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巡回演出回到祖國
女兒的出生，彌補了一些鄧肯與克雷格之間的裂痕。鄧肯一邊帶孩子，一邊力撮克雷格和著名舞蹈家埃莉諾拉·杜絲合作。她認為，最富創造性的舞台設計家與最有活力的舞蹈家的聯手，一定能給舞蹈事業拓展更加廣闊的前景。
但是，在克雷格和埃莉諾拉·杜絲的相處中，更多的卻是爭吵與不愉快。雖然鄧肯的極力斡旋使局麵一度有所改觀，但固執的克雷格和孤傲的杜絲還是一拍兩散。
鄧肯在德國的學生們現在已經跳得相當不錯了，這更堅定了鄧肯的信仰，要完成一個諧樂的舞團，這種舞團的形式，要吻合著諧樂的聲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學校卻步履維艱，開支越來越大造成資金匱乏。
鄧肯不得已之下，就想把她們帶到各國旅行表演，看是否能有哪國政府認識到這種兒童藝術教育的光明前途，進而大規模地推廣這種教育計劃。
每次表演之後，鄧肯都會做公開演講，請他們幫助，能使自己的計劃得以實施，進而給更多的人的人生帶來光明。而鄧肯也漸漸明白，在德國她是得不到幫助的，保守的德國皇後容不得新生事物的萌芽。
德國皇後去參觀雕塑家的工作室時，總要派她的禦前侍衛在她駕到前把那些裸體雕像全部用布遮蓋起來。她對於鄧肯所創造的盡情展示人體之美的舞蹈極不讚同，更不喜歡鄧肯經常穿著極薄的舞衣、赤著腳在台上表演。
恰在這時，聖彼得堡一位演出經理向他們發出邀請。他問鄧肯是否準備重登舞台，並且表示要跟她簽訂一個在俄國巡回演出的合同。當初在俄國的表演非常受歡迎，並且在那裏掙了很多錢。她想在聖彼得堡或許有發展她的舞蹈學校的可能。
1907年1月，鄧肯同姐姐伊麗莎白帶著20個學生一道去了聖彼得堡，希望奇跡能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發生。
這次旅行對鄧肯來說是難受的。第一次與孩子分離，令她黯然神傷。她的健康狀況不怎麽好，嬰兒又剛剛斷了一半的奶，不得不用吸奶器把乳汁從乳房裏吸出。鄧肯為此掉了許多眼淚。
俄國觀眾一如既往熱情地接待了她，不計較演出中出現的毛病。在跳舞的時候，奶水經常順著舞衣流下來，搞得她狼狽不堪。鄧肯流著淚長歎：女人要做一番事業是多麽艱難啊！
這次試驗沒有成功。她們的全部信心，來自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但是，皇家芭蕾舞劇團在俄國根深蒂固，難以動搖，任何變革都是不可能的。
在俄羅斯巡回演出過程中，鄧肯一心惦記著回佛羅倫薩。因此，她盡量縮短巡回演出的期限，並且接受了到荷蘭巡回演出的合同，因為這樣可以離她的學校、離她渴望重逢的人們更近一些。
到達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一場病把她的身體搞垮了。演出結束時，她撲麵跌倒在台上，被抬回了旅館。她在旅館裏躺著，人們給她裹上冰袋。
她躺了好些日子。在幾個星期裏，她什麽也不能吃，隻是喝一點兒摻麥片的牛奶，一陣一陣昏迷不醒，最後不省人事地睡去。
母親趕來跟她做伴。瑪麗也帶著小寶寶來了。孩子很健壯，長得一天比一天漂亮。她們搬到沙隆山去住，在那裏可以一麵眺望大海，一麵仰望山巔。
這段時間，鄧肯的身體逐漸恢複了。但生活的擔子比過去更重，經濟空前困難。為了解決困難，鄧肯必須盡快回到荷蘭去巡回演出，雖然她感到身體很虛弱，精神也很沮喪。
而且鄧肯這時也意識到，她和克雷格的分離不可避免了。和他一起生活，就是放棄她的藝術、她的個性，也許還得斷送她的性命，喪失她的理智。鄧肯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8年夏天，鄧肯又帶著她的學生去了倫敦，在著名的歌劇經理舒曼和佛那曼幫助下，在雅克公爵戲院裏，表演了好幾個星期。
