的救世主。”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印度是完全處在警醒狀態中的。

　　除了一部分博學之士——他們是不以向大眾傳布他們的學問為己任的，他們隻醉心於他們的語言學中，自以為與眾隔絕——以外，歐洲尚未認識這種狀態，它也絲毫沒有想到在1830年開端的印度民族主義在1900年竟有那樣莊嚴偉大的進展，這是一切在精神領域中突然發生的繁榮。在藝術上，科學上，思想上，無處不顯出這燦爛的光華。隻要一個泰戈爾的名字，便在他的耀眼的星座下，照耀著全世界。差不多在同時，吠擅多派的改革，有人作為一種社會改革的工具，藉為調和基督教思想與東方思想的出發點。但印度的宗教界上，尤其照耀著兩顆光芒萬丈的巨星，突然顯現的，或如印度的說法，是隔了數世紀而重新顯現的，兩件思想界的奇跡：一個是Ramakrishna（1836至1886），在他的熱愛中抓住了一切神明的形體，一個是他的信徒Viveka-nanda（1863至1902），比他的宗師更為強毅，對於他的疲憊已久的民眾喚醒了那個行動的神，Gita的神。

　　以托爾斯泰廣博的知識自然知道他們，他讀過有關方麵的文章。從1896年開始，他又開始醉心Vivekananda的作品，體味Ramakrishna的語錄。Vivekananda於1900年漫遊歐洲的時候沒有到伊阿斯拿耶·波裏阿那去，真是人類的大不幸。作者對於這兩個歐、亞二洲的偉大的宗教領袖沒有盡到聯合之責，認為是一件無可補贖的憾事。

　　就像印度的Swami一樣，托爾斯泰受過“愛之主”Krishna的熏陶，並且在印度，有不少人還尊他為“聖者”，或一個再生的古Rishi。《新改革》雜誌的經理Gopal Chetti在印度是一個遵從托爾斯泰思想的人，他在1908年的祝壽文集中把托氏和出家的王子釋迦牟尼相比，還說如果托爾斯泰生於印度，他定能被視為一個Avatara，一個Purusha，一個Sri-Kr-ishna。

　　但是，曆史的不可阻擋的潮流已把托爾斯泰從苦修士對於神的夢想中轉移到Vivekananda，或甘地的偉大的行動中了。

　　命運真是不可捉摸，第一個引導托爾斯泰到這方麵去的C。R。Das，而以後又成為印度聖雄底左右手的人，當時竟和達瑪路以前的聖保爾一般，是反對托氏思想最猛烈的一員。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假想，正是托爾斯泰的呼聲，把他引入他的真正的使命？1908年底，C。R。Das處在革命的立場上。他寫信給托爾斯泰，毫不隱蔽他的堅定的信心；他公然指責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他還向他要求為他的報紙Free Hindostan作同情的表示。托爾斯泰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差不多是一篇論文，在《致一個印度人書》（1908年12月14日）的題目下，散布於全世界。他堅決地宣傳他的不抵抗主義與博愛主義，每一部分都引用Krishna的言論作為他的論證。他對於科學的新迷信和對於古代的宗教迷信同樣痛加抨擊。他責備印度人，不應當否認他們古代的智慧而去承襲西方的錯誤。

　　他說：我們相信，在佛教與孔子主義的廣大的世界內，這新的科學的偏見將不會有立足之地，而無論是中國人、日本人，還是印度人，在明白了承認暴力的宗教謊言之後，立刻就會具有愛的概念，並以適合於全人類的，像東方的大師那麽雄偉的力量宣示於全世界。但現在，科學的迷信漸漸代替了宗教的迷信開始慢慢地侵吞東方諸民族了。它已征服了日本，並擺布著它走向最不幸的前途。在中國，在印度，一般自命為民眾領袖的人全受了科學迷信的蠱惑。你在你的報紙上提出你所認為應當指導印度的動向的基本原則如下：