演出的效果倒是相當不錯，倫敦的觀眾也認為她的舞蹈和她的學校是一種相當有趣的娛樂，但在辦學校方麵，卻不肯給她實際的幫助。
錢又花光了。鄧肯隻得又把她的學生帶回學校。
隨後，鄧肯和經紀人簽訂了一個去美國演出的合同。這樣，她必須離開自己心愛的小寶貝迪爾德，小家夥快2歲了，金發碧眼，胖乎乎的。這對於她實在是非常痛苦的。
鄧肯站在遠洋巨輪的甲板上，自從一家人搭乘牲口船離開紐約以來，已經8年過去了。鄧肯已經馳名歐洲。她創立了一種藝術，一個學派，還創造了一個小寶寶，成績不壞。然而，就經濟情況，她卻並不比以前富裕多少。
這一切，不是命運的安排，也不是定數使然，而是漫漫求索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鄧肯不由想道：“母親說過：‘上帝是大人假扮的。’我也是大人了，我也可以扮作上帝，不，我就是上帝。”
然而，1908年8月，鄧肯不得不在炎炎夏日裏登台表演，作為百老匯的精彩節目，卻是在一支又小又不頂用的樂隊的伴奏下，表演格魯克的音樂和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結果不出所料地徹底失敗了。
本來少得可憐的觀眾都陸續退出了演出大廳。他們不認為舞蹈不好，但是覺得沒必要為了看舞蹈而耽擱自己的事，比如做生意、打工、賭博等。
鄧肯感到，回到祖國來實在是一大錯誤。一天晚上，她正坐在化妝室裏，心情特別沮喪，這時聽到一個親切悅耳的聲音向她祝賀。她抬頭一看，一個人正站在門口，他個子不高，一頭棕色鬈發，滿麵笑容，和藹可親。
他熱情地向鄧肯伸出手，說對她的舞蹈很有好感，說他對鄧肯的藝術產生了極好的印象。他就是美國著名的雕塑家喬治·格雷·巴爾拉德，他以雕塑亞伯拉罕·林肯而青史留名。
巴爾拉德誠懇地說：“伊莎多拉·鄧肯，你是青年美國的象征。你的舞蹈就是美國在舞蹈。美國人不理解隻是暫時的，你不要離開。我總有一天要讓美國人明白，鄧肯的舞蹈就是我們自己的舞蹈。”
鄧肯被巴爾拉德深深地感動了，她沒有聽從經紀人的勸告返回歐洲，而是繼續留在了美國。本來弗羅曼看到在百老匯演出失敗慘重，便試圖安排她到一些小城市去巡回演出。但是，這次巡回演出也安排得很不好，結果比紐約的演出失敗還要慘。
弗羅曼說：“美國不了解你的藝術，你的藝術遠遠超出了美國人的接受能力，他們永遠不會理解你的藝術。你最好還是回歐洲去吧！”
此後，巴爾拉德每天晚上都來觀看鄧肯跳舞，還來了許多藝術家、詩人和其他朋友。這些人中有舞台演出人戴維·貝拉斯科、畫家羅伯特·亨利、喬治·貝洛斯、珀西·麥凱耶、馬克斯·伊斯特曼，格林威治村青年革新派簡直可以說全部都來了。
另外，來人中還有形影不離的3位詩人：愛德溫·艾靈頓·羅賓遜、裏奇利·托倫斯和威廉·沃恩·穆迪。這些詩人和畫家們向鄧肯表示的友好祝賀和熱情鼓勵，大大地振奮了她的精神，抵消了紐約觀眾的冷淡無情。
巴爾拉德為鄧肯找到了一個人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那就是僑居美國的德國作曲家、指揮家沃爾特·丹羅希。
他是紐約交響樂團的音樂指導和首席指揮。他對鄧肯說：“我看過了你的那場演出，主要是效果沒出來，問題出在樂隊上。那支樂隊又小又糟，根本不能與你的舞蹈相提並論。我安排你到大都會歌劇院連續演出，我親自指揮，怎麽樣？”
鄧肯感激萬分：“那太棒了！”
丹羅希為鄧肯的演出，拉起了一支80人的大樂隊。場麵頓然改觀。第一天表演的時候，弗羅曼想找一個包廂，但是發覺全院都已經滿了。這次經驗證明，不管那位藝術家多麽偉大，如果沒有合適的環境，即使是最偉大的藝術也會化為泡影。
鄧肯在台上，隨著那個有80個隊員的樂隊跳舞的時候，實在有無法形容的快樂，她全身的每一根神經都跟樂隊、跟指揮息息相通，連成一體。
樂隊恢宏的氣勢，丹羅希雄壯的指揮，使鄧肯的舞蹈猶如一葉張滿的風帆，在音樂的海洋裏破浪而行。鄧肯感覺內心有一種偉大的力量，聽著音樂，然後布滿於全身各部，想發泄出來。
有時這種力量非常強大，震撼得她的整個心靈差不多要爆裂了，她憂憤滿心，伸出手求上天的幫助，但得不到反應。她成了表現樂隊情緒的一個中心，從她的心靈中射出許多光芒，與樂隊相連。
在舞台上，鄧肯偶爾望見下麵丹羅希袒露的巨大額頭，感到自己的舞蹈恰如雅典娜的誕生，全副武裝地從宙斯的頭顱裏蹦了出來。
樂隊中有一個吹簫的獨吹著“奧非斯”曲中的“快活之靈”，曲調異常悲涼，以致鄧肯呆立在台上，眼淚情不自禁地流了出來。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陽報》星期天增刊上，登載了一篇詳細描述鄧肯表演的長文：
她從腰部以下裹著一幅美妙的帶有中國刺繡的紗羅。她那短短的、烏黑的頭發蓬蓬鬆鬆地卷在裸著的頸後，自然地分開，披拂在兩頰旁邊，像聖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翹起，眼睛是灰藍色的。
許多關於她的新聞報道談到她的身材高大優美猶如成功的藝術品，而實際上她隻有5.6尺高，體重125磅。
“像這樣的舞蹈用不著音樂，”她說，“除非是像潘神從河邊砍來的蘆管吹出來的那種音樂，恐怕隻要一管長笛、一管牧人風笛就足夠了。其他的藝術繪畫、雕塑、音樂、詩歌，都已經把舞蹈遠遠拋在後麵，舞蹈實際上已經成了一種失傳的藝術。如果試圖把舞蹈與另一種遠遠走在前麵的藝術和諧配合，那是困難的、不協調的。我貢獻出我的一生，就是為了使這種失傳的舞蹈藝術得到新生。”
她開始講話的時候，是站在靠近正廳那些詩人坐的地方，而當她結束講話的時候，已經在大廳的另一頭了。簡直無法知道她是怎麽到那裏去的。但是你想想她的朋友艾琳·泰瑞就明白了，後者像她一樣，對於空間是毫不介意的。
她再也不是疲憊不堪、愁容滿麵的女主人了，而是成了一個從一片破碎的大理石中從容自在地走過來的異教精靈，似乎那就是她在世界上要做的最明白不過的事情。
也許她像希臘神話中的海中女神加拉提，因為加拉提在解放出來的最初瞬間，一定是跳著舞的；她又像是披著頭發的女神達英尼，在德爾斐樹林中，從阿波羅的擁抱中掙脫出來。你剛這樣想，她的頭發就披下來了。
無怪乎她這些年站在埃爾金大理石上供英國貴族們娛樂，而又遭到他們半信半疑的眼光，實在叫她厭倦。現在，在你眼前出現的，是一係列的塔納格拉的塑像，是雅典神廟的隊列，是骨灰甕和墓碑上戴花冠的悲哀女神，是酒神女祭司的放浪形骸。看起來你們是在觀看她，實際上你們觀看的是人為技藝尚未插入之前人類天性的全部活動景象。
她整個的一生都在努力尋找許多年代以前失落掉了的，那種在悠久歲月的迷宮中丟失了的淳樸自然。
在我們現在稱為異教的遠古時代，每一種感情都有適當的表現動作，靈魂、肉體、思想渾然一體，合作協調。雕塑家捕捉住和表現出來的那些古希臘男女的形象，簡直不像是人工斧鑿出來的堅硬大理石，你幾乎可以說出他們想跟你說什麽話，隻要他們開口，即使他們不開口，那又有什麽關係呢？因為你心中已經完全明了。
然後，她不再說話，又跳起舞來了，手裏拿著酒杯，變成了一個舞蹈的精靈、一座琥珀的雕像。時而高擎酒杯向你敬酒；時而把玫瑰花瓣撒在雅典神廟之前；時而在愛琴海紫紅色的波浪頂尖上遊泳。
美是真理，真理是美，世間的一切便包括在此。
你在世間所知道的，你所需知道的，隻此而已。
《藝術》雜誌的編輯瑪麗·範東·羅伯茨的評論則體現了鄧肯的祖國對她的舞蹈藝術所能理解的深度：