　　抵抗暴力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不抵抗既無補於自私主義亦有害於利他主義。

　　……什麽？你這個宗教情緒最深刻的民族的一分子，竟相信了你的科學教育，卻把你的民族自遠古以來就已主張的愛的法則，全部舍棄嗎？暴力的首領，真理的敵人，最初是神學的囚犯，繼而是科學的奴隸，你的歐羅巴老師，傳授給你的那些荒謬的言論，你竟然能不厭其煩地反複訴說嗎？

　　你說英國人製服印度，是因為印度沒有以武力來抵抗暴行？其實，恰恰相反！英國人之所以製服印度人，是因為印度人曾承認而現在還承認武力是他們的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的原因；運用這個原則，他們服從各邦的君主；運用這個原則，他們向這些君主，向歐洲人，向英國人爭鬥……一個商務公司的3萬人，而且是最無用的人，竟然製服了2000萬人的一個民族！把這些情況說給那些毫無成見的人聽吧！他們肯定不能懂得這些話的意義……依數字而論，製服印度人的不是英國人，而是印度人自己，這個論斷不是非常明白的嗎？……

　　印度人之所以被暴力製服，是因為他們本身就生存於暴力之中，現在還在依了暴力生活，而不去認識切合人類實際的永恒的愛的法則。

　　愚昧的人就是那些隻知道追尋他的所有物而不知他已占有的人，這類人是而值得憐憫的！確實，不認識包圍著他們的，所給予他們的愛的福利的人是愚昧而可憐的！

　　“人隻要過著與愛的法則協調的生活，就是合乎他的良心和含有無抵抗與不參加暴力的原則的。這樣的話，不僅100個人不能製服數百萬人，就是數百萬人也不可能製服一個人。不要抵抗惡，不參與惡，不加入行政司法，納稅，尤其是軍隊，那時，無論何物，無論何人也不能製服你了！”

　　托爾斯泰最後用一段Krishna的名言，結束了他的俄國教導印度的不抵抗主義宣言。他說：“孩子們，把你們被蒙蔽的目光望著更高遠的地方吧，一個新的世界，充滿著歡樂與愛的世界將在你們麵前顯現，它是一個理智的世界，為‘我的智慧’所創造的，唯一的實在的世界。那時，你們會認識愛對於你們的賜與、愛向你們提出的條件。”

　　托爾斯泰的這封信最後落到一個年輕的印度人手裏，他在南非洲Johannesburg地方當律師。他名叫甘地。他被這封書大大地感動了。1909年底，他寫信告訴托爾斯泰，十年以來，自己在托爾斯泰的宗教精神中所做的所有努力。他請求他允許他把他的致C。R。Das信譯成印度文。

　　托爾斯泰對於他的“溫和與強暴之戰，謙卑與博愛和驕傲與暴力之戰”表示祝福。他讀到了Hind Swaraj的英文本是甘地寄給他的，他立刻領悟了這種宗教對社會的經驗和價值：

　　你所討論的，和平抵抗的問題，具有很高的價值，它不僅對印度，而且對於全人類都是如此。他讀了Joseph J。Doke寫的甘地傳，非常神往。當時（1910年5月8日）他身患重疾，但他還是寫了幾句動人的言辭寄給他，當他病愈時，1910年9月7日，就是他出家逃亡以至病故的前一個月，他又在Kotschety寫給他一封長信，這封信非常重要，雖然很長，但我決定把它全部附錄在本文後麵。它是，或者說它將是未來人士必讀的不抵抗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可以說是托爾斯泰的思想遺囑。南非洲的印度人於1914年在Golden Number of Indian Opinion上發表了，這是一本研究南非洲和平抵抗運動的雜誌。它的成功同時也是不抵抗政策的首次勝利。

　　與此同時，歐羅巴大戰爆發了，那裏的人們互相屠殺，慘不忍睹，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鮮明的對比。

　　當狂風暴雨過去，血腥的騷擾逐漸平息時，在殘垣廢墟之上，人們聽到了甘地的響亮地呼籲，猶如一隻雲雀的驚世駭俗的鳴叫。這個聲音以一種既響亮又和諧的音調，重申了托爾斯泰的思想，奏響了新時代人類的希望的序曲。

　　羅曼·羅蘭

　　192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