當伊莎多拉·鄧肯翩翩起舞的時候，人們的精神仿佛回到了遠古時代。
那時，人們以形體之美作為自由表現靈魂的手段，運動的韻律和聲音的韻律融合為一，人體的動作與風和海洋的運動協調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勢猶如玫瑰花瓣的開放，她的腳踏過草地，好像樹葉飄然落地……
在首都華盛頓演出，又碰到了一些麻煩事。原來，幾位聞訊而來的政府部長們，極力反對鄧肯的這種舞蹈，語調頗為激烈。
但是有一天下午演出的時候，包廂那邊突然人頭攢動，氣氛緊張而又熱烈。鄧肯忙問發生什麽事了。
丹羅希興高采烈地說：“伊莎多拉，盡情地跳吧，羅斯福總統親自來啦！這可是個機會，就跳給他看。”
真的是羅斯福總統，他的圓腦袋在包廂裏分外醒目。旁邊那些人大約是警察，麵部嚴峻，目光銳利，令人膽寒。
羅斯福很喜歡鄧肯的表演，在每一個節目演完後，總是帶頭鼓掌，他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
這些部長們從伊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哪些害處呢？在我看來，她像是一個在晨曦沐浴的花園裏跳著舞、采摘著想象之花的天真無邪的孩子。
羅斯福總統這段話，被許多報紙登載，使那些保守的說教者們大為羞愧，而大大地幫助了鄧肯的巡回演出。隨後她所到之處，等待著她的，都是鮮花和掌聲。
巴爾拉德正在為鄧肯雕塑一尊舞蹈石像，題目都取好了：美國在舞蹈。他從鄧肯口口聲聲念著的惠特曼的詩句“我看見美國在舞蹈”中得到了啟發。
可是，沒過多久，巴爾拉德的妻子病倒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美國在舞蹈”一直是個半成品，但巴爾拉德還是抓住了鄧肯舞蹈的本質，把瞬息的閃電傳之久遠。
雖然在美國的表演越來越順，紐約銀行鄧肯名下的存款額也在往上猛漲，但鄧肯還是決定要回歐洲了。她想念著她的女兒和她的學校，這種思念不可遏製。
但是，在克雷格和埃莉諾拉·杜絲的相處中，更多的卻是爭吵與不愉快。雖然鄧肯的極力斡旋使局麵一度有所改觀，但固執的克雷格和孤傲的杜絲還是一拍兩散。
鄧肯在德國的學生們現在已經跳得相當不錯了，這更堅定了鄧肯的信仰，要完成一個諧樂的舞團，這種舞團的形式，要吻合著諧樂的聲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學校卻步履維艱，開支越來越大造成資金匱乏。
鄧肯不得已之下，就想把她們帶到各國旅行表演，看是否能有哪國政府認識到這種兒童藝術教育的光明前途，進而大規模地推廣這種教育計劃。
每次表演之後，鄧肯都會做公開演講，請他們幫助，能使自己的計劃得以實施，進而給更多的人的人生帶來光明。而鄧肯也漸漸明白，在德國她是得不到幫助的，保守的德國皇後容不得新生事物的萌芽。
德國皇後去參觀雕塑家的工作室時，總要派她的禦前侍衛在她駕到前把那些裸體雕像全部用布遮蓋起來。她對於鄧肯所創造的盡情展示人體之美的舞蹈極不讚同，更不喜歡鄧肯經常穿著極薄的舞衣、赤著腳在台上表演。
恰在這時，聖彼得堡一位演出經理向他們發出邀請。他問鄧肯是否準備重登舞台，並且表示要跟她簽訂一個在俄國巡回演出的合同。當初在俄國的表演非常受歡迎，並且在那裏掙了很多錢。她想在聖彼得堡或許有發展她的舞蹈學校的可能。
1907年1月，鄧肯同姐姐伊麗莎白帶著20個學生一道去了聖彼得堡，希望奇跡能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發生。
這次旅行對鄧肯來說是難受的。第一次與孩子分離，令她黯然神傷。她的健康狀況不怎麽好，嬰兒又剛剛斷了一半的奶，不得不用吸奶器把乳汁從乳房裏吸出。鄧肯為此掉了許多眼淚。
俄國觀眾一如既往熱情地接待了她，不計較演出中出現的毛病。在跳舞的時候，奶水經常順著舞衣流下來，搞得她狼狽不堪。鄧肯流著淚長歎：女人要做一番事業是多麽艱難啊！
這次試驗沒有成功。她們的全部信心，來自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但是，皇家芭蕾舞劇團在俄國根深蒂固，難以動搖，任何變革都是不可能的。
在俄羅斯巡回演出過程中，鄧肯一心惦記著回佛羅倫薩。因此，她盡量縮短巡回演出的期限，並且接受了到荷蘭巡回演出的合同，因為這樣可以離她的學校、離她渴望重逢的人們更近一些。
到達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一場病把她的身體搞垮了。演出結束時，她撲麵跌倒在台上，被抬回了旅館。她在旅館裏躺著，人們給她裹上冰袋。
她躺了好些日子。在幾個星期裏，她什麽也不能吃，隻是喝一點兒摻麥片的牛奶，一陣一陣昏迷不醒，最後不省人事地睡去。
母親趕來跟她做伴。瑪麗也帶著小寶寶來了。孩子很健壯，長得一天比一天漂亮。她們搬到沙隆山去住，在那裏可以一麵眺望大海，一麵仰望山巔。
這段時間，鄧肯的身體逐漸恢複了。但生活的擔子比過去更重，經濟空前困難。為了解決困難，鄧肯必須盡快回到荷蘭去巡回演出，雖然她感到身體很虛弱，精神也很沮喪。
而且鄧肯這時也意識到，她和克雷格的分離不可避免了。和他一起生活，就是放棄她的藝術、她的個性，也許還得斷送她的性命，喪失她的理智。鄧肯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8年夏天，鄧肯又帶著她的學生去了倫敦，在著名的歌劇經理舒曼和佛那曼幫助下，在雅克公爵戲院裏，表演了好幾個星期。
演出的效果倒是相當不錯，倫敦的觀眾也認為她的舞蹈和她的學校是一種相當有趣的娛樂，但在辦學校方麵，卻不肯給她實際的幫助。
錢又花光了。鄧肯隻得又把她的學生帶回學校。
隨後，鄧肯和經紀人簽訂了一個去美國演出的合同。這樣，她必須離開自己心愛的小寶貝迪爾德，小家夥快2歲了，金發碧眼，胖乎乎的。這對於她實在是非常痛苦的。
鄧肯站在遠洋巨輪的甲板上，自從一家人搭乘牲口船離開紐約以來，已經8年過去了。鄧肯已經馳名歐洲。她創立了一種藝術，一個學派，還創造了一個小寶寶，成績不壞。然而，就經濟情況，她卻並不比以前富裕多少。
這一切，不是命運的安排，也不是定數使然，而是漫漫求索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鄧肯不由想道：“母親說過：‘上帝是大人假扮的。’我也是大人了，我也可以扮作上帝，不，我就是上帝。”
然而，1908年8月，鄧肯不得不在炎炎夏日裏登台表演，作為百老匯的精彩節目，卻是在一支又小又不頂用的樂隊的伴奏下，表演格魯克的音樂和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結果不出所料地徹底失敗了。
本來少得可憐的觀眾都陸續退出了演出大廳。他們不認為舞蹈不好，但是覺得沒必要為了看舞蹈而耽擱自己的事，比如做生意、打工、賭博等。
鄧肯感到，回到祖國來實在是一大錯誤。一天晚上，她正坐在化妝室裏，心情特別沮喪，這時聽到一個親切悅耳的聲音向她祝賀。她抬頭一看，一個人正站在門口，他個子不高，一頭棕色鬈發，滿麵笑容，和藹可親。
他熱情地向鄧肯伸出手，說對她的舞蹈很有好感，說他對鄧肯的藝術產生了極好的印象。他就是美國著名的雕塑家喬治·格雷·巴爾拉德，他以雕塑亞伯拉罕·林肯而青史留名。
巴爾拉德誠懇地說：“伊莎多拉·鄧肯，你是青年美國的象征。你的舞蹈就是美國在舞蹈。美國人不理解隻是暫時的，你不要離開。我總有一天要讓美國人明白，鄧肯的舞蹈就是我們自己的舞蹈。”
鄧肯被巴爾拉德深深地感動了，她沒有聽從經紀人的勸告返回歐洲，而是繼續留在了美國。本來弗羅曼看到在百老匯演出失敗慘重，便試圖安排她到一些小城市去巡回演出。但是，這次巡回演出也安排得很不好，結果比紐約的演出失敗還要慘。
弗羅曼說：“美國不了解你的藝術，你的藝術遠遠超出了美國人的接受能力，他們永遠不會理解你的藝術。你最好還是回歐洲去吧！”
此後，巴爾拉德每天晚上都來觀看鄧肯跳舞，還來了許多藝術家、詩人和其他朋友。這些人中有舞台演出人戴維·貝拉斯科、畫家羅伯特·亨利、喬治·貝洛斯、珀西·麥凱耶、馬克斯·伊斯特曼，格林威治村青年革新派簡直可以說全部都來了。
另外，來人中還有形影不離的3位詩人：愛德溫·艾靈頓·羅賓遜、裏奇利·托倫斯和威廉·沃恩·穆迪。這些詩人和畫家們向鄧肯表示的友好祝賀和熱情鼓勵，大大地振奮了她的精神，抵消了紐約觀眾的冷淡無情。
巴爾拉德為鄧肯找到了一個人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那就是僑居美國的德國作曲家、指揮家沃爾特·丹羅希。
他是紐約交響樂團的音樂指導和首席指揮。他對鄧肯說：“我看過了你的那場演出，主要是效果沒出來，問題出在樂隊上。那支樂隊又小又糟，根本不能與你的舞蹈相提並論。我安排你到大都會歌劇院連續演出，我親自指揮，怎麽樣？”
鄧肯感激萬分：“那太棒了！”
丹羅希為鄧肯的演出，拉起了一支80人的大樂隊。場麵頓然改觀。第一天表演的時候，弗羅曼想找一個包廂，但是發覺全院都已經滿了。這次經驗證明，不管那位藝術家多麽偉大，如果沒有合適的環境，即使是最偉大的藝術也會化為泡影。
鄧肯在台上，隨著那個有80個隊員的樂隊跳舞的時候，實在有無法形容的快樂，她全身的每一根神經都跟樂隊、跟指揮息息相通，連成一體。
樂隊恢宏的氣勢，丹羅希雄壯的指揮，使鄧肯的舞蹈猶如一葉張滿的風帆，在音樂的海洋裏破浪而行。鄧肯感覺內心有一種偉大的力量，聽著音樂，然後布滿於全身各部，想發泄出來。
有時這種力量非常強大，震撼得她的整個心靈差不多要爆裂了，她憂憤滿心，伸出手求上天的幫助，但得不到反應。她成了表現樂隊情緒的一個中心，從她的心靈中射出許多光芒，與樂隊相連。
在舞台上，鄧肯偶爾望見下麵丹羅希袒露的巨大額頭，感到自己的舞蹈恰如雅典娜的誕生，全副武裝地從宙斯的頭顱裏蹦了出來。
樂隊中有一個吹簫的獨吹著“奧非斯”曲中的“快活之靈”，曲調異常悲涼，以致鄧肯呆立在台上，眼淚情不自禁地流了出來。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陽報》星期天增刊上，登載了一篇詳細描述鄧肯表演的長文：
她從腰部以下裹著一幅美妙的帶有中國刺繡的紗羅。她那短短的、烏黑的頭發蓬蓬鬆鬆地卷在裸著的頸後，自然地分開，披拂在兩頰旁邊，像聖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翹起，眼睛是灰藍色的。
許多關於她的新聞報道談到她的身材高大優美猶如成功的藝術品，而實際上她隻有5.6尺高，體重125磅。
“像這樣的舞蹈用不著音樂，”她說，“除非是像潘神從河邊砍來的蘆管吹出來的那種音樂，恐怕隻要一管長笛、一管牧人風笛就足夠了。其他的藝術繪畫、雕塑、音樂、詩歌，都已經把舞蹈遠遠拋在後麵，舞蹈實際上已經成了一種失傳的藝術。如果試圖把舞蹈與另一種遠遠走在前麵的藝術和諧配合，那是困難的、不協調的。我貢獻出我的一生，就是為了使這種失傳的舞蹈藝術得到新生。”
她開始講話的時候，是站在靠近正廳那些詩人坐的地方，而當她結束講話的時候，已經在大廳的另一頭了。簡直無法知道她是怎麽到那裏去的。但是你想想她的朋友艾琳·泰瑞就明白了，後者像她一樣，對於空間是毫不介意的。
她再也不是疲憊不堪、愁容滿麵的女主人了，而是成了一個從一片破碎的大理石中從容自在地走過來的異教精靈，似乎那就是她在世界上要做的最明白不過的事情。
也許她像希臘神話中的海中女神加拉提，因為加拉提在解放出來的最初瞬間，一定是跳著舞的；她又像是披著頭發的女神達英尼，在德爾斐樹林中，從阿波羅的擁抱中掙脫出來。你剛這樣想，她的頭發就披下來了。
無怪乎她這些年站在埃爾金大理石上供英國貴族們娛樂，而又遭到他們半信半疑的眼光，實在叫她厭倦。現在，在你眼前出現的，是一係列的塔納格拉的塑像，是雅典神廟的隊列，是骨灰甕和墓碑上戴花冠的悲哀女神，是酒神女祭司的放浪形骸。看起來你們是在觀看她，實際上你們觀看的是人為技藝尚未插入之前人類天性的全部活動景象。
她整個的一生都在努力尋找許多年代以前失落掉了的，那種在悠久歲月的迷宮中丟失了的淳樸自然。
在我們現在稱為異教的遠古時代，每一種感情都有適當的表現動作，靈魂、肉體、思想渾然一體，合作協調。雕塑家捕捉住和表現出來的那些古希臘男女的形象，簡直不像是人工斧鑿出來的堅硬大理石，你幾乎可以說出他們想跟你說什麽話，隻要他們開口，即使他們不開口，那又有什麽關係呢？因為你心中已經完全明了。
然後，她不再說話，又跳起舞來了，手裏拿著酒杯，變成了一個舞蹈的精靈、一座琥珀的雕像。時而高擎酒杯向你敬酒；時而把玫瑰花瓣撒在雅典神廟之前；時而在愛琴海紫紅色的波浪頂尖上遊泳。
美是真理，真理是美，世間的一切便包括在此。
你在世間所知道的，你所需知道的，隻此而已。
《藝術》雜誌的編輯瑪麗·範東·羅伯茨的評論則體現了鄧肯的祖國對她的舞蹈藝術所能理解的深度：
當伊莎多拉·鄧肯翩翩起舞的時候，人們的精神仿佛回到了遠古時代。
那時，人們以形體之美作為自由表現靈魂的手段，運動的韻律和聲音的韻律融合為一，人體的動作與風和海洋的運動協調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勢猶如玫瑰花瓣的開放，她的腳踏過草地，好像樹葉飄然落地……
在首都華盛頓演出，又碰到了一些麻煩事。原來，幾位聞訊而來的政府部長們，極力反對鄧肯的這種舞蹈，語調頗為激烈。
但是有一天下午演出的時候，包廂那邊突然人頭攢動，氣氛緊張而又熱烈。鄧肯忙問發生什麽事了。
丹羅希興高采烈地說：“伊莎多拉，盡情地跳吧，羅斯福總統親自來啦！這可是個機會，就跳給他看。”
真的是羅斯福總統，他的圓腦袋在包廂裏分外醒目。旁邊那些人大約是警察，麵部嚴峻，目光銳利，令人膽寒。
羅斯福很喜歡鄧肯的表演，在每一個節目演完後，總是帶頭鼓掌，他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
這些部長們從伊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哪些害處呢？在我看來，她像是一個在晨曦沐浴的花園裏跳著舞、采摘著想象之花的天真無邪的孩子。
羅斯福總統這段話，被許多報紙登載，使那些保守的說教者們大為羞愧，而大大地幫助了鄧肯的巡回演出。隨後她所到之處，等待著她的，都是鮮花和掌聲。
巴爾拉德正在為鄧肯雕塑一尊舞蹈石像，題目都取好了：美國在舞蹈。他從鄧肯口口聲聲念著的惠特曼的詩句“我看見美國在舞蹈”中得到了啟發。
可是，沒過多久，巴爾拉德的妻子病倒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美國在舞蹈”一直是個半成品，但巴爾拉德還是抓住了鄧肯舞蹈的本質，把瞬息的閃電傳之久遠。
雖然在美國的表演越來越順，紐約銀行鄧肯名下的存款額也在往上猛漲，但鄧肯還是決定要回歐洲了。她想念著她的女兒和她的學校，這種思念不可遏製。
